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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丽娜尔.吾甫力:鲁迅与20世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

姑丽娜尔.吾甫力:鲁迅与20世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

维吾尔文鲁迅书信集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5期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鲁迅及其作品在维吾尔族中传播近百年,其影响广泛而深远。由此可见,中国各少数民族中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对鲁迅的接受和认同过程,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鲁迅精神"作为人格标识的心理轨迹,少数民族自觉完成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心理特征。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于"在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中重新认识鲁迅",对于使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自觉融入中华民族文学整体框架,都具有积极探索和原创意义。
标题

作者姑丽娜尔.吾甫力,博士,喀什大学教授

一、  问题的提出

在新疆各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特别是非汉语书写领域,探讨鲁迅对新疆多民族文学的影响、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译介研究已颇具规模,填补了"鲁迅与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但因非汉语书写而没有能够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因此,对鲁迅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译介、传播及其影响研究,鲁迅精神对中国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影响研究问题,没有能够得到到应有的重视和挖掘。

1985年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个鲁迅研究会-新疆鲁迅研究会成立,标志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鲁迅研究学术实力。其中,维吾尔族著名翻译家托呼提·巴克一生孜孜不倦翻译鲁迅作品,潜心研究鲁迅60余载。迄今为止,托呼提·巴克相继出版翻译作品《鲁迅杂文书信选》(1990年,37万字)、8卷本《鲁迅文集》维吾尔文译本(2006年)以及15个单行本。他也由于自己一生与鲁迅的心灵交流和精神追随,不仅成为鲁迅研究专家、鲁迅作品翻译家,而且还在创作中秉承了鲁迅风骨,被维吾尔学术界誉为"能读懂鲁迅灵魂的人",也被维吾尔民众誉为"鲁迅的维吾尔族传人"。[②]

新疆远在祖国的西北边陲,但是自汉代以来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交往。在清朝特别是1884年正式建省以后,新疆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交流日益密切,更加紧密的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并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战的重要后方。我们在认识和研究这一历史发展进程时,除了关注行政、经济等方面新疆与中原地区交流以及它对新疆各民族在深层次建立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维吾尔族学者翻译、研究鲁迅作品,通过维吾尔文字想新疆各族介绍鲁迅作品和中原文化,并自觉将鲁迅作品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这一典型案例足以说明,鲁迅与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已不仅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文学现象,而且这也雄辩地说明新疆各族在文化方面与中原地区和祖国大家庭的血肉联系。

本文试以鲁迅在20世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中的译介、传播过程为依据,阐述20世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自觉履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心理轨迹,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对当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对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能自觉地融入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框架做出尝试性探索,在此基础上可以总结中国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在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二、传播和影响过程

(一)鲁迅及其作品在维吾尔族中的传播途径

鲁迅及其作品在新疆的早期传播和介绍有两个途径:一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汉族知识分子的传播,这是主要的也是影响较为深远传播途径;另一个是20世纪初以来前苏联时期对鲁迅作品的翻译介绍及其研究对当时留学苏联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将这种影响带回新疆,扩大了新疆的各民族知识分子对鲁迅的了解和认识。

自1933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如邓发、林基路、陈潭秋、毛泽民等到新疆,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34年8月,在何雨竹等进步知识分子的倡导下,盛世才政府批准成立群众性的政治团体-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反帝联合会创设了平民学校,发展文化工作,如办理印刷业,出版书籍、报刊及各种杂志事项。反帝会出版了《反帝战线》、《新疆青年》等刊物,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宣传教育活动和支援前线运动。

同期,在新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发展新疆各民族的现代文学事业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初,著名爱国人士、《生活周刊》创办人杜重远应盛世才之邀来到新疆工作,之后,著名文学家茅盾、著名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张仲实、经济学家沈志远、报人萨空了等人随杜重远来到新疆。杜重远任新疆学院院长后,这些进步人士都被请到新疆学院讲课,大大提高了该校的声誉和质量。同年8月,著名演员赵丹和一批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抵达迪化(乌鲁木齐),促进了新疆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③]他们将内地的进步的文学艺术思想带到新疆,许多维吾尔族青年诗人和作家深受其影响,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激励人民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反对卖国投降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暴政。

此时,新疆日报社也是中共党人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王小川等10多名中共党人分别负责采稿、编审、出版等部门的工作,使《新疆日报》在宣传抗日救国和革命思想、介绍和转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讲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报社印刷厂还印刷了一批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为推动新疆社会政治的进步做了大量工作。"[④] 其中也包括这些共产党人对鲁迅著作的介绍。

当时的托呼提.巴克就是在《新疆日报》的引导下,开始知道鲁迅、逐步了解鲁迅,并动手翻译鲁迅作品的,对鲁迅作品和为人的尊敬使他倾其一生都与鲁迅和鲁迅研究会解和在一起。托乎提·巴克第一次从《新疆日报》的汉文编辑口中得知鲁迅及其作品[⑤]。当时,茅盾先生担任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新疆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务,在新疆开办多种讲座和讲演,就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繁荣发展各族人民文化建设问题,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艺术问题展开宣传和讨论,其中也包括对鲁迅及其作品的介绍。托乎提·巴克经常去聆听这些讲座和演讲。因此,鲁迅及其作品在新疆各民族中的传播,首先在于《新疆日报》这样具有重要影响的报刊以及茅盾等一批进步爱国知识分子的介绍和宣传。

1939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3周年纪念日。为此,茅盾先生在新疆主办"鲁迅讲座",并与11月7日在《反帝战线》上发表了专门文章《在抗日战争中纪念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一文。1940年秋,林基路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在他的主持下,举行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4周年活动。参加这些活动的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不仅进一步了解了鲁迅,而且在与这些早期共产党人的接触中,思想政治觉悟和汉语水平逐步提高。托乎提·巴克就是因为这些活动的感染开始产生了学习汉语和翻译鲁迅作品的欲望。

受茅盾先生等人对鲁迅先生的宣传的影响和鼓舞,维吾尔族著名现代诗人鲁特富拉·穆塔里甫(Lutpulla  Muttelip,1022-1945)在1942年9月30日的《新疆日报》上撰文说:"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高尔基的保尔·弗拉索夫、鲁迅的阿Q、矛盾的吴荪甫是文学作品中创造人物形象的典范之作"[⑥],由此可知当时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鲁迅作品和其它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了解程度。不仅如此,鲁特富拉·穆塔里甫还亲自为鲁迅塑雕像,由衷地称赞鲁迅是"了不起的文学家、是我们的高尔基"。当时,这些进步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认同,鲁迅被他们誉为如苏联的高尔基那样的中华民族最杰出的文学家,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评价和认可,同时也是也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认同的标志。

同样是在1942年,维吾尔族另一位诗人艾合买提·孜亚依(Ahmat Zyayi 1915-1989)在自己创作的歌剧《热比亚与赛丁》(1242)中就已指出:"热比亚与赛丁的爱情故事是由一个中国的维吾尔族诗人写成并流传给我们。"[⑦]这是中华民族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样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作出的心理归属的选择。这与鲁特富拉·穆塔里甫对鲁迅的认同、托乎提·巴克开始积极学习汉语为日后的鲁迅作品的翻译和传播做出贡献的意义是一样的。因此,当我们说到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时,不仅仅是对鲁迅个人气质、作品风格以及创作技巧的高度评价,而是在那个时代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通过认识和了解鲁迅,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这是日后鲁特富拉·穆塔里甫、托呼提·巴克、乌提库尔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品质。

那些亲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的蹂躏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翻天覆地变化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将这种认同感化作责任感和使命感,一生孜孜追求。即使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与全中国的各民族知识分子一样,遭遇"四人帮"的迫害,但依然坚持自己对党和人民的信念、坚持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念。因此,我们说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心里深层,"鲁迅精神"不仅仅是鲁迅个人的或者是中国某个民族的精神标识,而是超越中国单一民族之上的中华民族整体精神气质的象征。鲁迅的忧患、鲁迅的愤慨和他的傲骨,已经成为中国各民族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

鲁迅作品在新疆传播的第二个途径,是前苏联的影响。前苏联在20世纪初已经兴起的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在20世纪30年代传入新疆。30年代初期,从前苏联流传至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语的书籍中,就有鲁迅的小说。当时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也将鲁迅带到了维吾尔族人民之中,成为宣传介绍鲁迅的文化使者。其中,从苏联留学归国的维吾尔族著名诗人阿不都哈里克·维吾尔[⑧]阅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后,受到启发,将小说的情节变成故事讲述给亲友们听。他还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具有鲜明的启蒙意识、忧患色彩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与鲁迅精神的影响直接相关。

(二)鲁迅的维吾尔族传人托呼提·巴克六十年的追求

维吾尔族学界以及维吾尔族读者之所以将"鲁迅的维吾尔族传人"这一殊荣给了他,在于他一生孜孜不倦地翻译鲁迅作品的过程中,与鲁迅倾心交流,直至他以鲁迅精神为自己的精神,以鲁迅的追求为自己的追求。

如上文所述,20世纪40年代起至今,我们可以将托乎提·巴克的精神历程概括为从了解鲁迅、学习鲁迅到翻译鲁迅作品,最终与鲁迅精神合而为一,成为"鲁迅的维吾尔传人"。托乎提·巴克1942年开始学习学习汉语,并尝试翻译鲁迅的作品。1946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狱中他从看守那里得到了一本鲁迅的《热风》。这是托呼提·巴克首次真正接触鲁迅的作品。尽管因汉语水平的限制,其中的一些篇目并不能完全看懂,但这部作品,给他打开了一扇认识鲁迅的窗子,鲁迅及其作品从此开始深深的印入他的脑海。不久,托呼提·巴克出狱,便四处寻找鲁迅的书,如饥似渴的阅读:"书中那一片片渗透着鲁迅文人风骨和独特见解的文章,深深打动了我,从此,鲁迅在我的心坎里扎根了。"[⑨]

新中国成立后,托乎提·巴克被调到北京。1953年参加了北京民族出版社的筹建工作,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少数民族职业翻译工作者。大量的马列、毛泽东著作、文学、科技和影视作品的翻译,为日后托呼提·巴克翻译鲁迅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7年他翻译完成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但还没等正式出版,全国整风运动开始,他在这一政治运动中遭到批判。1960年他又因被错划为右派被捕入狱。据他自己回忆,正是鲁迅的作品给了他生存的勇气。他在狱中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作品,从中获取对人生的信心。1962年他虽被无罪释放,但"右派"帽子摘不了,一戴就是22年。但托呼提·巴克已经将自己的全部时间用在了鲁迅作品的翻译上。在他的口袋里一直装着在自己用浆糊糊成的两个小本子,一个本子上面写满了鲁迅作品中的格言警句,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另一个本子则随时记下自己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便随时向汉族同事请教。在他内衣口袋的上方,别着一枚鲁迅先生的头像纪念章。[⑩]

197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成立了"鲁迅作品翻译小组"。托乎提·巴克是翻译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的翻译作品从此源源不断出版,197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他翻译的《阿Q正传》,1977年又以"鲁迅作品翻译小组的名义",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的《朝花夕拾》(据托乎提.巴克老人口述,当时出版的是维吾尔文的新文字和老文字版本各5000千册)。在此之后,他陆续完成了鲁迅作品15个单行本的翻译工作。托呼提·巴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翻译完成并出版《呐喊》、《彷徨》、《坟》、《故事新编》、《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朝花夕拾》、《热风》、《准风月谈》、《花边文学》、《诗文》、《二心集》、《三闲集》、《南强北调集》、《伪自由书》、《而已集》、《且介亭杂文》、《两地书》等维吾尔文单行本。由于托呼提·巴克以及其他维吾尔翻译家的努力,鲁迅的作品在维吾尔族中迅速传播,在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学生的书架案头,都可见到维吾尔文版的鲁迅作品。甚至在维吾尔知识分子中,将那些知识广博、思想敏锐且富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人赞誉为"像鲁迅一样高尚的人"[11]。在我国少数民族当代思想文化发展中,人文知识分子在塑造民族整体精神形象、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等方面具有如此作用,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

由于鲁迅作品在当代文学中的多版本特点,这也使得鲁迅作品的翻译版本多,也较为零散。1986年,托呼提·巴克又决定在重新修订以前译本的基础上,出版一套完整的鲁迅文集。1990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杂文书信选》(37万字),受到了大专院校和广大翻译工作者的好评。由此,托呼提·巴克的身影不断出现在大学课堂和各种文化活动中,宣传鲁迅、解读鲁迅又成了他的一项新任务,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像他一样热爱鲁迅、研究鲁迅的维吾尔族教师、学者以及创作者不断涌现。2006年,经过他的重新校注和翻译,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维文版8卷本《鲁迅文集》,并在全国第16届图书节上展览。

2006年6月,鉴于他在鲁迅作品翻译事业上的贡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召开"托呼提·巴克先生翻译作品研讨会",对他的翻译成果给以高度评价。

托呼提·巴克在他六十年翻译生涯中,不仅翻译了鲁迅的作品,更向维吾尔族人民诠释了鲁迅的精神。因此,他的翻译深受广大读者的热爱,鲁迅的作品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在维吾尔族广大知识分子心中已经生根开花结果。

(三)维吾尔文学中的鲁迅研究与鲁迅精神

 1939年茅盾在新疆《反帝战线》上发表《在抗战中纪念鲁迅》,揭开了新疆各民族知识分子研究学习鲁迅的序幕。之后的鲁迅研究就从未中断过。

1981年,托呼提·巴克撰写了《鲁迅作品在新疆》一文,这表明维吾尔知识分子在回溯20世纪民族文学发展历程时,认识到鲁迅及其精神已经是本民族文学中不能忽视的精神元素。这也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自觉地将本民族的文学纳入到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加以研究的见证。这引发了后来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率先开始的新疆各族学者发起的"鲁迅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这一重要学术话题。因此,托呼提·巴克的这篇论文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集体认同的标志性论文。

1985年,在托呼提·巴克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少数民族的第一个鲁迅研究学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鲁迅研究会成立。托呼提·巴克任会长。1990年,新疆鲁迅研究会与全国鲁迅研究会联合发起,在新疆召开"鲁迅与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1994年,新疆鲁迅研究会出版了《鲁迅与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扩大了"鲁迅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这一学术话题的影响范围。1998年,新疆鲁迅研究会召开的"鲁迅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新疆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振坤先生指出:"托呼提同志是维吾尔人民的普洛米修斯!"这不仅是对托呼提本人的评价,也是对像他一样,自20世纪初以来,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自觉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甚至为此而献身的一大批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诸如阿不都哈里克·维吾尔、鲁特富拉·穆塔里甫的精神追求的的高度评价。笔者在2006年8月底对托呼提·巴克的采访中,有两件事至今难忘:一是托呼提先生说到自己在最困难的时期,一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一张床晚上睡觉,白天卷起铺盖当书桌,床底下摆满了译稿。不知情的小女儿拿了一张译稿引火用,被托呼提·巴克看见,他从女儿手中夺下正在燃烧着的手稿,情急之下一巴掌扇在女儿的脸上,女儿的一只耳朵从此没有听觉。先生说到这里眼里噙满泪水。对一个父亲来说,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女儿更值得珍爱?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将自己对鲁迅的精神品质看的如此之重时,这又是怎样一种境界?这又代表了这个民族知识分子整体的怎样一种品质?笔者听完先生的讲述,对维吾尔族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追求油然而生敬意。还有一件事,在采访中给笔者留下印象。1979年,托呼提老人在翻译完茅盾先生的《子夜》后,有一次去北京专门探望了茅盾先生,向他请教了翻译中遇到的的疑难问题。在谈到文学翻译的问题时,茅盾先生告诉他,对文学翻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表达原作的风格和神韵,在一般所理解的忠于原作的直译中,切忌"字对字、句对句"的翻译,尤其是像鲁迅的作品,应该首先理解鲁迅作品的精神品格和风骨。他感慨地说,茅盾先生不仅是中国文坛的巨匠,也是翻译文学大家。茅盾先生和鲁迅先生身上有一种共同的世界精神,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这使后来托呼提·巴克把对翻译鲁迅作品的翻译研究,提高到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这样一个高度上加以把握。这对青年一代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鲁迅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品格的代表,通过他的翻译,在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这也进一步也证明,虽然民族不同、生活地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但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血脉因为鲁迅而得到相互映证、相互诠释。

三、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重新认识鲁迅

托乎提·巴克一生中在认识和学习鲁迅精神方面的顽强追求,他完成的丰硕的文学翻译成果和带来的广泛社会影响,以及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在维吾尔族社会文化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向我们说明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流、维护祖国统一方面所能发挥的特殊作用。这些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发出的独特的声音,引领公众的潮流。他们坚定的风范和信念都具有超越民族、地域的共性,是鲁迅、萨特、赛义德等人精神中公有的东西。

可以说,在近代正是鲁迅及其作品激活了业已存在于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心理深层的精神积淀。我们之所以强调托呼提·巴克等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翻译、介绍在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构建中的重要意义,是因为"知识分子作为代表性任务: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险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12]知识分子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彼此间的理解和信任,创造彼此坦诚对话、共同促进知识繁荣和人类精神的发展的话语空间。因此,中国各民族知识分子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鲁迅精神为共同的人格标识,追求和维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同样具有促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的意义。在当代中国,正是应该将鲁迅精神置于这样的背景,在全国民众中进一步开展对鲁迅作品的阐释和研究,要凸显鲁迅精神对中国各民族精神的代表性意义。鲁迅是属于全中国的,每一个民族中的鲁迅都是鲁迅整体精神的不同诠释,都在使这种精神趋于完善,最终成为能够代代相传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核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如同在沿海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一样,近年来我国的民族关系中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因此,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重新认识鲁迅及其价值,这对于各少数民族建立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并在此基础上整合全中国的鲁迅研究,这对中国文学史、民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必将会有一个重大推进。

具体到新疆地区的文化建设,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考察研究鲁迅在维吾尔族中的译介、影响的途径及特点,对中国的鲁迅研究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延伸。这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鲁迅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要话题的一个积极尝试。同时,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来说,如何自觉地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融入自己的创作和研究中,寻求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家园,在各民族的心理轨迹中勾勒清晰的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过程,使少数民族文学真正融入中华民族文化格局,从中确立自己的地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近一个世纪对鲁迅的翻译、解读和自我诠释,能够成为一个十分有力的参照。

综上所述,通过对维吾尔族现代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翻译鲁迅作品、在心理深层自觉接受鲁迅精神影响的过程和途径的研究,可以透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精神历程,也会催发我们思考在中华民族多元体一体格局及和谐社会构建中,如何发挥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作用。这也是本文提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重新认识鲁迅"这一命题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李振坤等:《鲁迅与少数民族文化》,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85。

2、 托呼提·巴克翻译:《鲁迅文集》(维吾尔文,8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3、 托呼提·巴克:《怎样翻译》(维吾尔文)。

4、 托呼提·巴克著:《翻译经验漫谈》(维吾尔文)。

5、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 马绍玺:《文化撕裂、文化身份与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认同》,云南社会科学,2006,3

7、 赛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8、 王增进:《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①] 本论文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成果,课题编号:10JDJNJD141.

[②] 见新疆喀什地方杂志《喀什噶尔》(汉文)2007年第三期,第20页。

[③]参阅白振声、(日)鲤渊信一等编著:《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北京:中国1992年版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278页。

[④]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60页。

[⑤] 笔者2006年8月与托乎提.巴克老人的访谈记录。

[⑥]新疆喀什地方杂志《喀什噶尔》(汉文)(2007年3期),26页。

[⑦]艾合买提·孜亚依;《阿合买德·孜亚依作品选》(维吾尔文),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9页。

[⑧]阿不都哈力克·维吾尔(Abduhalik Uygur,1901-1933)出生于吐鲁番的一个富商家庭,其父足迹遍及中亚,谙熟维吾尔古典文学,祖母和母亲能歌善舞,擅长讲维吾尔神话故事和传说。他幼时进经文学校学习经文和阿拉伯语、波斯语,阅读了大量维吾尔古典文学作品。1916年他随父亲去俄国经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学会了俄语。回国后在吐鲁番的汉语学堂学习汉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取汉名哈文才。这期间他阅读了汉语古典文学名著《水浒》、《红楼梦》等,后来又读了孙中山、鲁迅等人的文章、作品。1923年他与一批青年去苏联学习了三年。学习期间他阅读了俄罗斯文学的代表作家普希金、莱蒙托甫、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1926年回国后,开始关注农民的反抗,组建"教育联合会",捐资办学,选送一批学生到苏联留学。1931年哈密爆发了反对军阀金树仁的农民起义,阿不都哈力克·维吾尔积极联络各方人士参与,由于叛徒出卖,阿不都哈力克·维吾尔等17人被军阀政府逮捕,并与1933年3月杀害,年仅32岁。

[⑨] 根据笔者2006年8月底对托呼提·巴克老人的采访整理-笔者。

[⑩] 新疆喀什地方杂志《喀什噶尔》(汉文)(2007年3期),26页。

[11] 在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中这是一个共识,笔者在喀什几次听到老一辈知识分子用这样的称呼。

[12] 赛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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