1. 《东亚日报》, 2014.06.28
记者: 권재현 기자 kwon jae hyun
[书的芳香:书 vs 书]
战士的反抗,贤者的希望
思想家创造对新世界的展望,文学家则解剖眼前世界的阴影和矛盾。但是,在启蒙时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同一个人身兼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例子似乎很多。尤其是,20世纪,在试图破坏传统世界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时代”里,思想家与文学家结成了近似于“婚姻契约”的关系 。 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却对塑造新世界的失望达到极点,思想家和文学家开始分居,到了后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思想家和文学家分道扬镳了。 这次出版的两本书, 中国现代思想家汪晖的鲁迅研究书《反抗绝望》、Zygmunt Bauman的专访集《希望,活者的义务》, 向我们显示了思想与文学的分歧及交集。。
鲁迅是以《阿Q正传》为有名的作家。 虽然他是一个在多方面活动的有机性知识分子之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位文学家。所以,他创造新的秩序之前,首先要破坏以传统命名的偶像,希望成为一个把匕首剟在积弊(陋习)的“愤怒的复仇者”。 他的笔锋不分朋友、老师和故人。所以,他与将西方的科学技术革命和进化论输到中国的“启蒙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启蒙主义者想:追求理性的人如何可以沉迷于黑暗的鬼神形象来执着血色报仇呢?
汪晖却将鲁迅内心存在的矛盾作为自己思想的出发点。虽然鲁迅投身于民族解放,但他却咒骂这民族该灭亡。他虽投身于民族解放,却咒骂这民族该承受衰亡的厄运。他对社会主义有所倾心,却对革命运动的后果表示怀疑,因为民主主义是以群众统治为基础的,而群众统治有可能比君主专制还要残忍。
一般来说,思想家追求逻辑,可是,鲁迅站在逻辑外之处。 文学家大都梦想悖论,鲁迅则全身心地倾注于改造那分裂的、悲剧性的本能。“中国人勇于私斗,怯于公仇”,这是鲁迅所概括的中国人的病态,为了反抗这种病态,他挺身成为报公仇的斗士。他一面体验着“刨祖坟、翻旧账”的绝望与黑暗,一面仍要举起希望的火炬。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是反抗绝望而梦想着永远革命的战士。
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反抗绝望而梦想永久革命的战士。 与鲁迅形成对照,波兰裔犹太人出身的英国社会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是一位洞明世事的贤者,面对现代性所导致的悲剧性境遇,他从中洞悉了通向希望的道路。对于这位历经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想巨浪的洗礼而大器晚成的前辈而言,文学性的悖论构成了其思想炼金术的智慧底色。
鲍曼认为,现代人的不安和绝望来源于“自由”与“安全保障”这一对概念的钟摆运动。“无自由、有安全保障”等于奴役,“无安全保障、有自由”却意味着混乱和不安。自由的资本主义将扩大个人自由作为一种长期计划,但在计划实行过程中,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也被放大了,为了保障安全,不得不以自由为牺牲,由此导致了个人隐私被全面曝光的病理现象。
把人生当作一项工程是近代的定言命令,反映出来现代人在结构上的不确定性和心理不安,到处充溢着某种“流动的恐怖”。 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了,50年前开始从维持完整状态的“固体近代”,开始转化为追求变动本身的“液体近代”。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把我们的权力和希望交托给国民国家, 但其实只是被一种没有面相的匿名力量所欺骗和耍弄,对于这个不安的世界来说,这更是雪上加霜。
在这种情况下,Bauman提供了“悖论的希望”。 “液体近代”确实产生了“责任的流动”,执掌权力的政府领袖推诿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在破产之后只要捞退休金。但是,在这个社会上,也仍然存在着背负责任的“无权者和被疏远的弱者”,他们就是未来的主体。 他们是谁?他们“把自己的决断当作武器,甘受巨大的危险,欣然接受承担责任的诏书。他们就是“不怕失败,不怕孤独,只追求个人独立”的未来的鲁迅。
2. 《hankyorekreh日报》, 2014.06.29.
记者 han seung dong
汪晖读“鲁迅”:他是一位“永远的革命家”
当代中国存在一系列的现象: 知识生产体系越来越专业化;媒体在脱离行政控制的斗争中又深陷资本控制和消费主义的漩涡; 在社会不平等越来越深化的时代波涛中,一些深刻反思时代悖论的批判性知识分子越来越被处于边缘化的状况之中 , 大学和媒体更多只是不断地再生产适应现存政治经济关系的文化产品 ;对这些情况进行批判的异样之声,则被普遍指责为不理性和缺乏政治正确性。
汪晖,他的无可争议仅仅存在于他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围绕他的巨大争议也反证出他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和代表性。早于1996年,在其著作《死火重温》里,他已经把上述指出的中国现实作为讨论的问题。顺带一提的是,他指出的中国现实与现在韩国现实似乎存在更多的重叠性。
鲁迅,恰好是毕生反抗这些现代性的一个斗士,是克服这些现实的主要来源,这也就是汪晖在《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试图论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汪晖的解释中,鲁迅被视作这样一个人,他不断揭露和批判职业化、制度化、体制化、权力化的知识与社会不平等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并因主张“永远革命”。
在《反抗绝望》的第三版(2000年)里,《死火重温》代替为这本书的导言。《反抗绝望》本来是以他的学位论文(从1982年到1988年之间写的硕士、博士论文)为基础编撰的,打算1989年要出版的,但是,因“天安门事件”而计划告吹了。把《死火重温》当作这本书第三版的导言的原因在于,第一,他觉得《死火重温》讨论了鲁迅问题意识的精髓,第二,用这篇文章来对当时中国情况进行批判性的反省是较为有效的。
这本书是第一次翻译成韩语的,原本是《反抗绝望》的2008年的版本。 这版本还收录了汪晖的《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1998)和《鲁迅逝世70周年专访: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
基本上,《反抗绝望》集中于分析鲁迅的初期作品《坟》、《呐喊》、《彷徨》和《野草》,同时对在中国1980年代围绕着“改革开放”问题展开的激烈的二元试的论争进行批判。在第三版里(2000年)拿1996年的文章来当作导言,这意味着1980年代发生的那个论争当时没有结束,相反,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仍然延续下来了。2010年的`时候,中国媒体再接再厉掀起了围剿汪晖的狂风巨浪。 它的实质是 因为汪晖不断强调鲁迅对革命的忠诚,对现实存在的不平等秩序进行永续批判,对当代世界存在的隐蔽权力关系进行揭露和反思,这深深刺痛了某些人和某些势力,消灭和埋葬汪晖就在情理之中了。 人们对汪晖表示不满而试图埋葬,因为汪晖不断地强调“鲁迅”, 鲁迅通过对制度化、体制化、权力化进行批判来与权力阶层要斗争。
汪晖说:“鲁迅说的革命不是一次性的革命,而是一种“永远革命”。革命者不得不成为一个永远失败的革命者,是因为获得革命成功者很容易变成为维护新的不平等秩序的人。”
鲁迅说:“左翼讨伐他的时候,反抗左翼而为真正的左翼”。 对他来说,不管左右,成功的革命者都是“虚假书生”。这样看来,鲁迅的命运必然是一位永远失败的革命者。因此,“反抗绝望” 似乎变成一种宿命性的东西。 可以说,这种说法与这本书的关键语“历史的中间物”之间存在形成了互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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