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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彪:“学风”问题还是文字狱?--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

还有的地方,王彬彬毫不掩饰地指黑为白,指鹿为马。例如,汪晖在《反抗绝望》第68页对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的引用,已有"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的注释,而且其中并无"参见"二字。即使此处没有用引号标注所引词句,也只是稍与现在的习惯不合而已,王彬彬则有胆量说,"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认为这是"对勒文森的剽袭"!

如果说王彬彬将"参见"式注释诬为"抄袭",还戴了白手套;那么,睁眼瞎说《反抗绝望》忽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差别,就是斯文尽失了。其实就在王彬彬指为"抄袭"但实际上已注出处的一句话(第二章第二节第一段中的"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13]之后,汪晖即论述了鲁迅的不同之处。

《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刊发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以下简称《学风问题》)中,王彬彬对汪晖在1988年完成、1990年代初出版的著作《反抗绝望》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二是抄袭与剽窃。[1]汪晖被人批评语言晦涩或文理不通不是第一遭,这一方面王彬彬没有什么"创新",他在文章中用了一大半的篇幅来做汪晖文字的刀斧手,不过表明:非如此就无法撑得起这篇文章。但是改别人的"病句"之所以能够改到《文艺研究》上,是因为他在后面藏了个"杀手锏",那就是汪晖的"抄袭与剽窃"。这年头,说谁"剽窃",基本上就是把他置于"千夫所指"的位置,别在学术圈混了,这是一种置人于死地的指控,不可谓不严重。也因此,我们需要审慎面对。

王彬彬在文章开头部分说了自己是如何"发现"抄袭痕迹的,即《反抗绝望》整体上比较晦涩,但有时也会遇到几段平实晓畅的话,于是对这种突变产生疑惑,做了查考,最后发现这些话原来是从其他人的书中"抄来的"。[2]我刚读这篇文章的时候,的确被这样讲出来的故事吸引了,叹道,王彬彬很神。

不过接着读下去,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王彬彬举的第一个证据,是《反抗绝望》(王彬彬所有举证都出自该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8至第59页一段话与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段话之间的关系,开始分析了这两段话的相近之处,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改写,似乎铁证如山,但是,紧接着王彬彬说汪晖在中间其实做了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3]

人家已经注明"参见"了,为什么还指人家"抄袭"?且不说这本书成于19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学术界大规模讨论学术规范之前),即使在今天,将"参见"式引用当作抄袭,道理在什么地方?

王彬彬是这样论述"参见"式注释与抄袭之间的关系的:

在这里,有必要对"参见"这个注释用语做点辨析。这里的"参",乃"参考"之意。做出某种论述后,让读者"参见"某书某文,意思是说:在那本书那篇文章里,也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读者如有兴趣,或如果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去"参考"一下。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原原本本地、或搅拌式地剽袭他人,却又做一个"参见"的注释,称之为"掩耳盗铃",是很恰当的。[4]

为了寻找"剽窃"的证据,王彬彬显然对"参见"做了狭隘化的处理。如果王彬彬给"参见"的注释下的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定义一定会成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成就"最大的定义之一,王彬彬的这篇"檄文"也有望成为他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它打造了一台威力达到恐怖级别的"戴帽机器",足以把三十余年来无数学者的无数著作都戴上"抄袭或剽窃"的帽子,那要兴多少文字狱!

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参见和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可以从头垒一座泰山,恰恰相反,合格的学者必须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否则作为整体的学术研究工作就没办法推进,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比如,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难道是说我必须是和康德"英雄所见略同"?相反,凡是宣称自己在参见的时候,都是"英雄所见略同",要不就是吹牛,要不就是撒谎。

其实,只需粗粗翻看刊登王彬彬文章的《文艺研究》2010年第三期,王彬彬所指的"参见"式抄袭的例子就俯拾皆是。近年来该刊的各期杂志几乎也都如此。

一类是,不仅用了"参见"、"参看"或者"参阅"等注释用语,而且堂而皇之地在正文中用引号标注直接引文。从王彬彬的角度来看,这是大模大样、原原本本的"抄袭"。

如,《从两个批评模式看文化研究的理论视域》(《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第8页:

在韦勒克和沃伦看来,......即把艺术品视为"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注12)。

此处注释为"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民、陈圣生、李哲明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页。"

如,与王彬彬文相隔一篇文章的《衰败想象与革命意志》(《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有多处注释用"参见"引导直接引用,其中一例见该刊111页:

万青力在《并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纪中国绘画史》中同样将"衰退"论的开端定为康有为,他认为:"提倡写实绘画,......"同时也指出康氏的功绩,以及这种近世国画衰退论的巨大的辐射性影响:"其实,康有为......"(注20)

该处的注释为"参见万青力《并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纪中国绘画史》,台北雄狮美术图书公司2005年版。"

又如,《学院批评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困境》(《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第13页这样论述:

于是,有识之士既有"'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的呼吁(注4),也有"学校不是养鸡场"的判断(注5),更有对"学术行政化"、"教育产业化"、"学院公司化"的批判(注6)。我以为,所有的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谈论学院批评的现实语境。

各处的注释分别为:

(注4)参见董健《"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载《粤海风》2006年第1期。

(注5)参见李零《学校不是养鸡场》,《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195页。

(注6)参见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一115、421页。

在这里,作者当然不会认为"参看"只是用来表示"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正文部分也明显包含了直接引用。此处的直接引用提示,所引著作有更详细的论述。

再如,《"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之考辨》(《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第4页全文第一个注释:

用林教授的话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林先生还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注1)

作者对此的注释是,"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这里也是用"参看"来表示直接引用。

可见,在实际应用中,"参见"和"见"都可用于引导直接引用。

另一类是,"参见"等词用于间接引用的场合,但这些间接引用仍然是引用,绝不是王彬彬所说的,"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 从王彬彬的角度来看,这是"掩耳盗铃式"的"抄袭":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作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5]

如,紧接王彬彬文之后的《仿真:后现代摄影的重要视觉模式》(《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第139页:

对于视觉文化,米歇尔认为就是关于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的研究(参见米歇尔《图像理论》)。

该刊部分短论文的注释置于括号内。此处括号内的注释即用"参见"引出间接引用的出处。

又如,《图像西方与想象西方》(《文艺研究》2007年第1期)第128页:

《良友》第12期刊登的一则启示云,原主编周瘦鹃先生因忙于其他刊物的工作,从第13期起辞去总编辑一职(注14)。

作者对此的注释为"参见《良友》第12期。"

又如,《麦茨的电影符号学及其意义》(《文艺研究》2008年第10期)第84页:

麦茨认为"语言"(langage)这一词汇其实有三层含义:1.它指人类的声音语言,人类以此互相沟通,这类语言是高度组织化了的,比如汉语和英语。2.第二类是指某种系统,有内在的结构和规则,与语言有相似之处,但又不是真正的语言,例如下棋的语言(或规则)、电脑语言等。3.缺乏组织或毫无语言学结构的语言,例如花的语言、绘画的语言,甚至沉默的语言(注3)。

此处注释为"参见Christian Metz,Film Language:A Semiofics of the Cinema,trans.Michael Taylor,pp.31-91。"

再如,《文艺研究如何走向主体间性》(《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第54页:

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四维一体以及艺术作为"之间"的"空间化"都不是讲主体之间,而是讲作为存在论的世界结构,"人"在这里不是沉沦的"共在",而是大写的"人"(注9)。

作者的注释为"参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和《艺术与空间》,《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237-306、481-488 页。"

这两类用"参见"为引用做注释的情况都非常普遍,这里只是随手从当期《文艺研究》及近年该刊的几期杂志中举了几例。其他学术杂志和学术著作中同样很多这样使用"参见"的例子。从这些现象的普遍程度来看,可以从中归纳"参见"一词运用于注释的沿用成习的惯例。目前"参见"等词的习惯用法,既可以表示直接引用,也可以表示间接引用,还可以表示王彬彬所说的"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的独立论述。

王彬彬没有从已有的具普遍性的语言现象中理解词语含义的意识,而且在论证的关键环节给出词语释义的时候,也没有引证对此一词语的权威解释。因此,从王彬彬对"参见"的解释如此偏狭来看,这一认定汪晖"抄袭"的关键依据根本站不住脚。作为中文系教授的阅读积累难道不会提醒他,"参见"的习惯用法其实有多种?像王彬彬这样喜欢琢磨人家的语文水平并且"诲人不倦"的人士,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参见"的其他的用法呢?王彬彬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对"参见"用法的断定并不牢靠,因此在篇章安排上没有把对"参见"式抄袭的指证作为首要的重点。

在王彬彬批评汪晖、强调"学风"的时候,他对"参见"一词所做的辨析既没有引用已有的与此有关的学术规范,没有引用已有的与此有关的讨论(并不是没有),也没有援引此前与此有关的"案例",没有"回头"看一看至今为止中国学术界运用"参见"式注释的大体状况,只是通过他自己的词语释义就确定了一条分辨是否"抄袭与剽窃"的学术规范,而从目前已有(还不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具体学术规范)的学术规范来看,并无王彬彬这种将部分"参见"式注释视为抄袭的明确规定或者惯例。就此而言,究竟是谁的"学风"有问题呢?

还有的地方,王彬彬毫不掩饰地指黑为白,指鹿为马。例如,汪晖在《反抗绝望》第68页对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的引用,已有"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的注释,而且其中并无"参见"二字。即使此处没有用引号标注所引词句,也只是稍与现在的习惯不合而已,王彬彬则有胆量说,"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认为这是"对勒文森的剽袭"!

在一个批评者开始随意践踏他人的名誉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品格也已经弃若敝履。但是《文艺研究》作为在业内有较高地位的杂志,对"'参见'式抄袭"这类与既有的引注习惯存在严重冲突的说法,竟然毫无进一步辨析的意识,也忘记查看自己此前刊发的文章是否存在王彬彬所谓的"'参见'式抄袭",甚至忘记查看同期刊发的文章是否也有这类现象。如果不是急于制造耸人听闻的话题,《文艺研究》应该不至于在编辑方面出这种颜面尽失、令人叹为观止的严重错误。该刊纵容玩弄证据、刻意构陷的行径,堪称学术批评和学术杂志的大耻辱!

其实,只是从九十年代以后,学术界才大规模开始倡导学术规范化。《反抗绝望》的编辑出版正好处于1988-1991年这一段众所周知的特殊时期,当时具体的学术规范状况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汪晖在该书重印时的对"主要参考书目"的"注"中说:"本书初版时,应出版社要求,删去了全部参考书目。现在这份书目是重新编定的。"[6]在今天,出版社提出这样的要求是难以想象的,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这却是常态。不用说《反抗绝望》成稿的1980年代,就是到了现在,中国人文社科学界也不像美国那样有明确的写作格式规定,或者用《MLA 格式手册》(《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研究论文作者手册》),或者用《芝加哥写作格式手册》。因此目前在论文格式、注释方式、语汇使用上有相当大的混淆,包括对"参见"等词的使用场合或范围缺乏清晰说明,这对治学的确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也许以后可以制定统一的中文论文格式,并通过不断修订来完善,来解决这一难题。但是,格式问题绝不应该成为对学术思想的遮蔽。如果认为八十年代的文章格式不规范,八十年代的文章就都不足观,这就本末倒置了。更不应该把今天逐步积累的学术规范当成棍子去追打八十年代的学人,把学术批评演变成制造"文字狱",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规范的目的。

在王彬彬所指出的例子中,从极端形式主义的角度看,存在两处脱注现象,但它们都紧邻"参见"式注释。一是《反抗绝望》第59页"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的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其中"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内容。但《反抗绝望》第59页这一段在结束处未注明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引用,也未注明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的引用。紧接此处的下一段第一句"如果说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实行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治学术还带有极端狭隘的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阶级特征"(第59-60页)则给出了注释:"以上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74页。"其中"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也引自前引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有关内容。[7]需要说明的是:在1991年版中,这两段话原为一长段,但在后来的版本中,这段话被分割为两节,这样初版中的"以上参要见李泽厚......"的注释实际上是包括了前一部分内容的,而后来版本因为分割成了两节,就给人断开的感觉。

二是《反抗绝望》第69页"按照列文森的观点,'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一种感情上的义务,......是一个大家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社会'",给出注释"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3-4页"。接下来的一句未注明出处:"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8]但这句话是对上一句话的承接,同样引自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页。

王彬彬的举证中还有一处看上去也像前面两例一样,未注明出处。即从王彬彬文所引的河北教育2000年版来看,《反抗绝望》第64页"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一段,注释为"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紧接着的下一段中的"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反抗绝望》第65页),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179-180页,未注明出处。但正如舒炜《"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一文所指出,王彬彬文章列出这两段紧连着的文字时,不标出原来就有的注释号位置和注释,同时还做了一处非常细致的"小手术",并分开讨论,并以这两条的讨论作为全文的压轴段落。在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反抗绝望》第79-80页,这两段其实都在同一长段落内,河北教育版则删节了紧接着"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之后的"伽达默尔指出:'不应把理解设想为好象是人的主观性行动,理解是将自身置于传统的一个过程中,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注3]",此处的"[注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50页,转引并参见《意义的探究》第180页"也随之删去。也就是说,在《反抗绝望》1991年上海人民版中,并不存在脱注的问题。舒炜含蓄地指出,其实王彬彬并不是只看了河北教育2000年版,他其实是拿着1991年上海人民版在找河北教育2000年版的"问题"。因为王彬彬在文章中说"此处跳过张著引用的伽达默尔一句原话",而其实这句话在河北教育2000年版中已经删掉了;既然删掉了,又怎么可能跳过呢?如果王彬彬手头没有拿着1991年上海人民版,他不可能知道这里会有一句伽达默尔的原话。恰恰是王彬彬的这一"小手术",泄露了他苦心经营所谓"证据"的痕迹。[9]

这一苦心经营的"证据"正显示了王彬彬的无力。从上下文的引证来看,作者并无掩盖与前述几本著作的关系的意思,因为在这些段落的前后,作者都曾引及这些书。而且这里的引述主要都是历史背景性的或理论背景性的叙述,是参照性质的,并不涉及作者的中心观点。这里的疏失应该补正,但与剽窃相比,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其实,强行要求"一岗一哨"式的任何原书语词、直接引用的或间接引用的句子都一一标注,无疑是繁琐之极的学术镣铐。我们不要忘了:做注解,其原初的、最朴素的出发点,是要表示自己的论说有根据、有依凭,有更详尽的论证;而这些原有的根据、依凭、论证当然不可能通过引用一两个词、一两个句子说清楚--注释里标明引用或参考某书第57页或者某书第4页,当然也意味着该书前后各页的相关论述都在范围之内。进一步说,如果法律极端细致、严格、苛刻,那这样的法律在实践中必定走不远、行不通也立不起来。

王彬彬仅仅根据这两处微不足道的疏失,就无限上纲,想要全面否定《反抗绝望》一书,这是无法成立的。他其实知道,仅仅根据这两处疏失是无法炮制出一篇按"学术规范"可以刊登在《艺术研究》上的论文,所以他才不惜把自己贬为刀笔吏,玩空心思,把文章的一大半篇幅用于改"病句",并且发明"偷意"式剽窃法,也是迫不得已吧。

 

王彬彬认为《反抗绝望》"主要"是抄来的、"偷"来的。而按王彬彬所说,"此书出版后,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学术名著",[10]如果它"主要"来自于痕迹明显的拼凑,如何能在这二十年间蒙混过关?因此,王彬彬要证实自己给出的惊人判断,就要把那些看不出"参见"之类"剽袭"痕迹的地方也贴上"剽袭"的标签。这个标签就是"偷意"。

按王彬彬的说法,"偷意"集合了多种"剽袭"手段,"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在字句上尽量不留痕迹",这是"最让人反感的""剽袭"方式,它"在《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11]也就是说,王彬彬认为"偷意"是《反抗绝望》最重要的一种"剽袭"方式。虽然他对"偷意"现象的举证只有三处,"偷意"例证的数量与其重要程度并不相称,但"偷意"有着不可替代的妙用:由于"偷意"在字句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因此判断是否"偷意"也就不必寻找字句上的相似之处,有心人可以非常随意地下判断。

正因为辨别是否"偷意"带有非常强的随意性,为了保证辨别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为了避免这类判断沦为"莫须有"式的诬陷,就应该想办法为这种没有什么有效凭据的判断确立一些相对明确的标准和规范。如果难以围绕"偷意"确立这类标准和规范,就有必要斟酌"偷意"这一概念的有效性。

但我们在王彬彬的文章里看不到任何审慎思考避免随意判断的迹象。王彬彬列出几处涉嫌“偷意”的引文之后,基本不做分析,直接下个"'意',完全相同"之类的判断即可,甚至根本一个字的解释都不需要。在《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第134页,我们可以看到"裸奔"的两段引文摆在那里,什么解释或者介绍都没有,甚至连一个"例如"都没有:

勒文森说:"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

汪晖说:"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第70页)

这等见所未见的写法出现在讲究语言文理的王彬彬教授的笔下,的确令笔者拍案叫绝。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写法能比这种"裸奔"的手法更好地显示,辨别"偷意"的基本原则就是"莫须有"?

由于王彬彬对"偷意"缺乏清晰界定,他在具体举证时也只有这一处缺乏效力的说明,如果只是跟着王彬彬的臆断来追问他所举的例子究竟是否"偷意",会一头雾水。首先要看王彬彬提出"偷意"的问题究竟要说什么,这些说法是否站得住脚?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缺乏说明、流于臆断的"偷意"在王彬彬给出的"剽袭"分类中反而最为重要,才能清楚他对"偷意"的臆断为什么无理。

王彬彬在分析《反抗绝望》与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两书的"剽袭"关系时说明了要点。就《反抗绝望》与《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关系,王彬彬如是说:

......(汪晖)常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套用于对鲁迅的观察。[12]

如果说王彬彬将"参见"式注释诬为"抄袭",还戴了白手套;那么,睁眼瞎说《反抗绝望》忽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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