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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为未来而辩论

21世纪经济报道 
讨论的激烈程度表明,我们对于过去和当下的理解,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如何不确定。过去内在于当下,对于过去和当下的理解的不确定导致了未来的不确定。关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社会分化、环境危机以及制度创新等问题的讨论,包含着对于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深刻思考。
汪晖
  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激烈辩论。讨论的激烈程度表明,我们对于过去和当下的理解,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如何不确定。过去内在于当下,对于过去和当下的理解的不确定导致了未来的不确定。关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社会分化、环境危机以及制度创新等问题的讨论,包含着对于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深刻思考。
  
    三十年改革的复杂性
  
    自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它同时带来了社会的再次分化。这些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辩论如何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1970年代中期之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中心的发展主义话语在许多国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这种话语以私有产权、自由市场以及形式民主的理念来批评国家干预以及福利国家传统,反对大众民主以及任何社会主义遗产。在1980年代后期,这一思潮在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强烈反响。在冷战结束以及社会主义体制解体的历史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成为解释改革进程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这种主流话语建立在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私有产权与国家所有权的两极对立上,用这一二元对立的框架来解释当代中国的改革进程。然而这一主流话语,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阶级、阶层以及地区分化。它也并没有给出替代以市场扩张为主要形式的发展模式的方案,而这一发展模式已经导致环境危机以及社会解体。
  
  首先,中国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包含了两个基本的方向:在国内,是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培育企业的决策能力,改革金融体系,推动私有化进程,国家使得市场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在国际上,通过外贸以及金融体系的改革,逐渐将中国带入WTO所主导的全球市场。
  
    这一进程伴随着社会结构上的重大转型,激发了程度不同的社会矛盾。这一时期发生的变化展现了市场扩张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离开国家的政策调整、法律制度以及政治支持,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几乎不可想象。另一方面,市场对于国家的依赖,是权力和市场之间交易的前提。从这个角度,我们发现1980年代和此后改革时期的内在历史关系,并看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市场创造之间的具体互动――市场的扩张依赖于一种“反市场”的力量,即国家干预,而国家正是通过市场扩张来克服合法性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国家的二元对立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市场扩张进程。“国家退出”理论并不能解释自改革开始以来因价格和工业等方面的有效国家政策所带来的巨大成就。它也不能解释在国有资产的大规模产权改革过程中所存在的权力和资本之间的交易,以及严重的社会分化。
  
  第二,自从1980年代结束以来,国家体制所运作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国家体制本身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利益关系已经被完全改变了。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这一历史转变使得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追求与国家的实践之间出现了矛盾。在这一情境中,出现了新的主导意识形态。因而,传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二元对立不能被用来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框架。
  
  第三,1980年代曾有以大众参与来实现社会与国家之间有机互动的努力。在1990年代以后,市场和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取代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社会的概念逐渐被市场的概念所取代,而推动国家体制改革和法律制度转变的动力不再是“社会”或者“人民”,而是国内和国际市场。因而,“政治”的含义自身也就经历了一个重大转变:国家成为主要的执行者,维持市场体系,并根据WTO规定来重构法律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将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全然说
  
    成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将是危险的。中国改革的许多成就,比如说,开放政策从1970年代早期就开始了。于是,有必要对改革的历史作一个详细考察,以澄清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伟大成就,以及那些原因导致中国改革中的社会分化。否则我们可能会犯将孩子和脏水一块泼掉的错误。中国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但也并不是其反例。
  
    更重要的事实是,在知识界展开公共辩论之后,政府逐渐调整了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导向。政策层面的变化至少有如下方面:第一,在1999年开始的关于三农问题的辩论过程中,政府认识到了其早先的农业政策的问题,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包括免除农业税,大量投入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基础设施等等,以缩小城乡差别,尽管其最后效果还有待观察。第二,2003年的非典事件激发了关于医疗卫生体系的公共讨论,政府公开承认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失败,决定推出新的政策。同样的转折也发生在教育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以及其他领域之中。虽然现在作最后判断仍然太早,我们能够说的是,中国已经重新调整了其改革的政策方向。
  
    思想辩论的主要分歧
  
    在上面的讨论之后,我现在转向知识界辩论本身,概括一下知识界辩论的主要分歧。有三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就国家和市场的关系而言,批判知识分子将更多注意力放在观察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上,而不是简单化地从二中择一,站在国家一边或站在市场一边。国家内在于市场,市场的运动与国家相联系;国家退出本身是政治性的。至少有必要从政治分析的角度来对“国家”进行分析。将国家作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并不能说明国家如何运作,也不能界定其他社会力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市场化是在一个放权的过程中实施的。不同级别政府、不同政治机制和市场及不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极其错综复杂,这在公共决策过程中表现为多种诉求。因而,我们能够在“国家活动”中发现大量相互矛盾的导向,在不同层级和不同机构的决策中发现一致性和冲突同时并存。在这个意义上,将 “国家”作为一个同质的分析单位,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建构。
  
  另一个方面则是“去政治化”的过程。这些方面粗略地勾勒出了当代语境中国家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至少表明一个同质性的国家概念并不能建构分析性的范畴。关于国家的多种解释至少表明,像“国家退出”这样的解释是含混不清的说法。同时,重现复杂性的解释提供了政治分析的空间,使得我们有可能既不完全肯定也不彻底否定国家,而是分析包括在“国家”范畴中的不同政治权力。在这个语境中,关键不是在市场或者国家干预之间作选择,而是通过考察国家功能在市场环境中的变化来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思考两者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因而,当一些人开始以市场的名义攻击国家,他们忘记了国家所发生的变化。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退出理论的同时,积极主张国家的功能从发展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服务的国家,强调国家政策应当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将以效率为中心的市场活动限制在某些具体领域之内。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第二点是,就财产权利的转移和私有化而言,批判知识分子反对公共产权和私人产权的二元对立。他们主张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财产权利,将之看作一束权利。正在进行的关于私有化的辩论,或对财产权利进行的澄清,涉及到国有资产的再分配以及这一过程的公平性。这场辩论并不能被简化为私有产权和国有产权孰优孰劣的问题。它也不能被简化为市场规则和国家干预何者更为理性的问题。关键的一点是在改革过程中国家财产如何成为社会化的财产权利,比如说劳动财产权。一些经济学家支持无限制的私有化和
  
    市场化,将之作为中国获得产权清晰的市场的唯一途径。另外一些自由主义者发现中国的市场化并不能产生出自生自发的经济秩序,因为市场并不自由,而是被决定的,其中政治权力的寻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些自由主义者强烈批评现实,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呼唤社会正义。然而,他们同样将问题简化为起点平等或者机会平等的问题,拒绝对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进行严肃的历史分析。这种简化的结果是,私有化被设定为不可质疑的目标。而将私有化设定为唯一可行的形式,压制了其他社会可能性。
  
    分歧的最后一个方面是知识分子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态度:新的财产权体系是否促进大众民主、公民权利和有效抑制“政治市侩主义”,是否能在讨论财产权的同时扩展工人权利?
  
    这是当下知识界辩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理解民主,是否某种参与式民主是必要的,如何处理形式民主?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形式上建立了民主,但是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形式民主恰恰是精英联盟的产物和结果,它缺少一种真正的社会参与机制。因而,与那些将民主教条化的人形成对照的是,有些大失所望的人干脆放弃了民主的理想。然而在当代世界的普遍的民主制――尤其是代议民主制――危机之中,我主张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将民主的重要性扩展到具体的社会情境,而不是将民主看作一种已制作好的和可复制的格式。实际上,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的对照是一个在中国革命中经常提出但没有解决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权利概念是在个人和集体或国家的对立之中发展出来的。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概念与市场自由、私有产权的理念相匹配。在现实中,市场自由和私有产权的概念,经常与特殊利益集团反对劳工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限制市场无限扩展的努力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概念不仅很少提到劳工权利,而且试图取消它,因为劳工权利所涉及的社会分配原则以及对于市场扩张的限制,阻止了个人主义权利体系的扩张。
  
    参与式民主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中的社会运动相关联。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这些运动看作在市场扩展的环境中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比如说,工人争取工作安全和劳工权利的运动,移民争取社会保障和平等权利的运动,某些组织保护环境的运动,等等。这些运动经常发生,但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市场和国家上。缺乏对于社会运动的真正研究和关切,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社会运动包涵了不同的类型和价值,因而产生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形是,社会运动促进了社会权利的扩展。因而社会运动在民主权利的扩展过程中起到了实质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据我所知,在某些草根民主和村镇选举运作良好的地方,保护民主权利的运动也发展得更快一些。社会运动以及地方社会网络的发展之间存在良性的互动。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保护运动都会自动地导向上述权利体系扩展的结果。过快的市场扩张导致原来的社会网络和关系的解体;结果不仅仅是个别群体权利的丧失,而且可能是社会本身的解体。当社会解体和社会运动的征兆同时出现的时候,人们克服幻灭感或形成社会认同是困难的;他们对于精英所提供的认同方案并没有信心。在这个背景下,社会运动经常借助于强国家或者领袖来维持基本的社会权利。新自由主义指责左派对于“平民主义”或者“大民主”的支持和同情,认为后者将导致社会独裁。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他们忘记了或者故意忽视了新自由主义市场扩张如何招致威权主义(小布什的美国是一个例子)的逻辑。在这种意义上,在过去若干年内在中国发生的从经济政策(以GDP增长为中心)到社会政策 (涉及社会正义、社会福利体系和绿色GDP等等)的转变是积极的行动。
  
    思考未来的前瞻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必须做
  
     出三个基本的区分:
  
    首先,必须区分自由竞争、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和现代市场经济生成并起作用的历史进程。根据这个区分,市场社会及其规则,是在国家干预、制度创新、垄断、社会习俗和历史事件的相互关联中形成并起作用的。自由竞争仅仅构成它的部分条件。因而对于市场社会及其现实困境的批判并不等于对市场体系的否定。
  
    第二,必须区分新自由主义市场意识形态(其常见特征是要求完全的国家退出)和新自由主义市场秩序及经济政策(其常见特征是依赖于国家政策与实施)。根据这个区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要求国家采取一种非干预的政策,也就是说,让国家放弃它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义务,放弃它的调节市场活动的经济手段,以及更进一步,切断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但是对义务的放弃本身是秩序和政策安排的结果,反国家干预的口号恰恰成为了政策的前提,其实质是另一种形式的积极“干预”。
  
    第三,必须区分市场的范畴和社会的范畴。根据这个区分,市场的规则和管理机制并不等同于社会的规则和管理机制,而社会民主体系并不等于市场操作体系。国家的民主走向并不等于将国家转化为一个建立市场体系的政治组织。
  
    我再次列出若干前瞻性结论:首先,市场扩张所导致的经济不平等总是和包括诸如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在内的其他领域的不平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争取自由的努力(包括劳动合同自由,交易自由,政治自由等等)必须同时是争取社会平等的努力。完全将对平等的诉求和对自由的诉求对立起来的话语必须被抛弃。
  
    第二,对于垄断化和压倒性的市场专制的反抗并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反”市场的斗争,因为这样的社会反抗自身包括了争取市场公平竞争以及经济民主的努力。
  
    第三,对经济霸权和国际霸权的反抗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一定程度上的贸易保护并不等于“反市场”。与WTO有关的社会运动以及在WTO协商中穷国和富国的斗争展现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那就是,并非从总体上反对国家组织和国家调整,而是以参与性的社会运动来促进包括WTO和其他国际管理机制在内的国际制度的民主化,并进一步在国内经济正义与国际经济正义之间建立关联。
  
    第四,经济运动总是镶嵌在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条件之中的,争取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并不等于是剔除国家政治体制、社会习俗和其他管理机制。相反,对市场条件的保护致力于改革、限制和扩展这些制度,以创造公平互动的社会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争取社会正义和公平市场竞争的斗争并不能被等同于反对国家干预。需要通过社会民主,通过社会对于国家的民主控制,来防止国家成为国内垄断和国际垄断的保护者。在这里,参与式的和大众的民主仍然是现代民主的真正动力。将大众民主与形式民主对立起来的方法必须被抛弃。不管一个民族国家多大或者世界市场多大,争取自由的努力必然将自身展现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努力。
  
    (本文编选自作者在日内瓦论坛上的同题演讲,海裔翻译,未经作者审定。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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