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思想

汪晖:齐物平等与跨体系社会--再问“什么的平等”(全文)

文化纵横
本文以《再问"什么的平等"?》为总题连载于《文化纵横》2011年5-6期。现将全文合并发表于此。
作者简介: 汪晖
汪晖,1959年生。1988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1年至2000年间参与创办《学人》丛刊,为主编之一。先后担任哈佛大学(199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3)、北欧亚洲研究所(1995)、香港中文大学(1997)、华盛顿大学(1999)、柏林高等研究所(2000)、波洛尼亚大学(2004)等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2)、海德堡大学(2003)、东京大学(2005)的访问教授,以及Positions, The Trac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等刊物的编委。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2007年。主要著作包括中文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2004)、《死火重温》(2000)、《汪晖自选集》(1998)、《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等,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2006)、意大利文著作Il Nuovo Ordine Cinese(2006)、英文著作China’s New Order(2003 Ted Huters译)、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2003)及《死火重温》韩译本(2005)等。编有《发展的幻像》(与许宝强合编,2000)、《文化与公共性》(与陈燕谷合编,1998)等多种。

说明:本文以《再问"什么的平等"?》为总题连载于《文化纵横》2011年5-6期。现将全文合并发表于此。

 

目录

序言: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脱节

第一章:再问"什么的平等"?

第一节:机会的平等与分配的正义

第二节:能力的平等

第三节:劳动者的位置

第二章:齐物平等与跨体系社会

第一节:齐物平等的概念

第二节:"物"与差异平等

第三节:差异平等的危机-以民族区域为例

第四节:跨国语境中的差异平等

汪 晖

 

现在的社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除了平等的信条外,再没有别的基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为:不平等仍然占统治地位。--皮埃尔·勒鲁

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马克思

 

序言: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脱节

过去三十年,围绕民主问题的辩论和分歧从未停止。1989年前后出现的"历史终结论"将民主作为最后一种政治形式,普遍历史到来的标志。这一民主话语以大众民主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为前提,它是通过将"人民民主"置于"政治专制"范畴才得以完成的。由于十月革命的冲击,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它的对立面,在冷战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也产生了一种思想上的二分法,其结果是利用冷战的结局垄断对民主的解释,将不同的民主观置于敌对范畴。但如同霍布斯邦所说,这种二分法是一种武断的思考构造,只能置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下才能被理解。[1]这个二分法无法把握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体制差异,也难以解释美国、日本、英国、西德、巴西、北欧、韩国或印度之间的不同模式和道路,当然更不能解释对立的社会体制在竞争中通过对对手的观察、模仿和汲取而形成的制度安排。然而,在冷战和后冷战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对于民主(以及人权)的规范性解释并不包含社会内容,以致民主与人权只是作为"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而不再是"民主社会"的变革目标。实际上,那些按照冷战的敌对构造将对手归入"专制"范畴的做法,除了在大众传媒中获得自我合法化的效果之外,对于探讨民主危机毫无益处。

紧接着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而来的,是反恐战争、宗教冲突、生态破坏、高风险社会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深刻矛盾。西方民主的空洞化、新兴民主的内在矛盾,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困境,与上述危机密切相关,成为讨论当代民主问题不能忽略的课题。与其说民主的危机发生在社会主义解体之后,毋宁说社会主义危机掩盖了民主的危机。为什么二十世纪形成的两种社会体制先后陷入了危机?究竟是哪些力量导致了民主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异?综合有关民主危机的各种讨论,我大致归纳出如下几点:

第一,冷战结束之后,大规模战争和阶级革命的威胁消除了;由于冷战是伴随一种社会体制的胜利而结束的,两种社会体制之间的竞争不复存在;社会主义遗产已经在民主∕专制的二元区分中彻底丧失合法性和合理性,以致我们很难看到在选票政治之外寻找解决方法的可能性。这一宏观条件的变化导致西方民主的自我更新的外部动力减弱了。[2]

第二,伴随着全球化和全球产业转移,英美等工业强国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结果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工人阶级是追求社会平等的重要力量,它的变化也意味着从内部促使国家采用妥协和调和形式的治理策略的动因衰落了。(如果比较德国与美国,追问为什么德国的社会民主要比美国的情况略好一些,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德国在发展金融资本主义的同时保留了较大的工业体系。)事实上,冷战结束后,阶级斗争的形式已经基本上被替换为社会运动的模式,从而形成了传统社会运动与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差异。新社会运动的崛起部分地代表着阶级政治-当然不是阶级本身-的衰落。

与此形成对比,西方社会的产业转移带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化,工人阶级的数量快速增长-中国在二十世纪末期迎来了大规模的"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的时代。产业转移也意味着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转移,但这一转移是在社会主义体制的衰落和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也是在19-20世纪的阶级政治的衰落和转型中发生的。无产阶级政党快速地"中性化"正是这一转型的政治特征,其结果是新的工人阶级在政治领域没有自己的代理人,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朝向资本集中的方向倾斜。在这一条件下,社会主义体制也像社会民主政体一样,产生了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

第三,伴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金融资本脱离了工业体系的约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高的投机性,它拒绝对任一社会承担责任;金融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随波逐流,兴风作浪。政治民主,作为一种建立在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公民权基础上的政治体系,很难对这一全球化的新局面做出全面的回应。这意味着全球化与建立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前提下的政治民主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这种矛盾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一、如果不能提出或扩展公民权的新概念,就无法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平等政治;二、因应全球化的新格局而产生的各种跨国组织和区域体系并未形成一种真正民主的机制。在国际政治领域,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的理论家对于全球正义的讨论尚未产生出有效的政治实践,而在左翼方面,伴随着依附理论的落潮,也未能产生出更具说服力的、更加整合性的有关全球公平和正义的政治纲领。

第四,与金融资本介入各个领域相互伴随的,是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及其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断裂;工业化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妥协和调和不能覆盖这种新的利益关系,社会民主也面临着政治重组。[3]政治重组既涉及由于经济关系变迁而产生的一定的社会结构,也涉及由于城市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规模所导致的社会动员模式,两者之间有联系却不能等同。以房宁等人的"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的报告为例,在泰国,他信所代表的是高新产业,这个利益集团跟旧有的工业垄断集团之间有冲突,他转




Xoops 苏ICP备10024138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