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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彪:“学风”问题还是文字狱?--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

还有的地方,王彬彬毫不掩饰地指黑为白,指鹿为马。例如,汪晖在《反抗绝望》第68页对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的引用,已有"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的注释,而且其中并无"参见"二字。即使此处没有用引号标注所引词句,也只是稍与现在的习惯不合而已,王彬彬则有胆量说,"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认为这是"对勒文森的剽袭"!

如果说王彬彬将"参见"式注释诬为"抄袭",还戴了白手套;那么,睁眼瞎说《反抗绝望》忽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差别,就是斯文尽失了。其实就在王彬彬指为"抄袭"但实际上已注出处的一句话(第二章第二节第一段中的"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13]之后,汪晖即论述了鲁迅的不同之处。

《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刊发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以下简称《学风问题》)中,王彬彬对汪晖在1988年完成、1990年代初出版的著作《反抗绝望》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二是抄袭与剽窃。[1]汪晖被人批评语言晦涩或文理不通不是第一遭,这一方面王彬彬没有什么"创新",他在文章中用了一大半的篇幅来做汪晖文字的刀斧手,不过表明:非如此就无法撑得起这篇文章。但是改别人的"病句"之所以能够改到《文艺研究》上,是因为他在后面藏了个"杀手锏",那就是汪晖的"抄袭与剽窃"。这年头,说谁"剽窃",基本上就是把他置于"千夫所指"的位置,别在学术圈混了,这是一种置人于死地的指控,不可谓不严重。也因此,我们需要审慎面对。

王彬彬在文章开头部分说了自己是如何"发现"抄袭痕迹的,即《反抗绝望》整体上比较晦涩,但有时也会遇到几段平实晓畅的话,于是对这种突变产生疑惑,做了查考,最后发现这些话原来是从其他人的书中"抄来的"。[2]我刚读这篇文章的时候,的确被这样讲出来的故事吸引了,叹道,王彬彬很神。

不过接着读下去,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王彬彬举的第一个证据,是《反抗绝望》(王彬彬所有举证都出自该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8至第59页一段话与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段话之间的关系,开始分析了这两段话的相近之处,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改写,似乎铁证如山,但是,紧接着王彬彬说汪晖在中间其实做了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3]

人家已经注明"参见"了,为什么还指人家"抄袭"?且不说这本书成于19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学术界大规模讨论学术规范之前),即使在今天,将"参见"式引用当作抄袭,道理在什么地方?

王彬彬是这样论述"参见"式注释与抄袭之间的关系的:

在这里,有必要对"参见"这个注释用语做点辨析。这里的"参",乃"参考"之意。做出某种论述后,让读者"参见"某书某文,意思是说:在那本书那篇文章里,也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读者如有兴趣,或如果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去"参考"一下。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原原本本地、或搅拌式地剽袭他人,却又做一个"参见"的注释,称之为"掩耳盗铃",是很恰当的。[4]

为了寻找"剽窃"的证据,王彬彬显然对"参见"做了狭隘化的处理。如果王彬彬给"参见"的注释下的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定义一定会成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成就"最大的定义之一,王彬彬的这篇"檄文"也有望成为他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它打造了一台威力达到恐怖级别的"戴帽机器",足以把三十余年来无数学者的无数著作都戴上"抄袭或剽窃"的帽子,那要兴多少文字狱!

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参见和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可以从头垒一座泰山,恰恰相反,合格的学者必须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否则作为整体的学术研究工作就没办法推进,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比如,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难道是说我必须是和康德"英雄所见略同"?相反,凡是宣称自己在参见的时候,都是"英雄所见略同",要不就是吹牛,要不就是撒谎。

其实,只需粗粗翻看刊登王彬彬文章的《文艺研究》2010年第三期,王彬彬所指的"参见"式抄袭的例子就俯拾皆是。近年来该刊的各期杂志几乎也都如此。

一类是,不仅用了"参见"、"参看"或者"参阅"等注释用语,而且堂而皇之地在正文中用引号标注直接引文。从王彬彬的角度来看,这是大模大样、原原本本的"抄袭"。

如,《从两个批评模式看文化研究的理论视域》(《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第8页:

在韦勒克和沃伦看来,......即把艺术品视为"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注12)。

此处注释为"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民、陈圣生、李哲明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页。"

如,与王彬彬文相隔一篇文章的《衰败想象与革命意志》(《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有多处注释用"参见"引导直接引用,其中一例见该刊111页:

万青力在《并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纪中国绘画史》中同样将"衰退"论的开端定为康有为,他认为:"提倡写实绘画,......"同时也指出康氏的功绩,以及这种近世国画衰退论的巨大的辐射性影响:"其实,康有为......"(注20)

该处的注释为"参见万青力《并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纪中国绘画史》,台北雄狮美术图书公司2005年版。"

又如,《学院批评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困境》(《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第13页这样论述:

于是,有识之士既有"'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的呼吁(注4),也有"学校不是养鸡场"的判断(注5),更有对"学术行政化"、"教育产业化"、"学院公司化"的批判(注6)。我以为,所有的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谈论学院批评的现实语境。

各处的注释分别为:

(注4)参见董健《"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载《粤海风》2006年第1期。

(注5)参见李零《学校不是养鸡场》,《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195页。

(注6)参见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一115、421页。

在这里,作者当然不会认为"参看"只是用来表示"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正文部分也明显包含了直接引用。此处的直接引用提示,所引著作有更详细的论述。

再如,《"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之考辨》(《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第4页全文第一个注释:

用林教授的话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林先生还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注1)

作者对此的注释是,"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这里也是用"参看"来表示直接引用。

可见,在实际应用中,"参见"和"见"都可用于引导直接引用。

另一类是,"参见"等词用于间接引用的场合,但这些间接引用仍然是引用,绝不是王彬彬所说的,"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 从王彬彬的角度来看,这是"掩耳盗铃式"的"抄袭":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作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5]

如,紧接王彬彬文之后的《仿真:后现代摄影的重要视觉模式》(《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第139页:

对于视觉文化,米歇尔认为就是关于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的研究(参见米歇尔《图像理论》)。

该刊部分短论文的注释置于括号内。此处括号内的注释即用"参见"引出间接引用的出处。

又如,《图像西方与想象西方》(《文艺研究》2007年第1期)第128页:

《良友》第12期刊登的一则启示云,原主编周瘦鹃先生因忙于其他刊物的工作,从第13期起辞去总编辑一职(注14)。

作者对此的注释为"参见《良友》第12期。"

又如,《麦茨的电影符号学及其意义》(《文艺研究》2008年第10期)第84页:

麦茨认为"语言"(langage)这一词汇其实有三层含义:1.它指人类的声音语言,人类以此互相沟通,这类语言是高度组织化了的,比如汉语和英语。2.第二类是指某种系统,有内在的结构和规则,与语言有相似之处,但又不是真正的语言,例如下棋的语言(或规则)、电脑语言等。3.缺乏组织或毫无语言学结构的语言,例如花的语言、绘画的语言,甚至沉默的语言(注3)。

此处注释为"参见Christian Metz,Film Language:A Semiofics of the Cinema,trans.Michael Taylor,pp.31-91。"

再如,《文艺研究如何走向主体间性》(《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第54页:

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四维一体以及艺术作为"之间"的"空间化"都不是讲主体之间,而是讲作为存在论的世界结构,"人"在这里不是沉沦的"共在",而是大写的"人"(注9)。

作者的注释为"参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和《艺术与空间》,《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237-306、481-488 页。"

这两类用"参见"为引用做注释的情况都非常普遍,这里只是随手从当期《文艺研究》及近年该刊的几期杂志中举了几例。其他学术杂志和学术著作中同样很多这样使用"参见"的例子。从这些现象的普遍程度来看,可以从中归纳"参见"一词运用于注释的沿用成习的惯例。目前"参见"等词的习惯用法,既可以表示直接引用,也可以表示间接引用,还可以表示王彬彬所说的"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的独立论述。

王彬彬没有从已有的具普遍性的语言现象中理解词语含义的意识,而且在论证的关键环节给出词语释义的时候,也没有引证对此一词语的权威解释。因此,从王彬彬对"参见"的解释如此偏狭来看,这一认定汪晖"抄袭"的关键依据根本站不住脚。作为中文系教授的阅读积累难道不会提醒他,"参见"的习惯用法其实有多种?像王彬彬这样喜欢琢磨人家的语文水平并且"诲人不倦"的人士,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参见"的其他的用法呢?王彬彬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对"参见"用法的断定并不牢靠,因此在篇章安排上没有把对"参见"式抄袭的指证作为首要的重点。

在王彬彬批评汪晖、强调"学风"的时候,他对"参见"一词所做的辨析既没有引用已有的与此有关的学术规范,没有引用已有的与此有关的讨论(并不是没有),也没有援引此前与此有关的"案例",没有"回头"看一看至今为止中国学术界运用"参见"式注释的大体状况,只是通过他自己的词语释义就确定了一条分辨是否"抄袭与剽窃"的学术规范,而从目前已有(还不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具体学术规范)的学术规范来看,并无王彬彬这种将部分"参见"式注释视为抄袭的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