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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荣: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

《天涯》2010.4
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大国和经济强国显然已经不再缺乏在世界任何地方说话的权利,但由于我们长期缺乏与西方主流话语互动、对话的机会和机制,致使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用相同的语言、以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和西方人对话,进而充分地参与和介入到世界主流话语的互动和运作之中,更没有办法积极地影响和引导这些话语的变化和发展,以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

 

2009年曾在《天涯》第四期上读到汪晖先生的大作《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日前又蒙汪晖先生以他修改中的长文《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见示,读罢颇受震撼,受益良多。汪晖先生并非专业的藏学研究者,却写出了专业藏学家难以企及的专业之作,从中我不仅读出了作者的学养和学识,也读出了作者的理性和良知。当今世界由专业藏学家写成的讨论"西藏问题"的著作不多,我所知的仅有美国凯斯西储大学人类学教授戈斯坦先生十年前出版的那本小书《雪山狮子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雪山狮子与龙》无疑早已过时,而汪晖先生的这篇文章更可为东、西方人理性地观察和考虑"西藏问题"给予帮助和启示,让西方人听到中国知识分子理智和有建设性的声音,并为"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契机。

我以为汪晖先生大作最精彩的部分是他对当前东、西视角下的西藏和"西藏问题",特别是对西藏目前面临的社会和宗教问题所作的深入观察和分析。他在文中指出:"(在3·14事件之后),中国的媒体在对抗西方舆论的同时没有将焦点集中于西藏社会的深刻危机,整个社会没有以此为契机,深刻地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与西藏危机的关系。因此,随着西藏危机转化为抢夺奥运火炬的争端,西藏问题被搁置一边。"事实正是如此。3·14事件后,从媒体到大众更乐于把责任推给达赖喇嘛和海外反华势力的捣乱,却很少有人认真地考虑"西藏问题"究竟是否仅是一个外在的问题,还是以内在的、深刻的社会和宗教危机为背景的?要有效对抗西方舆论的误导,我们更应该拿出应对西藏现实所面临诸重大问题的报告和分析。汪晖先生从"世俗化过程中的宗教扩张"、"市场化、全球化与语言危机"、"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变"、"社会流动、移民权利和民族区域的社会危机",和"'承认政治'与多民族社会的平等问题"等几个方面,分析了隐藏在与外部煽动的分裂活动相关的"西藏问题"背后的更为严重和深刻的社会和宗教背景。他的观察和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省。"西藏问题"与抢夺奥运火炬不同,它远非东、西方之间一时的意气之争。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一边倒的舆论导向由来已久,回击西方媒体之不公正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还他们一个政通人和的西藏。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清醒地了解西藏内部潜在的社会和宗教危机,找到化解这些危机的方法和途径。

汪晖先生大作所讨论的问题中,有些是我关心已久的问题,如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有些则是我近年才特别注意的问题,如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受他的启发我开始整理自己对这些问题原有的一些看法,尝试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并希望能够参加这场由汪晖先生开始的、非常有意义的讨论。

 

 

"西藏问题"本来应该是一个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目前的"西藏问题"无疑是中国政府和百姓经常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国际问题。这其中有着极为复杂的国际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而西方社会的"东方主义"倾向无疑是造成今天这个局面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汪晖先生将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引入到他对位处东、西方之间的"西藏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之中,这是一个十分有建设性的举措。我觉得讨论"东方主义"对"西藏问题"的影响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可以让国人明白到底为什么西藏和"西藏问题"会成为一个让西方人如此动情、执着的问题?显而易见,大部分国人对个中缘由不甚了了,他们对此不是大惑不解,就是认定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人对如此"落后的"西藏,特别是西藏的"喇嘛教"有那么大的兴趣一定是包藏祸心,其中一定有政治阴谋。事实上,如果没有"东方主义"这个劳什子,如果今天的西方人不把西藏错当成"香格里拉"--一个后现代的世外桃源,不把西藏当成他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者",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能有如此之大的能耐,可以发动一个如此具有国际性的"自由西藏"运动。

今天的达赖喇嘛俨然是一个世界级的精神领袖,可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并没有很多西方人对他很感兴趣,以致他曾经非常绝望地宣布自己将是世上最后一位达赖喇嘛,他不想再回到这个让他充满绝望的世界上来了。与他相比,毛主席当年显然更有魅力,受到了更多西方人的追捧,他的粉丝中甚至也包括达赖喇嘛本人。达赖喇嘛和西藏备受西方青睐不过是最近二、三十年发生的事情。当今的新疆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一定不比西藏问题次要,但世界上很多人不知道有维吾尔这样一个族群存在。如果今天有西方人对新疆问题格外关心,则很有必要了解他是否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而"西藏问题"不一样,不管西方人对现实的西藏有多少的了解,西藏都是他们心中的最爱。"西藏问题"牵涉了当今世界上所有最重要的"话语",如人权、博爱、和平、环保、非暴力、文化传统的延续、男女平等、宗教自由、民族、文化自决等等。对于西方人来说,"西藏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事关政治正确与不正确。对于西藏的立场和态度表明你是否是一个先进和开明的现代人,它不需要任何的讨论,也来不得半点的含糊。因此,我宁愿相信参与"自由西藏"运动的大多数西方人并没有要颠覆中国、损害中国的政治企图,尽管他们对于"西藏问题"的立场是十二分的坚定,他们的行为也时常表现出非理性的偏激。与其说西方人关心的是西藏,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关心和表明他们自己。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很有好处。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不动辄把所有对西藏感兴趣、有好感的人全部当作是自己的对手,甚至敌人,把所有与西藏相关的活动都看成是政治阴谋。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草木皆兵,四面楚歌。

第二,揭露"东方主义"与"西藏问题"的关系可以使人明白,西方民众受东方主义影响而对西藏表现出的这种非理性的热情业已成为理性地解决"西藏问题"的巨大障碍。正是这种不理智的热情,不但使得中、西双方在"西藏问题"上的理性对话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也使"西藏问题"的焦点彻底地偏离了方向。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中、西双方才能理性地审视"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冷静地就"西藏问题"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并寻求最终解决"西藏问题"的有效途径。

当西方人将过去的西藏想象成一个和平、自由、精神、博爱、智慧、慈悲、环保、男女平等、没有阶级、不分贵贱、非暴力、非物质的人间净土,并把这个后现代的乌托邦的重建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和关键,"西藏问题"就已经偏离了本来的焦点,"西藏问题"的解决就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我们要解决的不再是现实的西藏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而是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实现一个建立乌托邦的理想。东方主义的害处就是将西藏彻底地精神化,完全不把西藏当作一个物质的存在。而在现实政治中,他们又要求将精神化为物质,将一个莫须有的乌托邦转变成西藏的现实。南辕北辙,莫此为甚。不说历史上何曾有过这样的一个西藏存在,未来的世界也一定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西藏。可是,达赖喇嘛非常积极地参与这些西方受众十分熟悉和喜欢的"话语"的建设,到处声称他最关心的不是西藏是否能够独立,而是西藏传统文化能否延续,他所设计的未来西藏的图景正好是西方人想象中的精神乌托邦的再现,难怪他在西方世界如此地受欢迎。

显而易见,只有让西方人认识到东方主义的危害,跳出"香格里拉"情结,"西藏问题"才有获得解决的希望。可是,要早已成为"香格里拉之囚徒"的西方人幡然醒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官方一再表明他们的西藏政策并非要求西藏独立,而是要让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回到谈判桌上,讨论怎样找到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双方要讨论的预设前提就是如何建立一个香格里拉,那么这种谈判就注定不会达成理想的结果。与其说美国人是在寻求西藏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如说他们是在给中国政府出难题。西方人把西藏理想化为一个乌托邦的同时,还把中国妖魔化为一个与其对立的异托邦,一切好东西全由西藏和西藏人包揽,而一切坏东西则都由中国(一个汉人的国家)和中国人(汉人)买单。现今的西方人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对中国和中国人表示出的不友好,甚至敌意,都与这种两极的想象有关。东方主义对于我们的危害,不仅仅在于在"西藏问题"上令我们十分的难堪,而且还整个地损害了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

 

 

从汪晖先生的大作中不难看出,他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弄清"东方主义"与"西藏问题"的关联。通过从历史和思想两个层面入手而做的非常细致的研究,他最终对西方的东方主义给"西藏问题"带来的影响有了相当深刻的领会。毋庸置疑,他的这项研究,不管是从学术,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都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由于专攻藏学,近一、二十年来,我对东方主义和西方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批评一直相当关心,并深感我们东方人对西方之东方主义的批判往往不是太过激愤,情绪多于理性,就是流于皮毛,挠不到痒处。只有西方人对自己先人的批判才真正一矢中的、入木三分。从以前阅读罗佩茨编写的《佛之主事者: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到2009年夏天阅读厄本教授的专著《密教:宗教研究中的性、秘密、政治和权力》,都让我确信西方人对自己文化的批判和清算远比我们东方人做的深刻和尖锐得多。上述两部著作分别对西方佛教研究中的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作了深刻的揭露和彻底的清算,将西方引进和研究密教与东方主义的关联解读得一清二楚。国人中很少有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很难达到像西方人自己一样深刻的程度,所以,我们对西方的批评尽管壮怀激烈,却很难一针见血。汪晖受瑞士学者布劳恩先生策划的题为《作为梦幻世界的西藏--西方与中国的幻影》的展览的启发(后来布劳恩先生出版了同题专著),将东方主义作为研究西方视野中的"西藏问题"的切入点,用心观察和研究了西方视野中的西藏和西藏文化,其成就令人钦佩。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学者对东方主义与"神话西藏"的揭露和批判也早已走在我们的前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西方留学,很快就非常吃惊地发现:那些对西藏所知不多的西方人表现出了比我这位专业的西藏学家对西藏更多的热情。这曾让我大惑不解,弄明白其中的玄秘花费了我很长的时间。1996年春天,我在波恩大学的两位同学渡丁和莱特在波恩组织了一个称为"神话西藏"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许多世界知名的藏学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美国最著名的藏传佛教权威霍普金斯和瑟曼两位先生。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些西方的藏学权威们,其中还包括几位在西方生活的知名西藏活佛和学者,纷纷一改常态,对他们平日高唱赞美诗的西藏和西藏文化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原来五世达赖喇嘛是个十分尚武、有强烈复仇情绪的武僧,西藏格鲁派寺院中充满了尔虞我诈,那些转世活佛不见得真的都是菩萨转世,这些个形象都是西方人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背景下幻想、设计和创造出来的。借用萨义德的话说,由于东方主义,西藏"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个思想或者行动的自由主题"。"神话西藏"原本就是西方人自己的设计和幻想,和西藏毫无关系。现在到了该要解构和清算那些由传教士、启蒙思想家、神智信仰者、遁世主义小说家、新时代人、嬉皮士、藏学家和流亡藏人们联手创造出来的这个"神话西藏"的时候了。这些报告听来真是振聋发聩,于我无异醍醐灌顶,让我终于搞明白今日西方人对西藏的这份热情究竟缘何而来。会议次年,"神话西藏"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神话西藏:感知、投影和幻想》在科隆出版,它是西方学者集体清算西方"西藏热"中的东方主义倾向的第一部很有影响力的著作。

当然,对"东方主义"和"神话西藏"作了最彻底的揭露和最无情的批判的著作是罗佩茨先生的《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藏传佛教和西方》。罗佩茨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藏学和佛学教授,是目前美国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佛教学者和文化批评家。他和前面提到的瑞士学者布劳恩先生是同一时代的西藏学家,他们都经历过从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狂热崇拜到开始解构"神话西藏"的过程。罗佩茨此前主编的《佛之主事者: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就对西方佛教研究中的东方主义倾向作了十分彻底的清算,其中他自己的文章《拜倒在喇嘛脚下的外国人》就是对他自己这一代人之西藏情结的解剖和批判。他大概也是最早从批判"东方主义"的角度来观察"西藏问题"的西方学者,早在1994年他就发表过一篇题为《新时代东方主义:西藏的例子》的文章。

罗佩茨在《香格里拉的囚徒们》一书中,选择了西藏的七个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作为他考察、分析和解构"神话西藏"的切入点,这些文化符号有些是从西藏带到西方的,而有些则是西方对西藏的设计,它们是:1,名称--喇嘛教;2,书--《西藏死亡书》;3,幻像--让巴的小说《第三只眼睛》;4,咒语--六字真言;5,艺术--唐卡;6,学科--美国的藏传佛教研究;7,囚牢--达赖喇嘛和香巴拉的囚徒。通过这七个文化符号在西方被引进、设计、塑造、表述和误解的经历,罗佩茨用极为引人入胜的笔法,外加众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带领读者穿越了一座文化迷宫,回顾了欧洲、美国和西藏之间十分具有戏剧性的互动关系,揭露了西藏如何在西方浪漫主义、文化盗用、学术误导和东方主义、殖民主义的大合唱中,终于失去其历史、地理、时间、宗教和现实的根基,最终沦为一个精神的、虚幻的、非人间的香格里拉的过程。罗佩茨不但揭露了西方传教士、旅行家、神智信仰者、小说家、嬉皮士、藏学家和佛学家们,如何和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联手,创造出了一个"神话西藏"--香格里拉的全过程,而且还十分尖锐地指出了香格里拉化西藏对于推动现实的"西藏事业"所具有的十分严重的危害性。

在罗佩茨看来,这种想象出来的、神话般的西藏形象尽管十分迷人,但严重地掩盖了西藏政治、历史和宗教的极为复杂的现实意义。随着一个精神的、虚拟的西藏的形成,一个现实的、物质的西藏便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将西藏神话化为香格里拉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朋友们来说无异于作茧自缚,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沦为"香格里拉的囚徒"。为了赢得西方信众对他夺回西藏领土的支持,达赖喇嘛不得不投其所好,将普世的慈悲、爱、非暴力和环保当作藏传佛教的核心来宣传,而就像打坐、观空和慈悲离不开用"人油做的、以人头发为灯芯的供灯来作供养仪轨"一样,和平和暴力原本是藏传佛教修习之不可分割的两面。达赖喇嘛为西方提供了一个"天使般的藏传佛教",而西方人则为他设计了一个"主题公园式"的西藏。为了"解放他的祖国",达赖喇嘛必须允许藏传佛教从它的本土漂移出去。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目前向世界表述西藏的这种方式或终将走向实现"一个西藏自治国之事业"的反面。

 

 

罗佩茨先生的《香格里拉的囚徒们》很快成为轰动一时的名作,赢得了一片喝彩声,其影响远不止于西藏学界,它对整个西方后殖民时代文化批评都有相当大的刺激。罗佩茨对西方人在构建"神话西藏"中表现出的东方主义倾向的批判无疑句句中的,入木三分,读来令人感觉痛快淋漓。可是,他对"神话西藏"的解构和对那些直接参与了创造"神话西藏"运动的干将们的批评,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安和愤怒,其中尤以受到罗佩茨激烈批判的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宗喀巴讲座教授瑟曼先生的反应最为激烈。这位当时名列全美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五位大人物之一的瑟曼先生忍无可忍地站出来,痛斥罗佩茨"责难受害者",指责他为虎作伥,已经和谭戈伦和戈斯坦两位先生一起站到了中国辩护者的队伍之中。

瑟曼把罗佩茨和他们两人相提并论显然不妥。谭戈伦和戈斯坦敢为中国说话,故较受国人重视,然在西方学界则备受侧目。他们于1990年代初就"西藏问题"发表了不少较为客观的言论,企图在黑白之间寻求一种中间的灰色地带,显示出正直学者的良心和勇气。然而,或许是因为北京对他们两人的过分友善使他们在西方学界的地位变得颇为尴尬,其影响力便大打折扣。而罗佩茨与他们完全不同,尽管他对解构西方"神话西藏"的贡献比前述两位先生的影响要大的多,但他毫无要为中国辩护的意图,他显然更着意于打倒在他之前的那些藏学权威。要说美国藏学研究的领军和代表人物毫无疑问首推瑟曼和霍普金斯。这两位鼎鼎大名的藏学教授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先后皈依藏传佛教,并与达赖喇嘛结下了很深的交情,成为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在美国的代言人。他们不遗余力地在西方制造西藏,特别是藏传佛教的神话。瑟曼无疑是当代西方最杰出的藏传佛教宣传家,他把西藏喇嘛吹捧为心灵科学的宇航员,声称藏传佛教在心灵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已远远超出了西方太空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而霍普金斯则更是走火入魔,曾经将本来与藏传佛教毫不相关的、由"疯僧"根敦群培撰写的《欲论》改写成藏传佛教的性爱和精神宝典,声称修习藏传佛教可以让人同时获取肉体的喜乐和精神的解脱。由于罗佩茨和霍普金斯有师生之谊,故笔下留情,但他对瑟曼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难怪瑟曼如此大人物也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用非常政治化的语言、上纲上线地把罗佩茨痛批了一顿。

以罗佩茨为代表的西方藏学家解构"神话西藏"的努力,无疑对1990年代末西方世界持续升温的"西藏热"有一定的降温作用,对那些狂热的西藏发烧友们也多少有点醒脑的功效,当他们继续执着地把"神话西藏"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时,间或也不得不扪心自问一句:"我们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效果实际上只能说是解构"神话西藏"的副产品,罗佩茨等西方学界的新权威们不遗余力地抓住西藏这个特例,猛烈地批判东方主义,解构其先辈构建的"神话西藏",其最直接的目的无非是要打倒其先辈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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