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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

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

斯大林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的电报

人文与社会 2016年6月9日上传;2017年5月8日更新。
本文结合当代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最新研究,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 2013年6月至8月间草成并完稿,10月间定稿。
作者简介: 汪晖
汪晖,1959年生。1988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1年至2000年间参与创办《学人》丛刊,为主编之一。先后担任哈佛大学(199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3)、北欧亚洲研究所(1995)、香港中文大学(1997)、华盛顿大学(1999)、柏林高等研究所(2000)、波洛尼亚大学(2004)等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2)、海德堡大学(2003)、东京大学(2005)的访问教授,以及Positions, The Trac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等刊物的编委。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2007年。主要著作包括中文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2004)、《死火重温》(2000)、《汪晖自选集》(1998)、《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等,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2006)、意大利文著作Il Nuovo Ordine Cinese(2006)、英文著作China’s New Order(2003 Ted Huters译)、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2003)及《死火重温》韩译本(2005)等。编有《发展的幻像》(与许宝强合编,2000)、《文化与公共性》(与陈燕谷合编,1998)等多种。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1]

汪 晖

 

摘要:

本文结合当代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最新研究,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所谓"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是一种"内部视野",它为我们理解这一重大事件的政治决断及其形成提供了线索。这个"内部视野"与其他的"内部视野"在相互纠缠、并置和冲突中共同构成了那一时代政治生成的动力。在东北亚的内部分断、割裂和对抗持续的过程中,需要寻找突破这一格局的政治能量,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仅仅在国家利益的范畴内思考战争,而且需要在政治决断得以形成的历史脉络中探索其进程。本文分析了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有利"的历史条件,以及从人民战争转向国际主义联盟战争的政治意义。本文指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经论证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最深刻地体现了这一命题;但伴随二十世纪的终结,战争与其说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毋宁说是政治失败或消失的后果。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这一命题仍然正确,但由战争促发革命不再是现实。我们时代盛产的是去政治化的战争形式,它既不能体现人的决定作用,也无法区分正义与非正义,从而难以在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运动中产生类似于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反战运动与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那种相互激荡和有力支持。这正是我们重温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所在:即便在核威慑成为现实后,抗美援朝战争和随后爆发的越南战争也并没有像奥威尔设想地那样陷入冷战,而是以热战的形式展开了为争取和平而战的政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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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停战六十周年的今天,即所谓全球化和后冷战的时代,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台湾海峡的分隔状态仍然在持续。这种分隔状态也体现在历史记忆的领域:韩国、朝鲜、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有着各不相同的战争记忆和历史阐释。对比首尔的战争纪念馆与平壤的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参照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叙述,美国对朝鲜战争的近于刻意的遗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事件的不同面影。朝鲜战争始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方面称之为"祖国解放战争",韩国方面称之为"六二五事变"和"韩国战争",美国则称之为"韩战"。中国介入战争是在1950年10月8日,其时美军不仅已在仁川登陆,而且挥师逼近了鸭绿江,故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命名的政治也是记忆的政治。中国军队在战场上面对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包括韩国军队在内的、由十六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相对于越南战争,美国对于朝鲜战争的记忆是模糊的,近于有意识的遗忘,那么日本呢?根据《日本海上军力的战后再军备》一书,日本曾秘密[2]派出船只人员参加战争: "1950年10月2日至12月12日间,共出动46艘扫雷艇、一艘专门用来触发压力型水雷的大型改装试雷船,1200名前海军军人在朝鲜港口元山、郡山、仁川、海州和南浦行动。日军共清扫了327公里的航路和607平方英里的海域。"[3]除了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外,在仁川登陆时,共计47艘坦克登陆舰中,有30艘由日本人驾驶。[4]因此,如果算上日本,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不是16个国家,而是17个国家。2013年7月,日本提出参加纪念在韩国举行的停战六十周年的活动,却被韩国方面拒绝了。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由朝中方面与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军签署。早在4月12日,韩国方面的李承晚总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停战,声称将单独北进,并于4月21日通过北进统一决议,故未在协议上签字。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期间另一位明确表示反对停战、要求大打的是依靠美国保护才幸存下来的蒋介石政权。这两个细节如今也不常被人提起,人们更倾向于批评毛泽东越过了"三八线"。

在过去二十年中,有关朝鲜战争的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结合苏联档案、美国档案和部分中国档案及当事人回忆的出版和公布,学者们按照当代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的新规范研究朝鲜战争、尤其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历史,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名义下,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冷战史研究框架下,形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趋势。在观点各不相同的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一种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其特征是朝鲜战争研究渐渐摆脱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等对立范畴,转而以国家间关系及国家利益为中心,探讨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对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持支持意见的作者强调这场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战争,而持批评意见的学者则认为这场战争除了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外,也加速和巩固了中苏结盟、中美对抗的冷战格局,并使中国大陆丧失了收复台湾的机会。冷战格局是由各种利益关系构成的,其中民族和国家的尺度占据着重要位置,但这并不等同于说这一时代的热战和冷战的动因和动机可以化约为民族的和国家的利益尺度。本文结合当代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最新研究,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所谓"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是一种"内部视野",它为我们理解这一重大事件的政治决断及其形成提供了线索。这个"内部视野"与其他的"内部视野"在相互纠缠、并置和冲突中共同构成了那一时代政治生成的动力。试图将政治决断置于历史理解内部,就不可能像自居于客观地位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在东北亚的内部分断、割裂和对抗持续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寻找突破这一格局的政治能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仅仅在国家利益的范畴内思考战争,而且需要在政治决断得以形成的历史脉络中探索其进程。   

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和战争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有利":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条件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新中国的意义

根据解密档案和当事人回忆,朝鲜战争爆发时,中美双方均无全面介入的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爆发是一个偶发事件。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9月最初明确提出中国可能卷入战争,[5]新中国建立尚不足一年。百废待兴,中共内部的主导意见是不想卷入战争。1949年比较强调的事情是肃清残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级党的机关迅速转变职能,是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是解放军正规化,搞文化教育,是已经提上日程的民族区域问题,更不要说战后的恢复重建了。1950年6月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