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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

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

新工人艺术团演出

开放时代2014.6
从微信中得知,北京工友之家在村委会的压力下,已经断电断水,面临"逼迁"的困境,感到十分痛心。从2002年起,工友之家创办"同心实验学校",举办打工春晚,服务劳动者,服务全社会。改革三十多年来,全国的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做出的伟大贡献和承受的巨大牺牲有目共睹,但我们的公共领域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北京工人之家的创建者孙恒、王德志、许多以及后来加入工人之家的同事们,多年来艰苦努力,用他们的创作表达农民工的命运和愿望,用他们的组织团结社会各界力量为农民工分忧解难,用公共视野吸引社会的关注,艰苦卓绝,奋斗不已,在繁华的都市背景下,为工人们的自我表达创造了一点空间,在层层叠叠的媒体世界中,传达了细微但坚定的声音。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在此重新刊登多年前写作的文章《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以表达对北京工人之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支持和声援。这篇文章是在为工人之家的作者吕途的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所写的序言的基础上扩展而成。

汪晖

2016年12月26日
标题
作者简介: 汪晖
汪晖,1959年生。1988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1年至2000年间参与创办《学人》丛刊,为主编之一。先后担任哈佛大学(199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3)、北欧亚洲研究所(1995)、香港中文大学(1997)、华盛顿大学(1999)、柏林高等研究所(2000)、波洛尼亚大学(2004)等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2)、海德堡大学(2003)、东京大学(2005)的访问教授,以及Positions, The Trac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等刊物的编委。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2007年。主要著作包括中文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2004)、《死火重温》(2000)、《汪晖自选集》(1998)、《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等,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2006)、意大利文著作Il Nuovo Ordine Cinese(2006)、英文著作China’s New Order(2003 Ted Huters译)、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2003)及《死火重温》韩译本(2005)等。编有《发展的幻像》(与许宝强合编,2000)、《文化与公共性》(与陈燕谷合编,1998)等多种。

按语:

从微信中得知,北京工友之家在村委会的压力下,已经断电断水,面临"逼迁"的困境,感到十分痛心。从2002年起,工友之家创办"同心实验学校",举办打工春晚,服务劳动者,服务全社会。改革三十多年来,全国的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做出的伟大贡献和承受的巨大牺牲有目共睹,但我们的公共领域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北京工人之家的创建者孙恒、王德志、许多以及后来加入工人之家的同事们,多年来艰苦努力,用他们的创作表达农民工的命运和愿望,用他们的组织团结社会各界力量为农民工分忧解难,用公共视野吸引社会的关注,艰苦卓绝,奋斗不已,在繁华的都市背景下,为工人们的自我表达创造了一点空间,在层层叠叠的媒体世界中,传达了细微但坚定的声音。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在此重新刊登多年前写作的文章《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以表达对北京工人之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支持和声援。这篇文章是在为工人之家的作者吕途的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所写的序言的基础上扩展而成。

汪晖

2016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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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作者曾以同一标题发表过短文,但本文内容远较前文丰富。按照作者文末提示,本文实际上是《代表性断裂:再问什么的平等?》一文的姐妹篇。

内容提要:构成20世纪中国的尊严政治的那些主要概念,如阶级或阶级性政党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范畴,早已或正在被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概念所替代。历史终结论所要终结的正是由这些范畴组织起来的"历史"。在1989年~1991年的巨变之后,这些与中国革命和工人国家相关联的政治甚至被视为现代尊严政治的对立面。本文从新工人与新穷人两个群体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出发,讨论在现代工人国家失败和阶级政治衰落的语境中,如何理解阶级概念、阶级政治与阶级形成问题。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侧重分析了工人国家的失败与代表性断裂在内外政治关系中的多重表现形态。

Two Kinds of New Poor and Their Future: The Decline and Re-shaping of Class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Dignity of the New Poor

Abstract: Key concepts that formed the politics of dignity in 20th-century China, e.g. class or class-based political parties and related political categories, have been or are being replaced by the concept of modernization centered on "development". The discourse on the end of the history aims precisely at eliminating the history constructed around such class-related categories. After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s of 1989-1991, politics connected wit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working class state came to be regarded as the opposite of the modern politics of dign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class, class polit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class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ilure of modern worker states and of the decline of class politics. The author also analyzes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failure of worker states and the rupture of representativenes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lations. 

一、    前言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老话题。在中国,这个话题至少可以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刻。1918年11月16日,在"欧战"停战公报发布后的第五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庆祝协约国胜利而发表演讲,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蔡元培在演讲中说: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①]

"劳工神圣"的观念在知识界迅速引发回响,至1919年已经取代德、赛二先生而成为最为响亮的口号。1920年《新青年》第7卷第6号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扉页上刊登了蔡元培手书的"劳工神圣"。"劳工神圣"的口号第一次将劳工与神圣联系起来,不但阐释了劳动者的尊严问题,而且也综合"劳力"(体力)与"劳心"(脑力)两个方面提出了新的劳动者("劳工")概念,从而开启了20世纪中国对于劳动者及其尊严的持续探索。这一探索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悲剧性远远超出了口号提出者的预想。对这一口号的拒斥和重申,都包含着我们对于20世纪的历史评价,以及有关我们各自与这一历史之关系的判断。

20世纪已成历史。尽管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世界工厂阶段,但被称为"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却"处在生产的末期",波德里亚如此宣称。他继续道:"过去,劳动可以指称一种现实,即社会生产和财富积累的社会目标。甚至劳动在资本和剩余价值中受到剥削的时候,恰巧在这个时候,它为了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和最终的毁灭而仍然保留了一种使用价值。""今天不是这样了:劳动不再是生产性的,它变为指派给劳动的再生产,这是一个甚至不知自己是否愿意生产的社会表现出来的总习性。""现在更有必要再生产劳动,以此作为社会伪装,作为反应,作为道德,作为共识,作为调节,作为现实原则。不过这是代码的现实原则:这是一个巨大的劳动符号仪式,它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它是否还在生产并不重要,它在再生产自身。"[②]在波德里亚发表这一论述的时刻,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将这一论述作为欧洲后工业社会的现象来理解。他们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仍然维持着常态,即边缘地区的劳动依旧是生产性的,它们是不平等的全球关系中的被剥削者。

在此,我不准备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而建议观察另一种作为生产性劳动的补充形式的"非生产性的劳动",例如在经济危机阶段,为刺激生产而投入的生产就是一种为了再生产自身而进行的生产,亦即生产过剩产品的生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伴生现象。与20世纪经济危机有所不同,当代经济危机具有长期化的特点。在当代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进程中,"生产性的"生产在四处寻找其劳动者,但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生产过剩与"再生产劳动"的需求已经常态化。2008年,为缓解金融危机的压力,中国政府投入4万亿刺激投资,形成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描述为一种维持再生产的生产。

2010年,设在广东东莞的富士康发生了13名工人相继跳楼自杀的惨剧,然而,关于工人的生命及其尊严的讨论刚刚冒头,富士康的老板宣布将用机器人取代百万劳工,政府、媒体和整个社会立刻为即将到来的失业而焦虑,劳工尊严的问题迅速替换为工人的再生产问题。在河南这个劳动力密集的省份,刚刚从沿海地区迁徙至此的大型跨国公司突然面对劳动短缺现象,以致当地政府为了促进工人就业,同意给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大型企业补贴,即企业每聘用一个工人,政府补贴企业200元人民币。这或许并不是生产的终结,但的确是为了"再生产劳动"而产生的新现象。对于劳工神圣这个命题而言,"再生产劳动"不啻釜底抽薪。

构成20世纪中国的尊严政治的那些主要概念,如阶级或阶级性政党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范畴,早已或正在被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概念所替代。历史终结论所要终结的正是由这些范畴组织起来的"历史"。在1989年~1991年的巨变之后,这些与中国革命和工人国家相关联的政治甚至被视为现代尊严政治的对立面。重复这些陈旧的话题还有意义吗?就本文而言,在"后阶级社会"的字样上加上引号,是指这一社会既不是阶级现象消失了的社会,更不是指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而是借此区分当代阶级重构过程中的阶级现象与19、20世纪活跃的阶级政治。在阶级政治衰落之后,"阶级"未必包含19至20世纪意义上的阶级革命的政治寓意,"新穷人"也不能等同于20世纪的无产阶级,在这一语境中讨论的尊严政治与作为欧洲贵族体制及其荣誉观之对立物的现代平等主义并不相同。那么,我们的讨论发生在怎样的历史关系之中,吁求着怎样的行动呢?

如果阶级或工人阶级已被当代人视为陈旧概念,那么,尊严这个更为陈旧的概念之命运又如何?对于熟读欧洲哲学的人而言,尊严概念是现代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基础,一个值得反复讨论而历久弥新的话题。从宪政人权到文化多元主义,从个人权利到集体认同,一种区别于建立在传统等级制度基础上的荣誉观念的尊严观反复地变换着身形。在私人的领域,尊严与一种关于个人认同的崭新理解联系在一起,按照昂奈尔·屈瑞林(Lionel Trilling)、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人的看法,这种个人化的认同与本真性(authenticity)、内在性(inwardness)或理性主体的概念密切相关,前者可以溯源至由卢梭综合其他思想而形成的论述(这种观念在赫尔德那里,也被沿用于民族自我的识别),后者则来自康德基于理性概念而展开的对尊重的论述,即我们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我们是能够根据理性原则指导自身生活的理性主体。[③]在公共的层面,尊严观念集中地体现在平等承认的政治之中:民族、族群、性别、阶级等身份差异均必须服从公民的平等权利和尊严。[④]

围绕着这一普遍主义的尊严观及其平等承认的政治,当代争论集中于两个领域,一个是发生在性别、族群和文化研究中的多元主义论述,以差异政治或认同政治为中心,其特征是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导入承认差异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围绕差异与平等、异质化与同质化的理论辩论。另一个则是古老而今却愈显尖锐的辩论:与那种认为平等只涉及公民权和选举权的经典自由主义看法不同,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相信平等应该并且已经扩大到了经济领域,因为现代经济上的不平等已经产生了新的等级制和世袭制,从而尊严政治正在走向其反面。这两种有关尊严的公共辩论事实上都导致了普遍主义的平等政治的内部危机--差异政治要求将性别、种族或文化背景的差异带入平等承认的政治,从而危及了这一政治的普遍主义性质;经济平等的诉求则将具有共同目标的共同体及其分配机制带入平等承认的政治,从而与纯粹个人本位的权利观产生了矛盾。

在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目睹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国家的尝试与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相互对立和相互竞争。可以认为,这种对立和竞争内在于普遍主义的尊严政治或平等承认的政治的斗争。阶级范畴及其相关政治同样源于传统荣誉观的衰落,它致力解决的是现代社会内部的等级制的再生产,因而与现代尊严观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正是在普遍主义的平等承认的政治的基础上,阶级、性别、民族等概念成为思考尊严问题的主要政治范畴。1989年之后,以差异政治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多元主义论述取代20世纪的阶级论述,成为挑战自由主义民主及其公共承认或平等尊重的主要议题;而在金融危机时代的,所谓1%对99%的冲突凸显了经济上的不平等,穷人、新穷人的范畴重新激发了克服资本主义的想象,"重返阶级"成为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研究中的局部现象。之所以说局部现象,不仅因为阶级概念只是这类研究所启用的概念之一,而且还因为在现实政治、甚至平等政治中,阶级概念正在失去力量。自由派热衷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激进左派提出的诸众(multitude)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阐述的"新穷人"事实上都是对传统阶级概念的替换。

关于差异与平等问题,我在《代表性的断裂:再问什么的平等》一文中做了分析。本文试图将两种"新穷人"的问题置于双重背景--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工人国家的破产--的交互作用中讨论。我尝试追问:平等政治的危机和可能的未来与阶级、尊严等古典问题是否还存在着关系。

二、新穷人与新工人的诞生

贫富分化、城乡分化与区域分化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常态。在这个常态中,谁是穷人这个问题是不言自明的。相对于资本家,工人是贫穷的;相对于城里人,农民是贫穷的;相对于发达地区或第一世界,欠发达地区或第三世界是贫穷的。马克思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分析,从劳动与资本的相互关系中,解释了阶级剥削与贫穷的关系;《穷人的经济学》的作者舒尔茨将他对穷人的分析集中于农民,其人力资本的概念致力于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村发展问题,实际上从发展的角度最终取消了经典的阶级问题;依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再生产中心-边缘关系,让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依附于第一世界的边缘区域,无法获得自主的发展,长久地陷于贫穷的状态。这一论断是列宁以来将阶级概念用于分析全球关系的理论结果。因此,破产的或濒于破产的农民、处于无产阶级化过程中的工人及遍布第三世界农村和城市贫民窟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群,为穷人这一概念提供了注脚。

冷战结束后,上述穷人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促成这一变化的最为主要因素,就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支配下,影响整个世界的新工业化过程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与工人国家的破产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形成。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新兴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中国是推动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制造领域所占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2000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所占比重为7%。2005年该比例上升至9.8%。6年之后的2011年,中国所占比重翻了一番达到19.8%,超过了美国在全球制造领域所占份额。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2011年是美国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首次失去全球制造业产出第一的桂冠。"[⑤]新工业革命在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关系和位置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贫穷模式。根据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9月发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75,而2010年已达到0.438。[⑥]就人口而言,中国新穷人的主要部分是所谓农民工群体,即依托于城市-沿海的工业及服务业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乡村的被分配土地的、脱离了农业生产的流动群体,而不纯粹是传统的农民或失地农民(如雇农、流浪汉或像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里的拉美或南亚贫民那样的失地者)。

改革初期,农业体制朝缩小城乡差别的方向进行改革,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起,城乡差别持续扩大。至90年代末,以"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为症候的三农危机占据了社会舆论的中心,穷人与农民身份之间的联系在城市化和工业改革的背景下更加凸显。正是农村的破产、农民的贫困化和农业的危机,为日益扩张的"世界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1999年后展开的有关三农问题的大讨论和随后由国家推动的新农村建设正是针对此状况而来,并在减免农业税和向农村扩展医疗保障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局部地改善了农民的状态;但"三农危机"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广阔的农村地区仍然面临年轻一代出走、老弱农民种地、乡村社区空洞化的困局。按照户籍统计,截至2008年,中国有2.4亿从农村移民城市的打工者,其中60%以上是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也并不准备回乡的新一代打工者。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打工者群体正在从拥有一点农村土地的农民工群体向城市工人群体过渡。他们是生活在城市之中、回不了家乡又不能拥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地位的群体,但又不是经典的无产阶级-他们并非作为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和工业生产体系,而是作为社会主义时代奠定的土地关系的继承者进入新的市场社会,其中大多数人在家乡拥有一块土地,从而不是"无产者";他们进入城市后没有改变这一身份,但即使在经济危机条件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到家乡或家乡附近地区,却未见得重新从事农业生产。

黄宗智在他的最新研究中指出:传统的"工人"与"农民"范畴已经不适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基于这些旧范畴的国家劳动法规由于与实际的劳动人民脱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只是维护少数特权蓝领工人以及白领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大中型企业职员的法规。他进一步指出: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既非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也非传统意义的农民,而是半工半农、亦工亦农的农村户籍人员。他们大多处于劳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被认作为临时性的"劳务"人员, 处于"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之中。他们的生活状况与真正的中产阶级相差悬殊,几乎属于两个不同世界。根据他的统计,包含中产阶级的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正规经济只占总就业人员中的16.8%,而半工半农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正规经济的劳动人民则占到83.2%。[⑦]

新工人群体是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形成过程中的阶级关系、城乡对立和区域分化的产物。根据2013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报告》的统计,在制造业工作的工人占农民工群体的27.5%,建筑业占20%,其余都在第三产业。[⑧]由于建筑行业存在大量的转包和外包,只有少数建筑工人签署了劳动合同,绝大多数建筑工人无法享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根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师生牵头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对全国建筑行业的用工状况的大规模问卷调研,2011年,75.6%的建筑业农民工未签劳动合同,在签订过劳动合同的样本中,63.6%的农民工自己手上没有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形同虚设";[⑨]2013年,82.6%的建筑业农民工未签劳动合同,而在郑州、武汉、成都等工地数量激增的城市中,未签劳动合同的比例更是高达93.2%、87.9%、85.5%。[⑩]建筑行业如此,第三产业的劳动者更难获得劳动保护。迄今为止,只有在制造业工作的农民工能够发出一定的不满和抗议之声。与上述新工人的状况相互映照也相互关联的,则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占据着特殊地位的工人阶级的衰落-他们从一个具有某种主体地位的城市阶层迅速向城市贫民或失业者身份滑落。这一转变的历史深度远远超出了当代人的想象视界,我们或许要隔一个世代才能理解其历史含义。较之20世纪的工人阶级,新工人群体的人数与规模要庞大得多,但这一群体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却几乎没有自己的位置,以至于他们究竟是一个阶级还是阶层至今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

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更为活跃的,是既不同于传统工人阶级,也不同于新工人群体的所谓"新穷人":他们同样是全球化条件下的新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过程的产物,但与一般农民工群体不同,他们是一个内需不足的消费社会的受害者。他们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不同行业,聚居于都市边缘,其经济能力与蓝领工人相差无几,其收入不能满足其被消费文化激发起来的消费需求。除了物质上的窘迫,学者们也常用所谓"精神贫困"、价值观缺失等概念描述这一人群(即便描述者的精神并不比其描述对象更为富足)。这类贫困并不因为经济状态有所改善而发生根本变化,他们是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却又是贫穷的消费主义者。新穷人遍及整个世界,尤其是那些进入或部分地进入消费社会的部分。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中就曾描述过这些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亦即准备不足的消费者。[11]如果说经典意义上的穷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那么,"新穷人"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他们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物。新工人与新穷人这两个群体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的"穷人"这一概念的两面。

仅仅从消费的角度看待"新穷人"有可能忽视了这个群体的政治能量。由于"新穷人"常常拥有较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他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与消费社会的运动密切相关。在政治领域,我们不难在埃及、突尼斯的反抗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及扩展至其他地区的各种"占领"运动,以及莫斯科街头的示威活动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与欧洲和美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诞生的"新穷人"有所不同,中国的新穷人萌芽于社会主义体制向后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变过程之中,他们的命运与劳动从价值之中心源泉向资本价值增值之中介的角色过渡息息相通;但与欧洲和美国的状况相似,这一群体是新兴媒体的积极参与者,显示出较之新工人群体强烈得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动员能力。从微博和各种网络传媒直至纸面媒体,"新穷人"都异常活跃,其话题遍及各个社会领域。

但迄今为止,这一群体的动员能力及其政治诉求与新兴工人阶级或者说农民工群体的命运没有多少直接的关联。这是一个缺乏长远社会目标的阶层,其代表人物大多是脱离了贫穷、活跃于消费性媒体、操弄着全球性政治-文化话语的人物。不管变换怎样的修辞,这些政治话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修辞展示着"历史终结"的命题。"新穷人"身上的政治潜力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未能展开新的政治想象;他们在消费不足中幻灭,却不断地再生产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他们关心社会的变革,播散着从自由民主、平等多元、民族主义到全球化等各不相同、自相矛盾的价值,却甚少将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与另一个新穷人阶层及其未来联系起来。

为什么在观察新工人群体的同时,需要讨论"新穷人"群体的角色与命运?我的解释是:无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出现之后,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动力并不仅仅是由生产领域的劳动者--传统农民或近代产业工人--推动的,而是在两个或更多领域的"下层"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激发造成的。现代阶级政治事实上产生于阶级边界的重叠地带,也可以说是穿越阶级边界的产物。辛亥革命后,有一位立场偏于保守的评论者分析说:这场革命虽然深受欧洲政治革命的影响,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大都不解立宪共和为何物,初未尝与闻其事,提倡之者为过剩的智识阶级中之一部分,加入者为过剩的劳动阶级中之兵,事实上与从前之帝王革命无稍异,其模拟欧洲之政治革命者,不过中华民国之名称,及若存若亡之数章约法而已。革命以后,名义上不能建设贵族政治,实际上握政权之官僚或武人,大率为游民首领之贵族化者。政治革命之不成就,决非吾人所能讳言。"[12]这一分析也是基于对传统中国农民造反的观察,即农民起义往往是农民阶级与那些从士绅阶层中滑落出来的"游民"的结合。因此,他建议中国的变革与其遵循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道路,不如从消除两种过剩阶级及其文化着手。其实,这个反对革命的结论与鲁迅《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的观察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试图通过文明调和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后者却暗示着革命的不可避免。

如果将上述有关游民的分析与马克思关于游民与无产阶级形成的论述做一比较,我们也可以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现构成无产阶级的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群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13]失去自己社会位置的群体在不同时代都存在,但只有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游民群体才会成为一种无产阶级现象。其实,早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对无产阶级的出现做过清楚的阐述:"整个无产阶级是由破了产的资产者和破了产的无产者、由大批游民组成的,游民在各个时代都有过,而在中世纪制度崩溃后他们的大批存在先于无产阶级的大批形成,就像圣麦克斯根据英国的或法国的法律及有关文献就会深信的那样。我们的圣者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同'善良的安逸的市民'特别是'忠诚的官吏'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完全一样。他始终如一的把无产阶级和赤贫现象等同起来。实际上赤贫现象只是破了产的无产阶级所处的状况,是已无力抵抗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者所沦落到的最后阶段。只是这种精疲力竭的无产者才是赤贫者。"[14]因此,对于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包括了游民,但赤贫的游民只是失去抵抗力的无产者。阶级革命是从生产体系的内在矛盾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单纯的赤贫现象中产生的。保守的批评家将近代革命归结为游民现象,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规避革命、寻求改良的道路。

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劳动分工和民族压迫,使得被压迫民族的各阶层成员--除了买办阶层--时刻面临破产的危险。这种破产的危险首先是通过民族危亡的格局本身表现出来的。从民族救亡转向阶级性的政治,或以阶级性政治的方式寻求民族解放道路,几乎成为几代人的选择。正由于此,近代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动员既不同于马克思描述的欧洲革命中的阶级互动,也不同于传统中国农民造反中的阶层交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条件下,不仅是那些从统治阶层中滑落出来的新穷人,而且是许多出身上流社会或身为精英分子的人超越了由财产权和社会地位界定的阶级身份,投入于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潮流之中。辛亥革命时代的许多革命先行者--孙文、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邹容、蔡元培等人均非出身下层,"五四"一代的陈独秀、李大钊和后来的革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均非来自工人阶级或贫雇农家庭。从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许多出身上层社会并身为知识精英的年轻学生参与到民族救亡运动之中。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大量学生中的进步分子投身救亡运动,其中许多人奔赴延安,自觉地走向处于极为艰苦条件下的共产党人的革命运动。这几代革命者都难以从阶级属性上被概括为"破了产的资产者",恰恰相反,在他们投身革命运动的时刻,他们自身或家庭在各自所属的地域均属于上层、中上层或精英阶层。

当代中国的新工人群体和"新穷人"阶层存在着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或工业化时代的游民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特征。对于新工人群体而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遗产,他们与乡村的联系仍然被土地制度维系着,至少从理论上说他们是仍然拥有一定农村土地资产的城市经济的参与者。就"新穷人"群体而言,他们并不是传统制度崩溃的产物,而是一个市场扩张中拥有一定教育背景的、怀抱上升梦想的、消费不足的群体。他们对个人权利及其相关政治变革的关注与这个正在生成中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价值观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恰恰是在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阶级分隔现象日趋严重,在新工人群体与"新穷人"群体之间难以产生真正的社会团结和政治互动,从而也无从通过团结或互动产生新的政治。当代中国的知识阶层受制于职业化和社会分层的情况也同样明显。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不同阶级成员之间的互动和结合推动了20世纪普遍的社会动员,产生了全然不同于旧的社会构造的新的社会主体,如上文提及的曾经极为活跃而如今已经被彻底摧毁的工人阶级。

三、不确定的主体:农民工、工人阶级或新工人?

如前所述,新工人群体就是人们习惯称呼的农民工。新工人无论在行业、地域和待遇方面多么千差万别,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即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15]这个群体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过程的产物,是中国在将自己打造为世界工厂过程中所创制的新的政策、法律、伦理规范、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的产物。这一群体在城市居住、工作和生活,却视农村为自己的"家"-那里不仅是他们的家乡,有他们的父母子女,还有作为社会主义遗存的土地政策留给他们的一份财产。

但是,"农民工"这个概念需要重新界定。首先,在大众传媒、政府文件和部分学者那里,"农民工"概念是一个从城市身份,尤其是从城市消费者的角度对新来者的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打工群体的成员构成的变化,对于新打工者而言,农村的家越来越趋于一个回不去的符号,城市已经成为他们的真正的归宿。在北京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墙上,悬挂着一幅"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图表,它清楚地勾勒了这个群体的历史形成:1978~1988年,农民在受控的条件下进城打工,他们的名字是"盲流",至1988年,人数为2000万;1989年~2002年,可以称之为"农民工"阶段,其人数达到1.2亿 ;在此时期,政府不再限制人口的流动,但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性政策(暂住身份、遣送风险等)是常规性的;2003年至今的阶段,则是"打工者成为新工人、新市民"阶段,[16]人数规模至少在2.4亿以上。在此时期,收容遣送制度已被废除,劳动合同法得以实施。打工者在城市工作,盘桓于斗室,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工资却常常用于在"回不去的农村"盖房子。

之所以拒绝农民工这一称谓,正是基于对于这一群体的最新变迁的观察--新的趋势表明那种农民工最终会回到农村的看法很可能是幻觉。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只要户籍在农村,在外的打工者至少在理论上就拥有一定的土地,从而可以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或经济危机时期重返乡村。但这一前景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及其可能的、朝向土地私有化方向的变迁而日益不确定。打工者工作、居住、生活在城市,但他们心里的或者说符号性的"家"却在乡村--但那是无法支撑其实际生存的、不能为其子女提供未来的"家"。这种介于城市边缘和乡村边缘的状态使他们"迷失于城乡之间",但从生产、劳动和生存的基本现实看,与其称之为农民工,不如称之为新工人,他们理应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事实上,与20世纪7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第一代打工者不同,80年代以后出身的第二代打工者大多没有务农为生的历史,90年代出生的第三代打工者在城市出生和长大,大多没有种过地。由于未在乡村居住并从事农业生产,很多地方政府也不再根据其需求进行土地调整,于是他们成为这个群体中不再拥有土地的新生代。因此,用打工者概念替代农民工概念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基于对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准确认识的描述。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当代中国围绕土地制度的辩论,除了涉及私有产权与集体产权、商业用地与农业用地等问题之外,还涉及中国的变迁究竟是城市化与乡村建设并举,还是以城市化为唯一的中心?对这两条路径的不同选择也将深刻影响打工者群体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确定的主体。

新工人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立足于特定生产体系的社会群体,但为什么不称他们为工人阶级,而是新工人或新工人群体?我们生活在一个阶级话语趋于消失的阶级社会。在绝大部分有关新工人的研究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有关社会分层的描述,而不是关于阶级分化的分析。但我在此避免使用新工人阶级的概念并非为了追随这一"去阶级化"的社会科学范式。恰恰相反,"新工人群体"的概念正是在重新思考阶级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从生产方式的转变看,新工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所催生的"新兴的产业工人"群体。由于脱离乡村和土地,他们日渐成为与生产资料(土地)相分离的雇佣劳动者。尽管其中部分人拥有一定的土地,但从基本生计的维持来看,这是一个完全依托于生产或增值"资本"、专靠出卖劳动而不是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取生活资料的群体,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却难以获得劳动法规的保护,祸福存亡全部依赖于市场对于劳动的需求。从上述描述看,他们与经典的无产阶级十分相似,却又有所不同。如果翻查有关中国工人阶级的研究著作,马上可以找到相关的界定,即"工人阶级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三种近代工业而产生和发展的",而最初的产业工人"产生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里。"[17]仿照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说,新工人群体是中国将自己改革成为"世界工厂"的产物,是伴随跨国资本进入、中国国有工业转型和民间资本兴起这三种工业和服务业的潮流而产生和发展的。如果说中国近代的产业工人绝大多数来源于破产的农民,那么当代中国的产业工人则来自城乡差别日渐扩大时代的广袤乡村。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群体,就其在工业化和新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者角色而言,新工人与20世纪的工人阶级其实是相似的。

从政治的角度看,在此起彼伏的不满和抗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群体正在萌动着日益活跃的集体意识,但尚未构成一个政治性阶级。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中,阶级意识和阶级政治极为活跃,渗透在政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不同方面,也因此展示出阶级概念的多面性-它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是结构的,也是政治的。在改革时代,"世界工厂"的建构不仅召唤着资本,也同样召唤着作为商品的劳动。市场化和新工业化的另一种表达就是阶级关系的重构。但恰恰是在这个大规模重构阶级的过程中,阶级话语在中国或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消失了。所谓"后阶级社会"的概念指的并不是阶级现象和阶级分化的消失,而是阶级政治的弱化。就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状况而言,阶级的视野对于理解中国劳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而言是必要的,我同意如下判断,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验与前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承相结合,在中国劳工的部分片断中生产出强烈且高水平的阶级意识。转型研究'重返阶级'(bring class back in)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不仅适用于中国,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前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适用于工人阶级,也同样适用于资产阶级。"[18]

但是,正是研究中国"重返阶级"的过程使我们认识到:在实际的工人抗争中,除了少数案例,试图通过阶级意识召唤新的政治尝试的努力并不成功。我在此用工人抗争这一说法,而不是使用阶级斗争这一曾经如此广泛运用的概念,也包含了对于工人运动的政治性质的重新理解,例如,以法律维权为中心的"阶级斗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阶级斗争,在多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有关个人权利的市民斗争?阶级斗争是一个改变社会和生产体制的运动,而市民维权运动则是通过运用这一体制的法律规范以捍卫自身利益的斗争,其结果是促使体制运转的更加完善化,而不是颠覆这一体制。而且,对于那些并未受到劳动法规保护的劳动者,法律维权的路径是无效的或者很大程度上无效的。

因此,在"重返阶级"的过程中,需要对阶级概念本身加以再分析,否则就无法理解阶级政治的消失或弱化这一现象。首先,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新工人逐渐地形成了某种朴素的群体意识,但无论深度还是广度,均与20世纪的"阶级意识"有着深刻差异。我们无法判断这种朴素的群体意识是否会像经典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从自在上升为自为,即从一个受制于劳动分工的阶层上升为具有自己的社会目标并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力量或政治阶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与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便并入资本。"[19]并入资本的劳动者只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任何自我意识。

因此,工人群体的客观存在并不等同于政治性的工人阶级已经存在。在观察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汤普森批评那些教条的阶级论者的观点说:"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 。"它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 [20] "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21]但是,在当代沿海的大工业生产中,无论是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还是与城市社会形成隔离的居住模式,及宿舍-车间间往返的生存状态,工人群体间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被降至最低限度。在富士康这样的工厂中,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被降低到了最低程度,仅仅发生在生产场所之外的有限空间。每一劳动者只是单一地与同一资本发生关系。在这样的条件下,阶级文化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难以形成。

这里不妨从劳动者的待遇和生产场所的改变的角度比较新工人与过去的国企工人的境遇。不仅在物质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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