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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高等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

《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胡显章 曹莉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柏林高等研究院并不要求学者定期拿出自己的成果,实际上它不鼓励学者把时间都用在完成自己的课题上,而是鼓励学者通过跨学科、跨文化的交流,产生出新的想法,从而为新的研究或修订已有的计划提供新鲜的能量。

高等研究可能有其他的一些目标,我们不能完全按照现实功利的目标来规划高等研究。高等研究要生产什么东西呢?生产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研究,在那里见到了在香港科技大学任职的聂华桐老师。他对我说,他决定放弃他在美国和香港的位置,到清华大学担任高等研究中心的主任,而这个中心的发起者是杨振宁先生。那一年,杨先生也在香港,常常与我所在的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几位同事交往,闲谈中也曾提到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历,他和李正道先生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课题的一些理念就产生于那个时期。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已经出了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师。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曾经探访过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但没有深入的了解。2000年至2001年,我在柏林高等研究院担任高级研究员,2004年,我担任过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的高等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对于高等研究及其不同的模式有了一些经验。北美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欧洲的柏林高等研究院是当代世界最有代表性的两个高等研究机构,代表了高等研究的基本模式。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创立于20世纪30年代,所以它的结构到今天已经基本完善。


  高等研究机制的完善化也包括了建立包括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等多重学科的跨学科机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机制的完善化,在时间上要推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部的创立。从这一点看,自然科学主导高等研究的状况不是偶然的。19、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主宰了整个知识领域,笼罩了对整个世界的基本认识,它的方法论变成了一个客观的、最具有真理性的方法论,它的学科成为最有效用的学科。高等研究也不例外。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立的时候,担任领导职务的都是自然科学家,比如像奥本海默这样的科学大师。从两次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是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和知识领域发生重大转化的一个时期,社会科学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到了1966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以社会科学家的身份担任院长的人,这就是经济学家帕•凯森。这在高等研究史上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事件,据说在研究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柏林高等研究院的建立是师法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两者之间有姐妹关系。当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一大批研究员和著名的科学家都是欧洲科学家,其中相当一批是流亡的犹太科学家,他们在自己的大陆反而没有这样的高等研究机构。当然,在欧洲建立高等研究机构也是因为看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崇高声望。不过,这两个机构还是有相当重要的区别。1979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建立了社会科学部之后,形成了四个主要的部门,即自然科学、数学、历史学(历史学指的是整个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部。而欧洲柏林几乎在同时期就建立了包含这四个部门的新的高等研究院。


  讲了这些背景以后,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什么叫高等研究?所谓的高等研究不是指一个具体的学科的研究,也不是指一个人水平很高,他要去做高等的研究。当然,高等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吸引一些杰出的人才、最有希望的人才在这个研究机制中进行研究和讨论,但现有的学科机制当然也都乐意吸引第一流人才,因此,仅仅从这个角度还不能说明高等研究的特点。高等研究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特殊的机制,一个不同于大学体制的一个机制,一个不同于以大学为基础产生出来的学术分科的机制。尽管参与到高等研究里面的学者绝大部分来源于大学,也都有自己的学术领域,但高等研究的目的恰恰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空间,首先是让他们在一定的时段内不教书,跳出他们原来的对话环境,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像一个小的村庄的村民一样住在一起,让这些完全不同的、在各自领域当中有非常高的造诣的学者在一起碰撞。无论在自然科学史上,还是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历史上,一个新的想法的产生往往会改变这个学科领域的基本问题和面貌,而这些想法除了你个人的研究之外,也需要在不同的领域之间相互碰撞的一个结果。20世纪在不同领域中都有人谈论科技整合,就是因为很多学科的变化和新的成果都是在与其他领域之间对话、碰撞中产生出来的。


第二个问题,高等研究的目的是什么?高等研究要生产什么东西呢?生产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像杨振宁先生说的,他的想法是在担任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时产生的,这不等同于说他的成果是在那儿产生的。高等研究不是给谁做一个方案,但又不是与这些问题无关。我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比如,中国有贫困问题或者贫富分化的问题,高等研究当然应该关心这些问题,但它不是给政府或公司去做脱贫方案,而是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形成这些现象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或更加综合的原理,就像阿马提亚•森所做的那样。也就是说,它尤其关注基础理论的研究。


  前几天看到一个清华大学的简报,里面发表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七年回顾,他们也特别地提到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不仅仅是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在自然科学领域,对于基础科学的研究也是受到忽视的,而高等研究就是要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一个理想的空间。基础理论的研究未必很快可以见到效果,但却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智慧的投入。像现在这样搞项目,连硕士研究生毕业都要在所谓的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篇,是在毁灭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


  高等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学生运动、社会运动高涨,在文化上大众文化兴起,在知识领域内对精英主义的批评成为时代潮流。高等研究当然很容易被视为精英主义的范本而加以批判。所以,在柏林高等研究院创立的前期,这个机制受到了很多的批评。但5年到10年以后,这个批评基本上消失了,原因很简单: 第一,许多优秀的学者在这个时期的研究最终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成果;第二,由于这个研究机构而产生的学术网络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对话提供了前提; 第三,德国和临近国家从研究院获得了邀请这些研究员访问和合作的机会。研究院并不负责为研究员联络各个大学,但通过学术和学者之间的网络,这种联系迅速地发展起来。通过讲学、会议和学术活动,研究员在这个新的环境中也和自己在欧洲的同行建立了联系。


  刚才我们讨论了一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关系的分立格局,其实在所谓文科的范围内也同样由于学科分割而产生了许多问题。我们知道,所谓的社会科学主要是西方舶来的知识,两次大战以后,社会科学逐渐地成为主导性的知识,有了长足的发展。很多同学读过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也可能还有同学读过华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否思社会科学》。他们的问题意识不尽相同,前者讨论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后者分析西方社会科学如何变成了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但都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系统提出了批评。西方的社会科学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西方的研究,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它们产生的背景与对西方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密切相关。这些学科中有一种比较特殊,就是人类学,它主要产生于对非西方的研究。人类学原来是从对一些非西方的部落和地区所做的调查研究发展而来的,它的先行者是一些旅行者、探险者、冒险者,它们逐渐地发展,并最终在学术体制当中得以正规化。人类学研究多半是对在这些被西方人认为最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一个范围内的人类现象的研究。还有一种就是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东方研究主要包括了像中国研究、埃及研究、伊斯兰世界的研究,等等。与早期人类学的对象有所不同,这些研究的对象是一些非常古老的文明,它们和非洲或者太平洋诸岛上的部落不太一样。东方研究潜在的问题是:这些文明跟西方的社会之间相似还是不相似呢?很清楚,那些与西方研究密切相关的领域逐渐地发展了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形态,而东方学却注重文化的特殊性,或者说与普遍的西方之间的差异性,它们在形式上没有产生出普遍主义的理论特征。


  与上述两种研究有所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是战后在美国形成的地区研究,中国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我们在中国学的是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可是到美国去反而要学中国研究。什么叫中国研究?中国研究涉及所有学科领域,而自身又是一个领域。有意思的是,在美国,你可以在社会学、人类学的某个领域中作研究,很少听说谁是做西方研究的。地区研究,准确地说,是从西方的需要和视野出发的对于其他地区的研究。


  高等研究在最近二十年的发展当中有一个新现象,就是高等研究与大学的结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柏林高等研究院也不属于任何大学,所以它们都是独立的高等研究机构。


  也许有人会问: 世界上已经有了很多的高等研究院了,那为什么我们在中国也要创造呢?我们最好的学者可以到普林斯顿去,到柏林去,或者到其他的地方去。我刚才讲,19世纪的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的一些基本范式,是建立在西方知识的霸权基础上。所谓西方非西方的分界,社会科学领域中学科的建立,都是跟西方的特殊的领域、特殊的地位有关系的。有关西方的知识逐渐成为普遍的知识,获得了普遍的理论形式,比如经济学、社会学,等等。通过大学和研究机制的全球化,这一套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现实。因此,中国和许多其他地区的学者关注自身的经验,并且在实践中对已有的范式加以修正,这是必然的潮流。在这个意义上,怎样调动不同社会的资源,不是简单地排斥西方社会科学,而是学习它,批判它,并通过调动新的文化和社会的资源对之进行修正,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在什么地方作研究是重要的,你在这个地方作研究,你需要虚心认真地研究这个地方的语言、历史社会状况,并把自己的经验和概念带入理论的思考,提出新的知识上的创新和模型。我们现在常常说要创造一流大学,可是一流大学不是说你有什么标准我就拼命学,跟你达到一个标准,而是说也能够做出真正的创新,形成自己的标准,否则你永远在别人的下面,没有什么一流可言。


第二个疑问是: 在中国做这个研究,为什么不是创造一个中国研究院,而是要建立一个高等研究院呢?首先是我们现在的研究状态极不平衡,中国研究和西方研究人才相对集中,而对于其他地区和社会缺少强大的研究力量。我们都知道,西方的社会研究跟它的扩张、跟它的殖民主义、跟它的世界视野有关系,19世纪的社会科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殖民主义知识发展的历史。你要真正批判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殖民主义知识的问题,不是仅仅通过对于自己的研究就可以解决的,我们要有一个气魄,在不同的知识领域里、在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进而形成新的、超越殖民主义的知识范式。高等研究的模式不是要成立一个中国研究院,让一些专门研究中国的人到这里来,恰恰相反,我们是要那些研究各种不同领域的一流学者在这个地方交流、碰撞,产生出新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在非西方地区建立高等研究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复制西方的地区研究,而是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


  我这里举个具体的例子。在柏林的时候,一些人文学者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以比较帝国研究为中心主题。我们当中有研究第三帝国的,有研究俄罗斯帝国的,有研究奥斯曼帝国的,有研究莫卧儿帝国的,有研究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的,我算是研究中国的。这个小组的讨论非常有成果,也非常有意义。第一个,如果不是在高等研究院大家是不可能聚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属于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来自不同的地区,没有这个平台,这样的研究和讨论是难以展开的。第二个,为什么从帝国这个角度来做呢?如果我们了解人文学科和历史学的发展,我们就知道,19世纪到20世纪笼罩着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基本模式是民族国家,我们讲的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我们讲的政治学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学,我们讲的历史学是国别历史学,我们讲的语言学也几乎是民族语言学。这批研究帝国的学者出于对于民族主义知识的不满,重新发掘早期的历史。在研究和讨论中,我们发现原有的那个帝国研究是完全被民族范式笼罩了的帝国研究。我在柏林讨论了一年,产生了许多想法。第二年,我们这些人又有机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合教一个学期的课程,在匈牙利和土耳其继续我们的研究和讨论。我相信这些讨论会逐渐地产生出一些成果来。我自己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一个部分的修订就与这场讨论有关。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中国是一个独特的、伟大的文明国家,有着自身的文化和学术传统。对于这个传统,许多学者有着强烈的兴趣。这一点能够保证我们能够邀请到优秀的学者到中国来。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为社会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研究对象,因此,尽管中国的社会科学还不那么发达,但社会实践却是极为丰富的,也是亟须加以总结的。要是有一天,我们能够从不同方面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巨变提供出创造性的解释的话,那么,这个贡献不仅是对中国研究的贡献,而且是对整个人类知识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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