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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性

社会观察2011.4-5
从机会平等、分配的正义和结果的平等、能力的平等、多样性的平等、国际主义的平等这五个平等为取向,对人民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形成一种综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就是人民自我管理和直接参政的社会主义民主。

萧武按:这个访谈是[2011]年初就做的,后来在《社会观察》杂志今年第四、五两期刊发,《上海国资》杂志今年第三期摘要刊发(最前面的部分),【经略】在5月份也刊载了全文。最近流传着对汪晖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的批评,所以,征得汪晖先生同意后,我将这个访谈发在网上,希望能够帮助批评的人理解汪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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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武采访整理,已经汪晖审订

(配汪晖本人图片)汪晖,1959年生,江苏扬州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著有《反抗绝望》、《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多种著作。

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

(导读:新自由主义创造泡沫、分化、冲突和危机的能力不可低估,但真实的发展却不能用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加以解释)

《社会观察》:2005年前后,曾经出现过一个范围不大的关于"北京共识"的讨论。最近两年,国内外又出现了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但经常有人批评,"新左派"在这样的讨论中总是在为中国做辩护。事实是什么样的?

汪晖: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雷默来北京,崔之元请他来清华演讲,王缉思和我做评论。雷默从中国的经验中提炼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认为中国关注经济发展,但也注重社会变化,是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从描述性的角度看,这个归纳是理想性的。雷默未必不知道中国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他将这些这些特征归纳为"北京共识",针对的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和全球经济的总体状况。换句话说,"北京共识"以中国为阐释对象或资源,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关于中国的经验性描述--迄今为止,任何一种经验性描述都会引起争议,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展现了不同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面向。

2005年,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中国的发展:是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总结,还是寻找另一个解释。雷默的论文产生于他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一篇调查论文,其中引用了很多人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我在美国出版的著作China's new order。我在书中对于中国九十年代的许多现象给予了批评性的分析,指出中国的发展主义及其后果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联,但并不认为新自由主义可以解释中国的全部发展。我的着眼点在呈现问题、困境和危机,而雷默在引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的论点时不可能不了解我们对现实过程的尖锐批评。作为一个观察者,他将知识界的辩论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本身同时视为中国经验之一。他的目标是将中国改革中的一些经验理论化,进而提供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规范目标。你也可以说这是用规范的方式对现实的批评。

不久之后,斯蒂格利茨来清华大学演讲,又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同样是崔之元组织的,我也在场。他一开头就说,对于当前促进穷国的经济发展而言,如果存在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因为华盛顿共识对于促进成功增长而言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他所谓"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其实是以"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为前提的,这个失败集中表现在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过分信赖。从全球经济的角度,他批评国际经济组织一方面创造了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又把失败政策强加给那些依靠它们提供政策建议和资金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提出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思路。斯蒂格利茨区分了东亚经济的成功与其他经济体的失败,指出现有的经济研究未能从经验上和理论上提供经济发展政策方面的普遍共识。与雷默一样,从一种比较性的视野着眼,他对中国经济的表现是肯定的,在政府角色、因地制宜的制定政策、鼓励创新和注重公平等方面,他的"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与"北京共识"有许多重叠之处。但"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并不以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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