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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鲁迅生命观中的科学与宗教

刘禾:鲁迅生命观中的科学与宗教

藤野为鲁迅修改解剖图

《鲁迅研究月刊》2011.3-4期
进化论在清末民初的迅速传播,表明生命科学已蓄势待发,大有取代宗教和文学之势,一跃成为对生命的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学科。当现代生命科学越来越依赖于生物模仿的技术时,文学写实主义也相应地获得广泛的合法性,为我们确立生命的具象和意义。文学写实主义因此成为一种广义的生物模仿技术,与科学主义一脉相承。
作者简介: 刘禾
 刘禾,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执教于东亚系和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1997年获美国学界,艺术界最高荣誉之一的古根汉奖。主要英文专著有Translingual Practic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Tokens of Exchange(编著,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The Clash of Empire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中文著作有:《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等。

清末民初,达尔文进化论不但进入中国,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和世界。对于这一过程,迄今已有一批相当可观的学术研究和讨论。如果还有什么亟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索的问题,我认为,其中之一就是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学想象和文学实践,如何介入了对进化论所提出的生命问题的思考,并引起了社会对这些新问题的广泛关注。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学话语如何一跃而成为探索生命、意识、宗教和科学等意义的一个重要前沿?

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在翻译美国的短篇科幻小说《造人术》的时候,曾经通过日文词组和英文词组 life-germ之间的对译,为晚清汉语引入一个奇特的词组,叫做 “人芽”。他不但试图为晚清汉语创造一个新词,而且还试图打开一个新的想象空间,我在下文会具体分析那篇译文。在这里,我首先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汉字 “人”和“芽”的组合,其实是将不同的生物种类,不论是人,还是植物,都统一在 “人”“芽”一体的细胞概念之中,而这个概念,体现的正是现代生物学有关生命起源的理论。这一生命理论的传播表明的是:当进化论生物学出现之后,如果人们 (包括世界各地的作家 )想要深入思考与生命相关的问题,都不得不面对来自现代科学的压力和挑战。涉及到本文所关注的中国与东亚地区,我们还会看到,作家们之所以及时地关注从欧洲传来的进化论生物学,还与他们生存的国际大环境有关。

我们不妨想象一个情形 :假如文学写实主义和生物进化论有一天突然闯入大家的意识,而且在同一个时间发生,这一体验会不会导致某种心灵的震撼、观念的变革、甚至一场文学革命?我在这里设想的情形,并非纯属虚构,因为它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东亚,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区确确实实地发生了。文学写实主义和生物进化论是作为现代性的孪生现象,一并闯入了大家的意识。 1898年严复所译《天演论》的出版和梁启超对新小说的呼吁,都可以被看作是这重要历史时刻的表征。本杰明·史华慈 ( Benjamin Schwartz)和许多学者都曾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知识群体中广受欢迎,以及欧洲之外的地区对进化论的各种意外的解读或误读,反过来暴露了欧洲自由主义本身被遮蔽的一些大前提。[1]

但经过仔细推敲,我们还会进一步发现,虽然晚清的知识精英毫不隐晦地追求富国强兵的目标,但还必须强调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绝不是这些知识精英对生物学进化论发生兴趣的唯一原因。

我认为,文学写实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同时进入中国这件事,对现代人的文学想象提出了独特的哲学上和伦理学上的挑战,它也是一次历史性的挑战。为此,对这一事件作充分的了解,是相当必要的。不少作家和学者———尤其是佛学造诣深厚的作家 ———都被达尔文、海克尔 ( Ernst Haeckel )、柏格森 ( Henri Bergson)和当时其他欧洲科学家和思想家所创造的概念体系所吸引,这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提出了一些根本性问题,诸如:什么是生命 ?生物的有机体、细胞、变异等概念是否能够通向崭新的生命伦理观?生物进化论能否取代宗教信仰?人们如何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界定真实的存在?而这一切与当时的社会变革的关系是什么 ?[2]

沿着这一思路,再来观察当时的文学写实主义和生物进化论之间如何并行交错,就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某些前提性的大问题,这些大问题都涉及到科学、宗教和社会变革,所以也是现代性的根本问题。文学的写实主义 ( realism) ———另译“现实主义”———很早就得到了文学研究会的追捧,并被看作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支潜在的力量,也被认为是世界文学演变等级中的进步表征,使人们“确信中国文学正沿着西方文学实践所开创的普遍道路而前进”。[3]写实主义小说一跃而成为主流,是因为它能够通过激发和规训读者的想象,在道德教化、认同构成和现代国族建构的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安敏成( Marston An-derson)多年前的研究,即考察了文学写实主义的意义如何随着文化与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而更新,指出它在现代中国既有持久的生命力,但又很难被清晰地定义。[4]我认为,本文拟将讨论的问题———生物模仿说与文学写实主义的关系 ———恰恰是造成写实主义的意义趋向不稳定的要素之一。[5]其中隐含的那种生命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越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长期以来所讨论的摹仿论 ( mimesis)的教科书的范畴。[6]与此同时,反顾二十世纪初以来的生物模仿技术的发展和变化,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探讨文学写实主义的历史意义。


生命的形式 :从模仿说到生物模仿说

现代生活似乎离不开复制技术。进化论生物学的图像手段,以强有力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感官,并向我们揭示了某种未来,即:生命复制与摹仿说之间是否有结构上的相似性?问题是,这种相似性对于我们的理论探索又能提供什么样的启发?模仿的理念在科学家的推动下已有长足发展,它历经了如图表、绘画、三维模型、电子显微图像和数码成像等不同的阶段。科学家还要追求什么 ?他们的目标似乎是要攫取模仿力本身,以复制生命自身的复制过程。随着分子生物学时代的到来,文学 ———以及宗教 ———对有些根本性的生命问题提问的资格,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动摇 ———假如还没有被彻底动摇的话。这种情况与一个多世纪前,进化论与欧洲的自然主义文学相互激励的思想潮流,形成鲜明的对比。事实上,当前国内外文学研究中对模仿论的讨论,很少有人能超越“再现话语 ( representational discourse) ”———即文字对现实的理想模拟 ———那个传统的修辞范围,几乎没有人去留心生物模仿说给文学理论带来的新挑战。当然,批评家可以继续重复那种含糊其辞的、因袭的说法,去解释生命、现实与写作之间的关系。但是,继续沿着老路子走,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因为长期以来,文学摹仿说始终充当着一个移动 的种族文化边界,一边是所谓西方的再现传统(奥尔巴赫的《摹仿论》是其中的代表作),另一边则是西方世界之外的文学摹仿说的缺席,这一局面,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审视。

通常认为,在生命的这个问题上,当代人文学者和生物学者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不过,很难遮蔽的一点是:无论是文学写实,还是科学模拟的视觉写实,两者似乎都离不开对模仿术的依赖。[7]这一独特的情形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德国艺术史学者雷德候 ( Lothar Ledderose)在《万物》一书中,从“模件系统”( modular systems)的概念出发,解释艺术和工艺中的模仿和复制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书法、青铜铸造、墓葬艺术、手工艺、建筑、印刷术的发明等等,都属于这样或那样的模件化( modularity)形式。在他看来,西方传统与中国传统之间根本的差异在于,西方人试图使事物看上去像自然的创造物(即模仿外表),中国人则模仿自然的原理(即模仿本质),而这些原理被证明是可以被量化的模件系统。他写道,“这些原理就像无数生物体的惊人创造。变异、突变和无所不在的演进,层垒在一起,历经漫长岁月,最终产生出全新的形态。”[8]雷德候把艺术视为生物复制的大系统一部分,而这个系统的规律是,永不停歇的复制、突变、变异和繁演。在这个基础上,他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判然两分,两者的界线落在在他想象中的 (西方 )模仿说和生物模仿说之间,只不过他将传统模仿说的种族文化等级次序进行了一次颠倒,似乎模仿本质的文化要比模仿外表的文化更高明。但雷德候的盲点在于,他所依据的生物模仿说其实源自欧洲的进化论生物学。

尽管如此,雷德候把生命模仿说引入艺术模仿说的讨论,仍有助于我们关注一些潜在的理论问题,譬如,分子生物理论和广义的模仿说之间到底有一种什么关系 ?无论我们是否同意雷德候提出的艺术的创造力根源的看法,对于分子生物学以来的生命理论,尤其是它在生物工程方面对文学摹仿说的挑战,我们恐怕不能视而不见。基因工程和生物克隆就是典型的生物模仿技术,但是,生物模仿技术不能局限在生物科学领域的内部来认识,因为它的客观性在那里是不容置疑的。文学、宗教、哲学和生命科学对于生命也有着深刻的关切,从这些角度,我们可以对模仿技术的认识论基础,获得更加丰富和更加全面的了解。在本文中,我把这种广义的涉及生命的模仿技术称之为 “生物模仿说”。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可归纳如下:形式本身———无论是文学的写实形象,还是科学的写实图像———能否抵达生命的真实?这一问题必然把我们引向现代性的一些核心议题,而也正是由于这些核心议题,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才获得特殊的意义。中国和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曾经有过大量的有关生命和物种起源的讨论和思考,我认为,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观察现代性的谱系,以及在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上,重新把握有关生命的重要思想遗产,都有很大的助益。

广义上讲,书写也是一种技术。既然如此,下述的问题的提出就不显得奇怪了:文学写作的技术演化和改进,有没有可能成为类似于显微镜、解剖刀那样的精准工具,以更好地服务于写实的目的?在写实主义盛行的高峰期,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假如我们把现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当作一种生命模仿术来对待,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写作技术往往鼓励某些类型的生命知识、同时也排斥其他类型的生命知识。当然,写实主义的文学写作与解剖图、电子显微镜和数码图像之间的技术差异是巨大的,但这不应该妨碍我们去思考文学写实主义和进化论生物学之间的关系,并对发生在现代社会的视觉模仿和文本模仿的现象,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譬如,文学想像如何在书写的层面上抵达生命模仿的彼岸?再如,当古老的鬼魂和精灵被彻底放逐之后,生命的意义是否也跟着发生了质变?现代人的规训术和驱邪祛魅的努力到底取得了多大的成功?生物模仿说本身有无可能挣脱梦幻、死亡和另类知识的纠缠 ?此外,对生命的形式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在生物模仿说之外是否还别有洞天,是否能让我们对这一类问题获得完全不同的认识?

本文研究的主线是鲁迅,因为鲁迅从他早年对海克尔和生物学的热衷到其文学生涯的最后一刻,始终都对生命的问题保持着浓厚的兴趣。1905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翻译了一个短篇小说《造人术》,就是以克隆( clo-ning)为主题的科幻小说。这篇译作,以及鲁迅关于海克尔的早期论文,可以帮助我们澄清鲁迅是如何思考科学和宗教等问题的,也有助于揭开一桩谜案 :即为什么鲁迅在 1923—1924年的那场科学与玄学论战期间,始终保持了沉默,因为表面上看来,鲁迅在那场引人注目的论战中是个旁观者。这是不是有些不寻常?我经仔细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即鲁迅没有做旁观者。他在 1924年春发表的小说《祝福》,客观上就是对科学与玄学论战的一次强有力的回应。鲁迅以小说创作的方式参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件事,在国内外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思想史研究领域,都没有受到研究者的注意。这个疏忽令人遗憾,其实,在我看来,小说《祝福》把科学与玄学论战的水平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在写实主义的叙述 (即以小说里的知识分子 /叙述人为主线)和《贤愚经》中的佛教文学原型(即微妙比丘尼为另一条主线)之间,创造了充满张力的对峙和无法克服的矛盾。我在下文会进一步论述,《祝福》的文学写实主义的边界,是由微妙比丘尼的高度隐形的叙述声音所划定的。也就是说,这篇小说中以生物模仿说为主导的文学写实主义,一方面极力地排斥佛教对生命意义的掌控,但另一方面却无法摆脱来自佛教文学原型的异声。不过,我们还是先从鲁迅和海克尔说起。


鲁迅与海克尔
周作人在 1918年提出“人的文学 ”的口号后,名声鹊起。应该指出,这个备受赞扬的人道主义概念,恰恰是把生物进化论作为新文学的纲领提出来的。周作人所说的新文学,其确定的特征包括作家通过对现实细节摹写,来研究人类的生活。学者安德鲁·琼斯( Andrew Jones)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追溯了现代人 “对儿童的发现”以及“发展话语”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强调,周作人在传播新文学的 “发展话语 ”以及教育方案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9]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认为,古代中国的小说和戏曲由于不符合写实主义标准,应予抛弃,并指责传统小说表现怪力乱神、奴隶强盗和才子佳人等主题,大大妨碍了人性的自然发展。针对这一状况,他提出,现代文学要对 “人”这个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他强调说: “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10]既然如此,儒学意义上的人的概念,以及其他的思想传统,都统统被要求加以彻底的转换,以翻出新意。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所倡导的 “人”,我们可以把它作为跨语际的衍指符号 “人 /human”来分析,这个衍指符号力图将生物进化论的新义引入汉语,同时有对汉语的“人”这个概念中积淀的儒家旧说弃若敝屣。[11]这个新的衍指符号“人 /human”的塑造,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形成同样激进,它要求作家和批评家在文学写实主义的基础上,确定生命意义的真实,也预示着一种新的生物模仿技术的开始。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每当周作人和其他作家使用进化论生物学来支持文学写实主义的时候,他们对进化论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是停留在望文生义的水平上?微生物、细菌细胞以及胚胎生长等概念,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作家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鲁迅的早期作品为反思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鲁迅曾是医科专业的学生,有生物学的背景,他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往往不把这些问题仅仅视为文学的主题而已,也不把它们仅仅视为永恒的、尽人皆知的哲学命题。对鲁迅而言,生命和死亡是有其具体的生理内容的,其中包括显微镜底下的细菌细胞、血液的新陈代谢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等非常物质的存在。

解剖学与细菌学都是青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的研习科目。除了骨骼学、神经学和细菌学之外,他的课程还包括有机化学、血管学、显微解剖学、病理学、局部解剖学。我们知道,鲁迅曾经自己动手解剖过尸体,并在藤野严九郎的课上学习绘制解剖图。多年之后,鲁迅在一篇著名的回忆散文中,记叙了藤野的一些轶事,并特意提到藤野纠正自己所绘解剖图的细节。当时,藤野把鲁迅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12]

后来,鲁迅在藤野的局部解剖学课上得了不及格的分数59. 3分,也就不奇怪了。[13]藤野为鲁迅修改解剖图的具体细节,已被鲁迅的六本医学笔记所证实。长期以来,鲁迅认为,这些笔记本在他从绍兴到北平的搬家过程中丢失了。但 1951年,这些笔记本在鲁迅的亲戚家中被重新发现,后来保存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这六本医学笔记,完整地记录了鲁迅在 1904年 9月至 1906年 3月之间所正式注册的课程内容,包括藤野所授的课目在内。[14]藤野批改的红色墨水字迹,散布于鲁迅的笔记手稿中,清晰可辨。其中的一处修改,看上去与鲁迅文章中所说画错位置的血管有关。(见图一)

图一:鲁迅医学笔记中的解剖图。北京鲁迅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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