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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学术座谈会

网络流传稿,来源不清,非定稿。

时间:2010年7月17日上午
地点:北大博雅会议中心大学堂三号厅
主席:戴锦华
戴锦华:首先代表我个人欢迎大家,很久没有出席过这样规模和这样级别的大的学术会议了。我很荣幸被大家推举为大会的主席,我也很少有机会做这样的会议的主席,所以很荣幸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大家从世界各地、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参加这个"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学术座谈会,面对大家可能班门弄斧了,但还是要说两句。

大家可能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已经过去的20年和未来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段。不久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我见到了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朋友,发现他们共同在关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变得格外突出,这个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从美国主流社会的商界大型机构的领导人到大学校长,他们都认为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问题对于世界、对于美国已变得非常重要。这不是简单的"中国崛起论",对此我也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显然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后冷战的格局对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当代人,对每一个关注当代世界、当代生活的人们,都在提出全新的问题和挑战。

再说一个我非常个人、非常过分的观点,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理论的年代,而今天,从某种意义上冷战年代构成的理论已死,但是如果真正存在一个after theory,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post theory?我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我们其实只是在呼唤新的理论,呼唤着新的应答。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因为汪晖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世界,他被命名为一种示范,被命名为一种例证,今天我们选择汪晖,汪晖作为一个将被我们解剖的麻雀,是因为我们和汪晖面临共同的挑战,共同的问题,我们选择他只是把他作为一个例证,更重要的为了通过今天会议的议题,进一步的提出我们的问题。

有一个说法,先在已变得非常恶俗,这个说法就是问题意识,但是这个恶俗的说法在今天变得格外真切,我们到底应该提出怎样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径路,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成为非常急迫的问题。

大家在这么酷热的时候,来到这么酷热的北京,是因为我们大家分享着同样的紧迫感,这是因为我们大家对整个学术生产和学术格局的抱有的这样一种责任感和这样一种焦虑的结果。

这样大的同仁学术会议很多年没有开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这样的会议很多,这些年来,我们更学科化、专业化了,这样既宽泛又跨学科的大型会议,我们希望能更为有效地处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同时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来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这个学术环境是有利于我们的学术生产的,有利于思想的交锋的,有利于我们对真理的追求的。
我就说这几句非常多余的话,接下来我交给第一场的主席。


第一场: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

主持人:胡志德(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教授)


主持人:这个世界上我怕的东西不多,其中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跟戴锦华教授讲话。我们今天第一场的议题是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第一发言人是台湾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于治中先生。


于治中: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同仁举办这样的会议让我来参加,实际上我个人来讲,去年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汪晖先生的一个思想的世界,这篇文章在台湾发表,我只是把我这篇文章主要的一个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摘要。

我个人认为,自从1949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个剧变,这个剧变实际上从49年就开始了,不仅是30年的改革开放,这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如此。对中国的认识,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认识,无论是作为认识的对象或者是自我的反思,这种认识往往也折射出这个时代的一些特色。

从近现代以来,面对着千年没有的变局,中国虽然一直不断的发展与转变,可是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压力之下,所谓的中国,好象令人遗撼的一直是一个被认识的对象跟客体,这种主体性的沦丧与话语权的失落,不仅肇因于双方力量的对比,更起源于我们对世界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自从移植了西方的教育体制之后,我们认识世界的领域、理解自己的方式也在模仿过程中被颠倒,造成主客易位,所以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与价值似乎只能在对方的框架中得到自我表述,原本只是外在性的西方,事实上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我们内在组织的一个部分。认识自我与认识他人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事物的两面,我们无法跳脱世界历史的语境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因为长久以来,西方理解他者,并且同时建构他自身的方式,如果我们无法察觉以及接受这个前提的话,实际上对我个人而言,所有的形式的反思只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与肯定既有的认识框架。如果当代中国问题的框架事实上已经变成现代性文化自身内部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避免陷入自身特殊性这个陷阱当中,勇于去面对这个已经内在于我们自身的现代性。

我个人认为,汪晖先生的著作从早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他的四大卷书的出现,我认为基本上或隐或显的在回应这样一个东西。在汪晖的著作里面,他很少从纯理论方式阐释这个命题,而是设法去挖掘思想跟社会两者之间互动的过程,从具体的历史分析里面去论述思想如何成为一种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也就是去讨论所谓的历史动力的问题。所以说他讨论的方式,不仅与超脱外在现实,专注讨论思想内部的作品不同,也与把思想仅仅作为社会关系产物的看法相异。我们说,前者是以内因说为代表,将思想孤立的称为一种自在的存在,后者是以外援论为依归,将思想还原为他维的存在,这是黑格尔式的讲法,这两者理论各异,我们看起来是相反的,实际上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也就是对思想构成性力量的遮蔽,也就是对他动力的一个遮蔽。

汪晖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他并不是简单的将概念放置在一种时间性的序列之中,而是在问题形成过程之中去展开,他反对任何不证自明的概念和假设,他以问题的架构为主导提出他的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虽然将社会纳入他的视野,却与所谓社会史的研究方向大异其趣。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社会史只是将所探讨的领域扩大,纵然强调思想上的语境化,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纳入,可是在认识论上不仅没有反思上述各个领域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存在于这些领域之中既有概念的合理性、有效性,而且经常也并没有跳出线性因果论和单纯因果论的假设。

汪晖的这种提问方式,跟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学科接近,就是所谓的历史社会学,我们知道,二战之后,历史社会学在英语世界兴起,改变了以往社会学家缺乏历史意识与历史学家缺乏社会学理论的通病,以长时段的范围与跨学科的思路研究过去,虽然它强调探讨社会如何运作变迁,可是作为社会学一支的历史社会学,虽然强调理论上这样的问题,可是在认识论的层次上,似乎跟社会史创造的困境几乎相当的类似。所谓在历史学里面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往往只是留在本位主义的立场,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或者抽离具体的语境,任意玩弄理论,缺少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充分认知所使用概念的有效性,从而有时不自觉陷入普世性的概念,化约人类存在的多样性,产生过度全称性的一种抽象化的东西,做出超越不同具体历史经验范围的一些概发性的推论。

汪晖的作品,我个人认为,他起初最早是以所谓的矛盾性作为理解鲁迅作品的一把钥匙,以个人一致性作为起点,去思考这种复杂的悖论性之后,又促使了他对中国现代史中"五.四"启蒙运动的再思考,面对这样的思想纷然层陈与互相矛盾的五四运动,他又提出了一个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作为分析悖论性历史运动的框架。我们看汪晖从讨论鲁迅的个人一致性到所谓的讨论五.四运动的历史同一性来讲,所改变的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他所关切的焦点我个人认为也有些不同,我认为他早期讨论所谓鲁迅的个人一致性,依然停留在一种各类思想本身的含义,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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