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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精神栖息地的寻找——访谈

文艺报2012.12.19
莫言...不断向"五四"学习,向古人学习。但他不是延续士大夫的喜好,而是向民间学习自己所缺失的东西。在小说里,他把乡村经验与民俗精神整理出来,以奇幻的想象增加了小说的魅力。他与友人的对话里,表现出很好的学术感觉,虽然他缺少"五四"那代人的雄厚的气象,但是精神之丰厚是无疑的。

 

蒋晓丽:您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但有时候也感到您对现代学术史很有兴趣,并把它们联系起来一起加以考察,这使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有了交叉。您觉得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孙  郁:这个话题,胡适、曹聚仁、陈平原等人都关心过,且有相当厚重的文字流布。现代文学的诞生,其实与新学术理念的涌动有关。白话文的提出,就是近代哲学影 响的产物。胡适、陈独秀这样的人介入到文学改良的路上来,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新文学的产生,乃设计出来的。恰是文学圈子以外的人,介入到文学世界,并 改变了这个世界。

晚清的学术对文学的冲击很大。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的学术思想都对文学产生过冲击。他们作为文章家,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晚清的文学是学 术的一部分,或者说承担了学术的使命。新文化初期的时候,新作家反对最主要的对象是桐城派文本,是对旧理念的颠覆。鲁迅参照的是尼采精神,周作人有他的希 腊之梦,胡适除佩服杜威外,还欣赏易卜生的审美意识,强调写实文学的重要。那时候的白话文学作家,同时都是学问家,现在讲授白话文学史不关注同时期的学术 史,大概有一点问题。

蒋晓丽: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学互动的因素表现在什么地方?

孙  郁:这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大致说来一是用近代以来的西洋哲学理念代替士大夫思想。陈独秀鼓吹人的独立与自由,有些来自法国的激进主义思潮。胡适在现代科 学主义层面搞传统的谶纬之思,表现出全新的思路的启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理念,其实就是在现代性心理学与人类学的层面考虑问题的产物。他们在《新青 年》上发表的文章,既可当学术文章看,也是一种新文章体。二是白话文体使思维方式发生变化,逻辑因素代替了玄妙之思,大众语的运用也使平民意识与民俗精神 进入研究视野,平等的观念、自新的观念被强化了。

蒋晓丽:新文学的建立是否摧毁了旧的思想?把旧的治学理路破坏了?

孙  郁:白话文的写作者有许多旧学根底很好。他们在域外的学习过程中,发现旧的治学有一些问题,于是主张科学的理念。胡适所运用的实验主义理论就纠正了宋学的 随意性,把乾嘉学派的传统现代化了。鲁迅辑校古籍,受朴学的影响,也有章太炎的理念含在其间。他们那时最警惕的是迂腐的士大夫的东西,因为那些思路有奴性 的传统,是延续"瞒"与"骗"的逻辑的。写实主义,其实就是颠覆暧昧的说谎文本。胡适后来说新文化运动其实是一次文艺复兴运动,并非没有道理。在他们看 来,恢复周秦汉唐的文化健朗的基因,比什么都重要。

蒋晓丽:新文学的团队和晚清学术团队比,学术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孙  郁:晚清学术以康有为、梁启超、魏源、章太炎等影响最大。原因是他们的文章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最深。他们的学术对鲁迅那代人是有过影响的。鲁迅告别梁启超那 代人的学术,原因简单,因为梁启超的文章在骨子里是韩愈那类正中儒家的精神,其文化逻辑是从上而下的旧文化思路。而章太炎虽然主张学在民间,忽略的是普通 百姓的思想。止于民族主义和大中华主义,个人主义的情怀中少有现代性因素。《新青年》乃新民间的打造,注重文化从下而上,强调人本,是人的学术和人的文 学。不是从古代典籍出发考察问题,相反,从现代科学精神与现代社会的问题里阐释己见。支持白话文写作的学者中有许多是章太炎的弟子。除周氏兄弟外,钱玄 同、朱希祖、沈兼士等,都为新文学的建立呐喊过。不过,章太炎在自己弟子名录里,却没有列入周氏兄弟的名字,原因大概是从事了异类的工作。其实,周氏兄弟 是把握到老师的精髓的。他们在新文学里保留了汉魏气象,且把这种气象运用到社会改造的道路。他们从章太炎那里吸取了精神的养分,又参之现代科学与人类学的 理念,于是改写了以士大夫为核心的理念,现代学术与文学以人为核心,人本的思想诞生于此,无论从文体讲还是从思想上讲,都非晚清的学者可以比肩的。

蒋晓丽:新学术的思路引起审美的变化,它怎样表现在创作里呢?

孙  郁:比如人类学,就是"五四"后被渐渐关注的。鲁迅最初的乡土小说,就有人类学的渗透。乡土里的情思,建立在对乡下被重新发现和叙述的基础上。周作人关于 越文化的陈述的小品文,是双重发现。从人类学里发现乡土,又以白话文的乡土叙述强化人类学理念。鲁迅在小说里,就自觉不自觉地去用性心理学的观点表现人的 欲求与荒诞行为,殊多精妙之语,是很有创作性的表现。

蒋晓丽:用学理的东西去刺激文学,是不是存在先验理念的问题,也许会有主题先行的生硬之处?

孙  郁:这是对的。主题先行,在一些人那里是有的。胡适的《终生大事》就有这样的缺点。是先有看法,再去找人物,安排故事。这自然会影响文学的品质。冰心的问 题小说也有类似的问题。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问题更多了。新文化之后,理论对作家的影响很大。许多作家都去译介文学理论著作,鲁迅、郭沫若、巴金 都是这样。巴金主要是安那其主义者,因为信仰无法实现,遂转向小说写作。周作人多次否认自己是作家,因为他搞的是杂学,文学店终于关门了。我们看这些作家 的学术兴趣,就知道他们的维度比今天的许多作家维度大,因为关心的领域多,写作就有文学之外的东西,文学对多数人而言不过是一个载体,他们要追问的是另外 一些问题。

蒋晓丽:日本的学术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为什么后来许多留日的青年作家影响力超出了从欧美回来的人?

孙  郁:日本文化对近代的影响不可小视。我们许多概念是从那里借用过来的。鲁迅、周作人、陈师曾的基本学术理念和艺术理念借助了日本的近代资源。但日本的东西 是拿来的,不过只是引用,所以中国的文人不满意日本的思想,他们觉得有些浅薄。德国、美国、俄国的学术与文学文本反而吸引了中国的作家。我最近看到一个数 据,民国期间,中学语文课本里所选的域外文学作品,最多的是法国,俄国次之,日本则排在六七位。这说明影响力的程度。至于学术著作,欧美的比例也大于日 本。

在日本留学的青年有一种强烈的东方人的问题意识,对东方文化被近代的感受是自觉的。在欧美留学的人回国后,思想还不能马上过渡到本土实践中。倒 是像研究人类学的人如费孝通等能进入母体文化中。鲁迅写小说虽然形式上借鉴的是俄国、东欧的作家,但对中国问题的展示是受到日本人的暗示的。夏目漱石、森 欧外、有岛武郎的批判眼光,鲁迅多少是学到的。

蒋晓丽:后来俄国学术思想与俄国文学的引进成了主要潮流,但为什么我们一下子进入到斯大林主义的逻辑里?

孙  郁:最初接触俄国文学,乃因为其精神有一种改良社会的冲动,是为人生的,而且技巧也很特别,中国作家认为俄国有许多珍贵的遗产可以考虑拿到自己的世界。鲁迅、郑振铎、瞿秋白、巴金都译过不少苏俄的文学作品。十月革命前的作家对"五四"那代人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

蒋晓丽:对俄国的译介,学术理念的作用大还是文学作品的作用大?

孙  郁:开始是作品的影响大,许多人在模仿俄国人的思路写作。后来是理论的译介颠覆了人们对俄国文学的一般性看法,这主要是瞿秋白起了作用。瞿秋白以理论的眼光重新定位"五四"的价值,借鉴俄国的列宁的理论,就在否定"五四"的基础上把文学引向苏联革命之路。

蒋晓丽:中国文学理念一步步走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道路,有一个逻辑的过程吗?

孙  郁:瞿秋白的理念基本是从列宁那里来的。他模仿列宁的思路对"五四"新文化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这吸引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人们。列宁主义对孟什维克的批评,是 基于政党文化的需要,即革命的需要。在苏联刚刚建立的时候,路标派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列宁主义的问题,像别尔嘉耶夫、弗兰克就抨击过文化上的过激主义。但 列宁的彻底性在于,不仅阻断了路标派的思想的通路,也颠倒了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些左派的精神,把文化引向政治为核心的道路。中国知识界开始毫无这样的 基因,连传统也不曾具备,那些倾向于左翼的文人,最多在思想逻辑上倾向于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式的存在。

鲁迅最初走向左翼,是借鉴了托洛茨基与普列汉诺夫的资源,是从文学与自身的超越需要而走向革命,而非列宁主义者那样从革命到文学。

蒋晓丽:瞿秋白走的历程是由革命而文学,而非从文学到革命的道路?

孙  郁:当中国共产党人认真译介了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不同的文章,且肯定列宁的时候,鲁迅却津津乐道于托洛茨基的思想。因为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对勃洛克 《十二个》的理解,是人道的,对精神焦虑到革命狂欢的描述,符合知识阶级的心理过程。这里有顺理成章的逻辑,是符合文学理念变迁的规律的。

蒋晓丽:但瞿秋白认为这个过程是有问题的,他批判了托洛茨基与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同时认为,只有改变知识分子化的思路,文学才是真的文学。

孙  郁:这些都不是瞿秋白的独创,他的批评观除了有一点马克思的痕迹外,主要是列宁主义的遗产。瞿秋白在翻译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把康德、普列汉诺夫的遗产 切割到批评话语之外。而鲁迅思想里依然保留斯大林之前的俄国与德国文化的某些理念,这是他和中国左翼翻译家与批评家不同的地方。

鲁迅热心关注的俄国理论家,有许多在后来受到批判。这也不能不说是困扰他的难题。瞿秋白的文章在一些角度上,让鲁迅颇受刺激,知道了那里的玄奥。他在瞿秋白的《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中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普列汉诺夫这种错误就产生了他在艺术上的客观主义。他的学说里面,就因此包含着孟什维克的成分:在科学方面没有无产阶级的党派性。例如,他在 "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图画"的演讲大纲里说,"我们不说艺术应当怎么样等等。我们的观点看起来,但是分析就可以满足了......我们不讲它应当是什么,我们只讲 它是什么"。本来,普列汉诺夫就有一个原则,说是一切艺术和美学"在当时都说好的"。这样,文艺评论的任务就只要站在旁边,消极地观察和解释正在开展着的 文艺斗争。普列汉诺夫是把"应当什么样"和"是什么东西"两个问题互相对立起来,机械地分割开来。这是很大的错误,这是他主观上自欺欺人的"脱离"文艺战 线的斗争,他把科学和艺术认为是阶级斗争以外的东西。

这个看法,其实卢那察尔斯基已经论述过,瞿秋白借鉴了这个思路。鲁迅部分接受了,部分还处于犹豫之中。例证是,在晚年的批评文章里,对非革命的 文学家的作品,有另类的理解,并不要求作品"应当是什么样"的。对鲁迅来说,艺术要承担自己的使命是对的,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也许不都是政治家理解得那么 简单,还有其自由的空间。也就是说,文学除了阶级性外,是有自己的规律的,应当是一种自由的表达。他在晚年不把精力都用于理论的翻译上,而是依然注重文本 的价值,不放弃内心残存的美的情思,这和瞿秋白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

蒋晓丽:但瞿秋白为《鲁迅杂感集》写的序言所表现的思路,鲁迅却是认可的。

孙  郁:我理解鲁迅是认可其阶级性的眼光。有意思的是,瞿秋白在另一篇文章里置鲁迅的审美经验不谈,绕过其世界中矛盾的、不确切性的存在,抓住其对自己的解剖 和对同营垒批判的特点,把鲁迅与高尔基联系起来,并提出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的观点。对鲁迅的肯定,基于其韧的战斗精神,这在瞿秋白看来与列宁、卢那察尔斯 基有相近的神韵。其实我们仔细分析,鲁迅与"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的争论,不是政党文化使然,而是知识分子角色的定位问题。但瞿秋白把这些定位于高尔基式 的精神走向里,把鲁迅看成中国的高尔基,这是牵强的,抹煞了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鲁迅的特征。

蒋晓丽:如何看待鲁迅与高尔基的联系?

孙  郁:鲁迅与高尔基相差甚远,其一是鲁迅乃士大夫出身,来自旧营垒,而高尔基来自底层的流浪的书写者;其二是鲁迅一直与执政党处于对立的状况,而高尔基与政 党政治的密切性超出人们的想象,他晚年和斯大林的主人与奴仆的关系,表明其精神的滑落;其三,鲁迅在气质上至多与同路人作家相似,而高尔基则由流浪者一跃 为无产者的代言人,走向是不同的。把两人相提并论,就把鲁迅纳入了列宁主义的话语秩序中去,也完成了从"五四"新文化到革命文化的转换的合理性。"五四" 作为落后的存在就自然而然了。只有"五四"之外的列宁主义才是正确的。

蒋晓丽:看来,批评"五四",不仅是保守主义者,还有左翼的作家。我们现在看"五四"的问题,多是从保守主义立场出发的,对左翼理论的批评注意不够。

孙  郁:瞿秋白批评"五四",用的是列宁批评普列汉诺夫的思路,借用的是鲁迅的参照。这样,胡适的价值就丧失了,陈独秀的价值也丧失了。只有政党文化下的大众 文化才有意义。这里,不再考虑智性的问题,人性的复杂性问题。在批评中,完美主义代替了心性的自由,特殊性代替了普遍性。列宁纠正马克思,就谈俄国的特殊 性;瞿秋白纠正"五四"知识阶级的思想,也源于"五四"乃西方普世主义的翻版,他以为大众的经验和无产者的经验没有进入胡适那代人的视野,也就是忽略了特 殊性的存在。毛泽东恰是在这个层面上,通过瞿秋白继承了列宁的思路。作为战争时代政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策略,自然有其特殊性的价值,但也就把知识阶级的独 立性的存在一笔抹杀了。

由俄国而来的这个批评模式在中国流行了多年,它在后来的发展中越来越窄化,成了窒息文学创作的一种外在的力量。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几代 人的努力发生变化,这个变化里,是个充满苦斗的过程,是逐渐告别瞿秋白模式而向鲁迅模式靠拢的过程,也是逐渐告别列宁、斯大林而回归康德、别林斯基、普列 汉诺夫的过程。只要我们看莫言的创作由被否定到被接受的历史,就能够感到回到"五四"语境与鲁迅的传统的艰难。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段苦路的生成过程,终于 被人们逐渐看清了。今天的知识界已经可以从容地面对各类的文化遗产,独断主义已失去往年的力量。

蒋晓丽: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根本价值何在?

孙  郁:这种外来理论对文学的影响如此之大,研究它会使我们产生一种追问的冲动。在百年中国文化的选择里,如何避免精神的单一性与悲剧性的发生与持续。为什么 外来的批评模式会成为新的精神障碍?在悲剧的路上,传统基因的作用大呢还是外来因素的作用更大?在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的语境外,如何建立制约独断主义的文 化的新民间?我们今天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化追求,会不会有当年以俄为师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不得不追问的话题,这也是关心中国文化发展的人们不能回避的话 题。

蒋晓丽:在诸多外来的理论传播中就没有一点抗衡的东西吗?为什么其他的学术理念没有得到发展的空间?

孙  郁:其实"五四"新文化出现后,各类不同的流派依然存在。梁实秋、朱光潜等人的观点都闪烁过自己的智慧。他们的学术理念支撑了自由主义文学的创作,只是这些人在政治漩涡之外,没有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蒋晓丽:自由主义之外,别的学术资源对文学的影响大吗?

孙  郁:其实在新文化出现后,像马一浮、谢无量等人的学术依然在特定的小圈子里传播。他们的治学与写作,都很典雅,旧学与新学的东西都有。马一浮曾看到左右翼 的问题,即在一种远离心性之学的路上滑行,把学术与艺术引向了偏路。他觉得胡适的自由主义进化观与左翼的激进理念,都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来源在于章学 诚《文史通义》"六经皆史"的理念,加上进化论的观点的泛用。他认为这是章太炎那代人就走错的路,应该避免这样的路。"五四"后这样的路被延续下来了。马 一浮写的作品都是旧文学的套路,但在境界上自成一格。这些形式上的旧文学,思想却是现代的。现在搞现代文学的人,不妨注意一下这类人,今天看来,他们的主 张与写作实践,保留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蒋晓丽:学术与创作如此深切地结合起来的还有谁呢?

孙  郁:钱锺书算是一个吧。钱锺书的创作和研究并行不悖,一方面能以感性的眼光去审视人生,一方面沉潜在古今中外的学海里。其实我们可以把《谈艺录》与《管锥 编》当成文学作品来读,其中有感悟,有梳理,有灵魂的勾勒,是学问与创作的完美的结合。钱锺书外、李健吾、台静农、卞之琳、杨绛都有雄厚的实力。他们的写 作既丰富了文学史,也丰富了学术史。这样的作家,在当代就不易出现了。

蒋晓丽: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王蒙就提出过一个口号,就是作家的学者化。为什么这样的努力后来没有继承下来?

孙  郁:当代许多作家的文本有学问家的意识。宗璞、汪曾祺、林斤澜、阿城、韩少功、李锐都是。莫言、余华、阎连科文本中的思想也是一看即知的。当代作家的学术 感觉下降与社会风气、教育理念有关,重要的是士大夫的传统消逝了。"五四"那代人,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都有士大夫的基因,他们把传统的东西有意无意 呈现出来。士大夫文化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不论如何,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都和远古的文明有些关系,这是学识所支撑的。现在的作家,历史的厚重感在 消逝,可能与旧的阅读习惯的丧失有关。犹太人有创造性,是因为一直对公元前几世纪的古老文明的温习,几乎每日都和远去的灵魂交流,历史没有中断,想象力与 判断力一直有一种鲜活的原生态的感觉。当代作家对先人的遗产是间接接触的,不是感同身受。犹太教与后来的天主教、基督教文明,就是在浓郁的当下感受的同 时,一直保存着固有之血脉。我们读西亚文学和欧美文学,就能够感受到此点。当代中国作家对先人的文明温习不够,文字背后就不易有历史感。鲁迅、周作人、废 名那代人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

我去耶路撒冷看犹太文明与穆斯林文化遗迹,感到文明在那里的延续。在大学里,传统教育一直是重要的部分,而且重要的是,民间的学术氛围也是浓 的。庙堂与山林都弥漫着价值哲学的气息,那里的文学与哲学,自然有不凡的气象。信徒之间不论有怎样的差异,至少一点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书写里有形而上的 感召力。我们在世俗生活里,处处可见那些遗存的显露。

蒋晓丽:您觉得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其文本背后的学术力量感如何?您怎样评价他的写作实践?

孙  郁:莫言自己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不断向"五四"学习,向古人学习。但他不是延续士大夫的喜好,而是向民间学习自己所缺失的东西。在小说里,他把乡村经验与民俗精神整理出来,以奇幻的想象增加了小说的魅力。他与友人的对话里,表现出很好的学术感觉,虽然他缺少"五四"那代人的雄厚的气象,但是精神之丰 厚是无疑的。

其实现代以来许多西方作家也不刻意追求学术性,但作品却有丰厚的学识。马尔克斯在文本里所呈现的精神哲学是宏阔的,因为他进入了历史的躯体。巴 别尔的小说广阔无边,靠的是艺术直觉与宗教的情怀。中国当代许多作家在走这样的路,也颇有些成就。但我们的作家中很少有像博尔赫斯那样的学问家,这样类型 的作家稀少,大概是我们的文化生态出了问题。西方小说家有学问的人很多,不过也有一类作家是很有学识的,比如尤瑟纳尔与卡尔维诺即是,他们是不断用各类知 识克服自己的短板的。我们看他们谈历史与艺术的文章,当感叹其学问之深。

我这样说,并不是强调作家都去做学问,作家不一定都去做学者。有的人就是艺术感觉好,他们的价值照样大,比如萧红,比如李娟。但有学识比没有学 识要好得多。曹雪芹的作品有学识,金庸的小说有学识,汪曾祺的小说有学识。这就要求作家不要靠一点小感觉来写作。流行的理念可能不是学问,拼贴哲学观念也不是学识。学识是作家从血管里流出来的。莫言在写《丰乳肥臀》《檀香刑》时找到了这种感觉,是另一种修养在起作用。我们现在看这些文本,是可以梳理出一些 什么的。

我自己研究文学史,是不断寻找自我的精神栖息地的过程。因为没有写作的天赋,故喜欢神游于那些灵动的文本;也因为所读之书有限,年轻时没有得到 学术训练,故追慕先贤的治学精神。所以,每一个人读书与写作,都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必在一个模子里。今天谈文学史与学术史的话题,也不过是自己的偏好, 其实作家如何走路,学问家怎样治学,都是自己的事,我们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其实也是可笑的。何况很难说还有这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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