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书评

孙郁:在鲁迅的暗区里

读书2009.8
高远东从鲁迅早期的文言论文《破恶声论》里,发现了鲁迅思想的重要资源。《鲁迅的可能性》散出的思辨力,在我看来是他思想成熟的标志。
孙郁 高远东 鲁迅
二十多年前我和高远东在一个研究室工作。那时候人们喜欢清谈,各类沙龙十分活跃,可是几乎都找不到他的影子。他的文章不多,一个人躲着读周易、鲁迅、金庸之类的书。偶和同事见面,语惊四座,神秘的玄学一直罩着他。直到他在《鲁迅研究动态》发表了那篇《〈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人们才发现了他诱人的才华。我读了那篇论文,很长时间不敢去碰鲁迅,因为自知没有相当的功夫,是不能从容地解析那个世界的。
  对于他的著述我期待了二十年。这其间偶能看到他在杂志上谈论鲁迅的文章,都阅之再三。我感觉,他的文字有着穿越时空的回旋感。从八十年代开始,他思考宏大问题从来都是从细节开始的。他看文学原著,都不愿意简单地停留在价值判断上,而是从文化的血脉里整理其复杂化的存在。新出版的《现代如何 “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真的让我驻足久久,暗生幽情。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在他那里被另一种思路代替了。我曾经想,讨论鲁迅也不妨多一点野性或文艺学科以外的东西,我们现在的研究大多被学科意识所罩住,同义反复者多多。大凡有奇思新意的,都不在这个范围。
  高远东之于鲁迅,暗示着八十年代末以来诸多文化难题的汇集。他开始起步的八十年代的诸多精神题旨,在九十年代与后来的岁月里越发棘手与扑朔迷离。在“冷战”结束与诸种新思潮弥漫的时候,如何面临抉择,一直困扰着他。也缘于此,他从鲁迅资源里寻找当下语境里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仅在回溯着原点,其实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鲁迅世界的一种复杂结构下的心智情绪。鲁迅研究的最大问题是研究者一直在远离鲁迅的语境中讨论鲁迅。在高远东看来,“选择鲁迅还是胡适”,就是非此即彼的“冷战”模式。比如自由主义与左派谁更重要,是封闭语言环境里才有的疑问。人们多年一直在用鲁迅最厌恶的语言讨论鲁迅,这是青年一代远离这个前辈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以为高远东不同于同代人的地方在于,他的思考恰恰是从颠覆这个思维模式开始的。他解析鲁迅小说,梳理青年鲁迅的文言论文,参与现代性的讨论,根本点是为了找到鲁迅的那个回旋式的语言逻辑点。鲁迅在肯定着什么的时候,同时又在提防着什么。在走向近代化时又反抗近代化的黑影。最早是汪晖从哲学的层面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汪晖没有来得及从更深的层面继续自己的思路,而高远东却从多样的精神载体里,找到了面对鲁迅的视角。鲁迅是如何从古文明里出离,如何再进入对古文明的改造;如何在确立“内耀”的同时,又关注“他人的自我”;如何在建立现代小说规范的那一刻又冲破了这个规范?回答这个问题,用了作者二十余年的时间。这其间他的思绪从西洋近代哲学到古中国的先秦哲学,从“五四”回到当下,从俄国经验回到中国现实。他惊奇地发现了鲁迅精神结构的一个链条,那就是在“立人”的情怀里的“互为主体”的思想。这不仅回答了新思潮对鲁迅的挑战,也回答了一些浅薄的左翼人士偏执理念的诸种提问。这是高远东不同于前人的地方,他终于在复杂性里找到一个解析鲁迅的话语方式。
  在高远东那里,一是不断从当下的问题意识里寻找与“五四”启蒙传统的对话形式,一是从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文本里爬梳其精神的另一种可能性。前者不得不回答自由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挑战,他从未将鲁迅传统与胡适传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把他们视为文化生态的两翼。“鲁迅是药,胡适是饭。”这个通俗的比喻又用来形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各自价值。这就和各类流行的思想隔离开来,有了自己独立的声音。后者则从知识界的分化里,发现新的知识群落的悖论。比如后现代论者急于颠覆启蒙以来的理性逻辑,但又想建立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恰恰是他们在出发点上要否定的存在。历史正重复着“五四”前后的景观。人们在呼唤建立什么的时候,又开始丧失着另一种资源。
  而鲁迅绝不是这样。高远东在一种当下的焦虑里,进入了对鲁迅的深度读解。他发现鲁迅在面临那个年代的话语氛围时,一直持一种冷静的批判姿态。即常常从流行的确切性的话语里发现他们的悖论。而他的一些思考其实就是要穿越这个悖论。高远东从鲁迅早期的文言论文《破恶声论》里,发现了鲁迅思想的重要资源。《鲁迅的可能性》散出的思辨力,在我看来是他思想成熟的标志。
  《鲁迅的可能性》解释了“主体性”与“互为主体性”的逻辑过程。特别是“互为主体性”的提出,是继“立人”、“中间物”意识之后,一个重要的发现。鲁迅思想原点的这一个元素的发现,为真正还原棘手的价值难题创造了一种可能。鲁迅不是在“是”与“不是”中讨论主奴的关系,而是在强调“立人” 的过程中,绕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简单逻辑,把“主观”、“自觉”发展为“反诸己的内省”。高远东写道:
  我不知道鲁迅的批判除了针对晚清中国立宪派的“国民说”外,是否也包含着对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思想的某种观察在内,那时的日本刚经历日清、日俄两大战争,但之前思想界就忙于“脱亚入欧”,把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逻辑合法化。像福泽谕吉从“民权论”到“国权论”的转向就是一个例子;而战败的中国一方,甚至包括革命党人等“中国志士”在内,羡慕“欧西”的强大和日本弱肉强食的成功,不惜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明逻辑,以西欧、日本为师以图民族自强。这种情况其实代表着亚洲/中国与西方之“现代”相遇的残酷现实:殖民、帝国主义不仅属于殖民主义者,而且也成为被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不仅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征服,而且也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反征服——处于主从关系之中的主从双方竟享有同一价值。鲁迅发现了这一点,其思考因而也得以在完全不同的思想平台——如何消除主从关系——之上进行,他不仅关心反侵略、反奴役、反殖民,而且关心侵略、奴役、殖民的思想机制的生产,关心怎样从根本上消除侵略、奴役和殖民机制的再生产问题。作为一个“受侵略之国”的青年思想者,鲁迅对“崇侵略”思想的批判完全不同于“彼可取而代之”的反抗逻辑,完全超越了当时亚洲/中国思想关于人、社会、国家、世界之关系的理解水平。
  这是理解鲁迅的一把钥匙。高远东进入了那个扑朔迷离的对象世界。许多难以深入的话题在他那里悄然冰释。我多年前读到这段话时,曾为之击节不已,至今还记得那时候的感受。于是想起鲁迅一生翻译介绍的大量文学作品和美术作品,那里所期待的也恰是对主奴关系的颠覆。我们由此想到他对《新青年》同仁的批评态度、他在“左联”中的紧张感,都有选择中的抵抗吧。鲁迅憎恶奴隶看待世界的奴隶主式的眼光。周作人当年说中国的有产者与无产者都是一个思想,就是升官发财。周作人看到了这个现实,却没有颠覆这个存在。而鲁迅则以生命的躯体直面着奴隶之邦,寻找另一条路。他其实已经从左右翼的简化思维里出离,从奴隶与奴隶主的循环性里出离,将一个密封的精神洞穴打开了。以鲁迅为参照,回答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挑战,高远东比那些把“五四”经典象牙塔化的学人更具有张力。也由于这一概念的发现,鲁迅生平晦明不已的现象都找到了一种解释的入口。
  记得在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之后,鲁迅对其中的意象不无感慨。他感叹中国人的思维里,没有“他人的自我”,原话是:
  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
  很长时间,人们讨论鲁迅的思想时,不太去涉及这个话题,习而不察,视而不见。多年后韩国知识界讨论民族主义与东亚的问题时,读到鲁迅的话颇为感动,因在反对殖民压迫的同时,鲁迅也在警惕大中华的理念。在“被现代”的过程里,东亚人如果没有对外来压迫的抵抗和对自我旧习的抵抗,都不会成为新人。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在反侵略的过程中还不忘记国民性审视的原因,也就是高远东谓之摆脱文化对抗的“互为主体”的意思。
  
  “互为主体”的概念不仅可以用来解析人与人的关系,也可以解析民族与民族、国与国的关系。自然也能解析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在紧张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互为参照的意识被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所掩盖。鲁迅不得不以斗士的姿态出现在这个世上。鲁迅讨论问题都限制在一个语境进行。比如宽容是好的,但对手如对你不宽容,就不必去讲宽容。只有斗争才可能争来宽容的环境。待到那个新环境到来时,就不该再怒目而待了。鲁迅其实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却不愿深入阐释。因为他知道,在无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奴隶们要争取的是自由的空间。自我的自由不是为了使别人不自由。正如他所说,革命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这些潜在的观点过去阐释的不多,鲁迅的文本的丰富化与阐释的单一化,或许就是没有看到那个巨大的潜在意识所致。鲁迅研究必须探到暗语言与暗功夫中。鲁迅的意识常常在那些无词的言语里,可惜人们很少能走到寂寞的精神暗区里。
  理解鲁迅很难。我自己对那里的许多东西是懵懂的。比如他和传统的关系究竟如何,也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因为鲁迅在文本里对其表述是明暗变幻不已的。在我看来这里也存在一个精神的暗区。只有深入底部,才可望一二。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的批判,同样吸引了高远东。八十年代末他有机会看到鲁迅的藏书,对其知识结构兴趣浓浓。鲁迅藏品中的各类野史与乡邦文献,似乎都在注解着其对儒道释的态度。但那逻辑过程究竟怎样,如何刺激生成了他的新思想,则需要花费大的力气方可一探究竟。理解鲁迅,不能不回答这个难点。像发现了“互为主体”的概念一样,高远东从分析《故事新编》入手,深切入微地探究儒家、墨家、道家与鲁迅的联系,找到一个令其会心的存在。文本分析不仅是审美的穿越,也是一种哲学的关照。把文本引进哲学语境来讨论,是大难之事。但历史故事背后那个精神隐喻对作者才是重要的。高远东阐释鲁迅对儒家的态度时,用的是悖论的眼光。他发现鲁迅用儒家的价值的含混性和矛盾性,指示出儒家伦理的神圣性的丧失,以及内在的不合理性。在现代意义上儒家思想何以显得蹩脚,小说都有感性的暗示。道德判断的先验性与唯一性,是儒家思想要命的一面。鲁迅借小说讽刺了这一虚幻性的存在,其实是想绕出几千年来的误区,设计着个人化的精神途径。而在分析墨家文化时,作者对鲁迅继承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的阐释也颇为精妙,是他的创造性的书写。《铸剑》的分析与《非攻》、《理水》的读解,多惊奇之笔。从故事的人物与意象到哲学的盘诘,并无生硬的比附,而是曲径通幽,水到渠成。将鲁迅吸取传统文化的特别的一面昭示出来,给人颇为可信的印象。墨子的价值大概在于对一种责任的承担、不涉虚言、清教徒式的度苦以及献身精神。《故事新编》里常常有着类似的意象:黑衣人的果敢决然、墨子的振世救弊、大禹的敬业之举,在鲁迅看来有着希望的闪光。从这些人物的材料运用与理解上,鲁迅把一种旧文明中殊为可贵的遗绪打捞出来。高远东兴奋地写道:
  如果把鲁迅在《采薇》、《出关》、《起死》中对儒道的批判与在《非攻》、《理水》中对墨家的承担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他承担着墨家的价值、倾心于墨家伦理,赞赏行“夏道”的清晰思路。在对儒道的接近和清理中,鲁迅肯定孔子的“以柔进取”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否定老子的“以柔退却”和 “徒作大言”的空谈,更反对夷齐专事“立德”的“内圣”路线和庄子的道教化,其思想视野或古或今,领域旁涉道德、政治、知识、宗教,焦点却始终凝聚在道德与事功、信念与责任、思想与行动的连带整合上,而这一切又与其贯穿一生



Xoops 苏ICP备10024138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