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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上)

观察者网,全文将刊登于《社会观察》杂志2011年第12期
本文系为章永乐著《旧邦新造:1911-1917》所写的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也是对2010年夏天北京大学法制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关于辛亥革命的研讨会上的讨论的一个回应。2011年11月26日复旦思想史研究中心“历史与政治”年会主题发言。观察者网及《社会观察》杂志独家发布。
汪晖 章永乐
作者简介: 汪晖
汪晖,1959年生。1988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1年至2000年间参与创办《学人》丛刊,为主编之一。先后担任哈佛大学(199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3)、北欧亚洲研究所(1995)、香港中文大学(1997)、华盛顿大学(1999)、柏林高等研究所(2000)、波洛尼亚大学(2004)等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2)、海德堡大学(2003)、东京大学(2005)的访问教授,以及Positions, The Trac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等刊物的编委。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2007年。主要著作包括中文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2004)、《死火重温》(2000)、《汪晖自选集》(1998)、《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等,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2006)、意大利文著作Il Nuovo Ordine Cinese(2006)、英文著作China’s New Order(2003 Ted Huters译)、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2003)及《死火重温》韩译本(2005)等。编有《发展的幻像》(与许宝强合编,2000)、《文化与公共性》(与陈燕谷合编,1998)等多种。

中国的短二十世纪:两个独特性

二十世纪终于落幕了。霍布斯鲍姆站在欧洲的视角内,将这个世纪 界定为从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至1991年苏东解体为止的、作为"极端的年代"的短 二十世纪。与他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中,我将中国的二十世纪界定为从1911至1976年的作为"漫长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纪。辛亥革命正是这个"漫长的革命"的伟大开端--不仅是中国的短二十世纪的开端,而且也可以视为"亚洲的觉醒"之一系列开端性事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将这两个 相互重叠但视角不同的"短二十世纪"拼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分辨出二十世纪中国在这个"短世纪"中的两个独特性:

第一个独特性集中于这 个"短世纪"的开端,即在革命建国过程中的旧帝国与新国家的连续性问题。二十世纪是以亚洲的民族革命和宪政民主为开端的,我们 可以将1905年俄国革命、1905-1907年伊朗革命、1908-1909年土耳其革命、1911年中国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的开端性事件。 1911年中国革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使得这场革命具有真正开端的意义。我将1905年俄国革命也放在亚洲革命的序列中,不仅因为它的直接触发点是爆发在清朝境内的日俄战争及俄国的战败,而且这场战争和革命催化了中国民族革命的进程(正是在这一年,同盟会成立)及共和与改良的大辩论,同时也为伊朗革命和此后的土耳其革命提供了灵感。我们可以将"亚洲的觉醒"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帝国崩溃的时代:1905年革命失败了,但幅员广大、民族复杂的俄罗斯帝国衰相渐露,最终在革命与战争的硝烟中崩溃;俄国革命与民族主义力量相伴而行,民族自决的原则在波兰、乌克兰等周边地区获得胜利,尽管此后各周边民族以"加盟共和国"的形式加入苏联,但1991年的事件显示了苏联构架与民族原则的深刻联系;1919年,诞生于1867年的奥匈帝国分崩离析,奥、匈各自建立共和国,原来寄居在奥匈帝国框架下的较小民族获得了民族国家的地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设想的那种在帝国范围内实行革命与变革的民族主义构想(以奥托•鲍威尔为理论代表)彻底失败了;奥斯曼帝国广土众民、横跨欧亚,它的崛起是促成欧洲海洋探险时代的世界历史事件,但在一战的硝烟之中,从稍早的 革命中幸存下来的帝国趋于崩溃,新生的土耳其脱离了原有的制度多元主义,转变为一个构架相对单一、幅员大规模缩小的民族国家。在上述三大帝国的相继崩溃中,民族主义、宪政改革与复合型帝国的崩溃是同一故事的不同侧面。1918年,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在民族自决的名义下将民族原则置于王朝帝国的原则之上,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作为帝国的反题支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政治逻辑。清帝国的命运初看上去跟其他帝国十分相似:1911年的一场局部起义引发了王朝体系的崩溃,分离与独立的潮流遍及帝国的内外领域。在理论领域,种族中心论的民族主义在汉族、蒙古、西藏和回部都有回响,革命派的思想领袖之一章太炎更是将 清朝与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相比较。(章太炎:《正仇满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之时论选》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63,第98页。)但令人惊异的是:在剧烈的动荡、分裂的危机和外来的入侵之后,脆弱的共和国却在帝国原有的地域和人口的规模上维持了国家的统一性。(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1948年,联合国发布普遍人权宣言,声称"每一个人都有权成为国民"("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nationality),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同样是民族原则的胜利。在一波又一波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海洋帝国体系的逐渐瓦解,英、法、荷、比、日本的殖民帝国体系相继解体,1997年香港、1999年澳门回归中国标志着这一旧式殖民体系的终结。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设立, 似乎又为中国找到了另一种帝国与国家的连续性的例证。)如何解释这一复合型帝国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独特的连续性?

第二个独特性集中于这 个"短世纪"的终结,即革命与后革命的连续性问题。在亚洲的"短二十世纪"中,以1917年的俄国革命为标志,民族革命运动不再单一地与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相结合,而是和社会革命和某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建国运动相结合。十月革命是欧洲战争的产物,但其中回荡着亚洲革命的气息,因为它延续了1911年革命将民族革命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纲领和建国构想结合起来的路线--列宁在1912-1913年率先注意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即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 帝国主义的战争";(《列宁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137页。)另一方面,为了在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所谓辛亥革命的"社会主义色彩"是指孙文的建国纲领不仅是一场民族主义的政治革命,而且也是以克服资本主义弊端为宗旨的"社会革命",其主要的内含是以"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化(及土地涨价归公)为中心的改革计划。将民族运动与社会主义建国运动及国际革命关联起来,是1911年中国革命区别于1905年俄国革命、1905-1907年伊朗革命、1907-1909年土耳其革命的关键之处,它预示了二十世纪的 革命将是与18-19世纪以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为代表的革命模式非常不同的革命。因此,1911年革命是1905年之后革命序列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或者 说,不是1905年俄国革命,而是1911年中国革命,才是这个革命的(而不仅仅是作为"极端的年代"的)"短二十世纪"的真正开端。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确立,改变了19世纪以降由单向的资本主义扩张所创造的世界图景。然而,伴随着冷战的终结,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相继解 体,民族原则与市场-民主资本主义体系取得了双重胜利。在西方,这一过程也被比附于更早时期的帝国解体--民族和人民从专制(苏联)帝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走向新的宪政民主。在苏东地区,革命与后革命之间的断裂一目了然。但为什么在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极端的年代"终结之后,恰恰是中国--我们很难忘记苏东转变的多米诺效应来自1989年的北京--不但保持了政治结构、人口构成与国家规模的完整性,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基础上完成或正在完成一种以市场 经济为导向的大转变?

上述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涉及帝国与民族国家、帝制与共和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涉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问题。正如在1911年之后的动荡 与分裂的岁月中,人们难以判断中国的未来一样,在1989年之后,没有人预料到中国会在政治延续的模式下获得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就政治结构而言,中国的体制是1949年革命建国的产物;就国家规模和主权关系而言,当代中国的完整性却可以追溯至清王朝与诞生于1911年革命的新生共和国之间的连续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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