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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在对话中追寻

《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序言。
汪晖
  九十年代初,当我在美国的东西两岸做访问研究时,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学院中正处于高涨时期,西方中心主义受到广泛的怀疑。但以我的观察,即便这一轮对于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从未真正展开亚洲国家间或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对话,中国与西方、或者其他国家与西方的二元框架仍然制约着批判性的思考。

  在人的一生中,对话是持久的,而最久的也许就是与那些鬼魂与幽灵的对话——在我思考和生活的某个片刻,鲁迅总会一再地浮现。生命何其短暂,倘若没有这些鬼魂和幽灵的世界,我们很可能无从认识自己生活的现实,无从认识那些或者沉没于黑暗或者消失于光明的灰色的影子。

  这本对话和访谈集的出版纯属偶然。2007年深秋,我在异地,收到北大出版社丁超先生来信,他建议编选一本我的对话集。在此之前,他已经与何吉贤先生大致估算了一遍。经他们两位提醒,我这才记起曾经在这里或那里、由我自己或由别人、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将一些谈话记录下来,其中的大部分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了。我对自己的写作,除了成书的,大部分未做细心的保存和整理,书架一天天膨胀成灾,刊载这些文字的报刊多半搁在某个角落,久而久之,竟多数散佚了。电脑中的存稿,或者因为更换电脑,或者因为别的原因,虽然能够打捞出一些来,但最终也凌乱不堪,我自己常常分不清哪些是当初的定稿,哪些是未完的笔记。这次结集,丁超和何吉贤两位先生为我做了搜集和整理,我又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电脑中的存稿,做了校订。

  这次收集的对话和访谈也有几篇是首次刊发。2006年应潘公凯先生邀请就现代艺术问题所作的对谈、2007年我在纽约大学与几位研究生的谈话等都是首次发表。2006年,潘先生约我长谈过两回,第二次特意做了录音,并请宋晓霞女士整理。整理稿完成之际,我正忙着别的事情,无法着手校订,赵寻先生花了很多力气帮我修改。这次的文稿即是在他的整理稿的基础上加以修订的。2007年秋季学期我在纽约大学东亚系开设了两门课程,临别之际已经是深冬,几位中国同学希望跟我再谈一次,结果就有了这次访谈。谈话的问题由同学们拟定,我只是尽我所能做了回答。这些问题重大而复杂,我的回答只是起个头而已。这次发表的稿子是在朱康同学的整理稿基础上加以校订而成。朱金石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在柏林和北京有过很多交谈,这次他即将出版个人画册,嘱我写点什么;我于艺术完全是外行,不敢冒然作文,遂建议以两人对话的方式谈一点关于当代艺术的事情。记录稿出来后,我们分别就各自谈话的内容加以整理和修订,这篇谈话稿就成了现在的模样。这篇文字再加上与潘公凯先生、蔡国强先生的对谈,勉强算做一组关于艺术的讨论吧。去年夏天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与我联系,希望我为他们正在策划中的蔡国强展览和画册写一篇评论文字,我勉强应承了。就像与朱金石先生对谈时的心情一样,作为外行,我不敢贸然行事,为了对自己所写有点把握,我和蔡国强做了这次对谈,算做是为写那篇评论的准备。

  这部书中还有一些篇什曾以别的语言、在别的国度里存在过,却从未在中国大陆发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曾经到访许多地方,或多或少留下一些痕迹,但雪泥鸿爪,其中若干早已不见踪影。加之有些访谈发表时就是我所不通的语言,例如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我自己无从判断这些谈话发表时的样子,这次结集时未再刻意收集。但有几篇较长的对话却是记得清楚的。1997年香港回归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先生来香港访问,我们有过多次交谈,后来兴致大起,决定各自准备一些问题专门讨论,并做了录音,地点就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1999年我在华盛顿大学访问期间,安德森先生又邀请我去洛杉矶访问,在临别之际,我们做了一次录音谈话。两次谈话中的前一次整理稿以《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为题发表于李陀、陈燕谷主编的《视界》杂志第4辑,而后一次谈话则以“城门失火”为题发表在《新左翼评论》2000年第6期。2003年,王超华女士在编选《歧路中国》(OneChina,ManyPaths)时将此文翻译为中文,并要求我对她增补的问题做一些回答,我因此有机会对译文做修改和校订。这就是题为《新批评精神》的对话,提问者是安德森先生,而标题也是他拟定的。

  除了这篇在英国发表的访谈外,另有几篇访谈稿在亚洲地区发表。对亚洲地区的认识,就我这一代人而言,或多或少受到年轻时代的20世纪历史记忆的影响,但在1980年代,这种关于世界的理解、想象和记忆已经全部让位于一种新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图景。1992-1993年,当我在美国的东西两岸做访问研究时,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学院中正处于高涨时期,西方中心主义受到广泛的怀疑。但以我的观察,即便这一轮对于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从未真正展开亚洲国家间或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对话,中国与西方、或者其他国家与西方的二元框架仍然制约着批判性的思考。在李欧梵先生与我的对话中,就曾提到这一点。1990年代的晚期,伴随着亚洲内部的对话的展开,这个批判性的视野才开始发生些微的转化,对此起了促进作用的,是《读书》杂志。但是,在冷战终结的氛围中,对于亚洲的兴趣呼应着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的上升,20世纪为抵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寻求新的社会道路的革命经验早已如泥牛入海。在《亚洲想象的政治》等长文中,我的阐述就是针对这一缺失而来。

  在当代中国有关亚洲问题的讨论中,日本的亚洲思考有着突出的位置,沟口雄三先生正是将日本的亚洲思考带入当代中国语境的关键人物。1991年春天,我在初次访问日本时结识了沟口雄三教授,同年的秋天又在北京见到他。在秋意弥漫的友谊宾馆,在尾崎文昭先生和孙歌女士的帮助下,我们就我发表在《学人》第一辑的长篇论文《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使用》做了对话,其果实就是发表于《学人》丛刊第二辑的《关于科学与道德的对话》一文。1993年沟口先生与我同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访问,有了更多的机会讨论,收录在本书中的《什么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就是那些谈话的果实——那天我们席地坐在草坪上聊天,我用纸和笔记录,阳光透过密叶洒落在我们周围。在这些谈话中,沟口先生向我展示了近代日本关于中国和亚洲的知识的丰富而曲折的图景。1997年,沟口雄三先生来到北京担任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他和孙歌女士一起发起关于中日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会,对我而言,完全顺理成章。收入本书的与柄谷行人先生对话就发生在第二次对话会期间,那次对话由岩波书店的小岛洁和马场公彦两位先生主持,日语整理稿于次年4月发表于《世界》杂志。此后,在柄谷先生的安排下,这篇对话也翻译为英文,但中文稿却迄未刊载。这次张勇先生根据英文稿做了翻译,赵京华先生则根据日文稿做了校订。在重读这篇十年前的对话时,我特别地留意到柄谷先生为对话拟定的标题——在这一有关亚洲的讨论中,他的立场和视角与其他知识分子有着鲜明的差异,而我们之间在视角上确有重叠之处。

  与这几篇对话相互呼应的,是另外两篇未在中国发表过的对谈。2005年夏天,应王赓武先生的邀请,我在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研究,也因此有机会访问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接触当地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人士。可惜我没有随身携带录音机和整理谈话的习惯,许多座谈和对话没有录音,也无从整理,不然,这本对话中也许会多一些东南亚的要素。那次访问中唯一留下的印迹是在新加坡与《圆切线》的各位同仁的座谈。我记得我们的讨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们对于知识分子文化的关心让我深受感染。这次座谈以《用杂志走入问题和人群的中心》为题发表在《圆切线》杂志上。2005年秋天至2006年春天,我在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半年,这是我在日本住得最长的一次。在教书和研究之余,从北边的北海道到南边的琉球,我跑了大半个日本。在回国之前,《世界》杂志建议我与小森阳一先生就日本政治等相关问题做一次讨论。那次讨论由岩波书店的几位编辑先生张罗和主持,林少阳先生担任翻译并帮助整理对话。现在的中文本先是由李云雷先生根据发表稿译出,而后赵京华先生对译稿做了仔细的校订和修改。

  从时间上看,这部书中的对话与访谈始于1991年秋天,终于2008年的春天,前后十六、七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完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写作,本书第三部分“历史诠释”中的六篇对谈多少反映了我在思想史领域中的一些思考线索。《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是《书城》杂志委托舒炜先生拟定问题要求我作答的。我后来将这份对话发展成为《兴起》一书的第二版前言。过去几年中,我应邀担任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导师,偶然也去南开讲课,《中国图书评论》的周志强先生恰好也在那里,《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反思》即是应他之请而做的访谈。除了这两篇直接讨论《兴起》的文字外,收入“历史诠释”中的各篇从不同角度涉及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的问题,艾尔曼教授和沟口先生是思想史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方法论和具体研究都对我的思考产生了影响。

  1990年代中期,我开始发表一些有关当代问题的讨论,至1996年初春我担任《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卷入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思想争论,已经不可避免。本书第一部分“思想分野”、第二部分“世界图景”和第五部分“杂志及社会”均与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争论息息相关。按照出书的惯例,适当的划分和组合总是必要的,但我自己在重新整理时一再地发现,全书各部分其实相互渗透,并没有截然的分别,例如当代中国的思想分野不正密切地联系着各自不同的“世界图景”吗?2002年秋季学期,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与著名的美国史家艾瑞克·方纳(Eric Foner)相识,他是王希先生在哥伦比亚念书时的导师。一个暴风雪的冬日,在方纳的办公室里,我和方纳与因大雪不能前来的王希通过电话讨论美国自由的历史。这个讨论显然是对当代中国有关自由权利的讨论的介入。“世界图景”如此,“历史诠释”也一样。1997年,《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天涯》杂志发表,各种讨论和争议风起云涌。1998年,为了澄清我的论述,我接受了《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的年轻记者柯凯军先生就现代性问题的访谈。今天重读这篇文字,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历史思考与有关当代现实的讨论之间的紧密对话。

  从1996年2月介入《读书》杂志的编辑工作,到2007年编完8月号的杂志,整整十一年半的时间,我的研究和思考是和作为这份杂志的编辑这一角色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中国社会深刻转型、中国知识界剧烈分化的时期,波谲云诡,争论不断,从头到尾,我和《读书》的编辑同仁如同在湍流中航行。杂志按月出版,每隔一段就会有一个论题扑面而来,逼迫我们面对和回答。2007年夏天,就在《读书》十年文选面世后不久,仿佛是对预言的印证,黄平先生和我离开了《读书》,这一戏剧性的变动迅速引发轩然大波,至今余音不绝。离开编辑工作是早在计划中的事情,我们力求避免的是以“事件”的方式告别。但事情总有自己的逻辑,“《读书》事件”在国内国外激发起了广泛的讨论,如果《读书》的使命在于通过思考激发讨论,那么“事件”也是激发思考的契机。事后看来,将知识界的讨论推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未尝不是好事。

  我一向和媒体交道不多,但在“《读书》事件”中,却接受了多次采访。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澄清无从澄清的“真相”,而是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在过去的十年中《读书》杂志究竟讨论了哪些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至今仍有讨论的必要。编选《读书》十年文选的宗旨在此,接受采访的目的也在此。相比于其他各组文章,这一组访谈内容略有重复,所谈并不深入,但直接明快,力求点出要害。为了将这一过程完整呈现,征得丁超先生的同意,我将主要的几篇访谈均收入于此。在这组文章中,与夏榆先生的谈话始终未能发表。访谈应《南方周末》的要求而做,夏榆为这篇访谈几易其稿。文稿既成,却与另一篇关于“《读书》事件”的报道在该报的遭遇一样,先是一再拖延,而后不了了之。

  我的学术生涯始于对鲁迅的研究,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2006年,我在回答《南风窗》为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而提出的问题时,又一次回到了“鲁迅问题”。从二十年前对鲁迅内心世界及其文本的挖掘,到二十年后对于鲁迅与政治、鲁迅与媒体、鲁迅与左翼等问题的再思考,我的想法有了一些变化。在人的一生中,对话是持久的,而最久的也许就是与那些鬼魂与幽灵的对话———在我思考和生活的某个片刻,鲁迅总会一再地浮现。生命何其短暂,倘若没有这些鬼魂和幽灵的世界,我们很可能无从认识自己生活的现实,无从认识那些或者沉没于黑暗或者消失于光明的灰色的影子。我猜想,生命的明艳和丰满也只有在这个独特的视角内才能获得最为生动的呈现。

  黎明已在敲击我的窗角。像是无垠天宇下的几朵不肯散去的云朵,这一篇篇访谈姿态各异,透露着片段历史中的思考和撞击。如同显形的幽灵,对话的情景在即将退却的夜气中浮动,我清晰地记起每一篇对话中隐藏的旧事,余温犹在,仿佛对话从未终止,全然不顾时间的存在。这里不再一一写出对话者、整理者和翻译者的名字,也不再一一提及那些刊登这些文字的刊物和报纸——在我的心里,这本书其实就是对他们的致敬。“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岁月如斯,唯有这些纸面上的声音见证着我们在对话和辩论中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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