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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民主为什么是个好东西

南方人物周刊
我所关心的不是个体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个又一个乞丐的问题​,而是问为什么会出现社会不公,如何可以从制度上消除社会不公。​社会主义不是要把所有人变成与最穷人一样穷,而是要让社会中绝大​多数、甚至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安全、体面、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
王绍光 民主
作者简介: 王绍光
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1993年,王绍光与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中国分税制的改革,时称"王胡报告"。
主要著作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挑战市场神话》、《分权的底限》、《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左脑的思考》、《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合著)、《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那间办公室太小,十几平米的空间装​不下王绍光的那些资料。要知道他已经搜集了大约3000册有关民​主理论的书,现在正想着用5至10年完成一个大的写作计划,​探讨民主这个核心问题。

"一方面要破,一方面要立。破,是破除很多已经被一般人认为是公​理性的东西。我觉得民主理论中有大量没有根基的东西,​但真要破其实不容易,需要很多思想史和制度史证据。很多人一看你​对他们熟悉的民主模式提出挑战,他要么认为你是反民主的,要么认​为你是鼓吹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民主。而立有两方面,一是有什么可​以替代现在的民主模式。二是能不能建立一套政治分析的新方法:​什么样的生活是理想生活?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理想政治制度?​我觉得有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

关于中国的政治转型,王绍光的思路可以用15个字概括:"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协调并存的,是我们的安邦之道。​只有国家具备适当的能力,才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和公平的自由;​同时,也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条件下,​强大的国家才不会变成张牙舞爪的怪兽--利维坦。"

"广泛的民主"中的"广泛"有双重含义。首先是民主的适用范围不​限于政治领域,凡众人之事,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有权利参与决策​、管理。其次在政治领域,民主的形式也不限于竞争性选举一种,还​可以采取抽签以及商议式民主等形式。

在《民主四讲》中他提了一个问题:过去两千多年中,民主一直被视​为"坏东西",富人担心穷人以民主剥夺他们的财产,知识精英认为​大众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到了最近一个世纪,民主却开始被当成"​好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化?在他看来,此"民主"​非彼民主,古希腊"人民统治"式的民主,已经退化为当代让精英通​过竞取人民的选票来获得领导权的制度安排

"公平的自由"是指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消除文盲,使所有人​而不是部分人都能享受财产权、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政府干预,对社会资源作再分配(自由右派会认为这​是对私有产权的侵犯)。

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其实是"自由右派",而被称为"新左派"的​自己应该是"自由左派",王绍光这么认为。双方共享自由之名,分​歧在哪里呢?自由右派更关注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不受侵害;自由左派更关注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实现,也就是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

这种分歧,可以溯源于不同的价值观,也跟个人经历不无关系。王绍​光认为他们那代人中,很多自由右派出身于1949年前的精英家庭​,自由左派则更多出身于劳动阶层。他老家在山东的老解放区,父母​都是从儿童团开始,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南下武汉,成为基层​干部。"我们周围都是贫苦人家出身的人。这种对普通人的关注对我​父母来说很重要,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有力的国家"是实现"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的必要条件​。有许多理论家认为弱势政府有利于形成和巩固民主,王绍光不以为​然,提出应区分两种类型的国家权力: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前者指国家"无须同市民社会群体进行正常的协商"​就可以实施的权力,后者指国家在整个管辖领域内有效地贯彻政治决​定的能力。在民主转型期间,国家行使权力的方式需要改变(削弱其​专断性),国家能力本身却不应削弱。

这个信念最初可能是来自1992年俄罗斯之行的刺激。当时俄罗斯​刚转型,迫切希望向西方学习,有一批人给他们制定了一个"500​天计划"--500天把俄罗斯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哈佛大学的一些人深深卷入这个计划。王绍光则是随耶鲁大学代表团​去教俄罗斯人怎么搞民主。

眼前的俄罗斯让他吓一跳。"红场对面有个号称世界最大的百货商店​GUM,里面除了售货员什么也没有,我都不知道售货员还站那儿干​吗。有一个老太太拿了根香肠在街上卖,一小片一小片地卖。莫斯科​著名的阿尔巴特大街上。当兵的把自己的奖章拿出来卖,现在卖的是​假的,但那时是真的。他们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卖,便宜得你难​以置信。我两美金买了一大包最好的邮票,后来去丹麦买一张明信片​4美金。有个同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买了一堆鱼子酱,​后来被美国海关给卡下来了,以为他走私。之前相信管制放松,​一有选举,事情都好办。但眼前俄罗斯那个惨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个观感对改变我的想法影响非常大。"

当年中国的情况也很令人担心。"中央政府能拿到GDP的5%左右​。你至少要花1%-2%GDP的军费,然后还要养官员,还要资助​不发达地区。这点钱什么也干不了。当时是连军队都养不起,​政府给解放军的军费是所需军费的60%,其他靠'打野食',​这是当时军队刊物用的词,就是允许军队去经商。90年代时满大街​都是部队开办的招待所、传呼机店、洗脚房,什么都干,​甚至去走私,搞得乌烟瘴气。"

1993年王绍光回国访问,公布了和胡鞍钢合写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当时他们请了一些财政系统的人,财政研究所所长说的话他​现在还记得,"他说国家没有钱,让军队也去创收,​军队创收还不容易,拿枪上街去抢就行了!他非常不满,军队经商,​太不务正业了。"

1993年王绍光回国访问,发布了与胡鞍钢合写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认为中国应该从"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提高国家能力,循序渐进向民主国家转变,最终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在他看来,将近20年后,不但中国的国家能​力"比那时候好太多了",而且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在变化。

2011年,他发表长文《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经验​,称重庆在中国进入"小康阶段"后,以大幅增加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对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王立军事件"之后他对重庆的评价有没有改变?王绍光说他"看不​出需要改变的理由","重庆经验是多方面的,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3.0版本的地方尝试之一,十分宝贵,不容否定。打黑只是建设'​平安重庆'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即使有瑕疵(哪个地方敢担保打黑没有任何瑕疵吗?)​也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促进了分税制的出台,同时也被人认为是在为​国家权力辩护。加上强烈批评西方选举式民主,称赞重庆对中国式社​会主义作了有益尝试,因为这类作为,王绍光被有些人视为政府智囊​。但他否认了这种传言:"我的研究没一项是政府委托的,​没任何人向我授意过,我也没有拿过一分钱的政府研究经费,​都是我自己的兴趣。如果有政府的人看到,影响了决策,​我觉得挺好,这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我不是任何人的智囊。"

主权在民,治权在贤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民主是一种目的,还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方法或程​序?

王绍光:应该说两者都是。它既是一种目的,一种值得追求的好东西​,同时也是一种工具。在民主理论中有大量讨论,​认为它可以矫正腐败,可以使经济增长,可以使人们幸福等等,​这都是把它当工具看。凡认为民主可以带来别的好东西的,​都是把它当某种工具。当然,能不能带来那些好东西需要实证,​不是说说就可以。

人物周刊:如果民主是一种目的,即便它不能带来其他好东西,本身​也值得追求。

王绍光:当然,我相信民主本身也是好东西。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信仰,真的去验证也比较困难。我觉得让普通老百姓参与政治生活,​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的。我的判断是普通老​百姓有足够的聪明才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需要其他人来为他们​做主。这个判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同,比如很多人会说老百姓没那​个能力。批评我的人说我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认为原初意义的民主(Democracy,​全体人民平等地管理国家和参与决策)实现不了,​可能实现的是某种替代品,比如代议制。

人物周刊:现代国家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古希腊城邦,全体公民直接治​理国家不太现实,选出一些代表来似乎更可行。

王绍光:关于怎么选代表有一系列理论,说到"代表",对这个概念​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一种叫做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就是说我选出了一群人,这群人​的特征跟全体人民的特征是一样的。比如人民里面有多少比例工人农​民,这群代表里就有多少比例工人农民。要选出这种代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抽签。凡学过统计的人都知道,做调查需要找有代表性的样​本。这种样本怎么才能产生呢?就是随机抽签。第二种叫做象征性代​表(symbolic representation),比如说教皇代表全世界的天主教​徒,教皇当然不是在全体教徒中抽签抽中的,​也不全体教徒选举出来的。还有一种叫做形式性代表(​formalistic representation),形式上是按某种程序选出来的代​表。这三种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一般人接受的是形式上​的代表,但如果真正从民主理论上来讲,显然描述性代表最符合民主​理论,因为代表的特征跟人民整体一样。

当然精英分子会有疑问,抽签选出来的人里可能有聪明的、能力强的​,也有笨的、能力不强的。我去过工厂和农村,跟工人农民接触过,​也在世界一流大学工作过,我觉得人在知识上会有差别,​在智力上并没有。我的看法是,在涉及根本利益的判断上,​一般人的能力与所谓"精英"没有区别。他们不需要别人代表他们。​用描述性代表最能在整体代表人民。西方研究民主的大家达尔也提到​过一个"小人群"的概念,这个小人群是抽签选出来的,​跟大人群在性质上一样。令人费解的是,​达尔这个思想并没有被很多讲民主的人注意到,更不要说去发挥。​过去二三十年,世界上有一批人已经在推动产生这种抽签选出来的代​理机构,很多地方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制度试验,同样让人费解的是,​西方与中国的主流媒体完全忽略这些制度试验。与盖洛普民调齐名的​美国民意调查公司"拉斯姆森报告"(Rasmussen Reports)今年二月公布,43%的美国选民认为,从电话簿​中随机抽选出来的"小人群"肯定可以比现在的美国国会运作得更好​。这大概会让不少"精英"大跌眼镜吧?

人物周刊:这样选出来的人的确可以代表民意,但未必能做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

王绍光:有人问我:你到底主张什么?我说,主权在民,治权在贤。​由人民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总的走向,这是主权在民的体现,老百​姓可以而且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生活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假如"十二五"有一个中长期规划,​他们的意愿应该在里面得到充分体现。假如他们觉得改善民生非常重​要,改善民生就应该体现在国家的大政方针里面。但并不是什么事都​要全体人民亲力亲为。有些事是属于私人空间的,还有一些技术性上​的、执行上的问题需要贤人。所谓贤人不光道德品质好,​而且要有办好事情的专业能力。很多人把我的观点说成是选什么人都​是抽签,其实我只是说选代表时抽签是可行的。用抽签的方法是选不​出贤人来的,选举也未必行。

不认同竞争式选举的理由

人物周刊:我知道你认为竞争式选举有利于在资源、知识上占优势的​精英,不够公平,但选举仍有其价值,比如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具有​合法性。

王绍光:这么讲好了,只有3%、5%的人可以参加选举,只有拥有​一定财产的人可以参加选举,跟所有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相比,​全民参选当然好得多,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让普通老百姓"可能"对​政府和官员产生压力。我强调"可能"是因为在太多地方并没有产生​压力,或者并没有产生这种压力希望带来的结果。

人物周刊:但至少民众感觉他是有机会影响政府的。

王绍光:对。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有位老师写过一本书The Consequences of Consent(《同意的后果》),讲的就是竞争式选举的后果,​最重要的就是心理的感受,好像我一旦参加选举,就真的做了主一样​。他的目的是说,这种感觉未必是好的,因为它使人们欺骗自己,使​政府可以将人民大众影响政治的其他可能方式遮蔽掉。比如说革命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罢工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在街上骚乱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选举让你感觉自己已经有一种所谓合法的方式​,其他方式都是不好的。你感到满意,但那可能是虚幻的东西。

人物周刊:有选举也许让人产生一种能影响政治的虚幻感觉,但相比​没有选举所引发的不能影响政治的真实感觉,还是要好一些吧?

王绍光:没有这种竞争式选举时,人会有一种虚幻的想法,就是一旦​有了这种选举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至少是大问题,如腐败可以消除,​社会不公可以减少。但如果他看看别的地方发生的事,​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有时大家会犯一个统计学上的错误,比如看​西方国家的政府都是以竞争式选举方式产生,所以西方社会就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但不要忘了还有很多地方也有竞争式选举,却并没有​产生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比如说印度。一进印度机场你就看到"We​lcome to the largest democracy",欢迎来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这个民​主国家消除了腐败、减少了社会不公吗?。我们一般以为非洲的饥饿​问题是最严重的,实际上印度挨饿的人比整个非洲加起来还要多。再​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印度也非常靠后。印​度的选举挺热闹,但不管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选出来的官员很​多有犯罪记录。当然,在没有竞争式选举的国家,很多人可能还是会​有这种想象,觉得一旦有就会怎么怎么样。其实,印度已经算比较好​的例子,更糟糕的例子比比皆是。

人物周刊:我们就说西方的竞争式选举民主吧,一般而言一个非民主​国家向民主转型需要什么条件?

王绍光:其实什么条件都不需要。我说什么条件都不需要,是指在什​么条件下都可能出现竞争式选举的政体,但它要存活下来就有条件了​。如果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竞争式选举的政体可能很快被唾弃。这​种事情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出现过很多次。比如非洲、拉丁美​洲某个地方出现竞争式选举,过了几年,大家觉得选举没带来任何好​处,军事政变什么的就把它推翻了。所以竞争式选举的存活是有条件​的。假设这个地方经济发展比较好,老百姓的生活有基本保障,​生活里的恐惧感降到一定比重,引入竞争式选举虽然未必有明显的改​善,但也没有使生活恶化。这时,这个政体可能可以存活下来。

人物周刊:假设这种转型是由执政精英中的改革派发起的,冲突可能​也会小一些,比如说缅甸那种,是不是比由外部革命建立起民主政权​稳定性更好?

王绍光:但没有来自民众的外部压力,几乎不会有内部改革。所以有​时候你不清楚它到底算哪一类。比如说,埃及到底算是民众反抗促成​的,还是内部精英发起的?很难说。缅甸最近发生的事还要看,​但民众的外部压力也是很明显的。

人物周刊:我们是否可以预期缅甸的情况会比利比亚、埃及的好一些​?

王绍光:更稳固几乎毫无疑义,因为它是一个被掌控的过程。"好"​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如果你把民主本身当作价值,它的民主成分是​不是大幅度提高;另一个"好"是跟民主相关的各种工具性价值,​经济发展、老百姓的福祉等。如果要用这两个标准,​现在来判断缅甸的变化还太早。现在缅甸在民主方面没有太大变化,​自由方面有一些变化,所以还不是民主改革,而是自由改革。

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考

人物周刊:去年国内有很多独立候选人参加人大代表选举,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王绍光:这是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应该允许他们参选。我们在北大的​时候,1979年还是1980年,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还有竞选,​发表竞选宣言,个个都好像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样。按说,​选海淀区人大代表,你不讲海淀区的事我就不应该选你,​但北大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没有人讲海淀区的事,​都是讲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未来、整个中国该怎么治理。​所以那时候就有选举,很多地方都有,大学里面都有。

人物周刊:你有一本书叫《安邦之道》,为什么是"安"邦之道而不​是"兴"邦之道?你是不是特别看重社会稳定性?

王绍光:确实这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93年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时,如果我没记错,腰封上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样几句话。因为当时确实很担心,如果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政治机制、财政机制,这个国家可能会出问题。​中国古代的治国者从来都是以安邦为主线,兴邦当然最好不过,​但最重要的还是安邦,这是每一代统治者都要面对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路是"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20多年来一直是这个思路?

王绍光:应该是慢慢形成的。"有力的国家"是我早期就提出的。9​0年代初讲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民主,认为有国家能力的国家是好的转​型的必要条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可能越转越糟糕。至于"民​主",如果真正的含义是由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的话,​基本假定是平等,所有的人平等地参与、有平等的影响,​获得大致平等的结果。用这三条来衡量的话,​西方的民主参与是不平等的,影响是不平等的,​结果当然是不平等的。08年奥巴马竞选时,美国出了本书,​标题就叫《不平等的民主》,是一批美国政治学家几年的研究成果。​据说奥巴马还把这本书作为他"change"的一个理据。所以我​提出广泛的民主是跟这个观察连在一起的。自由也是。自由主义者讲​的自由是,你不管我,我就自由了。但自由也是你能去做想做的事。​政府不管了以后,很多人想做的事还是做不了,还是不自由,​所以要追求公平的自由。

人物周刊:但你认为自由、民主、平等这些价值之间可能是有冲突的​。

王绍光:对,有些自由派的人不清楚这一点,所有好东西都想要。白​菜我也要吃,鲍鱼我也要吃,好像吃什么都没有成本,而且选择是无​限的。十几年前有个美国大学的学者在中国做调查,说中国人全部支​持自由、支持民主。我说你怎么调查的,他就说我做问卷哪,​自由要不要?大家都要。民主要不要?都要。我说你这样问等于没问​。你要问的是如果只能选一个,他选哪个。后来耶鲁几个学生跑到中​国来跟北大的教授一起做调查,结果有60%中国人说社会秩序最重​要,不乱最重要。如果要求被访者做出排序,​你才能知道什么对他们是重要的。他并不是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但是民主、自由跟社会秩序冲突的时候,很多人愿意牺牲前者。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民主能把人们引向幸福吗?

王绍光:一方面我觉得有必要找一个能替代GDP的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另一方面我也讲过,提幸福是危险的。因为幸福是一个很容易​被政府操控的词。幸福是主观的感觉,可能跟客观的东西有关,​也可能跟客观的东西无关。有人说不丹人很幸福,​但批评者会说不丹人的幸福,跟客观的社会发展指标没有关系。在我​看来首先要满足人们的客观需求,比如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受教育​程度、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等等。

人物周刊: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个矛盾:你主张社会公平,而你自​己可能过着超出一般水平的优越生活。

王绍光:有这个问题。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G.A.柯亨)写​过一本书《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大家不妨找来​看看。我所关心的不是个体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个又一个乞丐的问题​,而是问为什么会出现社会不公,如何可以从制度上消除社会不公。​社会主义不是要把所有人变成与最穷人一样穷,而是要让社会中绝大​多数、甚至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安全、体面、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本刊记者  施雨华  实习记者  苗卉  发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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