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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去政治化的政治--汪晖

选自《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2008
“过渡”是当代中国社会讨论中的关键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它预设了现实的不平等过程与一个最终的理想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用国家干预的存在来拒绝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完全不得要领。中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是在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克服自身的合法性危机的过程中形成的。
汪晖 新自由主义
二十世纪似乎提前在一九八九年那一年终结了,但历史依旧延续。这一年在北京发生的事件成为苏联和东欧解体的触发点,成为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开端。[1]中国社会没有发生苏联、东欧式的解体过程,从而社会的变迁采取了某种延续的形式。如果以简略的、因而也是不完备的方式概述这一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在国家权力结构的延续形式之下推动了激进的市场化过程,并在这一国家的政策主导之下,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积极参与者。这一延续与非延续的双重特点形成了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特殊性。新自由主义有时以反政治的方式(或反历史的方式,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方式)表达自己与国家的矛盾,但这一方式丝毫不能掩盖它与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之间的事实上的牢固联系。新自由主义依靠超国家的和国家的政策力量和经济力量、依靠以形式主义的经济学为中心的理论话语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它的非政治和反政治的特点是依靠与政治的内在的联系形成的。[2]没有这种政策或政治的前提,新自由主义就无法将失业、社会保障的丧失、贫困人口的扩大以及其它社会分化的现实掩盖在“过渡”的神话之中。“过渡”是当代中国社会讨论中的关键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它预设了现实的不平等过程与一个最终的理想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用国家干预的存在来拒绝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完全不得要领。中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是在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克服自身的合法性危机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理论的层面,一九八九年以降交替出现的“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包括各种民族主义叙述中与现代化论述最为接近的部分)都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存在密切的、这样的或那样的关系。这些名目的相互替换(甚至相互矛盾)显示了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权力构架的转变。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强势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它渗透在国家政策、知识分子的思想实践和媒体的价值取向之中。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现实,它没有能力描绘实际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但又不是与实际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无关。因此,我的目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话语(自由市场、发展、全球化、共同富裕、私有产权,等)与社会进程之间建立历史的联系,揭示它的内在矛盾,尤其是它的表述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非常明显,在当代世界的不同区域,如北美、西欧、俄罗斯和中国,新自由主义各有其自身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形态。历史条件的差异决定了:仅仅在抽象的层次上概括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特点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规范式的理论叙述难以洞悉新自由主义的真正内涵。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历史分析,揭示中国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得以建立的独特的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国家政策基础、意识形态状况和国内外的舆论氛围,分析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各种不同的形态及其内在的矛盾,以及围绕着新自由主义问题而展开的各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的批判。针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实践和社会运动包含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激进的、温和的和保守的要素。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的主要任务就是避免这些要素向保守的方向(包括那种试图回到旧体制的方向)发展,并努力促成这些要素的转化,使之成为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争取更为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的动力。

从1989年、特别是1992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思考这一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试图在一个广阔的图景中理解当代中国的现实,以及知识分子的角色演变。一九九四年初稿、一九九七年修订发表的长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就是我的最初思考。[3]这篇文章主要记录的是我在一九八九年以后对于大陆知识界的相关讨论的一些记录、观察和思考,也是对我自己的思想进行一点反思和自我整理,说不上是一篇严密的理论文章。从一九九四年至今已经六、七年了,我在从事历史方面的研究的同时,也很想再写一点有关当代问题的文字,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章就是我对相关问题的再思考。无论与我本人的观点是否相同,我对各种不同观点均抱有对话和讨论的意愿。我会在稍后的时期陆续修改本文,对所论及的问题、论点和资料,加以增补修订。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九年的经济改革是一个范围广泛的变革过程,用“革命”一词来描述这场变动的深度并不为过。这篇短文无力全面概括中国改革的成就和内在危机,也无力全面叙述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详细过程,这里涉及的每一个细节均需要专家的论证和详细的调查。我在这里所做的,仅仅是通过对于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动因的初步考察,重构理解当代中国问题的历史视野。这一点必须声明在先。
 
1,一九八九社会运动的历史条件与“新自由主义”的反历史解释
 
    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均影响深远。一九九0年代,大陆知识界发生了尖锐的思想分歧,在我看来,部分的根源,就产生于对于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不同理解。这是一个未能充分展开却又挥之不去的主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官方媒体的宣传,还是到处流传的回忆和分析,绝大部分的讨论集中在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即使有关所谓公民社会的分析,也集中在四通公司这样的经济集团在运动过程中的作用。然而,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是一场广泛的社会动员,它的自发性和广泛性表明这个运动有着较之直接的组织力量强大得多的社会动因。一九八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思潮在瓦解旧的意识形态、提供反叛性的思想资源方面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既没有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社会目标,也没有理解这场动员的真正深度。这部分地是因为:作为一个针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思潮,一九八O年代的社会思想没有能力察觉和理解新的社会矛盾的特点,无法了解源自基层的社会动员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倾向,无法超越冷战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思考框架。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两种社会主义概念:一种是作为旧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以国家垄断为特征的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而另一种则是在国家垄断和市场扩张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保护运动,它以反对垄断和要求社会民主为特征。[4]在冷战结束的国际环境和反思“社会主义”实践的氛围中,这一深藏在社会矛盾内部的、以反对垄断、特权和争取民主为取向的社会保护运动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因此,尽管已经有许多人对这场民主运动的意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象征性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但我仍然愿意简略地说明一点我对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看法。我对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理解是从这样几个问题出发的:

    第一,一九八O年代中期至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多次学生运动(包括一九八六年年底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学生运动),但规模不大,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动员;那么,为什么一九八九年由胡耀邦去世而触发的学生运动却在全国范围内、社会的各阶层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动员和参与?为什么从一九八九年五月初开始,国家的新闻机构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等开始对运动进行大规模报道,以至出现中国现代史上罕见的在国家宣传机器中的“新闻自由时期”,从而为全国和全社会的动员提供了动力和条件?

    第二,学生运动的诉求与其他各社会阶层的诉求的关系是什么?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不仅是一场学生运动,而且也是一场范围广泛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包括工人、个体工商业者、国家干部、教师和其他社会群体,甚至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机构(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喉舌”)均有官员参与。我们大致可以说,除了农民阶级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运动之外,其他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大中城市居民--均卷入了这场运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其它社会阶层参与这场运动不难理解,但为什么同时也出现了国家反对国家的情况,或者更准确地说,国家行为的内在矛盾(即由于权力关系、利益冲突和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发生的国家机器整体与局部的矛盾,国家机器局部与局部的矛盾)?

    第三,为什么在社会各阶层普遍支持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对改革过程本身的批判?运动的批判对象是谁或怎样的社会条件?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

    要清楚地回答上述问题,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的改革进程。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九年的社会改革可以区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即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的农村改革阶段和一九八四至今的城市改革阶段。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四或一九八五年的改革成就集中在农村问题上,它的核心在于局部地改变城镇居民的社会地位普遍高于农村居民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5]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解散人民公社,国家在农村重新均分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通过国家的政策调整,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鼓励农民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缓解毛泽东时代为了城市工业化而被制度化了的城乡差别。因此,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城乡收入的差距逐渐缩小。上述两项改革的成就伴随着逐渐放松的小市场关系,但从基本的方面看,它是建立在传统中国分配土地的经验和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以“小农社会主义”的形式对以公社制为内含的国家垄断的否定。农民积极性的提高主要来自生产的灵活性和城乡差别的缩小,而不是单纯地由于开放了市场。恰恰相反,农村改革政策为社区性的农贸小市场提供了保护,农产品价格调整即是重要的调节手段。农村社会暂时没有被组织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关系之中。在生产力低下、剩余产品有限和城市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环境中,农村社会的贫富分化并没有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同时价格调整及其对小市场的保护促成了城乡二元关系的缓解,从而乡村社会的分化趋势建立在城乡社会关系趋于平等的前提之上。上述因素构成了农村社会的初步分化没有产生急剧的社会动荡的前提。[6]市场仅仅是一九八O年代农村改革的一个要素,当时有一位经济学家用“发展农业主要靠政策”来概括农业改革的状况,是大致符合情况的。

农村改革的上述过程为我们理解一九八四年启动的城市改革阶段提供了一个基本背景,也构成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困境的历史条件。城市改革包罗万象,人们通常将这一改革的核心概括为引入市场机制,但从实际的社会内容来看则是“放权让利”,即通过分散和转移原先由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的某些社会资源,重组社会的利益关系。[7]据研究,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六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平均为34.2%(其中一九七八年为37.2%),从一九七九年起逐年下降,到一九八八年仅占19.3%。在中央财政缩减的情况下,预算外资金大幅度扩张,地方政府获得了更为独立的利益和支配权。[8]偷税漏税、摊派成风、地方政府控制银行贷款,以至大规模走私的发展,是上述过程的副产品。[9]城市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即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即国家将一部分权利下放给企业)到对有些企业进行关、停、并、转或重新分配,最终从改变经营权转向改变产权关系。在失业和下岗压力之下,国家不得不在一段时期里采取多并、转,少关、停的策略,但基本的方向并没有改变。城市改革显然比农村改革复杂,这是因为:第一,工业资产的估算要比农村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估算困难得多,如何对工业资产进行重新分配涉及极为复杂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也涉及行业、分工、地区的种种差异(以及由这些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第二,农村改革和城市工业改革的所有制前提完全不同。在原有的工业体制内,国家根据计划分配资源,但资源的占有与经济效益及集体和个人的实际收益完全脱节(如大型国营工厂在资源占有上具有垄断性的优势,但其员工的实际收益与其它集体小厂的员工收益差别不大),但是,当国家开始放弃在工业和商业领域的绝对支配权力,从计划制定者和执行者向调节者的角色转化时,原有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就立刻转化为收益上的不平等。因此,城市工业改革涉及的不仅是企业的所有制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问题。在如此复杂的条件下,如果没有相应的民主监督过程、没有培育出相应的经济体制,那么,重新分配资源和资产的过程就势必引起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上述多重因素解释了为什么城市改革没有如同初期农村改革那样落实平等的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工人群体、甚至国家公务员阶层的地位和利益产生了多重的危机,按照社会学家们的研究,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地位下降、内部层次分化、雇工利益的被动状态和老、弱、病、残、孕等职工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等各个方面。[10]

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中国经济学界一直在进行所谓改革(较为激进的产权改革)与调整(在国家干预之下调整经济结构)的争论,也一直在进行中国改革究竟是以价格改革为先导(即改革原先的计划价格体制以营造市场关系)还是以企业所有制改革为先导(即将国有企业大规模地私有化)的争论。[11]这场争论的原因之一是,从一九八五年开始,中国经济不断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如果没有适当的价格调节、培育相应的市场条件,那么,所有权改革势必引发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争论的结果是通过价格改革营造市场环境、同时推进企业改革(主要是承包制)的意见占据了上风。这一改革路线大体上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价格调整的作用抑制了传统体制的垄断性,激活了市场机制。如果与俄罗斯的“自发私有化”方案作对比,这一成功的意义就应该得到充分的估计。

    但这一过程同时潜伏着内在的危机,并随即引发了持续的社会问题。从市场环境方面看,这一改革是从形成所谓价格“双轨制”(即国家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并存状态,前者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料和生产原材料--包括完成计划生产指标后剩余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原材料--的价格,后者主要集中在消费品的价格)开始,而这两种价格的同时运作恰好为腐败和官倒(即官员或官方机构利用价格体制进行的投机倒把活动)提供了契机;从企业改革方面看,承包制与政企分离相并而行,但后一方面在政治体制未动之前很难真正实施。实际的情况是:在政企分离的口号下,分离的不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在这一含混的权力过渡中,大量国家资产“合法地”和非法地转化为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许多经济学家将一九八八年称之为“承包年”,因为承包制从企业承包扩展到外贸承包、部门承包、财政承包等等,这一“承包”过程使得企业、地方和部门获得了更为独立的利益,但也激化了由价格“双轨制”产生的矛盾:地方和利益群体通过权力的运作和各种其他途径将计划内的产品推向计划外(即市场),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社会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均衡。[12]在承包过程中,常见的腐败形式是偷税漏税、收受回扣、滥用公款、以权换钱(如利用发包权收取贿赂)等。改革以来,集团购买力持续上升,奖金的增长数额不断扩大,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而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用以调控的财政资源。一九八八年五、六月间,政府大张旗鼓地宣布要价格闯关,即逐渐取消计划价格,转向市场价格,但随即引起抢购风潮和社会不稳定。在随后的一段时期里,政府不得不转向此前已经开始的加强国家调控的政策,从而反过来引起了国家与它自己的创造物--地方和部门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13]

    这一阶段的改革在取得了一些成果的同时,产生了若干新的因素,它们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新的不平等的社会条件。这些因素是一九八九年社会动员得以实现的基本动因:第一,“双轨制”和权力的市场化造成了分配上的不平等和谋取双重差价而暴富的“寻租”行为,据学者的研究,在一九八八年,这种双重体制下的双重价格差额(即“租金”)高达3569亿元,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14]实质上是通过权钱交易将国民所有的资产转入“寻租者”的腰包。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的形成(这是一九九O年代制度性的腐败的主要根源)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地方国家与中央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因此尖锐化了。第二,城市各阶层的收入开始严重分化,工人阶级的“铁饭碗”面临危机,收入下降,下岗和失业虽未成为像今天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作为一种迹象已经为国有企业的工人所感知;第三,由于调整税收结构和权力市场化等因素的出现,经商阶层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原有的城市个体工商业者的利益有所缩减,而官商或与权力密切相关的利益群体已经呈现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第四,住房、医疗、工资和其他社会福利改革没有大幅度推进,通货膨胀危及社会安全感,这些因素不仅造成了工薪阶层的不满,而且也对许多国家公务员(官员)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普通国家公务员与其它阶层的收入差距、介入市场活动的国家公务员与其它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15]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基本上是一个以城市为基地的社会运动,它与一九八四年开始的被称之为“城市改革”阶段的市场扩张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我们不应遗忘这一运动的另一背景条件:城市改革的推进与农村改革的裹足不前(集中表现在价格体制、户口体制、劳保体制、生态问题,以及基层社会组织问题等方面)导致了城乡差别的再度扩大。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九年间,农民阶层收入开始下降,但农村社会尚未如九十年代那样卷入市场过程及其危机,城市社会中的流动人口也没有达到今天的规模。[16]这一阶层没有直接卷入当时的社会运动。

    一九八O年代的政治稳定建立在国家对于社会的强大的控制能力之上,但这种控制能力不能简化为单纯由国家实施的强力控制。在这个时期,国家推动经济改革、知识分子阶层直接参与改革并提供改革的意识形态、社会基层(尤其是农民阶层)直接感受到了改革的好处,这三个方面的互动为一九八O年代的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但是,一九八九年前后出现了新情况:首先,国家内部出现了利益对抗,如不同部门、不同阶层、不同权力中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矛盾;其次,国家的内部分化引发了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一方面,直接参与改革政策制定过程和意识形态宣传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一直是内在于国家体制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国家内部的分化有着高度的敏感,[17]另一方面,国家内部的分化也包含着国家职能的转变和社会分工体系的改变,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的就业取向和社会态度发生了重要改变;第三,城市社会阶层直接感受到了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可能失去的利益,从而不再简单相信改革的神话(虽然对于改革仍持基本肯定的态度);第四,由于城市改革的展开和城乡关系的再度改变,农村社会正在开始出现新的危机。上述这些方面构成了一种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不仅是保留着计划经济的若干因素的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而且是正在向市场社会过渡的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人们在这里质疑的并不是计划经济及其后果(这当然不是说人们赞成计划经济,而是因为现实问题是在制度转化过程中发展而来,从而质疑首先针对的是这一过程本身),而是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利益分配的合法性(国家代表谁的利益进行再分配?)和分配过程的程序合法性(根据什么,以何种程序实施行政管理和监督,是否合法),等等。

上述情况是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和社会动员的基本社会条件。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基本诉求是落实政治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社自由和实行法制(相对于所谓“人治”)等宪法权利,以及要求国家承认运动的合法性(作为爱国学生运动);而社会各阶层支持这些诉求,但赋予这些诉求以更为具体的社会内含,即反对腐败、反对官倒、反对太子党(特权阶级)、稳定物价、还我洋浦(海南岛)、要求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即要求以民主的方式对社会利益重组过程实行监督并保障改革过程的公正性。需要正视的问题是:一九八九年的社会动员批判了传统体制,但它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的国家,而是推动改革的国家,或者正在逐步向市场社会转变中的国家及其政策后果。我在这里作出这一区分(即过去的国家和推动改革的国家)并不是否定推动改革的国家与过去的国家之间的连续性,而是强调改革过程促成了国家职能及其社会条件的转变。实际的情况是:推动市场改革和社会转变的国家依赖着过去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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