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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布里尔与汪晖:金融危机时代的民主和正义

21世纪经济报道2011.12.30
2011年11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文化论坛活动"哲学与政治"邀请汪晖教授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及托马斯·迈尔等德国政治理论家在该党总部对话,德国第14届联邦议院议长沃尔夫冈·蒂尔泽主持。汪晖教授发表了以《代表性的断裂》为基础扩展而成的报告,加布里尔随后有长篇回应,阐述了他对全球包括德国政治变革的思考。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就民主与正义的现状,探讨几个基本问题。为此我要特别向社民党文化论坛和Julian Nida-Rümelin表示感谢!

社民党文化论坛的"哲学与政治"系列研讨会,迄今已举办到第12场了。我发现,这类适合思考根本问题并开展辩论的场合,对于今天的世界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因此,很高兴文化论坛邀请了汪晖教授,这位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哲学家之一。他对世界范围内民主发展形势的评述,让我感到颇为新奇,但也极富启发性。(人文与社会:该次研讨会介绍)

在当前的形势下,由汪晖教授这样一位中国左派思想家做出这种批判,令人兴奋。我们都知道,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正在"打乒乓",争论真正的民主到底在哪里。这并非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不予评论,何况汪晖教授讲的也是别的主题。他对中国和西式民主都有批判。汪晖教授论证说,社会平等的缺失,从内部掏空了有形的民主制度。他认为,其根源在于精英同大众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他将这种疏离化的结果称作"代表性的危机"(译者:原文为"代表性的断裂")。

 

经济金融危机对民主的威胁

 

我相信,在平等这个问题上,将中国同西方相提并论,会令在座一些人感到诧异。这是在挑战西方通行的观点。

但我认为,了解不同的视角,将有助于我们大家做出更清醒的观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将活跃的日常政治争论同民主的正常运作联系在一起,是我们的一种思维惯性。许多人认为:只要有选举,只要媒体可以自由报道,只要没有人因其政治观点而遭到囚禁,就天下太平了。于是,通行的观点认为:有了民主的法治国家,就万事大吉了。

但我们必须自问:这种观点今天还能不能站住脚?有许多警示信号表明,对民主的信任,即使在我们西方也有所减退。近年来我察觉,民众日益远离政治。投票率屡创新低,就是一个表现。

更令我忧虑的是,在欧洲乃至德国,对政界的行动能力乃至行动意愿的信任也已降到低点。一种双重的无力感攫住了人们。一方面,人们在不受约束的金融力量面前自觉无力,另一方面,人们觉得政界已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干预金融事务了。

并非人们对政治丧失了兴趣--许多人的政治热情很高。只要人们觉得,这回有点真格的,选举的人数甚至会创新高。凡是选举参与率提高,莫不是因为选民们知道:这次关系重大。要么就是,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于是将希望乃至不满投射于其上。这种时候,往往也会出现意外的选举结果与超高的参与度。

比方说最近的巴登-符腾堡州州议会选举:在许多选民看来,这次选举关系到,我们能否摆脱核能。所以很多人跑去投票。

但除此之外,针对各种政治机构、党派、政治家,当前的信任水平都很低落。

已经获得的信任也在褪色:一部分选民已不再相信,政治能够决定人们的工作、生活和社会条件,使其趋向改善。

越来越多的公民认为,经济强势者、游说集团、银行、金融市场正在左右着他们的生活。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我们这些人--政治家们--根本无心改革,而是只顾自肥。

"他们滋润了,我们苦逼了。"这种心态目前很普遍,不光是在德国。那些自感"苦逼"的人,并不是穷困潦倒的人,而全都是那些感觉同政治相疏离的人。

此外,政治也受到一种来自"滋润"阶层的蔑视。这种蔑视存在于经理室、交易所和编辑部里。我总忍不住要对他们抗议几句。有很多银行家,不仅对自己的业务一窍不通--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做那业务了--而且对民主社会一窍不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根本就瞧不起政治家,瞧不起我们所从事的事业。

我相信:汪晖教授的论题--所谓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疏离,即使在西方民主社会,也能找到许多论据。

信任的缺失是很危险的:不论是对于民主制度而言,还是对于社民党而言,都是如此。对社民党而言更是危险中的危险。社会民主制度存在于世,全赖人们心怀一个希望:政治参与能够改善生活。如果人们感觉,政治参与什么也带不来,那就是社民党的末日,因为它的存在,靠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人们的"剩余希望"。

尽管保守党派也同样受到民主参与热情衰退之苦,但有一句古老的口号,可以动员起足够多的保守选民去投票,那就是:如果你不去投票,左派就要上位了。左派指的是我们。这一招一向管用,但现如今也慢慢显得不够用了。

选举和有效的公共生活是民主的两个前提。我们今天好些最严重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造成政治和政治家的信任度如此低下,媒体也是出了力的,它们的报道方式只会加剧失望和日益增长的不信任。

偶尔的丑闻炒作和常见的聚焦个人,有时令媒体丧失对政治可行性和可能性的一种视野。那会在民众中制造错误的期望,煽起偏激的怒火。

但我在此不想多谈媒体。只有当辩论有助于发现最佳路径,有助于澄清普遍利益之真正所在,政治公共生活才算名副其实。

但这样的辩论越来越少见。关于全民最佳路径的辩论,被偏执情绪和"市场"需求排挤到一旁。如今,这种局面仍然在为投机资产提供庇护,仍然在为向纳税人转嫁投机成本的勾当涂脂抹粉。

这种情况最突出地表现在几个高负债的民主国家,也就是爱尔兰、葡萄牙、希腊和意大利。

眼下希腊的情况,已经算不上是什么有形的民主了。希腊人自己觉得,他们的命运操纵在市场和外国政府手中。这是一种危险的印象。

前些天我们眼见意大利前总统贝卢斯科尼引退,直接的压力是国债利率高企,而我要说,还有许多政治上的理由导致他应该下台。虽然这样一个结果让我颇感轻松,但这整个事件值得警惕和忧虑。

数十万意大利人的抗议示威没能做到的事情,却由债券市场的匿名力量做到了。

扳倒贝卢斯科尼的同一股力量,也推行了延迟退休、降低工资、减税和裁撤公共服务。这些措施都号称别无他法,其实是为了满足出口竞争力和债券市场的期待。

显然,如果一直向民众灌输,现行政策是"别无他法"的,那么这些政策迟早会获胜。这种政治上"别无他法"的暗示,是民主话语的毒药,也是德国政治形势的毒药。

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再误判形势,这不仅关系到现政府的去留,更关系到政治本身的成败。公民们越来越难分辨社民党、基民盟、自民党,往往笼统地谈论政治"那回事儿":他们滋润了,我们苦逼了。

我要说,我们社会下层和上层之间的距离拉大,并非错觉。匿名的金融市场力量不受约束,其中蕴含着对一切政治事务的经济化,在此背景下,德国人心里不禁渐渐浮现一个问题: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民主究竟还能不能说了算?

金融危机开启了规范金融市场的大讨论,这讨论令最后知后觉的人也觉察到:民主已不能对这些规则独立地做出决定了。在某些欧洲民主国家,人们甚至要得到这种印象:现如今,是国债利率的高低决定了,政治究竟还能有何作为。

事实是:在第一轮金融危机之后的2008、2009年,着手规范金融业的条件不错,尽管如此,发达国家在有效监管金融市场方面进展寥寥。

各国公民则发现,保释银行业的成本并没有让银行和机构投资者承担,而是转嫁到了民众头上。

在大多数国家,包括德国,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能够出台金融交易税,富人的所得税也没能提高,危机成本的公平分担也就无从谈起。在劳动者收入较危机前显著下滑的同时,高收入、资本利润和红利报酬却继续攀升。

没有人会真心相信,危机成本的分配是公平的。只有一些已经溃不成军的自民党自由派还嘴硬说,这种分配方式最终会对全民有利。今日已经明了,仍在不断累积的危机治理成本,正将欧洲的民主引入深渊。

许多质疑是合理的:这种演变是必然的吗?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中许多重要事务的决定权,从民主的手中给夺走了?最后,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对抗民主的式微?

 

不平等与民主

 

汪晖教授刚才的演讲中,已经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他说,精英和民众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加剧,要为民主的危机负责。

社会秩序同政治秩序不再相互符合,汪晖教授如是说。他想表达:公民平等的原则遭到了社会不平等的挑战。我认为,他这些思考的大方向很正确,也能够得到哪怕是来自德国的数据、资料和事实的支持。

在我看来很明显:在现政权下,政治决定日益遵循经济的逻辑与利益。

而社会生活--家庭、社团、企业和社区的诉求排到越来越靠后的位置。当初对我们许下承诺:我们做出牺牲,日后会变得更富裕、更自由。如今我们可看清楚了!

我们可以好好考察一下,曾经趾高气昂的自由主义,如今缩水得还剩下些什么。即便是像《法兰克福汇报》出版人席尔马赫尔(Frank Schirrmacher)那样保守的人,现在也大声抱怨:民主制度被极端自由派简化成了市场机制。在经济自由的幌子下,金融界那些耍把戏的把自己变成巨富,却让其他人和环境去付出代价。

结论很清楚了:堆积如山的财富限制了越来越多人的自由。留给普通人的,只是替这种被曲解的"市场自由"去承担无尽的成本。一句话:纳税人不光是承担了危机成本,他们也丧失了部分自由。

事实真相是:今天的危险,早已不是国家对市场的扼杀,威胁我们的是,整个民主成了少数投资者财富的牺牲品!

这跟自由的真意已没有丝毫关系。少数个人的自由、毫无顾忌地利用资本增进个人财富的自由,同全体公民的自由平起平坐。这危及民主的核心。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有产者比其他人更平等!(译者注: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中说: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是新封建社会!

我以为,单凭竞争本身并不能增进自由。只有基于规则和价值,确保所有人的机会公平,才会有自由的竞争。一切其他的竞争都会导致垄断、欺诈和排挤。

对民主而言,后果很严重:权力垄断或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分配,会瓦解自由社会的基础。

长期以来,自由派和保守派一直在布道说,我们必须信赖市场法则。据说有一条原理万世不易:唯当市场能自由而不受干扰地运作,才能产生无尽的经济动力。

为了证明其论点,这些自由派援引美国、英国、爱尔兰乃至中国的所谓成功案例。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成功,代价有多高。

金融市场危机再一次动摇了对"看不见的手"的信仰。作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我知道那种信仰从来就是无稽之谈。新自由主义教义非但没有带来更多的自由和福祉,反而威胁到了我们社会的团结。

所有人都能一眼看出,德国的社会团结正分崩离析。20年来,工资增长停滞。今日,负有社保义务的工作者,约有十分之一还需要打第二份工。不难想象,这些人的家庭生活和健康状况会受到何种影响。

如果衡之以OECD定义的"低工资"水平,那么在今天的德国,负有社保义务的全职工作者,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其收入在这一水平线下。这不仅让人们受苦,也拖累了社保基金和宏观经济运行。

另一个例子是,几十年来,老来贫困现象在德国本已几乎绝迹。今天我们却发现,随着低工资的普遍化,老来贫困现象也有所抬头。这还没有算上那些将来会陷入凄凉晚境的人们!

目前,靠低保生活的退休者,比例还只有四十分之一。德国平等福利协会(Deutsche Paritätische Wohlfahrtsverband)预计,要不了几年,贫困老人的比例将达到十分之一。

鉴于当前关于最低工资问题存在激烈辩论,借此机会我要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想要用低廉的工资来打发德国五分之一的就业者,是绝不能容许的。因为谁要是一辈子只能挣每小时7至7.9欧元的工资--基民盟正在讨论的最低工资标准--他的养老金就无法达到低保线以上。

把确保最低工资的责任委托给集体谈判,更是胡来。德国联邦和各州层面,行业集体合同的覆盖面已降至就业人群的一半,覆盖企业更是不到三分之一。在其他欧洲国家,近二十年来集体合同的覆盖比例则相对保持稳定。

德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例子还有:在短短三年内,德国年收入过百万欧元的人数增加了一半多。金融危机以来,德国财产过百万的家庭户数,上升到4万3千户,增加了将近四分之一。

有些人说:"咱们德国人过得不错啦。"他们乐意举的一个例子是,德国拥有高达5万亿欧元的存款。这是德国居民历史上第一次支配那么多的财富。

但真相是:超过三分之二的德国人没有,或者仅有微薄的财产,而上面的三分之一几乎拥有那些财富的全部。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支配着全部私人财富的60%。

与之相应,近十年中,上市公司股东的平均回报接近100%。与此同时,负有社保义务的工资,平均只上涨了15%。几乎还跑不赢物价的上涨。

我还可以罗列更多的数据,以证明同一个结论:德国的社会鸿沟扩大了,而且还在继续加深。人们若还能相信,这不会影响到公民平等和人们的感受,那就是太天真了。

 

平等、正义与民主

 

汪晖教授在讲演中建议"重新思考平等"。因为完全可以说,平等这个概念,对今日的社会民主主义乃至所有的民主左派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都成了一个问题。

平等这个概念我们过去很难接受,今天同样如此,因为据说那当真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在把所有人变得平等之余,还把一部分人变得比别人更平等。

其结果我们都记得:平等给我们的感觉,是同"平均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今天一旦有人宣称追求平等,他立刻就会名誉扫地。平等这个概念的历史,就是这么纠结与矛盾。

我承认,正是因此,在最近十年里,社会民主党人宁愿思考的问题是,社会可以接受的不平等的限度在哪里。

我们也曾经被貌似胜利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传染了。但在不少情况下,我们根本就是无力抵御经济的要求,虽然这种经济把一切都变得不平等。

但是在社民党2007年议定的《汉堡纲领》中,在"我们所秉持的基本价值"那个章节下,宣告了社会民主党人对待不平等与不正义的态度:

"只要收入与财产的不平等分配将社会分成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那就是违背了平等的自由,因而是不正义的。因此正义要求更平等地分配收入、财富与权力。因为这些方面过大的不平等会威胁生活机会的平等。因此,社会性的民主是必须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同汪晖教授的讲演明显契合的观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一贯知道,一个社会之为正义的社会,仅当全体男女公民以平等的方式享有自由与尊严。

在此我想提醒诸位,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约150年前的一场运动,那场运动以一种极其严肃而具体的变革意志,运用这一标准,来反对自由派国家所标榜的徒具形式的公民平等。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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