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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我们如何叙述农村--关于新乡土小说的三个问题

左岸文化
“乡土文学”的说法最早来自鲁迅先生,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斐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之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乡土文学”的说法最早来自鲁迅先生,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斐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之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后来也有人将所有关于农村的小说,都说成是“乡土小说”,这虽无不可,但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则是不确切的。“乡土小说”往往以回忆的笔调描绘童年与故乡,虽然不无优美,但在写作主体与“乡土”之间,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农村题材”的说法,来自建国后对文学题材的划分,是与“城市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相对应的,其长处在于将农村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部门加以强调,缺点则在于划分过于简单、机械,忽略了文学的灵活性。今天的“新乡土小说”,应该在继承既往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现农村中的新问题与新经验,并对一些“老问题”做出新的思考。


1、“故乡”的消失

鲁迅的《故乡》是现代文学的经典,它表达了现代中国人,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经验,在这篇小说中,鲁迅表达了启蒙知识分子与乡村的疏离感,这种疏离同时也带着留恋、感伤与寂寞,这种“疏离”不仅来自时间上的距离,同时也来自知识上的优越感或自卑感,可以说是新知识在面对旧世界时的一种态度:一个旧日熟悉的世界,在一种新眼光的注视下,呈现出了它黯淡乃至黑暗的一面,但同时他又不能决绝地弃之而去。在这种疏离感与隔膜感的背后,隐藏着不同知识——现代知识与传统中国的矛盾,同时也隐藏着文化与社会制度的深刻变迁。
在前现代社会,“故乡”或“乡愁”也是文人墨客经常吟咏的题材,但这里的“乡愁”,只是空间或时间意义上的距离所造成的,“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虽然他们也有沧桑感与物是人非的感叹,但这种疏离感是可以弥合的,在主人公与故乡之间,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主人公和故乡、故乡的人们之间,在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上是统一的,在以儒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社会中,在以血缘关系亲疏为序组织起来的“差序格局”人际关系网络中,尽管个人之间也会有差异,但总体上他们之间对人对事判断的标准是固定的,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容纳的,而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却并不是如此,新的知识使他们有了新的世界观,同时也使他们与传统的宗法社会隔离开来,所以在《故乡》中,鲁迅一方面留恋着童年的伙伴与美好时光,同时对现实中的人们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这方面,他的思想与情感是分裂的。
另一方面,在前现代社会的农村有一个乡绅阶层,在政治上他们作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参与乡村的治理,在文化上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承担着维护教化与风化的责任,他们与乡村生活是融洽的,并没有现代知识分子与乡村的“隔膜”。但伴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解体,这一阶层也发生了种种分化,乡村中的文化人纷纷逃离乡村,他们到大中小各种城市定居,而乡村也就成了没有“文化”的地方,或者说是只有旧文化、旧传统遗留的地方。于是,当现代知识分子回到“故乡”,会发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变化、没有活力的乡村,记忆中的美好与现实中的丑陋便难免会发生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迅的《故乡》表达了一种普遍的现代情感与经验,这种经验不同于古代中国,也不同于当代中国。
如果说对于鲁迅来说,他的痛苦在于故乡是“不变”的而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对当前的作家来说,痛苦不是来自于故乡没有变化,而是变化太快了,而且以一种自己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发生变化:迅速的现代化与市场化不仅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改变了农村的文化以及人们相处的方式,而外出打工、土地撂荒等现象甚至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传统农村的想象。
在贾平凹的《秦腔》中,省城作家夏风的身上有不少作家自身的影子,但夏风不是小说的叙述者,而只成为一个被叙述者、一个归乡者,小说的视野没有延伸到他所在的省城,而只限制在清风街的视野之内。在这里,作者之所以没有将夏风设为小说的叙述者,而选择了引生,或许在于他不想以外来者的目光观察清风街,而试图最大限度地以清风街的目光来观察自身,以及所有的外来者。但在《秦腔》中安排夏风这样一个人,一个作者自己的影子,却并非是没有意义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在以家乡的眼光来看自己,在家乡的眼中,夏风是成功的外来者,但同时也是无能的(对村里人的许多事情无能为力)、自私的(比如他对妻子白雪的态度),与家乡有隔阂的(比如无法理解父亲夏天智对秦腔的热爱),我们可以将作者对这一形象的塑造视为对自我的一种反思。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对故乡态度上的内心矛盾或精神分裂:一方面他试图以自己的眼光写出故乡,另一方面也试图以故乡的眼光写出自己;一方面对故乡的衰落深感惋惜,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时代的变化使这一衰落成为必然。
如果说贾平凹在《秦腔》中,表达了面对故乡时的痛苦与难堪,那么郭文斌在小说集《吉祥如意》中,则充分表达了一种诗意化的乡愁。他的《大年》、《中秋》、《吉祥如意》等作品,将“乡愁”与“禅机”结合在一起,颇有韵味,而且其“乡愁”是丰富的,既有对故乡的怀念,也有对童年生活与传统民俗的回忆,交织在一起如一幅幅云锦。然而这种诗意化的表现,来自于作者将写作的视角限定于回忆,一旦触及到现实,便会呈现出尴尬的一面。
对于鲁迅来说,“故乡”还处于远方没有变化,而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不变的“故乡”只能存在于内心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故乡”已经消失了,与“故乡”相联系的一整套知识——祖先崇拜、宗族制度、民间风俗等等,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已经或正在慢慢消失,而这一变化对现代中国人的影响,似乎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与表现。

2、土地:问题的核心

土地问题是传统中国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但在当今关于农村的小说中,很少看到直接涉及到土地问题的小说,这首先或许在于经历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以及“承包到户”,中国的土地问题不像历史上那么尖锐突出了,另一方面或许也在于,对于当今的作家来说,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
《秦腔》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农村的荒芜了。这里的“荒芜”,既包括土地的荒芜,也包括人的荒芜——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都离开农村到城市去了,在农村里剩下的只是老人和孩子,整个村庄暮气沉沉。
小说中村里不少土地都撂荒了,夏天义心疼荒了的地,为此以较高的成本租种了俊德家的土地,但他一个人的力量使有限的,后来村里两委会收回荒地和另作他用的土地,由村里人承包,而又由承包人转租给外乡人,从中收取租金。但在由谁承包上没有明确的规定,村里仍有不少荒地,后来夏天义在“各家的地里查看,凡是荒了的地,或者在自己分得的地里起土掏取盖房用的细沙的,挖了壕打胡基土坯的,或者像书正那样,在地里修了公公厕所的,或者老坟地以前平了现在又起隆修了墓碑的,一一丈量了面积。又将谁家在分地后嫁了女,死了老人或出外打工两年不归的,和谁家又娶了媳妇,生了孩子的一一统计。”然后他拿着材料,请夏天智写了一份建议书:为了使每一寸土地都不荒芜,使每一个农民都有地种,公平合理,贫富相当,建议重新分地。
他拿着这一建议,征求村里的人签名,但大部分村民不愿意签名,这里有涉及到自身利益者,也有对“分地”甚至对夏天义的历史抱有偏见的,后者中最典型的是书正:
“书正看见了夏天义,放下锨,坐在塄上吃旱烟,打老远就说:‘天义叔是不是让我签名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签过名,现在什么社会了,你还搞运动呀!’夏天义说:‘谁是搞运动呀!’书正说:‘天义叔,你真是个土地爷么,一辈子不是收地就是分地,你不嫌泼烦啊?’”
在这里,“重新分地”联系着“土改”、“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等历史记忆,正是由于“合作化”搞运动的失败,使书正的讽刺深深刺伤了夏天义,他作为以上三次运动的村领导,直接经历过政策的反复与变化,这使他的威信受到相当大的挑战,但也使他深深知道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在新的时期正是对土地重要性的认识,也使他敏感于时代的变化与土地的撂荒,从而提出了“重新分地”的建议,不过这一建议却被搁置了。
王祥夫有一篇小说叫《五张犁》,五张犁是一个人物的名字,现在很多农村里的地都被征用了,被用做建高尔夫球场等,五张犁是农村里以前干活的一个好手,他们村里的地也被征了,但他出于对土地的热爱,每天还到他以前承包地去干活,把原先属于他的那块地种得特别好,后来还把人家要种的花都拔掉了,别人说他是“神经病”。这篇小说写的就是他对土地的感情,被剥夺土地之后那种无奈的、绝望的情绪。
陈应松的《弥留》讲述“父亲”在弥留之际,一一回忆起亲人所遭受的灾难,以及由这些灾难引起的家庭内部的伤害,在作者隐约的叙述中,灾难与伤害都来自于土地“集体化”,这就引出了小说最后的结尾,“父亲”死不瞑目的原因,是想最后想埋在一块属于自己“私人”的土地上,但这样的要求是村长也无能为力的。这篇小说在艺术上不是很成功,但提出想有一块属于自己“私人”的土地的想法,现在是很新鲜的,虽然理论界不断有人提出“土地私有化”,但在小说中这样直接地表达出来是很少见到的。阎连科的《受活》以加入合作社、要退出“合作社”为小说的主要线索,但没有直接提到“土地”的问题。在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描写“合作化”的小说的落后农民那里,会坚持“私有”土地而不入社,他们也常常是被批判、教育的对象。而在经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现在,以渲染苦难而争取“私有”土地的形象和小说,是很少见的,这既是一个老的话题,也是新鲜的话题,这个小说是有相当价值的。
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但在文学中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与反映,美国人韩丁的社会学著作《翻身》、《深翻》、《大逆转》三部曲,以山西张庄为中心,对中国农村从土改、合作化到“承包到户”的整个过程有着深刻的反映,既写出了历史的复杂性,也让我们看到了革命成就的来之不易,很值得我们反思,在中国土地制度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如果不从土地这个核心的问题入手,我们将很难深入认识农村的整体面貌。


3、新的问题与新的经验

当前描写农村的小说,大多仍局限于旧的主题,对于新出现的问题却并不敏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当前农村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比如全球化市场与中国农村的关系、粮食安全与耕地问题、农业与农村的“工厂化”或“空心化”、转基因食品与跨国公司的控制、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带来的影响等等,而不少作家视而不见,应该说这一方面与作家的思想视野过于狭窄有关,另一方面作家也可能尚未找到适合的艺术方式加以表达。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表达上述问题,但在这些问题出现之后,中国农村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了,它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也使旧的因素在新问题中得到了新的表现或组合,如果没有新的视野,不仅无法理解当前的中国农村,更无法创作出具有新意的大作品。
在这方面,反而是文学之外的著作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在《寂静的春天》中,我们可以看到,化肥农药的施用对自然与人类自身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在《失窃的收成》中,我们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如何通过控制种子等的价格,造成了对印度底层民众与自然环境的巨大伤害;而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血腥掠夺。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些,甚至无法理解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因为这部著作并不是只有“过去现在未来时”,而是饱含了拉美国家底层民众的苦难与血泪。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些问题并不是只发生在纸面上,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近两年发生的大豆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正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了中国的大豆市场,东北的大豆种植被冲垮,而进口的又都是转基因大豆,这一方面对中国的大豆产业造成了损害,同时对消费者的健康也会造成消极的影响。
现在也有一些作家关注农村中的新因素,鲁敏的《颠倒的时光》写青年农民木丹夫妇种大棚西瓜的经历,作者没有着重写他们经济收入的提高,或者劳动的辛苦、生活的困窘,而重点描绘了他们对“颠倒的时光”心理上的不适应,由于蔬菜大棚的出现,正常的四季循环被打破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几千年来的农耕习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这里被完全颠倒了过来,这给木丹带来了精神上的困惑。在这里,小说触及到了当前农村中所面临的新问题,而且以独到的角度提了出来。如果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大棚”的出现是一种飞跃,可以给农民带来更多效益,但如果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内在的和谐来看,却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木丹在这一过程中的矛盾。
在《荞荞的日子》、《淋湿的翅膀》等小说中,胡学文描述了市场经济进入农村后,对人际关系以及人内心的影响。比如《淋湿的翅膀》,小说中的故事与人物都是新鲜的,是对当下农村经验的敏锐捕捉。其中有对农村中旧式人物的刻画,比如赵美红让人想到赵树理的“小飞蛾”,莫四这样的村长也是常见的,但这些人物既然置身于新时代,也会有新的变化,赵美红最后积极参加维权,莫四苦恼于造纸厂与村民的矛盾,便是他们的新颖之处;对新的人物与新的人际关系的把握,更是这个小说的长处,艾叶与小如的关系,独眼婆与儿子的关系,都是市场经济在农村中引起的新变化,而在马新的“维权”中,既有阶级意识的觉醒,也有投机取巧的因素,最后则演化成了个人利益的交换,充分表现出了复杂性。正是这些复杂与新颖之处,显示出了作者独到的“发现”。
对于当代中国农村来说,经验不是“自明”的,并不是待在农村就能够对农村有整体性的理解,只有打开新的理论与历史视野,才能有新的发现与新的可能性,也才能更加深入农村的“生活”,希望“新乡土小说”能为我们提供更多丰富而新鲜的经验,能为我们提供更多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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