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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访华前的访谈

环球日报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该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将于9月8日至15日间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外文所研究员许金龙受《环球时报》委托,不久前在日本大江先生宅邸对其进行了专访。
作者简介: 大江健三郎
生于爱媛县喜多郡大潮村。1954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两年后转入法文科,并在萨特哲学和欧美现代小说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创作。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1957)使大江一举成名,获 “五月祭奖”,并为著名文艺评论家平野谦所盛赞。紧接着,《死者的奢华》(1957)又受到川端康成的称赞。中篇小说《饲育》(1958)获“芥川文学奖”。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表现青年学生厌恶现实却又不得不以矛盾、孤独的意识去思考现实及自身的精神状态。

  1959年大学毕业后,大江作为青年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与开高健等一起访问过中国。自60年代初期起,大江的创作进入鼎盛期,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1964),获新潮文学奖,《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获谷崎润一郎奖,《洪水涌上我的灵魂》(1973)获野间文艺奖,《倾听雨树的女人们》(1982)获读卖文学奖,系列短篇《新人啊,醒来吧》获大佛次郎奖,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1993)获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此外,还有随笔集《广岛札记》(互964)、《冲绳札记》(1970),理论著作《小说的方法》(1978)、《为了新的文学》(1988)等。

  大江在小说创作观念上提倡与传统主流文化相对立的边缘文化。1994 年,由于他的作品“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和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出了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从12岁开始阅读鲁迅作品

记者:很多人都知道,您儿时就从母亲那里接受了鲁迅等中国作家的影响。同时,我注意到您在1955年写的那首《杀狗之歌》里,引用了《呐喊》中《白光》的一句话:发出“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您最初阅读鲁迅作品是在什么时候?

大江: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在很小的时候开始阅读的。《孔乙己》中有一段文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从12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记得读到这段文字时我就在想,“啊,我们村子里成立了新制中学,真是太好了!否则,刚满12岁的自己就去不了学校,而要去某一处的酒店当小伙计了”。这一年是1947年,看的那本书是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当时读得并不是很懂,就这么半读半猜地读了下来。是的,我是从12岁开始阅读鲁迅作品的。

关于这本书的来历还有一个故事。我出生那年,也就是1935年,一位喜欢中国文学的朋友送了母亲一本书,就是刚开始被介绍到日本来的鲁迅的作品。母亲好像尤其喜欢其中的《故乡》。两年后,也就是1937年,7月发生了卢沟桥事件,12月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于是,即便我们那个小村子,好像也不再能谈论中国文学的话题了。母亲就把那册《鲁迅选集》藏在了箱子里。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作为第一届根据民主主义原则建立的新制中学的学生入学时,母亲才从箱子里取出来送给我。

记者:您当时阅读了哪些作品?还记得阅读那些作品时的感受吗?

大江:有《孔乙己》、《药》、《狂人日记》、《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正传》、《白光》、《鸭的戏剧》和《社戏》等作品。其中,《孔乙己》中那个知识分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我认为咸亨酒店那个小伙计和我的个性有很多相似之处。孔乙己这个名字也是我最初记住的中国人名字之一。《社戏》中的风俗和那几个少年也很让我着迷。当然,《白光》中的那个老读书人的命运也让我难以淡忘……

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作品,应该是《药》。在那之前,我叔叔曾在中国的东北做过小生意。有一次他来到我们家,为我们做了中国样式的馒头,饭后还剩下几个馒头就放在厨房里。听说我正在阅读鲁迅先生的《药》后,他就吓唬我说,作品里那个沾了血的馒头和厨房里那几个馒头一模一样。听了这话后,我的心猛然抽紧了,感到阵阵绞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内心的绞痛。

记者:我想起了您于去年10月出版的《别了,我的书!》。在这部作品封面的红色书腰上,我注意到您用白色字体醒目标示出的“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这几个大字。这是您对鲁迅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当下所做的最新解读吗?

大江:是的,这句话确实源自于鲁迅先生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不过,在解读的同时,我融进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非常喜欢《故乡》结尾处的那句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的希望,就是未来,就是新人,也就是孩子们。这次访问中国,我将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发表演讲,还要和孩子们一起座谈。此前我曾在世界各地做过无数演讲,可在北京面对孩子们将要做的这场演讲,会是这无数演讲中最重要的一场。

记者:在您50年的创作生涯中,您一直在读鲁迅的书吗?

大江:我对鲁迅的阅读从不曾间断,这种阅读确实贯穿了我的创作生涯。不过,儿时阅读的那个版本因各种原因早已不在了,现在读的是筑摩书房的《鲁迅文集》,是竹内好翻译的。

我的乌托邦源自于毛泽东的根据地

记者:您于1979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这部作品构建了一个通过现世的革命和建设建成的乌托邦。您在构建这个乌托邦的过程中,不时以中国革命和建设为参照系。当然,您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建立根据地的尝试,《同时代的游戏》显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想知道的是,您的这种构建是否是以毛泽东最初创建的根据地为原型的?

大江: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样,我在文学作品中构建的根据地(乌托邦)确实源自于毛泽东的根据地。而且,我也确实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接触过根据地,记得是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前半部分。

记者:是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那篇文章里?

大江:是的,应该是在这篇文章里。围绕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在文章里做了很好的阐述。不过,我最早知道根据地还是在十来岁的时候。战败后,一些日本兵分别被吸收到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的八路军里。参加了八路军的日本人就暗自庆幸,觉得能够在中国的内战中存活下来,而参加国民党军队的日本人却很沮丧,担心难以活着回日本。他们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在侵华战争中,他们分别与八路军和国民党军打过仗,说是国民党军队没有根据地,很容易被打败,而八路军则有根据地,一旦战局不利,就进入根据地坚守,日本军队很难攻打进去。

后来在大学里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后,我就想,我的故乡的农民也曾举行过几次暴动,最终却没能坚持下来,归根结底,就是没能像毛泽东那样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可是日本的暴动者为什么不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呢?如果建立了根据地,情况又将如何?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并且在作品中表现了出来。

我要和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座谈

记者:我知道,您和巴金是老朋友。当巴金于去年10月去世时,您于翌日清晨就发了唁函。巴金的亲属通过中国作家协会的陈喜儒先生,嘱咐我代表她们向您表示感谢。

大江:也要请你向巴金先生的亲属转致谢意,告诉她们,我已经收到了《寒夜》的手稿本,这是我的书房里最为珍贵的物品。我也渐渐老了,我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把我书房里有关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书籍,全都送给日本某个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专门机构,让更多的学者接触到这批宝贵资料。这其中,就有巴金先生的《寒夜》手稿本,以及李铁映先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送给我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当然,还有你们为世界文学论坛准备的那套“新名著主义丛书”。

记者:您在那封唁函里还提到了另一个悲哀,“那就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政治家不断背叛广大中国人民的善意,我为日本政治家的这种卑劣行径感到羞耻”。

大江:关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早在两年前,我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只有停止参拜,才有可能迈出日中关系新道路的第一步。在日本,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抱着和我相同的主张。

今年8月15日,我去东京大学安田讲堂进行了演讲。在那场战争中,准确地说,是在1943年,东京大学的学生被一批批送上战场,这些学生是怀着所谓的爱国心走上战场的。可那是什么样的爱国心呢?是一种封闭的爱国心,是在伦理性想象力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在错误的战争中侵略其他国家的所谓爱国心。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后来成为东京大学总教务长的南原繁在安田讲堂听了天皇发表的所谓“人间宣言”,也就是承认自己是人而非神,宣布这场侵略战争以失败而告终。南原繁其后发表了讲话,认为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要重新出发,首先要破除天皇神话并舍弃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这样才能恢复伦理性想象力,才能伦理性地看待亚洲乃至世界问题,考虑如何尊重别人,如何与中国等亚洲邻国友好相处……

南原的这场讲话已经过去了61年,可对那场战争负有很大责任的甲级战犯却被作为神供奉在靖国神社里,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因此,我觉得南原在61年前所发表的讲话现在仍然适用,如果不彻底抛弃国粹主义、国家主义,日本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也不可能被世界所接受。

记者:在您这一次访问中国的日程中,有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安排。

大江:我当然要去那个反映日本军队战争罪行的纪念馆,并在那里与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座谈,其后还要和研究大屠杀的学者一起座谈。那天夜晚我要把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都记录下来,要把我感受到的震撼记录下来,因此会工作到很晚,希望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我还要去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参加我的新书签售仪式。我希望在签售之前,能对自己的读者面对面地说上至少20分钟话。我想对他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我不要坐着说,我想和大家一样站着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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