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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文选

沙飞:文选

鲁迅在全国木刻展览会场

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南澳岛》组照说明,爆铜工人,我的履历

沙飞的一些摄影作品:见 http://wen.org.cn/modules/news/view.article.php?a218

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

--上海通讯--: 一清早我就去挂横额,因为没有梯,所以要由二楼的窗口爬出来拉索,街上早围了一大堆人。这时一个年青的姑娘来问我木展何时开幕,我详细告诉她后,她说回头带朋友们来看,带着快乐的笑容,走时还说一声"谢谢你!"我那时空虚的心已经充实了。可是开幕不久,来了两个包探诸般留难。第二天,又来了两个浪人,在会场中座谈了好一会,鬼鬼祟祟的使全场空气异常紧张。我们都有点张皇,但是我们断不致为此畏缩的。可是在反方面,我们得到好些日本人的同情。一位叫鹿地亘的作家 和他的 夫人池田幸子来了,她说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她曾翻译过光明创刊号上的夏衍的《包身工》给日本的出色杂志,他们俩都迷恋着新兴的中国木刻画,认为是最足代表中国现社会的艺术,最后要我们替他们合拍一照片。不久又来二个西人,一个西妇,两人因不懂中国字,很快就跑了。这,使我们很后悔不把画题翻成西文,但那位西妇万分小心地逐张地看,并且在目录上写下了符号,原来她懂得中文会说中国话的一位"中国呼声"的女记者,并要我们和她通讯,这使我快乐极了。作家编者孟十还和良友的赵家壁以及其他许多闻人都来选画,真是热闹。全国木刻展览会

第三天,最后的一天-- 十月八日 ,十二时半,我去食客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 鲁迅 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在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青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个照片。不久昨天来过的那个女记者和两位美国人一同来选画,她早已认得鲁迅的,一见面就很亲热的握手,然后再坐下来谈话,这时我又焦急起来了,站到他们的对方又偷摄了这一幕,因为是难得的机会啊。 鲁迅 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与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

原载 1936 年 10 月 28 日 《广州民国日报》

 《南澳岛》组照说明

1936年11月《生活星期刊》发表沙飞组照《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7幅作品),说明文字:"南澳岛在粤省东北端海岸附近,介于厦门和汕头的半途,因为距离台湾很近,又是控制闽西南和粤东的门户,所以成了日人南进中的一个目标。本年粤西南的伪军自治运动和某国军舰的窥探,已经使这个平静的小岛受到严重的威胁。本页各图显示该岛的一般形势和人民生活情况"。

1937年6月《中华图画杂志》发表沙飞组照《敌人垂涎下的南澳岛》(7幅作品),说明文字:"在汕头的东南海面,有一个海岛,面积160方里,居民三万多人,大部分靠着渔盐生活。那便是这里介绍的南澳岛。明代倭寇猖獗的时候,南澳曾屡陷寇手,经戚继光俞大猷攻破寇巢,筑三座砖城,置兵屯守,才把倭寇打尽。清代置总兵一员驻守,为潮汕屏障。民国以后,改设南澳县,惟守备废弛,从前要塞,悉成残败不堪的废垒。一日海疆有事,南澳是极其危殆的。自敌人南进政策积极实施以来,我国东南海面的险要岛屿,都想攫为彼方海军根据地。南澳距台湾不到400海哩,扼闽粤两省门户。敌方久已看作他们的囊中之物,最近由台湾派遣许多浪人,率领南澳土人之在台谋生者,回南澳活动,多数浪人,甚设法入赘土民的家里,藉婚姻关系,培植侵略势力,一面引诱土人,入他们的国籍,或受雇做工,充其爪牙,一面在附近南澳之小岛,建立走私机关,驳载由台湾琉球运来的大批私货,向潮汕一带倾销,以破坏华南海关的壁垒,同时派遣渔船入南澳内捕渔,乘机探测水深,以备战舰之进驶。6月16日 申报汕通信,即有某国黑色军舰开入南澳港内,从事探察工作之记载。我国若不严为防范,等到他们根深蒂固,那就驱除为难了。总之在敌人侵略之下,无论在内蒙、在华北,在闽粤沿海,到处充满了可怕的阴谋。我们惟有统一全国力量,上下一心,建设牢固的国防,进而收回已失的土地,给予敌人当头一棒,以警醒其侵略亚洲大陆的迷梦!"

 《渔光曲》
[人文与社会:上图为沙飞《渔光曲》,即南澳岛组照之一]

 

爆铜工人(三百六十行)

 

那真是一个又肮脏又气味恶劣的工场,那里有四条皮带在那狭窄的小屋子里伸长了头颈似地急转,四部爆铜机器日夜不停地在摩擦,在工作屋子里弥漫着青兰竹布尘埃与铜屑的灰尘,它能使你眼睛都张不开来。但是在这四架爆铜机器和活动皮带的旁边,却站着那浑身乌黑,连嘴脸都弄得漆黑的爆铜工人。他们就站在那皮带的边上,捏着一些铜器,放在那急转的青兰竹布的轮盘上,嘶哑地摩擦着,当铜器一碰着那青兰竹布的轮盘的时候,便迸出很多很多蓝色细丝的灰尘,那些灰尘,便吸入他们的肺管,停留在他们的头上、脸上和赤露的胸膛上,并且飞散开来,落在地上。铜器虽益发亮了,而这些有血有肉的工人却已吸饱了灰尘,他们已变成了"鬼"。据一个在工作的工人说,他在这小小的工场已经做了七个年头,早晨六点钟,便开始在皮带边上呼吸蓝布的细丝和灰尘,一直到晚上八点钟,才使你放手。一年 360 天,除了过节过年、生病老死,你便得闷着头去呼吸这充满铜屑灰尘的空气。至于说工钱,在三年半学徒生活里,是一个钱拿不到的,到满了师头两年,也只可以拿三四块钱一月。和我说话的那个工人,已经干了七年,现在也不过十三四块钱。我对他说,"你们这样生活不是很苦吗?""要吃饭有什么办法。"他用了很郑重的声音回答。我到是能体味到这悲愤的语气的。在他旁边,我看见两个学徒,一个手脚皮肤全都被克罗米药水烂黄了,另一个双脚浮肿,他们也在过着"不是人样"的生活。 1937 年 6 月 16 日

 原载 1937 年 6 月上海《国民周刊》

 我的履历

 我是一个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生长于广州,原籍是广东开平。父名司徒俊勋,在广州经营商业。

八岁时即进市立初级小学读书。一直至十九岁高中毕业这一阶段,家庭的经济状况是不坏的。虽然弟妹年渐增多,父亲的负担日重,但生活上极力节省,七岁以上的弟妹,还是都能进学校念书的。

在学生时代,因为是处在广州,故"五四"、"五卅"、"大革命"虽因当时自己年幼识浅,但多少还是受到一些影响的。这时期,特别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教育和奋斗创造的精神使我易于接受。

十九岁时,因父亲商业破产,而家中弟妹成群,生活难以支持下去,迫使我将升学的志愿抛弃,而迅速地找寻职业。所以旋即投考无线电专门学校,半年毕业后,即在汕头电台工作,将月薪支援家庭生活。

职业是解决了,而这只是我生活之手段,我是爱学习,爱追求光明与真理的,但这时期我所学习的,都只是新文学。当时,鲁迅、茅盾、郭沫若等的作品,对于我的革命思想的启发,是起了极大作用的。当时我想做一个革命的文学青年。

"九·一八"、"一·二八"以后,我又爱看新的杂志,如《大众生活》、《现世界》等,并间或看一些社会科学的入门的小丛书了。但毕竟文学艺术给予我的影响较大些。我又爱上电影和木刻了。将来做一个革命的木刻工作者呢?电影的编导呢?还是文学青年呢?我徘徊在三叉路口了。不久之后来,我在外国画报上看到了几张好的新闻照片,使我十分感动。但当时国内出版的画报却是无聊帮闲的甚至是反动的。我认为摄影比木刻来得真实,而电影虽好,但必须有大的资本和后台老板。从事文学的人是很不少的,而摄影是非常重要但却没看到过有一两个进步的摄影家。社会上一切的人们都把这一工作看成是消闲娱乐的玩意。我不满于当时的摄影和画报工作,更不满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因此我决定站在革命的前进的立场上,为民族的解放、人类的解放而牺牲一己,与黑暗的旧势力奋战到底,并决心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用摄影作为斗争的武器,通过画报的发表和展览方式去改造旧社会,改造旧画报,同时改造自己。 -- 但当时只想到改变自己的生活。

我开始学习摄影了,但机子和材料不能不支出一笔钱,因而就不能不影响到微薄的家庭费用,以致引起父母弟妹和亲友的不满,他们也认为这是娱乐是浪费。而我的妻子(一个比较进步些的知识分子,曾经同情并鼓励过我做一个文学青年的女友)和较相熟的前进的青年朋友也都反对我学习摄影。他们的理由是只有文学或木刻是前进而可以学习的。摄影是坏东西,没有前途,只是浪费。特别是我的妻子反对得最激烈,经常因此而吵闹,甚至以离婚来威胁,但她想不到我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下了最大决心,以此为自己终身的革命事业和斗争武器,再不能随便改变志愿的了。

我忍受了一切痛苦和非难,埋头苦干了两年多,从黑暗中摸索出一些门径了,在新闻摄影的学术和技术上打下了一点基础。

1936年秋看到了沈章邹陶四君子与中共领袖商谈联合阵线的信(从前进的刊物上),看到了抗战形势的将临,这时又适值二弟、三弟都从专门学校毕业,二弟可以当中医生,接替我的位置去维持家庭生活。于是就下了决心立即奔往上海去。

到上海,因一时未能找到摄影记者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又因感到需要有美术绘画渗透于摄影木刻中乃能更生动有力,故即进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求学,一面投寄一些照片和通讯给前进的刊物,以稿费来换取摄影材料之所需。因为从事摄影和木刻工作,遂与鲁迅、鹿地亘等中日作家相识,向他们学习,请他们帮助。

鲁迅先生逝世后,我因发表鲁迅遗像,即为反动的学校当局所不容(当时我还没参加任何组织)而被迫退学。

这时适值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的陈依范先生,因看到我的摄影有进步的内容,遂选了一部分介绍到苏联去发表,并鼓励我继续努力,要我有更多作品参加1938年元旦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艺展。并希望我回华南去收集一些艺术作品准备送往苏联展览。因此之故,我即折回广州,举行个人摄影展览(内容是 鲁迅 先生生前死后的二十余张,国防前线南澳岛的形势及人民生活共二十张,大众生活照片五十张)与广州艺术工作者发生联系。而这影展的一切材料费则是由美专较前进之同学及名木刻 家李桦 先生等所借助。这次的影展,确实是改变了中国旧影展的面貌的,因而获得了许多好评(因为展览会起了很大的作用: A 、扩大了 鲁迅 先生的政治影响, B 、南澳岛形势的照片使同胞提高了民族警觉性, C 、大众生活照片使观众提高了正义感和对现社会之不满)。但这次展览会却使我在经济上负了一笔也许是永远还不清的债。因为当时我二弟虽然当了医生,但是新招牌,以至入不敷出无力相助。妻子虽也有职业,但她非但不援助,并更轻视我,她认为干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便提出了书面离婚来,而这时候,一个投机商人却把我作为对象,找我商谈在广州用沙飞两字的名义开一间美术照相馆,他出三万元资本来办,每月给我五百元的月薪。他说用这名义可以号召全市青年学生来照相......

我的家庭和一切亲友都劝我接受。即使不愿意也可做一年,把债还清了还可有本钱去做自己要做的事业。

生活的压迫,妻子的威胁,商人的利诱和自己的矢志不移的愿望,发生了极大的矛盾。这矛盾曾经使我动摇过,痛哭过甚至企图自杀过。但是因为随即记起了鲁迅的一言"能生,能爱,才能文"和托尔斯泰的"不要让现实的大海把你毁灭"。于是我才以衫袖揩干了热泪,执起笔来,写下这么八个字"誓不屈服牺牲到底"然后大笑起来,回了妻子一封同意离婚的信。天亮后立即就赶乘早车到香港去,请求友人郑未明君(即名木刻家野夫同志,当时他是天一影片公司港厂的布景师)给我以援助。结果就将我的摄影机让给他而换回了八十元的港币。再折回广州,以十块钱的代价到旧货摊上买了一架破旧但还可勉强使用的F4.5 1/250的摄影机。而这时候适值那商人又来劝诱。但当时我因缺乏修养只凭高度之憎恨,遂当面给了那商人一个无情的耳光。这商人挨打后,就立即反转脸皮,骂我展览鲁迅照片是反动分子,要到公安局去报告。他走后我想事情不妙了,且将会连累家人(当时我住在家中)迫得出走,但是回沪呢,人家知我来沪滨,码头车站恐有警探,匆忙间乃决计入桂一行,即令母亲和妹妹代焚前进书籍,自己收拾行装,时家人惶惧悲涕,父亲告以今后勿再回家,二弟则摇着无语而别。

到桂林后,幸得进步青年及西大教授如千家驹、尚仲衣等同情与援助(过去不认识的新朋友),同时展览照片全都是现成的,无须耗费金钱,故影展遂得顺利地举行。

不久"七·七"事变,我决心立即北上至华北战场,收集材料,千家驹、尚仲衣、邓初民 诸 先生闻之十分喜欢并热诚地慨然捐助我以不少的路费和材料费。且还写了许多介绍信给太原、保定、延安、西安的友人,要给我以援助。

我在八月底到了太原,住友人温健公家,他劝我放弃摄影,仍做无线电台工作,我则要求干摄影记者工作,并要到八路军中请其为我作介绍,但他坚持目前电台工作较重要,叫我仍住在他家里,等他的电报,他即往保定去了。

我讨厌住在他家里,乃商得宋维静(健公之妻)同意,到牺盟的少年先锋队中住几天,一则探尝军事生活,并看看红小鬼(东征时被晋军所俘虏者),因为从丁玲的那篇《一颗没有出膛的子弹》里,知道红小鬼是非常活泼顽强十分可爱。另一方面又可以拍些新闻照片。

三四天后,健公即来电,我即随宋维静一起赶往保定去。但到时适值日军已迫近保定,国军后撤正定石家庄,而八路军却在平型关打了胜仗,消息传来使我非常兴奋,冲动,但又十分苦恼。在保定两天,又与宋维静折回太原,而全民通讯社周巍峙同志已听说我对摄影有些经验,即来找我要我去当摄影记者到八路军中去。商得宋维静之同意,我即辞去健公方面所将要给予我的职务。

到全民通讯社的第二天,经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同志之介绍,以记者资格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再转往115师去收集平型关胜利品等新闻照片和通讯材料,两星期完毕即回太原发稿。

不久太原危急,国军主力南撤了,但闻八路军将留下少数游击部队,在五台山打游击,并创造抗日根据地。我遂又回到五台山来,找到了聂司令员介绍到杨成武支队去收集材料。

军区成立后,聂司令员去电一分区,叫我回到阜平帮助编辑抗敌报,因此我立即赶回军区来,参加政治部工作,任编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编报至1938年5月,因病休养两个月,7月出院即到四分区抓拍新闻照片。回到军区在司令部洗照片向外寄发。不久十月即反围攻,乃随王部长到一三分区收集战斗材料。12月底回来洗照片发延安。

1939年2月军区成立新闻摄影科,我即调任摄影科长之职,至今未有调动。

注:沙飞于1942年3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向党组织递交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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