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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 学术座谈会

“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 学术座谈会

2010年7月17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
汪晖 别求新声

 “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


学术座谈会


时间:2010717

地点:北大博雅会议中心大学堂三号厅

 

戴锦华(会议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

首先代表我个人欢迎大家,很久没有出席过这种规模和级别的大型学术会议了。我很荣幸被大家推举为大会主席,我也不常做“主席”,所以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对今日学术的思考。今天,大家从世界各地、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出席“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座谈会,面对众多的多学科的学者,我所说的难免班门弄斧。

    大家可能分享着一个基本共识,即:已经过去的20年和未来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时段。不久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见到了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朋友,发现他们共同在关注一个问题——“中国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说来变得格外突出。从美国主流社会的大型商业机构的高管、大学校长,到各学科学者,都认为中国问题已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问题对于世界、尤其对于美国已变得非常重要。这里说的,不是单纯的“中国崛起论”——对此我也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显然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后冷战的格局,对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当代人,对每一个关注当代世界、当代生活的人们,都在提出全新的问题和挑战。

其次是一个我个人的、也许过分的观点,即,“理论已死”。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理论的年代,而今天,从某种意义说,冷战年代构成的理论已死。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理论之后的年代——after theory,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前理论(before theory)的时代?毫无疑问,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理论之后,只意味着呼唤新的理论,呼唤着新的应答。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因为汪晖近年来的工作、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使他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世界,被命名为一种示范、一个例证。今天,我们选择汪晖,将汪晖作为一个被我们“解剖”的“麻雀”,是因为我们和汪晖面临并分享着共同的挑战,共同的问题,我们选择他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切入点,更重要的为了通过今天会议的议题,深化思想与学术的工作。

    有一个说法,现在已变得有些“恶俗”了,——“问题意识”。但是这个“恶俗”的“问题意识”,在今天变得格外真切的命题。我们到底应该提出怎样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使用怎样的方法、使用何种的语言,选择哪些的径路,这些已变得相当急迫。

    大家在如此酷夏,来到如此炎热的北京,是因为我们大家分享着同样的紧迫感,这是因为我们对整个学术生产和学术格局的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同时分担着一份深刻的焦虑。

    很多年没有出席过如此规模的同仁学术会议了,八九十年代初这样的会议并不罕见,这些年来,我们经历着学科化、专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规范、深刻学术生产的同时,也建筑了学科壁垒。今天这样的议题宽泛、跨学科的大型会议,是希望能有效地处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同时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来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为了有利于我们的学术生产的,有利于思想的交锋,有利于我们共同的、对真理的追求。

    多余的话说完了,接下来的讨论我交给第一场的主席。

 

第一场: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

主持人:胡志德(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

 

主持人:这个世界上我怕的东西不多,其中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跟戴锦华教授讲话。我们今天第一场的议题是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第一发言人是台湾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于治中先生。

 

于治中(台湾清华大学外文系):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同仁举办这样的会议。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汪晖先生的思想世界,这篇文章首先在台湾发表,在此我只是把这篇文章主要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摘要。

    我个人认为,自从1949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个剧变,这个剧变实际上从49年就开始了,不仅是後30年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的认识,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认识,无论是作为认识的对象或者是自我的反思,这种认识往往也折射出这个时代的一些特色。

    从近现代以来,面对着千年未有的变局,中国虽然一直不断的发展与转变,可是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压力之下,所谓的中国,令人遗撼的,一直是一个被认识的对象與客体,这种主体性的沦丧与话语权的失落,不仅肇因于双方力量的对比,更起源于我们对世界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自从移植了西方的教育体制之后,我们如何认识外在世界以及理解自己的方式也在模仿过程中被颠倒,造成主客易位,所以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与价值似乎只能在对方的認識框架中得到自我表述,原本只是外在的西方,事实上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我们内在组织的一个部分。认识自我与认识他人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事物的两面。我们早已无法跳脱世界历史的语境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因为长久以来,這正是西方理解他者并且同时建构他自身的方式,如果我们无法察觉以及接受这个前提的话,我个人認為,所有的形式的反思只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与肯定既有的认识框架。如果当代中国问题的框架事实上已经变成现代性文化自身内部的问题,问题的核心或許應該在于如何避免陷入自身特殊性的陷阱当中,勇于去面对这个已经内在于我们自身的现代性。

    从早期开始一直到《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四大卷书的出现,我认为汪晖先生的著作基本上或隐或显的在回应这个问题。在他的著作里面,他很少从纯理论方式阐释这个命题,而是透過思想與社会两者之间互动的过程,設法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去挖掘思想如何成为一种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也就是去讨论所谓历史动力的问题。所以他讨论问题的方式,不仅与超脱外在现实,专注讨论思想内部的作品不同,也与把思想仅仅作为社会关系产物的看法相异。前者是以“内因说”为代表,将思想孤立地視为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后者是以“外源论”为依归,将思想化約是“他為的存在”,这两種立場各异,表面上看起来相反的理论,实际上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对思想构成性力量的遮蔽,也就是对历史动力的遮蔽。

    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汪晖并不是简单的将概念放置在一种时间性的序列之中,而是在问题形成过程之中去展开,他反对任何不证自明的概念和假设,而是以“问题的架构”为主导提出他的分析。这样的一种提問方式,虽然将社会纳入他的视野,却与所谓社会史的研究方向大异其趣。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社会史只是将所探讨的领域扩大,纵然强调思想上的语境化,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纳入,可是在认识论上不仅没有反思上述各个领域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存在于这些领域之中既有概念的有效性,而且经常也并没有跳出线性历史论和单纯因果论的假设。

    汪晖的提问方式或許跟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学科接近,就是所谓的历史社会学。我们知道,二战之后,历史社会学在英语世界兴起,改变了以往社会学家缺乏历史意识与历史学家缺乏社会学理论的通病,以长时段的范围与跨学科的思路研究过去,虽然它强调探讨社会如何运作变迁,可是作为社会学一支的历史社会学,虽然强调理论的重要,可是在认识论的层次上,似乎跟社会史面臨的困境几乎相当的类似。所谓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往往只是留在本位主义的立场,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或者抽离具体的语境,任意挪用理论,缺少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充分认知所使用概念的有限性,从而有时不自觉地陷入以普世性的概念化约人类存在的多样性,产生一种过度全称性的抽象化东西,做出超越不同具体历史经验范围的一些概括性的推论。

    汪晖最早是以所谓的矛盾性作为理解鲁迅作品的一把钥匙,以“个人一致性”的概念作为起点,去思考这种复杂的悖论性,之后這個問題意識又促使了他对中国现代史中“五.四”启蒙运动的再思考。面对思想纷然雜呈与互相矛盾的五四运动,他提出了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作为分析悖论性历史运动的框架。从讨论鲁迅的“个人一致性”到五·四运动的“历史同一性”,所改变的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他所关切的焦点也隨著轉變。我认为他早期讨论所谓鲁迅的“个人一致性”時依然停留在各类思想本身的含义,换言之,只是属于從作品所呈現的内容层次上来立论,可是他以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研究五四运动,則是将先前的“个人一致性”概念更进一步的深化,将问题的核心轉而指向这些不同思想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与其合法性的过程。

    从“历史同一性”的问题架构出发,汪晖总结了五四启蒙运动所呈现的“态度同一性”的特质,之后又提出所谓“文化同一性”的范畴,更进一步将这个方法扩展至中国现代思想的整个领域,以此作为框架讨论产生现代性悖论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意义。

    以“一致性”所開啟的“同一性”问题架构反思各种悖论性之所以产生的可能性条件,是从鲁迅研究开始一直到他后来作品的主题,在《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这本书新版序言里面,汪晖以事后回顾的角度说:“鲁迅研究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研究的起点,这点对我至今很重要,因为我觉得鲁迅始终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现代思想变化的特殊的坐标。他倒不是说鲁迅的思想如何高超,而是他思想的复杂性能够为我们从不同方向观察现代提供了一些不同的线索”。

    汪晖讲的“同一性”概念,我个人认为,他的重点不是放在“什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而是说先于“是”,“是的本身”如何是可能的,换言之,不是什么是悖论性,而是悖论性如何是可能,在这个问题架构中,重点不是放在矛盾的内容,而是矛盾的前提,不是讨论矛盾的解决或者扬弃,而是矛盾是建立在何种可能性条件之上,这是我个人从认识论的角度認為汪晖思想中比较重要的特点。

    汪晖从中国思想與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展开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的方式,不是一种简单的抽空历史事实,任意套用西方社会科学中既有的分析概念,也不是一种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去寻求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因为这种特殊性相对于西方普遍主义的特殊性,所呈现的无非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普通与特殊的二元对立,这种结果只是将自身再次的东方化而已,不可避免成为西方普遍性话语内部一种另类的复制。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特殊性的内容,而是在于我们如何进入这种特殊性方式的本身,在拒绝接受任何先验概念的同时,汪晖也拒绝了这些先验性之中可能暗含的各类的假设。

    由此可以看出,汪晖对思想进行历史性分析的时候,他并不是简单的将概念放置在一种線性的时间序列之中,寻求某个絕對的起源或者不断延续的实体,而是面对散落的历史碎片,从反复呈现的历史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聯性裡重新提出问题,重新组织新的问题架構。在断裂性的前提之下思考所谓的连续性,最终在问题形成的内在过程中,也就是從他所谓的「内在视野」去展示思想如何成为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

    最后我认为,汪晖所提出的“视野”,不仅使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从对象的位置之中获得解放,同时也挑战了西方从19世纪以降人文與社会科学领域中既有学科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各领域中既存概念的有效性,更突破了一般傳統上所謂的汉学、支那学、中国学、东洋史、东方学、区域研究等等对中国的认识。

    换言之,我个人認為,汪晖的作品不仅仅是使西方的普遍主义现代性去自然化与去神秘化,将其还原为各种特殊主义中的一支,同时也使所谓中国的独特性得以进入普遍主义历史范畴之中,获得一个真正的主体性发言位置,成为世界学术核心领域中平等对话的一员,与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各个历史主体共享与共创一个开放性与普遍性的论述场域。

    大概是这样。谢谢。

 

主持人:下一位发言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姚洋教授。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

我自己是搞经济学的,在座的大多是搞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所以我算少数派了。我个人和汪晖虽然接触不算少,但也只是对他的跟我研究领域相关的东西,有一些了解,所以总体上不如各位了解多。

    我只是以一个外行说点自己的感受。刚才锦华一开始说到了自己去美国的感受,我也有同感。我自己是做经济学研究的,跟国外的同行接触比较多,而且我也在组织一个中美经济对话,我的感觉是,中国想再像以前那样只关注国内的问题,关注自己的问题,不把自己放在世界范围内考虑,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在过去,国外研究中国,多多少少只是一个了解的过程,是国外的学者来了解中国;现在,我们的需求应该完全改变,我们需要互动,而不是单方向的输送。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很小,我们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在现在来说,不管怎样,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大了。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占世界经济增长的近40%;对于很多国家,中国是它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世界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参与世界事务。我们的官方定位还是“韬光养晦”,当然现在又加了几个字,叫“有所作为”。但是世界不满足我们“有所”作为,而是要求我们“一定”要有作为,一定要参与。这一点我的感受非常强烈。我到欧洲、美国开会,西方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不能像以前那样只捞经济利益,而是要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然后要遵守世界的规则。对于我们学者来说,需要完全不一样的要求。以前我们只是被动的,人家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只是提供一些材料给他们看。并不是只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如此,经济学也是一样的,人家到我们这儿来,只是采集一点数据,拿回去做点案例研究。刚才台湾同仁说了,我们只是特殊性的一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他们握有普遍的理论,到中国来,只是检验一下而已。现在我觉得世界变了。这跟中国崛起有关系,虽然中国崛起该怎么定义还是个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一个事实。我自己计算的结果是,最早中国将在2022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是躲不过去的。

但是在国内,我觉得我们学术界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意识到整个世界变了。有一部分人装作不知道,抱着“我在中国做自己的事情,我关注中国的事情就可以了”的心态,没有想到如何把中国呈现给世界,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变得极其重要。另外一部分人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在总结中国经验的时候,非常强调中国的独特性,认为中国什么都是独特的,跟世界没有什么相关的东西。

我觉得汪晖在把中国呈现给世界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是参与到和世界的互动里头去了。他不是把中国完全作为一个个案、一个特例来研究,而是把中国作为一种能找到普遍性东西的这么一个场所来进行研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点上,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汪晖在海外的名气比在国内的名气大?很多人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可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在国内做学问的人好好想一想。当然有人会说:“汪晖做的东西是给外国人看的嘛!”我觉得恐怕不是这样的,更可能的原因是,他说出了中国的普遍性的东西。我虽然有汪晖的四卷本著作,但是说实在的没有时间细看。但是我感觉,汪晖做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贡献。下面我说跟我自己的研究相关的两个方面。

    第一是他对中国革命的论述。我不一定全部同意他对共和国前30年的论述,但是,至少汪晖对整个二十世纪革命的论述,我个人觉得,比我们国内很多人站的高度高得很多。由于革命离得太近了,我们有很多亲人死在不停顿的革命中,我们没有办法跳出来思考二十世纪的革命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听了汪晖几次演讲和看了他的一些文章,我认为他的高度超过很多国内学者的研究。我的理解是,汪晖认为,二十世纪的革命是中国由古代走向现代的开端,也可以说是必由之路。这点我完全赞同。

    第二是他对现行体制的研究。汪晖虽然是做思想史的,但是对当代问题也非常关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里对中国体制转变的概括。他说,中国已经从“党国”变成了到“国党”。以前我们说我们的体制是党国体制,即党领导国家;但汪晖通过研究认为,现在我们已经变成国党体制,就是说党和国家结合在一起了,就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样。我跟他讨论过这种国党体制对我们国家宪法架构和对未来发展的不良影响。他在这方面有很深刻的思想,对我做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很大。

    总而言之,我自己是一个门外汉,我只是想说,我们做中国学问的时候,应该有汪晖那样的眼光,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察。我自己把汪晖作为一个榜样,希望自己做的研究,也像他的研究那样,把中国不仅作为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作为世界问题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

 

主持人:在美国,经济学家来参与这样的会,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非常感谢姚洋教授的发言。下面是美国塔福斯大学教授钟雪萍发言。

 

钟雪萍(美国塔夫斯大学):

对刚才台湾于教授的发言,我有很大的同感。我想从自己在美国的教学语境中,简单谈一下汪晖的学术和思考的意义。这个教学语境就是刚刚于教授讲的(西方)“中国研究”视野下的“中国问题”的语境。

我这次回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看了一些在国内订阅的报刊。注意到,《中华读书报》去年9月份汪晖一篇《让中国说话》的文章,是一本书的前言。觉得这个题目很贴切,可以用来标示他的学术写作。来北京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天涯》杂志上贺桂梅和沈卫荣教授的文章。想到这些思考是国内学者与汪晖的互动。我想,这些讨论说明国内一些学者认识到汪晖的思考里那些重要的东西,是中国学者之间的对话。我觉得这种中国学者之间的良性的互动和对话很重要。有助于把中国问题带出一种现有的“中国观,” 那种我比较熟悉的角度和观点,那种在不断重复中成为”常识“和潜意识(而需要质疑和挑战)的东西。

我在西方学的尽管不是“中国研究,”但是后来教的是中国文化。90年代的时候,开始注意到汪晖的书和文章。对他的问题意识,由于自己正在思考的很多问题,感到很有意义,有一种较强的认同感,尤其是他的思考所显出的高度和挑战。觉得这些挑战可以在所谓的中国问题或者中国研究里引发对话。所以,为什么在西方或者美国,有那么多对汪晖学术思考的反应,我想应该是来自于对他提出的问题的认识,不管是同意不同意,但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汪晖写作对所谓西方的中国观,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的视野和挑战。是希望把问题提到另外一个层面上进行对话的挑战。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就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怎么来理解,怎么来梳理。汪晖的书写,在现有“中国研究”的视野或者说目前的范畴里面,提出不少重要的问题和不同的思考,给我们带来一个对话,在西方的视野下直接互动的可能性。他所思考的问题不是简单传统学术领域里的东西,而是跨各个学科,在思想层面的挑战。

在我的教学中,一直存在着如何解读来自中国的各种现代文本(文学,电影,以及其它文化现象和产物)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 “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代诉求在那些文本中的极其复杂的表现。教学的大背景,如上所述,当然是西方中心视野下的中国观。

    在接触到汪晖的写作以后,我非常希望有些能被译成英语,让我的学生去接触,尽管对学生实在是非常有挑战的。我很高兴胡志德教授和其他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学者,把汪晖的东西翻译成英语,为我们教学提供了材料。在我开的一门关于中国与西方的讨论课上,我用过一两篇汪晖的文章。在讨论中,可以看出汪晖的思想、汪晖的很多观点,在进入美国大学课堂的时候,会遇到比较复杂的反应。他讨论的问题语境是什么,在跟什么问题互动,在哪些层面上互动,其实很复杂。看似简单的本科生课堂,反映出的其实是美国社会和学界“中国观”的方方面面。单要把他的背景以及历史和当下的语境解释清楚,本身就很难。再加上他的一些观点在美国的语境中,有强烈的挑战性。比如说“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个观点。因为他指的不仅是中国,而是一个所谓全球化大视野的观点,它就让我的学生意识到美国这个国家或者说它的辐射在全世界的很多文化、很多逻辑里面的“政治性。” 但是要讲清楚什么叫做去政治化的政治,就很难,因为学生觉得他们国内的政治尽管问题多多,仍是最优秀的一种政治,怎么会同时又是“去政治化的”呢?这个要转变一种思维的角度或者逻辑的讨论,确确实实是一个挑战。在课堂上,我不觉得自己这篇文章用得很成功,因为要提供的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和反思,以及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实在太多,很难在本科生课堂的层面上透彻的展开。但它至少在课堂里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国内学者的思考。这样的互动真的非常重要,但当然是也是很难的。在学术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立场,但是一般在西方,“中国问题,”大家都觉得必须关注,但是这个视野很少有挑战,如果用汪晖的一些文章来进行介入的话,可能会打开一些思路。

    我的感觉,汪晖学术思考上的挑战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时,面对的阻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个阻力不止来自于学生感到费解的背后的很多东西,同时还有现有世界的中国观的问题还有很多历史积累的问题,包括冷战的元素在里面,包括对中国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等历史实践的认识和评价。课堂里的实践让我认识到,来自汪晖学术书写的挑战遭遇到的阻力很大。但这也许从反面证明,他提出的很多问题和分析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挑战的。

我想起去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在其发言结束时说的一些话。他讲到,世界面临的新一轮的金融危机,非西方国家面对的将是西方国家可能作的稍微的改变,不可能有根本意义上变化的改革。对此,他用了一句斯瓦西里人的谚语,“只有当狮子们有了自己的历史学家,狩猎的历史才会以狮子的视角书写。”他指的当然不只是指中国,而是全世界其他非西方国家如何挑战现有全球格局和结构。我想当今世界,需要的应该就是更多的“狮子们”的历史学家。汪晖的学术思考可以说是这方面一个来自中国的贡献吧。

    谢谢。

 

主持人:下一位发言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汉族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落所长沈卫荣。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因为临时有事晚到了,请原谅。

前两天,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开了个会,讨论中西背景中的西藏问题。这个会的主题与汪晖两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很有关系。我和汪晖不熟,我注意到汪晖对西藏问题的研究也很偶然。有一次我应邀去同济大学做一个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告,在网上发出海报后,下面就有人评论说,将西藏问题还有人比汪晖讲得更好吗?当时我就很纳闷,汪晖不是研究西藏的,怎么我讲西藏问题也讲不过汪晖呢?我就去查看汪晖的文章,找到了《天涯》2008年发表的汪晖的那篇有关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的文章。当时一读就觉得非常好,很快把这篇文章介绍给很多研究西藏问题的朋友看。说实话,汪晖谈的问题在西藏学这个圈内早已被注意到了,早已有人将东方主义和西方的西藏热联系起来考察。但是,西方学者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几乎成了一中学术游戏,并没有对东方主义对东方造成的为害有切肤之痛。所以,他们研究东方主义在西方人与西藏交涉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描述西方人对西藏的妖魔化,或者神话化的过程,以及它对于西方之西藏热产生的由来可谓入木三分。但是他们没有把西方在东方主义影响下产生的西藏热对当前的西藏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做出深刻的反省。

西方的藏学研究学者批判东方主义从9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一直没有把这个问题和当前我们国家所面临的西藏问题联系起来考察,没有弄清这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而汪晖是第一个将此二者联系起来考察的中国学者。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我们政府对待国际环境中的西藏问题为何经常束手无策,因为我们不知道西方为什么对西藏那么有兴趣?给我们找了那么多麻烦?汪晖说如果不打破西方在东方主义影响下创造的香格里拉神话的话,在西藏问题上中西之间就没有办法对话。对此我深有同感,也觉得汪晖非常了不起。他完全从一个外行开始,因为对国家有一种责任感,所以他来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新的思考视野。从我们所从事的西藏学专业来讲,汪晖无疑是非专业的。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汪晖的文章是一篇非常原创的东西。如果我有幸早点认识他的话,我可以告诉他很多前人有关东方主义与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著作。早有人就此问题写过不少书和文章了,他根本不需要做那么多基础的研究,别人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作为一个非专业的西藏问题研究者,他并不非常了解这个领域。他写这个文章的起因是因为看了瑞士苏黎世民俗博物馆于2000年办的一个展览,讲西方人是如何妖魔化和神话化西藏的,他看了展览,从中受了启发,自己尽可能地找各种著作来看,费力甚多。例如,汪晖特别用心研究西方哲学家以前是怎么看待西藏问题,怎么看待藏传佛教的。后来,我告诉他,我的一位瑞士朋友写了一篇文章,4万余字,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他的研究做得非常好了,如果汪晖早知道有这篇文章,他可以省力很多。但是汪晖自己一个一个的研究西方经典作家关于西藏、达赖喇嘛,以及藏传佛教的论述,他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他的研究在我看来非常原创。在我们国家的西藏学专业领域里面,还没有人做过相同的研究。

    另外,汪晖对西藏问题研究提到了一个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足够重视的问题。20083.14事件之后,媒体都把西藏出现问题的关键推到达赖喇嘛和海外势力的影响上面。说国内出现的这些骚乱都是达赖喇嘛分裂势力在那儿操纵,受很多海外势力的操纵,说德国纽曼基金会在后面操作了很多事情,总而言之,习惯于把责任推到达赖喇嘛和西方人身上,但是没有人真正花力气去研究到底西藏有没有什么问题?新疆问题也与此类似,说都是因为热比娅的策动,她哪有那么大的能耐?一下子能把那么多人发动起来,发动这么大规模的事件。我们应该认真地去研究西藏和新疆当地到底有什么问题。汪晖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好的研究,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包括去海外寻找资料,去藏区做调查等等。他指出,西藏本身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没有达赖喇嘛,没有海外势力的操纵,可能也会出现问题的。例如,一方面是社会日益世俗化,但另一方面是宗教的扩张。对这些问题,我们从事藏学专业研究的人都没有做很仔细的调查,汪晖作为一个外行却做了很多研究,这值得我们敬重。从汪晖的书里,处处显示出他对国家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作为一个学者,他关心的哪怕是自己不是很熟悉的领域,但他都非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非常原创的思想,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

    我们前两天在“中西背景中的西藏问题”的回忆中一直在讨论汪晖的文章里提到的许多问题,海外、国内汉、藏族学者对他的很多观点非常赞赏。汪晖作为会议代表,他在会议的报告和讨论中重申和发展了他的许多观点,得到了与会学者们的好评。从他的学术表达能力和对英语的娴熟程度来看,汪晖的intellectual level is above most of us。所以尽管我与他不熟,对他很多的研究我根本不懂,例如他对鲁迅的研究等等,但就从他对西藏问题的研究来看,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与现实的关系上,都是非常有贡献的。作为一个研究西藏的学者,我很敬重他。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是的演讲者是哈佛大学讲座教授、藏学研究专家范德康教授。

 

范德康(哈佛大学):

对不起,我的汉语不够好,所以我只能讲一点点。

我在美国和汪晖见过几次,和他讨论过几次西藏问题,我觉得他的看法比较开放,他的观点比较深刻,论述到角度很有意思。我同事沈卫荣教授说的话大部分我是很同意的,所以我就不多说,谢谢你们。

 

主持人:其实我在5月底刚刚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了英文,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因为去年6月已经有一个定稿,但汪晖后来又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意见,重新下了半年的功夫,对这个文章进行修改,增加了将近一半的内容,而且增加的内容对于翻译来说都是非常难的。

下面请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严海蓉发言!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

非常感谢会议的组织者,也感谢我们会议的主席和这场的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见面,借着讨论汪晖,也可以使我们关于中国当下的问题和历史的问题有一些讨论。

    我自己的学科训练是人类学,从学科来说,是少数派,我们最近在学校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我们梳理从三四十年代、土改、大跃进、文革到现在的农村变化过程,选了一些材料阅读和讨论。我想用我们的读书心得谈我对汪晖学术的意义的一点新认识。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论战,这个论战,包含有中国历史的论战,有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论战,中国总的社会性质的论战,这样的论战在今天是见不到的。当时论战的时候,关于农村定位的问题是论战的重大问题。比如梁漱溟,他投身于乡建运动,本身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判断,他判断既然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先进国家通过农业的积累走向了工业化,那么这条道路对中国来说也是可能的,况且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要进行工业化、现代化的积累,必须从农业和农村开始,尽管他有文化重建、道德秩序重建的想象,但是在我看来,他也是一个现代主义者。

    因为他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有这样一个假设和判断,使得他投身于乡建这样的活动和实践。那么,当时中国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农村问题和中国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定位?通过论战看起来,随着其他人介入,比如陈翰笙薛暮桥等等,打开了看中国农村的视野,看中国的视野。当时的中国,已经陷入了一个新的环境,梁漱溟的判断,不能说没有先验,不能说他没有深入的思考,但是是错的,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问题已不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在全球体系下的问题,那这个全球体系下的问题,就完全改变了中国问题的性质。世界体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垄断已经产生,金融资本在全球扩张,在这样的环境下,就算别人曾经成功地走过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对当时的中国,对当时任何一个被殖民和半殖民的国家来说,是行不通的。所以正是因为放置在一个全球体系下看中国问题的时候,才能看到中国问题的本身是内外交织的问题。

    中国从80年代以来,试图把中国放在全球背景下看,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有这样一个出发点,到80年代的时候,新启蒙啊,《河殇》啊,忧患意识啊,所有这些都是把中国问题放在世界全球的背景下,但是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假设,包括对世界的假设,这些假设其实没有被真正的质疑,依然把我们国家的问题当做我们内部的民族国家怎么样跟国际接轨这样的一个问题去想象、去叙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汪晖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包括新自由主义的写作,,把我们带入一种讨论、论战的环境底下。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社会现在需要这样的论战,需要这样把问题讨论清楚,而这样的讨论至今还是很缺乏的,而且所谓的从90年代末期到现在,所谓有关汪晖事件的东西,完全在回避大问题,都是纠结在一些获奖啊、抄袭啊这样的问题,这样对待问题的方式,在我看来太扭曲了,太变态了。

    我说的是,汪晖对于我们现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意义,恰恰在于他努力这样去做,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开始一个所谓的主客体的转变。

    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处在半殖民的状态下,要不就是以保守的状态看这种中西的对立,或者以西化的态度看中国的问题,这都是有前面于教授说的主客体易位的问题,但是对这个的否定不是仅仅通过一个思想史的梳理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最后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的。在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完成一个主客体关系的否定之否定。

    在当下的中国,这个东西还没有真正开始,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往哪里去,在全球体系下怎么看中国的问题,我觉得汪晖作了许多开辟性的思考工作,他的著作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但是论战还没有形成,讨论还远远不够的,但是汪晖的贡献已经超出了很多的人。

    这是我想说的。

 

主持人:谢谢严海蓉教授,把汪晖的问题放在历史、理论和实践的平台上讨论。下面是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白元淡。

 

白元淡(韩国圣公会大学):

大家好。我想从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的角度,来分析汪晖提出亚洲问题的定位,他提出亚洲问题的意义。我猜想汪晖最苦恼的是否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模式到底隐涵什么的问题,他非常关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中国发展模式下的理论与思想问题。我想关键的是针对于导性意识形态具有反思性与抵抗性从民间的政治思想话语的建构问题,如何构成与改革开放发展主义话语同的有批判性与未来展望的政治社会思想或是关係性塬理?汪晖的思想史工作就面是临这种史性课题的结果。他特别是注重于作为现代性话语或是后现代性的中国社会主义激进思想之重构问题。汪晖主张了“我们尤其需要从‘政治的视野’重新理解‘文革’之后逐渐消失的‘路线斗争’”这一概念。我猜想他準备了新一种“路线斗争”。全球化时代发展主义模式把中国与世界到如何方向引导?

中国当今经济发展非常快,当然,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对韩国来说,韩半岛的冲突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影响力非常大。并不是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军事安保方面,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很大。所以中国以后的发展方向,跟我们韩国、跟亚洲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在学术和思想上谁对这方面的问题没有提出了回答,我想汪晖是在这方面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回答。另外,就是我现在也参与翻译的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这本书,它关注的就是中国是什么,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的问题。我觉得他的思想工作框架是三个,一个是克服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问题,突破前西方/东方之境界的问题。可是我觉得还有,就是对抗于文化战性(cultural cold war)视野。另外,他提出了的是亚洲性视野,另类地区化的展望。他的新亚洲的想象力,关于新亚洲的历史想象力的文章,提出了 中国和亚洲之间的关系之上,怎么重新建构中国的意义的问题。

所以,三个框架下,他探讨了现代中国思想.可是思想工作之外,以及更重要的,为了兼顾这种思想工作,他所做的另一个方面的就是实践方面的努力,比如,2005年,他去江苏扬州调查工厂改制中的问题,他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怎么聚集在思想方面的问题和实践方面的问题的课题,以前中国有非常好的经验,但在21世纪的中国,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做自己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汪晖的思想史的工作,一方面是非常理论方面的,而另一方面呢,他自己又关注和进行各种各样的实践方面的事情,象刚才说的西藏的问题等等,改制的问题等等。

    我感觉汪晖的真正目的就是在中国来说,其实是恢复理论与实践的真正关系的,2007年他在与一些在美国留学的留学生讨论时,强调了思想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他关注的就是20世纪革命时代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传统,2007年的讨论中,他强调的就是这样的吧。 以前90年代,我跟中国知识分子接触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时,一般都会说,中国有大的问题,很难说,可是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我保持了从某种意义上的警惕。可是他提出关系性的恢复问题,怎么恢复?他又提出来了就是“去政治化”的问题。

   重要的一点就是,恢复政治性的。比如现在的所谓“抄袭”事件中,我觉得争论的问题应该改变,现在需要认真考虑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真正问题是什么?理论思想方面的重构,另外,怎么重新关注现实的问题,怎么恢复知识、思想与实践的关系问题。90年代初期,我开始读到汪晖的文章,《反抗绝望》当时也读了,没有发现转引和注释的问题,可是现在转引的问题为什么变得重要了?为什么今天中国知识界都认为引用和转注的问题重要吧?我觉得这是与中国知识界对现实政治性还没有建构某种关系的问题有关。所以我觉得这次讨论要转到学术主体化的问题上。应该转到新的方向和新的主体性的方面。

我在亚洲框架下关注汪晖的着作,最近在翻译中注意到,汪晖的框架中,突破东方主义的问题。我知道袁可先生进行了对于中国神话的体系化工作与(西方古代神话同样模式),汪晖的工作也肯定是中国思想史体系化工作。要是这样的话, 他的思想之体系化工作有什麽意义? 当然我承认今天世界史的进程过程当中这样体系化工作具有眞正重要性,但假如这样体系化工作是否对于过去史(包括思想史)一种塬意识的所産?他的思想史工作中,他建构完整性的思想体系的目的,特别是他强调着中国民族主义发展途经与西方非常有差距,他强调的是与西方处境的不同,其真正目的肯定是为了提出多样性、差异性的。可是别的亚洲的场来看,那就并不是简单性的问题。关于汪晖对西藏的研究的文章来讲,西藏是中国里面的亚洲还是多民族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 进入到亚洲人,西藏问题与今天性亚洲(依附于动与结婚的重新构成中的亚洲)有什幺关系?中国具有自己的体系, 我们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建构新的看法。

另外一个,在亚洲的看法下,还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平衡性的平衡问题,亚洲里面有不平衡性的关係,中国没有感兴取亚洲,只有对于西方(大槪是美国)关怀或是竞争意识, 大国崛起之迷梦.。对与我一个韩国人来说,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深刻地认识这样史性不平衡性的状态

汪晖在他的学术思想中,分明在寻找解消平衡性的方向。那麽汪晖所说,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途径和西方不一样的话,与在亚洲的多样性的民族主义的发展途径是否同样?那同异在亚洲有什幺意味?在这方面我一定写一篇文章,以后再与中国知识分子一起讨论吧。

 

主持人:请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发言。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

我想简单讲两个问题,第一,前面很多老师讲过了,就是在全球化范围内中国的处境问题,我自己觉得,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在全球化下的中国处境的时候,我们讲中国处境讲得多,但是对全球化的认识可能或许不够,或者说我们传统的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后来是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两个框架之内,没有对全球化有新的认识,这样我们谈中国处境的时候,不大容易谈,如果中国没有全球视野的话,不知道中国应该做什么,要不就是按照左翼全球化模式想象中国的未来,要么按照右翼的全球化模式想象中国的未来,但是我觉得核心问题是中国从来没有想过在全球化下中国是什么样子,或者不管怎么说,我们希望它是什么样。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这样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不够。

    第二,与汪晖老师的研究有关,我对汪晖老师的文章了解不全面,而且我自己也在法律领域,只对自己感兴趣的关注一些,我觉得他一个最重要的意识,是说不是在假定的全球化以后来想中国的问题,而是回过头来,如果让中国人想的话,我们如何理解全球化,可能中国人想全球化的时候,你会发现把的视野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左翼视野,也不是美国主导全球化的视野,他的四卷本恰恰是从近代以来中国思想里面看看,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他们是如何想象设计的。

    这样一个挖掘,我觉得到今天,它仅仅是一个开始,包括他做东亚问题、做西藏问题,其实也是放在这样一个视野里面,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建构的政治法律制度,所有的想象,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想象,也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想象,甚至说根本不是现代性以来的所谓的民族国家的想象,汪晖老师在书里用了很多帝国的概念,我其实不是太同意,但也可以看看我们中国是怎么说的。

    那么如果说四卷本说到了晚清,到今天又有百年的历史了,这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又是怎样来想象全球化的?我觉得全球化和中国不是两个并列的问题,而是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想象中国的未来,实际上就是想全球化的问题,如何想全球化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对中国未来包括历史的全面想象。

    我就简单地讲这么两句,我的理解,汪晖的贡献可能不是我们目前惯常讲的,我觉得他的贡献更是全球性的,就是一个中国人如何来想象全球化的问题,可能会讲出一些与西方主流不太一样的东西,这是我自己比较关心的。

    谢谢。

 

支持人:下面是自由讨论时间。

 

靳大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刚才白元淡老师谈到亚洲,这个话题跟汪晖关于亚洲、关于琉球问题的文章都是连带的,我想,我欲徒托空言,不若见诸行事而深切著明,在这里我不妨说点事实。比如说韩国,我们知道中国的朝鲜族到韩国去打工的有几十万人。而白元淡老师,包括您的父亲白基莞先生,都是非常著名的工运领袖;而事实上,中国朝鲜族在韩国的地位,是二等公民或者三等公民,他们的收入和待遇,不及韩国普通劳动者的一半。由此可以观察这个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地全卷了进来。所谓的现代性,不管我们玩多玄妙的学术,如何拒绝宏大叙事,也不管这个学术新潮怎么变迁,关键是历史问题它在那儿,它没有变化。就好象中国内地农村的劳工全往沿海大都市来了;反过来非洲劳工在广州30万。进一步看,为什么台湾男人会娶菲律宾新娘和越南新娘?在香港打工的菲佣待遇如何?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对比:改革开放之前,包括文革前,中苏关系没破裂时,那是冷战时期,我们国家怎么看世界?首先,第一位当然是苏联老大哥!之后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再后面是朝鲜越南,这是一种排列。而改革开放以后,当然美国第一,最牛,然后是欧洲,加拿大呀,再就是日本、韩国、台湾,都排在我们前边,因为我们穷呀,没钱,没地位。这个序列的变化反映出某种历史关系在发生变动。

    这个变迁当中,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国际主义”这个词已经被今天的学界抛弃了,可是你想想,中国、韩国,包括台湾、日本,也就是我们亚洲各国和地区的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的斗争中,在共同的抗日斗争中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什么叫国界?什么是主权?是你们跨过江来,我们跨过江去。一些台湾人到上海来,一些韩国人到东北,或者上海,然后在南京建立训练营在作战,共同的,至少中国内地的抗战是一个国际部队,延安也是国际部队啊,国民政府也是国际部队,也就是说在这个现代性中这是共生的现代性,亚洲是共同反抗的。那是一个你中有我,你我不分的格局。

    而我们今天再提“革命”这个词,讲革命的经验,提国际主义,当然不受欢迎了。象汪晖他的立场,肯定会左右受攻啊,我看他在《文化纵横》今年第二期上登的那篇文章,我说你得了,老兄,左派不会待见你,右翼或者自由派也不会待见你,就这文章,肯定会受攻。历史上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不分的状态,在后冷战的今天情况变了,开始划界了,动不动还得为申遗吵吵,还得争个谁的端午节。今天流行用的一套旧的思维,今天谁来打破这套思维,包括谁再提革命遗产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作为一个平衡因素,都是罪莫大焉,几乎世人皆曰可杀。

    今年以来,发生了一系列的工潮事件,包括富士康也好,佛山也好,这表明历史到了一个拐点了,没准这个事件能引起全世界范围的工人阶级的薪酬往上涨,这个后果咱们不知道。这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的恶魔放出来了的必然结果吧?我同意刚才白元淡老师的发言,把学术研究、知识批判和社会实践,以及个人的介入,践履,结合起来,把必须公开争论的理论问题放在台前。事实已经逼着我们每个人必须在严酷的社会生活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方面,汪晖做了很多工作,他推进得最远,态度最鲜明,所以我坚决挺他。

 

主持人:先告一个段落。

 

茶歇

 

第二场

主题:20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

主持人:蔡翔

 

主持人:我们这一场的主题是20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下面我们先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罗岗老师发言。

 

罗岗(华东师范学大学中文系):

谢谢会议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之所以选了从“20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这个角度来谈汪晖的思想,不是简单地把20年来中国思想学术思想的变迁作为背景,来看汪晖做了哪些工作,有什么价值,等等;而是反过来,通过汪晖所做的工作来看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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