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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人不好绝望,但也不可乱希望 ——读陈映真的《一绿色之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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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刚
堪薩斯大學社會學博士 Ph.D., University of Kansas
現職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91迄今(教授2002)

年轻的陈姓讲师在某大学教英国散文。在一个你我都知道的那种台北雨季的午后,他在眷属区的家门口拾起了一只鸟,一只「绿色的鸟,张着很长的羽翼。人拳大小的身体在急速地喘息着」(2:2)。[1]这只迷航了的候鸟──常简称为「迷鸟」,吹皱了一池死水,打破了绵绵愁雨下人们相对无言的沈闷,成为了好几个老师与他们家里的热力话题,一时之间,活化了人际交往。虽说每个人被这位不期而至的娇客所拨动的心弦并不同,好比,陈老师以鸟喜,赵公以己悲,但大约都是因这只神秘绿鸟的离散、失群、失路的命运而若有所感。赵公是陈老师的同事,一位年近六十的英国文学史老教授。而赵公的至交,动物学教授季公,因为他的病妻喜闻乐见这只绿鸟,于是他也以超乎专业本应有的兴趣,高度关切起这只鸟来。他查出了这只鸟的来历:「那是一种最近一个世纪来在寒冷的北国繁殖起来了的新禽,每年都要做几百万哩的旅渡」,但是,「这种只产于北地冰寒的候鸟,是绝不惯于像此地这样的气候的,牠之将萎枯以至于死,是定然罢」(2:17)。

因为病榻上的季妻对这只鸟所表露的闻问热情,陈老师在他那对鸟寡情的夫人的一石二鸟「建议」下,把已经安置在一个「北欧风」笼子的鸟,当人情,送给了季公夫妇,而授受两方倒也因此萌发出一种相知相惜。通篇小说所描述的正是在这只绿鸟到来与神秘消失的这段期间,降临在这几个人家的希望、友情、康复、疯狂、死亡,以及绝望。应该是还不到三十的陈老师,就是这件离奇事件的叙述者。短短两三个月之间,他经历了季妻的死、赵公的死、他自己妻子的死,以及他复发的「哀莫大于心死」。

这只鸟,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赵公笔直看到了隧道尽头的绝望,陈老师则先喜后悲,心随物转。因此,「绿鸟」所象征的,其实常是每个人自身状况的投射。小说里,唯有季公并没有以己悲或是以物喜地自我投射绝望或希望。季公反倒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体现者,于他,这就是一只非时非地从而终将非命的迷鸟而已。季公怜这只鸟,在别人哀啊喜啊的时候,是他,在尽己地照顾着这只鸟,但他对这只鸟并不曾充填比这个爱物之情更高的「象征主义」期望,尽管季公的命途不比其它人顺遂。季公面对绝望与希望,或简言之,对「未来」的态度,和其它二位是大不同的。赵公绝望,陈公浪漫,季公清醒。

〈一绿色之候鸟〉发表于1964年10月的《现代文学》,在陈映真小说群中算是高度难解的一篇。它和四个月前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的〈凄惨的无言的嘴〉,在阅读感觉上,算是最接近的,都喜欢用典,且读来都有一种荒诞、阴惨、离奇、神秘与恍惚的感觉,而且犹有过之。[2]但有趣的是,我曾听好几个朋友说过他们蛮喜欢这篇小说。人们喜欢某篇小说,原因非常多而异,为何人们喜欢这一篇,我也实在不能妄断原因,但我愿意肯定的相关一点是:陈映真这篇小说,在当时能真正读懂的应属少之又少。一个作家的作品读者看不懂但还很喜欢,这要怪读者还是怪作者,或都不怪?我想,这一定不能怪读者,因为陈映真把他所想要说的思想内容,像一个不放心的藏宝者一样,一层又一层,一遍又一遍地,涂装上「现代主义」表层,以致于内容变成了在深处发着极淡极远的奥秘幽光。这个幽光和它的层层「保护色」共同形成了陈映真文学近似古典油画的一大瑰丽特色,但这个特色不是作者「为了美的缘故」刻意经营出来的,而是一个特定历史下的展现──如此的一个有着禁忌思想的作者,非得如此奥秘地展现它不可。因此,这一定也不能怪作者。而我的解读与评论将试着展现作者在特定时代背景中针对特定问题的想要表达但又不能直接表达的思想内容。这是一个不得不奥秘的寓言写作,而关于何以如此的分析则是在本文最后一节。如果本篇评论因而有了某种「索隐」风景,那也恰恰是陈映真的这篇小说所要求于评论工作的;评论者的职责正是求索文本在特殊语境下的隐晦所指,并舒展其意涵,使其在与作者与历史的三维关系之间达到一种「通」的效果。因此,我虽不敢宣称我对这篇小说的解读是唯一正解,但我相信这个「知人论世」的读法是比较能读通这篇小说的。

因此,我认为最不可取的读法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读法,以现代派所设定的感触理解这篇小说,将文本剥离于作者并与历史断脉,从而只能强调其文学表现形式的「象征主义」,以及小说内容所表面铺陈的虚无、死亡、欲望、希望、绝望......等「普遍人性要素」。这应是这篇小说问世以来最经常遭遇到的一种主流理解方式。而如果我们不甘于这样的「理解」,那首先得掌握这篇小说在作者早期创作历程中的位置性。我们都知道,陈映真在1966-67之间,陡然升高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向外批判能量,推出了旗鼓粲然的〈最后的夏日〉以及〈唐倩的喜剧〉等小说,从而与60年代初的忧悒的、内省的,有高度寓言与忏悔录性质的写作之间,展现了明显的变异。于是,把1964年的〈一绿色之候鸟〉置放在这个脉络下,就不难看到它是一篇中间性质作品,而「中间」的特定意义在于它把「向外批判」包裹在一隐晦的寓言形式中。

本文即是企图剖析这个寓言的政治与思想的批判性。我在前三节所要进行的分析即是把文本置放于台湾60年代的一般脉络中,讨论小说的三个主要人物,赵公、陈老师(他三十不到,我们还是别称他为公了),以及季公,以他们作为6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三种可能的主体状态,特别是关于他们面对「未来」的方式,而我将把讨论尽量限制在小说文本所充分支持的范围内。这样的解读方式,我认为要比现代派的去历史解读要有效得多,而且也是小说文本所充分支持的,我称这个解读为「一般性的」政治解读。但在阅读与书写的过程中,我始终又有一种并未真正读通的感觉。虽然文本并没有提供充分的线索让我得以据之深入,但我总是觉得「一绿色之候鸟」,不只是泛泛的「希望」,而必定有一个更「历史性」的所指。在最后一节,我将以极其稀薄的文本证据,进行一个「特定性的」政治解读,将「绿鸟」解读为「美式自由主义」......。但不管是哪一种解读,我们都将看到,相对于小说的表面主人公陈老师,低调的季公其实是这篇小说里最复杂难解,也最饶富讨论意义的核心角色,因为他承载了作者关于可能的「出路」的探索。掌握住「季公」的意义,对两种解读(一般性的与特定性的),都是核心的。

1 死亡与绝望的呼唤:赵公

年轻的陈老师说他自己是「漂泊了半生的人」(2:6),这或许有一点资浅讲师故作老成的夸张,但赵公则的的确确是个漂泊了大半生的人──名如其命「如舟」。单身老教授赵如舟,「十多年来,他都讲着朗格的老英文史。此外他差不多和一切文化人一样,搓搓牌;一本一本地读着单薄的武侠小说。另外还传说他是个好渔色的人......」(2:8)。但怎想到,这么一个混一天是一天的老教授,在他的青年时期,竟然还是个「热情家」哩,「翻译过普希金、萧伯纳和高斯华绥的作品」(2:8),而且像五四前后众多留学日本的热血青年一样,在祖国遭到危难时,毅然归国。赵公应也是那大时代男儿之一,「回到上海搞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搞萧伯纳的费边社」(2:22)。

陈映真的小说人物诚然都是虚构的,但他们从来没有跳出过历史,不但没有,还都尽力缘历史而行。因此,这篇小说写于1964年,而小说里的赵公又「将近六十」,那么我们是可以推测赵公生于1905年左右。而赵公「回上海搞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搞萧伯纳的费边社」之时,应该是在1931、32年间,当是时,由于日寇相继发动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很多留学日本的学子弃学归国,造成了所谓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回国热潮。这时的赵公二十六七岁,满怀淑世热情(虽然私德不称,遗弃了一个叫做节子的女人于日本),投入知识分子的改革运动。我们从「人道主义」与「费边社」来推测,年轻的赵公应该是一个也关心社会改革与社会正义的「自由主义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话说回来,彼时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似乎也少有只关心政治自由或是政治人权的那种自由主义。这样一个相对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49年左右来到台湾,在极右的、威权的、「道统的」国民党统治下,显然失去了任何言动的空间,从而只有过着一个虚无颓唐混吃等死的人生,拿着发黄的授课讲义误他人子弟,捧着单薄的武侠小说杀自家时间......。我们几乎可以确信,赵公的堕落的、虚无的人生的后头隐藏着对国民党的厌憎。小说后头,这个赵公得了老人痴呆,进了精神病院,死了,同仁清理他的宿舍时,「才发现他的卧室贴满了各色各样的裸体照片,大约都是西方的胴体,间或也有日本的。几张极好的字画便挂在这些散布的裸画之间,形成某种趣味」(2:24)。

小说关于赵公的这几笔勾勒,隐藏著作者对六0年代国民党统治的批判,以及对它之下的知识分子精神与人格状态的悲叹。六0年代,国民党政权在美苏的冷战对抗大体制下,以及美国支持的两岸分断体制下,所进行的威权统治,以及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使得本来还怀抱着某种理想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之颓唐隳堕;「知识分子」不能有思想,「文化人」不能有异见,所余者,麻将、武侠、字画,与东西洋裸画也。赵公不但遗失了对未来的希望与对知识的热情,也一并丢却了主体所以立的文化根本,包括道德与审美。他将「几张极好的字画」混杂在裸画之间,不就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表征吗?对赵公及他同时代知识分子同侪的萎靡疲蔽,作者是哀矜的,但同时,也隐藏着自指之意。这个「自指性」是比较难察觉的,因为读者很容易被作者所误导,不免先入为主地以年轻的「陈老师」为陈映真的某种自况,而忽略了一种可能:衰老的、堕落的赵公反而更与作者当时对他的「左翼男性主体」的一种深刻的身心存在状况的不真实,与对堕落的颓废的引诱的忏悔自省,反而更有某种内在联系。[3]

比起年轻的、应是本省籍的陈老师,赵公的悲哀还多了一个因两岸分断而来的与故土亲人的永离之痛。绿鸟让赵公落寞地想起了「多异山奇峰」的故乡,想起禽类「成群比翼地飞过一片野墓的情景」(2:8)。当年轻的陈老师仅仅是在长者跟前富文采状地,以「很遥远的、又很熟悉的声音」来描述绿鸟啼啭时,赵公却陷入了无边愁思,联想到泰尼逊诗句里的「call」,并体会为「死亡和绝望的呼唤」(2:10)。苦楚的赵公,抽着板烟,『「叭、叭」地把口水吐在地板上』,好似竭力「吐着他的苦楚」。他说:

十几二十年来,我才真切的知道这个call,那硬是一种招唤哩!像在逐渐干涸的池塘的鱼们,虽还热烈地鼓着鳃,翕着口,却是一刻刻靠近死灭和腐朽!(2;10)

心肠久已枯槁干瘪的他,在目睹了季公丧妻的嚎恸时,反瞥到自己的失情失德,而由衷地发出崇敬之言:「能那样的号泣,真是了不起......真了不起」(2:22)。对着年轻的陈老师,赵公的罪感与耻感竟然溃堤,倾泄而出他压抑平生的阴损往事:

「我有过两个妻子,却全被我糟蹋了。一个是家里为我娶的,我从没理过伊,叫伊死死地守了一辈子活寡。一个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遗弃了的,一个叫做节子的女人。」

我俯首不能语。

「我当时还满脑子新思想,」他冷笑了起来:「回上海搞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搞萧伯纳的费边社。无耻!」

「赵公!」我说。

他霍然而起,说:

「无耻啊!」

便走了。(2:22)

赵公是一心残志废的绝望之人,只看到罪与死,那么,他从绿鸟的啼啭声中,当然也只能听到「死亡和绝望的呼唤」。

2 以物喜以己悲:陈老师

年轻的陈老师在遇到绿鸟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除了因新婚之故还对性事稍存情热之外,对其他一切均了无意趣之人。他结婚,是因为「对出国绝了望,便索性结了婚」(2:1)。他教英散文,但「对英文是从来没有过什么真实的兴味的」(2:1)。然而,这个对英文从来就是索然的自白,也不能顶当真,因为这可能是把英文拿来当作去美国的敲门砖失效之后的事了──他申请移民美国被拒绝了。门开不了,敲门砖才成了累赘,婚姻于是成为绝望之后的无可如何之事。无论如何,陈老师,年纪轻轻,但对他的各种社会角色(包括为人师、为人夫),都只是勉强配合演出罢了。这是个不真实,或无法真实,的人生。就此而言,这个年轻的陈老师其实是为数甚伙的无法出国,只好窝在大学当助教或讲师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由于出国的希望已经在现实的墙上撞死,很多经验,包括性,都已不过尔尔地尝试过,这个大学里的小讲师泛着世故的、乏味的「后青春期」苦闷,好比笼中之老鸟。「未来」,则像是台北的雨季,蒙蒙、黏稠、无边。幸或不幸,在这个雨季中,陈老师遇见了让他投射出廉价的物喜己悲之情的绿鸟。

这个陈老师看起来是有一点点作者的身影──但我怀疑这是陈映真对读者所开的一个玩笑,他要故布疑阵,请粗心的「索隐」读者入瓮,以为这个陈老师的「我」是作者的自况,但其实却正是作者所要批判的外部对象。这种「假的把自己包括近来」的作法,在陈映真的小说中应是不曾出现过的,例如,翌年发表的〈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的主人公陈哲就不是「故布疑阵」,而真的是有很浓重的作者自指成分。陈映真何以如此做?我认为,是因为陈映真在这篇小说里所讨论的问题所批判的对象是高度敏感的,而他感到有必要做更多的掩护伪装。至于为何是「高度敏感」,那就和本文最后一节所作的「特殊性的」政治解读有密切关系了。

回到此时的陈映真,他二十六、七岁,在台北的某中学教英文,因为工作和志向无关,他肯定也曾在台北的无边雨季中愁黯着......。天地之大,愁雨为笼,陈映真在四年前一篇小说〈祖父和伞〉里,也描写了一个不甘于无所作为但却近于心力皆乏的青年。在这种身心状态中,雨成为了让人动弹不得的重重黏丝。那篇小说最后,主人公虽力图振作,但仍以「唉唉,雨落着,雨落着呀......」终曲。相较于〈祖父和伞〉里的主人公是一左翼青年,多少有作者的灵魂自传的况味,〈一绿色之候鸟〉的「我」(即陈老师)则和作者当时的心志状态颇相径庭。我难以想象青年陈映真的人生目标是去美国,但陈老师的人生目标就是去美国,去不成,他就顺势一瘫,「索性结了婚」,乏味地「活着」,但心里仍漫漫地浮想着「出去」。于是,小说一开头就描述了正在准备教案的陈老师,对他正在准备的一篇Stevenson有关远足的文章「不耐得很」,乃至后来竟「憎厌得很」。(2:1-2)。现在上网容易,我2009年陈映真课的同学很快就把这篇名为Walking Tours的文章给抓下来了,不但有英文原文还有甚佳的无名翻译(如附件一)。

之前,我们已经知道陈老师因为对出国绝了望,才使得原先有滋、有味、有黄金屋、有颜如玉的英文,如今成了一块啃之再三的鸡肋。但唯有读了这篇散文,我们才更了解何以陈老师会特别对这篇文章从「不耐」升级到「厌憎」,因为它是个十足惹人厌的「挑衅者」,在囚犯面前大侃沧海之阔轮舟之奇。这篇〈远足〉絮絮叨叨的就是「出游」,而且是「独自出游」。远足「必须单独前往,其精髓在于能够逍遥自在,随兴之所至,时停时走,或西或东,无所拘束」。而且不但「身旁切忌有喋喋之音」,而且也切忌「陷入思维之中」,因为这将使远足得不到它的最高价值:「难以言诠的安祥宁静」。

因此,陈老师厌憎这篇英散文,并非因为内容让他反感,而是因为让他垂涎。子曰:「枨也欲,焉得刚?」;从人之所欲我们可以约略反窥其人。透过史蒂文森这篇文章,我们知道陈老师的欲望与人格状态:离开此地、无拘无束的自由、个体最大、他者是地狱,古今之人谁也别来烦我......。这里展现了一种在六0年代高压政治压迫下的一种非社会性的、去政治化的个人追求:生活在他乡。但这个追求对很多人而言,毕竟是个不可能的梦想,从而现实就如同附身之梦魇一般。由于嗜欲深重,凡所见所思所梦,皆是挑衅引诱。

因此,梦想到他乡的反面,就是凡属身边皆可憎。这当然不免也包括陈老师的「亲密关系」。于活在不真实的陈老师的眼中,他太太就活生生的是个假人,伪装、做作、计谋。陈老师经常对他太太有尖锐的陌生感,觉得枕边人竟彷佛是一张白油油的面具之后的不知为谁。陈妻似乎也真是工于心计的女子,以学英文为幌子把先生搞到手,婚前假惺惺地疼小孩子爱小动物,但婚后却换了一副面具......。于陈老师,这样的一种婚姻、这样的一个家,也是一只鸟笼。「家」对陈老师而言,不就是和一个戴着面具、演着表情、工于诡计的女人,进行着谓之夫妻的绑缚关系吗?妻是画皮,家是牢笼。

自觉好比笼中鸟的陈老师,买了一只「北欧风」(台湾所能想象的最文明最浪漫最梦境的他乡?)的鸟笼给绿鸟,但绿鸟不食不鸣。某夜,在妻的好似建议的命令下,陈老师把笼门打开,任其自由,而此时,陈老师想到「漂泊了半生」的自己,竟然「为之凄然起来了」。当夜,以己悲的陈老师辗转难眠,「不住地想着一只空了的鸟笼;想着野猫的侵害;想着妻的面具般的脸」(2:7)。

翌日清早,绿鸟竟然安然绻在敞着门的笼子里。这竟然使陈老师「感到一种隐密的大喜悦」(2:7)。且陈妻也附和着他的喜悦。昨夜才「以己悲」的陈老师,顿然「以物喜」。他当下应是这么感受的:绿鸟要是狠心飞走了,留他一个人在笼中,那就真得让人更「为之凄然」呢,而这本来注定要漂泊的绿鸟,竟然不走了,它认家了,它不再漂泊了。这不就是大自然(或神秘界)对我这个一直想要离去、想要远足、想要自由、厌嫌此「家」的可怜人儿的大安慰吗?陈老师对远足之文的厌憎,和对绿色之鸟的喜悦,应是出于同一原因。

因此,「一绿色之候鸟」对赵公、对陈老师都无法只是「一绿色之候鸟」,而是肩负了于鸟而言过于沉重的情感意义──不论是绝望或是希望,悲哀或是喜悦。赵公的悲哀犹可说是时也命也,民族分断,故乡难归,理想荡然,终将老死他乡。但年轻的陈老师却不把故乡当故乡,不曾片刻想要安身立命于此时此地,一心只想生活在远方来日。缺少了建立在具体的、历史的时空之上的「主体性」,那么,就也只能寄希望于他人外物或神秘启示,而既然不敬其在己,徒然慕其在鸟,那当然鲜有不再度绝望者。陈老师的心死,以及季妻与陈妻的相继身死,皆可说是因那盲目的希望陡然幻灭之故。曾经,出现过那么一个瑞物,或发生过那么一件好事,给濒临绝望的男男女女带来了一线光明、一丝希望,带来了暂时的春暖花开鸟鸣,让濒死之人坐起来,使近死之心复阳,但旋即肃煞死寂之风起,将人摔回绝望之境,以终。

3 绝望与希望均属荒谬:季公

死,众人皆谓青年陈映真的小说于之独多。这是不错的,这篇小说就是死而不后已,乃至死死死连三死;季妻在绿鸟的相伴下,初而病情好转,稍后,死了,没多久,赵公疯了,稍后,死了,接着──「一个月后妻也忽然死了」(2:24)。赵公死得突然,陈妻的死则让读者更是如中埋伏。但陈映真故作惊人之笔,除了美学原因之外,有何意义吗?有,首先,我认为意义在于作者表达了他在六0年代中期的一种异常的愤懑与绝望;这个岛屿的一切都令他觉得无望,那么不如「一切都该自此死灭罢!」(1:15)。[4]其次,「死灭」还包括了对下一代的绝望。在这个岛屿上,赵公本就无后,如今陈妻死了,让陈老师夫妻的「后」(「未来」?)也绝了。别忘了,陈老师自己是无望了,但他一直还有一个朦胧但强烈的想头,那就是,将「希望」寄托于自己的血胤──他当初决定结婚其实也是被未婚妻表现出好像喜欢小孩的样子给唬弄住了(2:4)。世人绝望时,总还有一个透过子孙来「存亡继绝」的「超越性」欲望,而陈映真把这条路也给封死了。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绿鸟所带来的希望破功了!陈妻本来是个自恋的画皮人,后来因为绿鸟的来临,以其为触媒,陈妻的自我有了重大改变,她「像小孩子一般」,对季妻日益的康健,「欢喜着、祝福着」。她说:「季太太好了,我们一定是好朋友。这样我在眷属区便不寂寞了」(2:19)。陈妻虽然改变了,但这个改变却是建立于一种外在奇迹、神奇象征(即绿鸟)之上,其基础也未免太单薄虚空了。因此,绿鸟一旦消失,这个环绕着它而成立的绿鸟俱乐部也就为之烟散了。这就是为何小说的结尾要来上那么一段季老与陈老师的关于「八日」的玄虚对话,季妻八天前死的,而那天正好也是绿鸟失踪之日。

比这一串死亡还悲哀的是陈老师的「心死」,而「人谓之不死,奚益」(庄生语)!令人尤其悚然的是:人界的死亡凋蔽竟也有来自大自然界的「感应」。季妻绝命之刻,季家院子里的竹子开花了,「开得太茂盛了:褐褐的一大片......」(2:26)。竹子开花不寻常,一开就要成片的死,再也冒不出雨后春笋了。竹,别生笋了,人,也甭寄望下一代了。这是一个被诅咒的一方天地。而不知与竹子开花、季妻之死有无关系,绿鸟竟也突然间芳踪杳渺了。绿鸟无端搅动一池死水让鯆鱼们生机乍现,但又无情地留下成片的死亡。难道它是瑶池的死亡特使?李商隐有诗句:「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但这当然是无稽之言。

在一片死亡寂灭之中,唯有季公和他的孩子得救。为何?这是小说的关键。

并不是所有从大陆流亡过来的「文化人」,都废在赵公那样的一种绝望的生命状态中,至少季公就不是。陈老师所看到的季公,是个真诚、体贴、温文、庄重、羞怯,甚至动辄脸红的「穿着蓝长衫的瘦小的长者」(2:11-12)。季妻年纪小季公很多,是「下女收起来的」,不但他的儿子对此不能接受,且也不被这以道德伦理自矜的麻将武侠知识界所容,千夫所指下,被迫离开原教职,漂泊到而今这所大学。但季公因爱而勇,悠悠八卦之下,敬己爱人乐天。而他的夫人在生了一个男孩之后,就「奇异地病倒了」,孩子交给南部的娘家养,[5]让小孩能在一个没有歧视的环境下快乐长大。季公对花草植物、动物,与人,有由衷的感情,尤其对长年卧病的夫人更是如此,多年来无怨无悔地伺候下不了床的病妻,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还能种得满园花木扶疏翠竹离离。

小说里,季夫人,还有她小儿子,都不曾开口说过话,[6]凡是上场说过话的人之中,唯一活得真实的是季公。一个自然科学家,一般说来,应该是比较没有教英国文学的赵公那般的「人文素养」,也应该不像赵公,有什么人道主义、费边主义或是其它比较明晰的政治意识型态。这些虽然未必,但作者指季公为一「动物学教授」,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季公之所以为季公,与时下知识分子的「人文素养」毫无关连,季公的质,来自一种野的纯真,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野,所以他才能那样近乎原始的痛号哀哮。他有赵公所没有的超越省籍、阶级的爱人的能力──这是陈映真书写季公与季妻关系的用心所在,但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诚恳、自敬、自重的人格与文化本源,他能自爱,而后爱人。但这个本源来自哪里呢?小说没有明示;他不是基督徒(如〈万商帝君〉里的Rita),或就此而言,任何意义的宗教徒,他当然也不是一个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

那么,如何理解季公之所以为季公呢?我认为这是关键所在,而我除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范畴之外,别无蛛丝马迹可寻。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某些因子对季公提出支持,使他在荒芜的、残忍的、无助的、歧视的境遇中,仍能自重爱人,穷,不及于滥。季公为自己在此时此地保养了一方救赎的心园──他不酸腐、嫉恨、犬儒、绝望,从而对人保持温润如玉的光泽善意。那么,这个「蛛丝马迹」表现在哪里呢?我的「证据」很单薄,因此我也不期望实证论者的同意。我甚至没有证据,只有提问:陈映真为何非得要这位自然科学的教授「穿着蓝长衫」(2:11)呢?更清楚地问:陈映真为什么要让这篇小说的唯一正面人物,在上场之前穿上这个象征传统的蓝长衫呢?我只能说,我不认为陈映真是瞎诌乱写的,也不认为他用这个服饰象征作为讽刺。的确在当时,「爱传统」的蒋介石也穿蓝长衫,「恶传统」的李敖也在「反串」蓝长衫,但这都不是陈映真的所指。陈映真是正面陈述季公的内心与外衣。

对季公,陈映真描述得很细,而这些描述又都是以建立一个自爱爱人的形象为依归。好比,季公的「温文而又体贴」的「京片子」,「使这个健康显然不佳的老教授顿时显得庄重起来」(2:11)。[7]又好比季公的家居,「客厅摆设很简单,却一点儿也不粗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的」,有一种让人安静的「说不清楚的氛围」,还有一幅草书......(2:12)。这个对居家的描述,难道不和堕落的、绝望的赵公的亵乱卧室,形成强烈对比吗?难道我们还需要作者画蛇添足地强调季公不打麻将、不看武侠吗?

回头看赵公,他的最大的不幸,因此不在于两岸分断,甚至也不在国民党对思想的打压,而在他对自己的绝望,以及和这个绝望共构同栖的对自我、对生活的完全放纵。他荒废了他的半亩心园,以致于自甘于一个完全没有真实感的人生,因此,他得不到自爱爱人的救赎。赵公是很明白他自己的无救的,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但他毫无能为。因此,他特别能理解当季妻入殓时,季公的「单音阶的、绝望至极地的哀嚎」的意义。这个号泣,以及这个号泣后头的一种赤子仍存的人生状态,让赵公崇敬乃至羞愧。

因此,季公是这篇表面近乎绝望的小说中,所密藏的救赎可能的唯一体现。季公并非没有苦痛,他被诅咒的婚姻,他爱妻的病笃,他小孩的被歧视,他和前妻生的儿子与他的陌路......,季公也有与人同悲共喜的人情之常,因此,他也欢欣于绿鸟的来临,以及它为病妻带来的快乐──凡此,都是季公和他人近似之处。但差别是,他从来不曾盲目地希望、盲目地寄托,一如陈老师所展现的状态。别忘记,是季老首先不以物喜,不乱投射希望地指出:「这种只产于北地冰寒的候鸟,是绝不惯于像此地这样的气候的,牠之将萎枯以至于死,是定然罢」(2:17)。也要看到,是季老不以己悲地向陈老师说明,他并不期望下一代要肖己。当一切都已绝望,只依稀尚存「有后」之念的陈老师,看着院子里玩耍的季氏小童,安慰或客套地对季公说他小孩像他,也像他母亲,季公则斩然地说:

「不要像我,也不要像他母亲罢。一切的诅咒都由我们来受。加倍的诅咒,加倍的死都无不可。然而他却要不同。他要有新新的,活跃的生命!」(2:26)

陈老师在他的空虚的人生中,陈妻在她的面具下,季妻在她的受诅咒的婚姻之下,都是发着这个时代的病,受着这个时代的苦的人,他(她)们都因这只绿鸟的神秘出现,感受到一种希望与悸动,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莫名的追求与向往。希望是虚幻的。只有季公知道希望之瞬乎的,绿鸟是终将枯萎的。这些曾对绿鸟抱之以希望的,都将身死或是心死。唯独季老以其清醒的爱与敬,面对绿鸟福音的不可恃。季公要下一代不要走先人的老路,谁也不要像,要走出自己的路。绝望也是虚幻的。

但季老这样子清醒地面对未来时,也还是觳觫于那象征死亡与寂静的竹花正在怒开着。酷似〈祖父和伞〉的「唉唉,雨落着,雨落着呀......」(1:83)结局,这篇〈一绿色之候鸟〉也以「──季家的竹花,也真开得太茂盛了:褐褐的一大片......」(2:26)收场。

4 一个扣住历史与作者的大胆解读

如果〈祖父和伞〉是一个政治寓言,而「雨」暗喻了白色恐怖的天地蒙蒙,[8]那么,〈一绿色之候鸟〉的竹花呢?仅抽象地象征死亡和寂灭吗?似乎不止。但我们的解释如果往前跨一步,如同〈祖父和伞〉,指出「竹花」暗喻了岛屿上的反动高压政治,那么困难就出现了。在〈祖父和伞〉里,霏霏淫雨对应的是一个意欲有所伸、有所为的左翼男性青年,这个对应关系说得通。那么,在〈一绿色之候鸟〉里,这个对应是什么呢?肃煞的镇压在这里似乎少了一个主体上的对应,难道只是对应一个想出国「远足」的陈老师?

我努力看看这样说是否比较通。绿鸟,之于陈老师,不再只是关于他自己的被「国」与「家」所限制的想远足的「自由」的一个安慰讯息,而是某种超乎身家的社会集体性的「希望」现身于这个岛屿了。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著名剧作《青鸟》,将一只传说中的青鸟比喻成一种救赎的「希望」。陈映真或许也想到过这个典故。小说里,赵公有一回就直接指谓这只「绿色的候鸟」为"blue bird"(2:11)。那么,我们不妨把这只blue bird所代表的希望予以政治化,从而以一政治寓言的感觉阅读这篇小说。

在特定的政治寓言阅读中,「一绿色之候鸟」代表了六0年代某些知识分子反传统、追求现代自由民主的外显希望,以及打倒国民党的秘密欲望。因此,「陈老师」就不只是一个老想去美国、向往个人自由的年轻知识分子,也不那么只是一个西方意义下的「自由主义者」,而是在第三世界里,将「现代」对立于「传统」,以后者为必须全盘取消之物的「第三世界自由主义者」。「陈老师」是一个共名,其先导可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否定传统的现代启蒙者。而赵公以其五四末流、前费边自由主义者的敏感,当然不难体会年轻的陈老师的政治感觉,他在陈老师身上依稀看到自己的当年,从而不免惺惺相惜,在教师休息室里也就只有他还会降下身段招呼陈讲师。但赵公的心志旷废已久,也只把六0年代初的自由主义的言论运动看成一个聊供旁观的骚动而已,他自己早已都无所谓了,只能兀自耗费于麻将武侠。

民初五四运动的启蒙大师是左右翼都有,但1949年后随国府撤退来台的五四、五四晚期或后五四人物,则因为明显原因,都是右翼,例如胡适与殷海光,用心所在是文化的现代化,而由于他们对欧美宪政的倾心,现代化的核心又落在政治的现代化。在他们的政治现代化改革议程中,「现代」和「传统」被概念化为对立两极,前者是光明之未来,而后者则积淀了专制政治与思想的千年糟粕、黑暗,与无知。它们像是各种陈痾固疾,盘绕扭结于民族有机体的文化基因中,一代代地传递下来。若要打破这个肮脏一如梅毒的遗传,必须要有一种对过去的决绝态度。这应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那么地为五四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原因,而关键或许并非在女性主义上头。而《群鬼》更是易卜生将批判矛头直接锁定于「传统」、「恶病」与「遗传」的一个作品,而恰恰《群鬼》就是陈老师在听说赵公的疯狂「与淋病有关」时,[9]所飘然入其脑际的意象。陈老师还跟着易卜生问:赵公在临死之前是否也会喊着「太阳!太阳!」呢?这些蛛丝马迹或许可能够支持我的判断:「陈老师」所代表的是六0年代反传统的自由主义群体。当然,这个判断有其前提:陈映真是一个思想型的作者,他用一个典,引一句诗,都是某种深思的结果,而非为了吊书袋。

但我把「绿鸟」视为自由主义福音,把「陈老师」视为六0年代初台湾的西化自由主义者的共名,还有更为切近当时时代背景的原因。1960年,由流亡到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所筹办,而为岛内唯一自由主义言论阵地的《自由中国》杂志,因为踩到政治红线(即,组党与反对蒋介石连任)而被停刊。其后,这个阵地移转到《文星》杂志。1961年,《文星》在李敖的主导下成为了自由主义现代化的火炮阵,而攻击的台面目标虽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新)儒家,但国民党应是沛公。翌年在《文星》展开的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当然也不是一场纯粹思想层次上的论争;在李敖这边,很清楚的是以自由主义现代化姿态批判反动国民党政权的道统与老人政治;李敖于1963年出版了一时纸贵的《传统下的独白》。稍早,在国民党的授意下,孔孟学会成立,《孔孟学刊》也创刊了。1962年之后,一直到1965年被迫停刊,四十多期的《文星》,在殷海光等人的支持下,一时成为自由主义支持者(公开的或隐藏的),所热切注目的焦点与一时之希望,其关于人权、民主、法治、教育......诸多问题的针砭讨论,也对国民党的一言堂发生了一定的挑战作用,而带来了些许新鲜空气与生命气息;在五0年代的茫茫白色恐怖后,终于看到了一点绿意(绿竹、绿鸟)在人间了。

这个时代背景却不得不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1960年代上半叶,仅仅比李敖小两岁,但思想却又无比早熟的左翼青年陈映真,要如何理解《文星》现象,如何清理出他自己和李敖、殷海光等自由主义者的差异?对青年陈映真而言,这肯定很困难。在那个年代,殷李等人站出来反对国民党,因此,陈映真无法不把他们当成反国民党这条路上的「同行者」。但,陈映真却总又孤独地发现他和他们之间却又是很不同,可以在某一段道路上暂时同行,但绝非同志。如果说,陈映真的小说创作总是有的放矢,总是针对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时代问题,以及总是这个有针对性的焦虑与求索的反映与结果,那么陈映真是否曾对六0年代初的这个自由主义现代派风云有所思考有所响应呢?有,我认为就是这篇《一绿色之候鸟》。以下是我的进一步说明。

「据说那是一种最近一个世纪来在寒冷的北国繁殖起来的新禽,每年都要做几百万哩的旅渡」(2:17)──这是季老对绿鸟的判断陈述。但这个陈述很是怪异,一种像候鸟这般的高等物种,如何可以说是在「最近一个世纪来」「繁殖起来的」?而且还「每年都要做几百万哩的旅渡」?这更让人费解,什么鸟这么厉害,每天都不停地飞的话,一天也要飞上个上万哩,才能达到这个数(就当是三百六十五万哩好了)。陈映真的写作一般来说都颇精审,为何会透过一张专业、诚恳的季公之嘴,说出如此匪夷所思的「事实」呢?这让我不禁怀疑,陈映真这是把「反事实」明摆出来,让所谓「一绿色之候鸟」无法不成为一个象征,而且所象征的是上世纪(十九世纪)才出现的,来自北半球欧美的自由主义。美国全年无休地在全世界传播其「自由」(相对「共产」或「奴役」)福音,这才是「每年都要做个几百万哩的旅渡」嘛!

陈映真和他在某些时候不得不同路的自由派之间的差异在哪儿?左右之分自是清楚易察。对于左翼青年陈映真,他的左翼理想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公义平等的、社会解放的、个性解放的世界,而阶级、反帝与人民,则是思想与运动所关注的核心。特就文学艺术而言,他反对现代主义文学、反对抽象表现主义,企图将文学与人间深刻联系起来,「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10]虽说这个反映不是机械的......。对这样的一个思想者,自由主义的眼界与关心,用最善意的话语说(也就是还不用揣度他们的阶级立场与利害意识),委实太局限了,胸怀中没有解放的目标,方法上没有整体的与历史的视野,只把目光近视地局限在岛屿上的「自由」、「人权」等范畴。[11]

因此,青年陈映真和他当代的「自由派」朋友们的差异,除了有左右之分,还有大小之异。自由派的朋友们在六0年代初,就已经把「中国」切割于他们的视野之外了。而这并不是因为政治打压,而是因为对他们而言,共产中国本就是一个更专制更极权,其实更传统的古老亚细亚。对这些大多是外省人的自由派而言,某爱故乡,某有中夜难寐之怀思,但吾更爱真理,而真理者新兴美利坚也。反倒是对本省人、左翼青年陈映真而言,在岛屿上思考,必然意味在全中国思考,而「在中国思考」并不只有一个地理意义而已,而意味着要找出一条自尊自重,改革自己,但也不意味要变成他人的前途路径──而这应该是没有成法的。换句话说,不论是西方的现成自由主义,甚或是现成社会主义,都不是我们的现成的希望。我们不该把我们自己的复制得来的价值或期望,再复制到下一代,因为──「他要有新新的,活跃的生命!」。中国要走出他自己的路。

但当陈映真的思维一旦进入到这个层次──而我坚信如此,他将面临一个关卡问题:如何理解、面对中国传统?这是一个于自由主义者所不必处理的问题,因为问题已经被他们便宜取消了。因此,陈映真与他们的区别除了「左右之分」、「大小之异」之外,还在「今古之辨」这个问题上。当然,陈映真如果是只自安于一种教条的左翼传统中,似乎也将不免和自由主义采同一面对传统的姿态,但我们却看到左翼思考者陈映真的彷徨,以及他在彷徨中所难免显现的踌躇失语或困惑难言。而如今看来,恰是这个彷徨态度,反而是陈映真和当代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最核心差异,或可称之为「对传统的暧昧难决」。就像宗教作为传统的载体之一,于陈映真,不是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就可取消的,陈映真对「中国传统」其实也是一样暧昧难决的。他不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不孔曰孟曰,但这不代表他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大众的传统的自丑,也不代表他在「传统派」与「自由派」的战斗中,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缘故,一定是站在后者的,因为陈映真在「自由派」一心要在他乡生活,要成为他者的「希望」中,看到了绝望。反而,吊诡地,他有时反而在有文化本源的人们的身上,看到了任何未来的希望所不可或缺的基底:对主体的历史构成的自尊自重,以及一种强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