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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就鲁迅答《南方都市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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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在今天,资本主义 ‘全球化’的潮水差不多已经渗入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不但限定了你的视野、重新编排了你脑中的知识,还进一步规范了你的感觉,甚至直接塑造了你的欲望。从胡适当年挑衅般地赞同 ‘全盘西化’,到今日都市里的孩子们普遍以肯德基为第一美食,这样的 ‘全球化’似乎不可阻挡。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这一百年来,当形形色色的改革家、启蒙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用西方的标尺绘制中国社会的蓝图,并且把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去实现那些蓝图的时候,当民众日益习惯于依照西方的事例来理解现实、判断未来的时候,中国社会多次陷入了悲惨的困境。这当中的原因自然很复杂,一言难尽。但如果专就思想和精神来说,我就觉得,过分迷信 ‘现代化’理论而对中国的现实发生错觉,以致在很多时候,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不能恰当地应对自己的真实境遇,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是在这里,鲁迅显出了他的独特的意义。”

问: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寻找真实的鲁迅成为坊间的呼声。在文革之前,对于鲁迅的解读,带有很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者是斗士与旗手,或者是大棒;“文革”后,学者开始把鲁迅纳入学院派文化系统中进行学术研究;而在政治系统、学院派语言系统之外,还有其他的鲁迅存在于民间和大众的印象中。作为研究鲁迅的学者,在您看来,鲁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答: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鲁迅。我们对他的感受会因为我们自己心绪的变化而变化。1980年代中期,我写过一篇谈鲁迅的长文,题目是“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这是我当时对他的概括。1990年代初我写他的思想传记,书名叫“无法直面的人生”,那又是一种概括。今天,如果也要用一两句话来描述他,我愿意这样说:他是一个竭力“睁了眼看”的人,一个看得很深、很透彻,而且一定要清楚地说出所见的人,一个虽然痛苦、身心遭受很大损害,却能在大多数时候保持幽默感的人。

对这个幽默感,我要多说两句。鲁迅是一个性格活泼的人,小时候就很顽皮。但是,他能将这种活泼发展成一种特别的幽默感,并且一直保持住,却主要不是因为天性,而是因为建立了一种面对黑暗事物的精神——包括智力——的优越感,他基本上一直是居高临下地望着那些讽刺和抨击的对象的,说得极端一点,他经常是觉得它们太蠢笨、太粗陋、因此太可笑,构不成与自己份量相当的对手。正因为是出自这样的优越感,他的幽默感就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心理因素,支撑他继续直面压抑和沉重的现实。和这鲁迅式的幽默相比,今日流行的种种搞笑的风气就可怜多了,它们背后没有精神的自信作支撑,于是就变成发泄,那种受了压迫、感觉屈辱之后的发泄,或者变成自娱,以各种一时的快乐,减轻怎么也挥不去的生活的紧张。

  问:在1980年代或之前的知识分子的主流言说中,鲁迅是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和思想家。但到了1990年代,鲁迅研究的新思路开始明显呈现(其中不少是从1980年代开始出现的),比如钱理群以《心灵的探寻》深入鲁迅内心世界,汪晖从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角度透视鲁迅,而您的研究着眼于考察、分析鲁迅生活心理和创作心理的矛盾。在这种种言说里,鲁迅由斗士变成了一个陷于孤独苦闷、在精神危机中苦苦挣扎的老头子。请问怎么理解这种研究思路的转变?怎样理解近些年文化界一些反对鲁迅、拒绝鲁迅,解构文化神话的研究文章?

  答:你的概括大体上是准确的。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些转变,我的理解是,它们背后有一个大的社会心理和思潮的转变。1980年代是一个巨大的希望和失望交替的时代,新的变革激发了无数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的热情。但惟其如此,随着“改革”的不断展开和变形,人们的挫折和失败感也不断激化,愤激和苦闷成为那一时期的普遍心态。在这样的心态中阅读鲁迅,就很自然会被他的那些深刻的内心“鬼气”所吸引,而鲁迅对这“鬼气”的压制和反抗,也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野草》会得到那样广泛的讨论,正是因为讨论者从这些堪称晦涩的散文当中,清楚地读出了自己的心绪。

到了1990年代,社会心理又不同了。这似乎是一个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时代,你欢迎也好,反感也好,事情就是这样了,不会再有别的方向了,生活就这么一路下去了,而且还变本加厉,越来越厉害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特别强烈地感觉到物质生存的压力。欲望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个人面对社会的强烈的渺小感,使他们不敢放纵自己的不满和悲观,而是本能地要寻找各种给自己减压的方式(例如搞笑), 既是发泄,也是回避,以此减轻生活的紧张,降低向现实妥协的不安。在这样的时候,鲁迅那种犀利、尖锐的文字,自然就显得过于沉重了。当人们不愿意——或难于——正视自己生活中的严峻一面的时候,自然要躲避鲁迅。

  问:1990年代以来,有学者对鲁迅的研究从心理学转入社会学角度,先是在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中发现矛盾,将鲁迅脱离左派,然后,对鲁迅也热爱自由的品行进行加工,将其加入了中国自由主义大家庭的谱系,还有学者抬高胡适贬低鲁迅,请问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怎样看待在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中的鲁迅解读?

    答:从历史上看,鲁迅并非孤身一人,他有思想、情趣和学术上的师承,也始终和不同类型的同时代人合作、争论、一起做事、分道扬镳。正是在这样的多重关系中,鲁迅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丰富的精神气质,也给后人留下了可以从多方面阐释的空间。如果这样来看,1990年代初以来研究界对鲁迅思想的多向解释,如果做得好,能因此形成不同见解的有深度的分歧,那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不但是在解读鲁迅,也同时是在解读他那个时代,更是在解读他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之间的深刻的关联。

    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这样的局面还没有出现。说实话,除了一些接近于贴标签的做法之外,我还没有看到对鲁迅思想的新的较为深入的分析。从“自由主义”的角度也好,从别的什么主义或者“派”的角度也好,我都没有看到能令人眼睛一亮的新成果。

   问:当下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正以巨大的力量在改造着社会和人,在这种语境下,纪念鲁迅具有什么现实意义?今天的人们应该怎样纪念鲁迅?

    答:好问题。在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潮水差不多已经渗入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不但限定了你的视野、重新编排了你脑中的知识,还进一步规范了你的感觉,甚至直接塑造了你的欲望。从胡适当年挑衅般地赞同“全盘西化”,到今日都市里的孩子们普遍以“肯德基”为第一美食,这样的“全球化”似乎不可阻挡。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这一百年来,当形形色色的改革家、启蒙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用西方的标尺绘制中国社会的蓝图,并且把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去实现那些蓝图的时候,当民众日益习惯于依照西方的事例来理解现实、判断未来的时候,中国社会多次陷入了悲惨的困境。这当中的原因自然很复杂,一言难尽。但如果专就思想和精神来说,我就觉得,过分迷信“现代化”理论而对中国的现实发生错觉,以致在很多时候,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不能恰当地应对自己的真实境遇,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正是在这里,鲁迅显出了他的独特的意义。还在青年时代,他的想法就常常和别人不一样,大家都热烈地鼓吹欧洲的科学精神, 贬斥宗教意识, 他却赞扬中国人崇拜自然的古老传统,喊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口号。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他积极参与,发出启蒙的呐喊,可在内心深处,他却非常怀疑启蒙的效果,甚至怀疑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的理论预设。到二十年代中期,他终于以散文诗集《野草》和一系列表现启蒙知识分子人生悲剧的短篇小说,袒露出久埋于心底的沮丧和悲哀。三十年代初,他兴奋地加入左翼文艺的行列,可没过几年,他笔下就又开始出现“非左翼”的言论,还对一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 从二十年代中期到“抗战”之前的十年间,似乎是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的黄金时期,是许许多多留洋学生投身“建国”大业的十年,是胡适和罗隆基那样的知识分子相信国家正在步入正轨的十年,也是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创建“苏维埃”,以为“革命高潮”正在临近的十年。可是,这些在不同层面流行的意识却没有一个能够罩住鲁迅,从1927年开始,他逐渐形成了一个与进化论完全不同的新的历史判断:“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1933年夏天,他更借评论“小品文”的机会,再一次重复了这个判断:“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七十年过去了,昔日那些风行一时的历史判断全都烟消云散,反是鲁迅这个低调而谨慎的判断,愈益显示出巨大的涵盖面和解释力。

    我觉得,这就是鲁迅对于今日社会的重大的价值所在了。他当然是出色的作家,有伟大的人格,但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他恐怕更是一个眼光独特、能够洞悉社会和人生真相的批判者。他总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总是依自己的思路来理解世事。他一生都努力学习外来的新思想,但判断中国现实的时候,他却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无论怎样炫目的流行思想都难以长久地蒙蔽他,当别人纷纷陷入错觉的时候,他却总是能迅速地拨开迷雾,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社会越是深刻地陷入“全球化”的旋涡,那种不问青红皂白、一概以“现代化”的视角来理解世事的冲动,越是发作得猛烈,今天的中国人,是不是就越需要鲁迅式的特立独行的眼光、智慧和洞察力?

2006年10月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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