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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鲁迅

毛泽东在1966年在给江青的信中说:他“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冯雪峰在30年代就向毛介绍鲁迅的文章和为人,他也说过:“毛主席最理解鲁迅。”而鲁迅没说过类似的话,他应该也绝对不会说。这里收集一些毛泽东论鲁迅的文字。
鲁迅

         吴江先生的《毛泽东1957年谈鲁迅事》一文(见《同舟共进》2003年第8期)中,引用了毛泽东1957年3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的一大段。这段话是吴江先生从他多年前在干校时写的读书笔记中抄下来的。(编者注:为读者阅读方便,特将吴江笔记中的这段话引出,见文末附录。)他大约没有注意到,这篇讲话已经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正式发表了(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段引文见第262至第263页(见文中右图)。对照来看,《文集》中的这段话比吴江笔记中的文字显得更整饬,例如,“未学通”《文集》作“没有学通”,“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文集》作“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就都是。还有,《文集》本中有“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一句,是吴江读书笔记中没有的。这些都是《文集》本的好处。可是另一方面,《文集》本也有删削,这在传递的信息量方面,就不免有点损失了。吴江先生的引文中有这样一段:

   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在《文集》中,上面用黑体字排印的这几句完全被删去了,却很是可惜。这里,话虽只有几句,却涉及鲁迅生平的两件大事。一件是成仿吾他们对鲁迅不好,就是说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毛在这里点了成仿吾的名,是很恰当的。郑伯奇在《略谈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一文中回忆说:

   ……大家感觉到有联合起来,发动一种新的文学运动的必要。以后鲁迅先生由广州来到上海,蒋光赤、段可情和我便同去见鲁迅先生,提出联合行动的意见。鲁迅先生大为赞成,建议恢复《创造周报》,他愿意积极参加。当时郭沫若同志已由潮汕潜回上海,完全同意这个主张;但成仿吾同志和在日本的同志们另有不同的意见,这个计划就无形地打消了。……成仿吾同志(从日本)回来以后,创造社就开始了新的工作。原有的《创造月刊》从第七期起,面目一新,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一九二八年一月,另发行了一种综合性理论刊物《文化批判》。……

   大家都知道,这《文化批判》一创刊,即对鲁迅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郭沫若化名杜荃,在《创造月刊》中发表攻击鲁迅的文章,题目就叫《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

   毛泽东说的这话,表示他不赞成郭沫若、成仿吾当年对鲁迅的态度,在那一场论战中,他是支持鲁迅的。毛说的第二件事,“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说的是“左联”的党员领导人周扬他们同鲁迅的关系,这关系,用鲁迅自己对冯雪峰的说法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今年6月间,在档案中发现了鲁迅于1936年7月17日写给在苏联的杨之华的一封信,谈到他因为拒不参加文艺家协会而遭到“国防文学”派攻击的事,愤慨地说:

   ……所遇事情,无不倭支葛搭,所谓小英雄们,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今年文坛起了一种变化,但是,招牌而已,货色依旧。

   今年生了两场大病。……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当发病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

   从这信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对“整他”的那些“上海的共产党员”的反感有多深了。毛的这些话,表明他的同情和支持是在鲁迅这一方,而对于“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对于鲁迅的态度颇不以为然。

   和《新民主主义论》的泛论不同,毛说的这话是就两件具体的事情(而且都是鲁迅与共产党员的关系问题)表示了支持的态度,那分量就更重了,这应该看作毛泽东赞扬鲁迅最重要的“语录”。《文集》中给“整理”掉了,多可惜。幸好吴江先生从他的笔记本中“发掘”出来,公之于世。这事不论是对鲁,还是对毛,都应该记一功。

  附录:

   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语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朱正)

        资料: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大家可能知道,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1],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

中国文艺界还曾有所谓“第三种人”[2],在今天我们也并不排斥他们。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2]一九三二年七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杂志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自称“第三种人”,宣扬超阶级的文艺,受到鲁迅、瞿秋白的批评。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的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2]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

         [2]指鲁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发表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毛泽东《论鲁迅》

另外,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毛泽东也多处引用鲁迅著作中的话,如鲁迅批判洋八股时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等等。

毛泽东最爱读并谈到次数最多的是鲁迅的《阿Q正传》。在回答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时候,他常常利用这个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如他在三十年代与斯诺谈话时,批评蒋介石否认统一战线的事实,即以阿Q为例,说蒋是阿Q主义者,是看不到统一战线存在的自欺欺人;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则以阿Q不许人家揭他的疮疤,但他斗争起来也算英雄的性格比喻犯了“左”倾错误的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则以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为例,提醒人们要记住以往的教训,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

        60年代初,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有人向毛泽东反映某外国元首骂中国,攻击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则说:“写一篇老而不死论,鲁迅写过,许多人围攻他,他就是不屈服,从来没有屈服。……你们有功夫,最好把鲁迅的著作看看,看他那时候的形势,看他的作战方法。”

毛泽东推崇鲁迅,也诚恳地评论过鲁迅的某些不足。

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信中曾经说过:鲁迅在表现农民的作品中,看重其黑暗面和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历过农民斗争之故。在建国后,在同音乐工作者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指出:“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鲁迅)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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