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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法治社会与良善生活

三味书屋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普遍增长,在给社会相当多数的人带来了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的同时,其实进一步让我们感觉到生活意义的丧失,这是我们此刻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经济的增长和生活程度的普遍改善同时伴随着收入分配的不公的出现,包括基尼系数,在当今世界已经排到了第一,由此迫使我们反思财富的公平分配、社会正义如何实现。这是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过好生活,什么样才是理想生活的重大问题。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关于《良善生活与政治秩序》。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普遍增长,在给社会相当多数的人带来了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的同时,其实进一步让我们感觉到生活意义的丧失,这是我们此刻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经济的增长和生活程度的普遍改善同时伴随着收入分配的不公的出现,包括基尼系数,在当今世界已经排到了第一,由此迫使我们反思财富的公平分配、社会正义如何实现。这是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过好生活,什么样才是理想生活的重大问题。其实如果我们举目四望,回顾过往两百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的蔓延,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曾经在西方出现过,在前苏东国家也出现过,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尤为突出。

  所以我想,如果要达到我们理想的生活,我想有很多指标:富足,温饱,这是起码的指标;比方说安全感,用不着为夜半鬼敲门而胆战心惊,就像过去苏联黑色幽默所说的那样;还比方说,快意,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里,除了温饱以外,除了感到安全以外,我还觉得比较惬意,觉得还有点主体感,不是一个整日为自己的尊严受到羞辱而担忧的公民。所以我觉得,凡此种种可能都会构成我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指标。

  我想来想去,觉得在中国的今天,我们所追求的这样一种生活,所希望实现的这样一种人间秩序,人世生活,不是别的,一言以蔽之,我们把它称之为良善生活。换言之,我们在获得了基本的温饱之后,在多数人,甚至相当多数人不再为自己的安全担忧之后,我们在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和此刻的进步感到欢欣,并且融入到这样一个滚滚洪流中的同时,可能关于人生生活的意义等等这样一些指标性考量都被容纳进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所追求的应当是一种良善生活。

  过去我们常常说,中国晚近两百年,它所实现的转型是一种从小农经济向工商社会,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从小自耕农和朝廷所构成的“潜水艇夹心面包”式(像黄仁宇先生所描述的)向现在这样的士农工商职业分途的法制社会过渡。但是不管我们追求的是法治社会也好,还是民主社会也好,有一条去不了,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良善的社会。所以我就想引入良善社会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如何才能够实现良善生活,以及良善生活本身是什么?刚才我讲了有很多的指标,比方说起码能实现多数人乃至于全民的温饱,起码能达到人的基本安全,不用为夜半敲门胆战心惊。比方说还有一个指标,我们刚才讲的民主法制等等。

  这里我想引入一个向度,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可能也是今天大家也在考虑的,甚至很苦恼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良善的生活和政治秩序有什么关系?如果说这个社会是一个良善的社会,如果说这个社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像你我这样的芸芸众生,靠工薪吃饭的劳动者,能够过上好日子的这种社会是一个良善社会(良善生活)的话。那么我们要问,作为管理这个社会的公共权力,作为这个社会掌管,分配正义、校正正义的政府,以及政府的行为和公民的互动所形成的关系(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政治关系),以及基于这种政治关系所达成的政治秩序(我们把它叫做政治秩序),它们能做什么?应当做什么?以及在中国的今天他们没有做什么?但是我们要逼迫它、要求它一定要做的。所以我想从政治秩序的角度来拷问,如何才能实现良善生活,如何才能够使得我们的良善生活成为我们中国的现实。

  我想有这么三个概念可能要加以一个分疏,这三个概念里边有三个语词:一个叫政治;一个叫政治行为或者政治活动;还有一个是政治秩序。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北朝鲜;也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浪漫的拉丁美洲、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任何这样的国家、地区,也甚至于前一百年,比如说前民主时期到今天后现代社会,都存在政治行为或者说政治活动。我们知道朝廷里边的宫闱政变,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行为;立长子继承,那么涉及到王权的稳固,这是一种政治行为;那么过去共产党所说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你死我活,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政治活动。今天把大家集中在一起学习“三个代表”,(当然我连团员都不是,还没有这个资格去学。所以我们单位的党员都去学“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你们现在非常不像话,一个礼拜才学一次那怎么够呢?起码一天学一次,一天要学五个小时,然后要写五千个字的读书笔记,这才表示你真正的学到家。)这个学习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政治活动;大家知道每天新闻联播上上演的,从一号人物到二号人物到三号人物的频频握手,举杯,视察,讲话,亲切关怀,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以日常的行政活动所表达的政治行为。

  但是我有一个感受,即便它们被称之为政治行为、政治活动,但是不等于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就存在政治。我们知道,如果政治指的是与经济、文化、社会相对应的这样一个概念,指的是政治人物为了政治目的围绕着公共权力或者社会管理而从事的活动就叫政治的话,那我们说从三皇五帝到如今,从英国的光荣革命,甚至更早的罗马革命到今天,无时无刻不有政治。但是我们今天要问,在民主自由人权博爱,在所谓的现代性这样一个维度之下,当我们说政治的时候,绝对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政治。为什么?因为政治它是既与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相对应而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同时我个人理解,政治一定讲的是平等的主体,基于自我的利益和共同体的共同福祉,以政治权力,国家的权力为核心,围绕它的产生、分配、运作,以及它所追求的目标而展开的公民行动,我个人觉得这才算政治。

  换言之,平等的主体及我们的公民基于平等的地位,为了约束这个政权,为了这个政权更好的为了我们而不是仅仅为他们服务;为了让这个权力为共同体的福祉,而不仅仅是为了一党或者一派利益来活动;为了让这个政权是为了这个社会长远的福祉,整体的意义,社会的良善这样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家族,或者党派的私利而活动;这个时候我认为这才叫做这个国家存在政治。

  说到这里我想跟诸位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去年回顾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有人这样讲过,说1978年以前中国没有经济建设,没有像样的学术活动,有的只是政治,天天搞运动。那么最近这三十年政治慢慢退场,我们现在有的是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学术的进步和思想的活跃。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为1949年到1978年12月18日三中全会召开以前,虽然我们每天都在搞运动,每天几乎都生活在一种政治运动的氛围中间,但我并不认为那就叫政治,那就存在政治。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有政治运动、政治活动、政治行为等等等等,但是不存在政治。因为那时候不存在你与我之间(公民之间)的平等地位,因为那时候是以阶级关系,即所谓剥削阶级、反动阶级、五类份子与劳动人民、革命份子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划分,而不存在普天之下基于宪法的规定而标志的你和我,你们和我们,这种平权主体意义上的互动关系,怎么能够说存在政治呢?还有当时的这一种政治活动、政治行为,它是政党主导下,或者说林彪、“四人帮”主导下(最后把责任都推给他们)的这样一种运动,这个运动是为了(比如说)抢班夺权,或者捍卫什么什么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我们为了让公共权力更好地围绕着全民福祉和国家前途,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共同进步,以及基于分权制衡原则上的组织流程来运作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这叫政治?这只能说是政治运动、政治行为、政治活动。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公民这个概念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派生的要求,那就是公民之间可以基于彼此的合意关系(即你原意我愿意),可以行使一种权力,这个权力我们把它叫做团结的权力,或者叫横向联合的权力。换言之,我和李先生、刘先生二老(三味书屋的两位主人――编者注),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基于双方平等主体这种联合的意愿,我们团结起来捣鼓一个协会,成立一个什么研究会,甚至于我们要成立一个政党,这个时候我们基于政党的这样一个立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参与到公共权力的产生、运作、组织、活动中来,这个时候才说这叫政治。否则的话你仅仅是作为参政议政的一个傀儡,在那个地方天天举手,喊口号,赞成,拥护,同意,一万个高兴,这叫什么?这叫你有政治活动,但不等于你存在政治。

  大家知道,政党的存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夺取权力。什么权力?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权力由政党轮流执政,这是晚近200年来发源于西方,但是已经成为普世的现代政治通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政党,它不以夺取政权为核心目标,以奋斗宗旨,恰恰相反,它仅仅满足于说我不需要这个东西,我只需要议政就可以了,那你可以发现它是一个假的政党,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民政治联合意义上的社团。这就好比说一个男人(或者女人)他并不愿意使自己的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得以完成,而仅仅处于一种童稚状态,然后说“我很傻很天真”,这个时候你只能说“你这个人这一辈子白活了”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讲政治和政治行为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是,政治是基于公民之间主体平等,基于我们横向联合的权力,为了参与到政治进程中间,甚至于为了公共权力直接运作公共权力来进行的活动,这才叫做政治。否则只能是普通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即便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它不仅有政治行为,甚至有政治本身,但是不等于它就已经形成了政治秩序。比方说,在现代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尤其在十多年前东欧这些转型国家,它们摆脱了过去一党专制,然后在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的同时,实现政治民主化。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既有政治行为,也有政治的存在本身。但是可惜的是,在十多年前,包括波兰、匈牙利,甚至于俄国,这些国家虽然已经有民主政党的存在,也有政党彼此之间的角逐和竞选,换言之存在政治。但是社会秩序的紊乱,财富分配的不公,这种两极分化,黑帮横行,以及政治中间所出现的权力与资本的勾兑与结合,乃至于形成了如同我们今天在中国所看到的这样一种商业共产主义,或者共产资本主义这种结构。这个时候我们很遗憾的发现,即便它有政治行为,有政治,但是好像不存在我们所向往的那个景象,即政治秩序。

  注意,很多人会说,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在一个大一统的政府的管控下,人民、社会相对比较安定,甚至会出现某种情形下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动人景象,大家虽然收入都不高,但彼此并不攀比,活的比较安稳。就好像今天的大学生到外面求职,听说20年前、30年前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居然国家给分配,而不需要自己求职,他们很希望能够回到30年前去。但是他们又想到30年前这种分配根本不管你的个人意志或者其他的主体性要求,把你作为一个螺丝钉,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一想那个时代其实并不是很美好的时代。但即便如此好像一切相对来说,好像没有这么乱,没有这种失落感与无能为力感,那是不是说那个时候存在这种政治秩序呢?

  我想在这个地方要做一个分疏,我们说在那种情况下存在秩序,但不是政治秩序。政治秩序一定是在基于政治行为而达成一个时代与社会的政治之后所形成的一个比较合意的,或者说我们感觉到比较满足、同意、认可的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与人世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说它存在政治秩序。

  因此我把话题收回来,来总结一下。当今中国,我们感到这个世道有点不公平,我们觉得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我们甚至觉得官商勾结、权钱勾兑的这样一种共产商业主义,或者共产资本主义,它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最后要实现的良善生活。由此需要我们拷问,在中国的今天,政治行为、政治和政治秩序究竟是否存在,究竟该如何改良的问题。我们讲到这一步做的一个总结,就是中国的今天存在政治行为,但是似乎并不存在政治本身。中国的今天存在秩序,甚至还是比较好的秩序,即便小偷多了,即便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多了,即便在新疆边陲地带民族关系出现了紧张,但是相较于那个动乱的年月,我们也很乐意的承认,这是一个相对而言有秩序的社会。但是我依然要指出,它不存在我们所渴望的政治秩序。真正基于公民平等主体人格,基于我们横向的联合的权力,团结的权力,去追求一个社会共同的善,去参与到国家权力的产生、组织、运作、追求合意的结果,这样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和政治秩序。所以,我觉得政治秩序的建设是今天中国绕不开的话题。而今天中国,不管是位尊九五,还是如你我这一班靠工薪来讨生活的芸芸众生,如果要想获得良善生活,绕不开政治秩序这一关。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就政治秩序谈这么四点看法,来探讨一下我们如何获得政治秩序,从而如何获得良善生活。

  我的第一个看法是比较功利主义的。我觉得在中国的今天,鉴于中国一直处在转型时期,因此实现有效的统治依然是当务之急。诸位听到我说“有效统治”,尤其是统治这个词,可能会比较反感。但是我要说,有效的统治这个词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有效的管制,或者说管理、调控这个意思。换言之,在中国的今天,我们知道实际上是第三次改革开放的最后阶段。大家知道1840到今天差不多169年到170年,中国经历了三次改革开放。第一次是1860年以后到1890年大约25年左右的时光,以洋务运动为代表,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器物层面上向西方敞开大门。在引入西方的造船军械等等技术的同时,引入西方的流程管理、工艺管理等等这样一些社会技术层面的规范。第二次改革开放是从1895年以后,至晚从1903年开始,即清末的变法、改良,到1927年国民党实现了南北统一,一党专制。这20年左右的时间为主要时段。那么这个时段我觉得是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它全盘的引入西方的法律,包括宪政体制的同时,进行了关于议会民主、代议制度等等各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的创新。我个人甚至还有一个私见,我觉得1903年,或者1898年“戊戌变法”以后到1927年这30年的时间,是中国170年历史中最辉煌的时段。因为这个时候真正是改天换地的时段,是向二千年的旧帝制、旧文物告别,而引入一个全新的新制度、新文物的时代。所以相较于现在的又一个30年的改革,我认为那个30年可能更为伟大,更为辉煌,也更具有历史利益。那么第三次改革开放大家都知道,1978年12月18日三中全会以后一直到今天。

  我个人感觉到,这三次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政治意志,在170年的历史长河中间的接力赛。所以清末的政府,北洋政府,与共产党的政府,在这170年里边分别担当了第一跑手、第二跑手、第三跑手的这种接力。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个170年的转型到了今天可谓是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换言之,第三次改革开放到了最后的临门一脚的时刻。我觉得是一旦社会重视民意,不敢再把民意斥之为“一小撮坏分子,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一旦这个口风改了以后,就意味着民主政治有可能正在敲门,或正在用脚踢门。所以我觉得民意开始受到重视,或者说民意迫使上层不得不正视它,而不敢把它妖魔化处理。网络所代表的强大的民意迫使当政者不再把它妖魔化处理的时候,我认为也就是民主政治在用自己的右脚在踢门的时候,而民主的到来就是临门一脚。

  可能有人不太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个人有这种确信,因为我比较了一下发现,1987年的台湾,和2009年的中国大陆很相像。这里边我不去讲它究竟为什么有这种确信,但是我想把话题收回来讲的是,此时此刻有效的社会管控,依然是实现中国最后完成政治民主化、社会进步与社会文化转型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如果说所有的政治与政治秩序都在提供一种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里边就包括秩序(良善的秩序)的话,那么我觉得今天谈论政治秩序的第一个层面就是要有效的统治,或者说对社会有效的管控。

  诸位对我这句话如果还有疑问的话,那我可能用此刻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种种失序、无序,这种管控不到位来说明。比方说,前几天中石化的陈同海贪污1.9个亿判死缓。如果诸位还记得话,不到一年以前广东的农民工保安,24岁青年许霆,因为按了120多次的ATM机,偷了17万,被判处无期。后来经过学界、媒体、民间的呼吁、表达,最后改为5年。诸位想一想,在中国这个社会,如果说政府代表躯干,知识分子要代表良心的话,那司法系统应该代表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但是同样在中国大地上,一个24岁的农民工,17万可以判无期;而贪污1.9个亿只判死缓,而且几乎同时相差不到一年发生,那么说明我们的免疫系统出了毛病。而中国的免疫系统出了毛病,上至最高法院副院长几个月前落网,下到基层司法机构,和当事人,律师,乃至于黑社会的勾兑,已然成为普遍现象,那么诸位可以发现这个社会已失控、失序,而这种失控、失序不是良民百姓造反,而是官员本身不按照一统的机构的指令行事。诸位想一想,如果说个严重一点或蛊惑人心一点,这是什么景象?这是王朝末日的景象。可是我们知道,现在是欣欣向荣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发展最好的一个时代,居然出现这种现象。所以说它不是王朝末日,它恰恰说明什么?政治秩序没有建构完成,没有到位,所以出现这种失控现象。

  如果诸位再想一想,中国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最近几年来出现的紧张,包括政令不出中南海,包括宏观调控也好,控制信贷也好,防止耕地流失也好,种种中央的政策在地方并没有获得很好的配合。那么与此相对,地方的基于自主性、特殊需要,迫切出台的改革措施,也受制于中央僵化的体制而得不到有效的落实,那说明在中央和地方这样一个过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曾经论述过的问题上,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失控。大量部级官员落网仅仅是冰山一角。我个人猜想,就像我们过去所讲的段子里边,那种民粹主义的口吻讲的“隔一个枪毙,有漏网之鱼,可是全枪毙又会冤枉好人”。在这种情况下说明什么?用官方的语言来表达叫做组织干部队伍出现了问题,这说明这个社会政治秩序没有搭建成功,没有到位。

所以我想当今中国我们要过良善生活,要有政治秩序。而政治秩序的第一要义是要实现有效统治。那么就像托克维尔在论述美国民主的时候,后来的亨廷顿在引用托克维尔的一句话的时候也强调过的那样:如果说政治和政治秩序的第一要义是使国家能够获得有效的统治的话,那么紧接的第二个要义就是迫使统治者被统治。换言之,要使管制这个国家的集团和权力受到被它管制的这个人,这个社会反过来来进行控制、进行统治。因此政治秩序的第二要义(也是我今天所讲的大白话),那就是要对于有效统治进行有效控制,限制政府或者迫使政府控制自身,形成有效的统治与人民接受这样一个统治的平衡,进而造成自由和以自由立国这样一个主题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

  诸位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公权力一方面并没有像文革时那样深入到每一个角落,但另一方面公共权力的肆无忌惮这是面前的现实。不管是乡镇一级的公共权力还是城市的街道,或者说公安或者说城管,也不论是作为最纯洁的部门――大学的行政权力,在我们面前的日夜堕落,都说明权力在对这个社会进行管控的同时,社会对于它失去了管控的权力。因此迫使政府控制自身,从而对有效的统治本身进行有效的控制,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能够形成政治秩序的第二层含义。而正是在这一条上,今天我们处在最困难的时段。以我们清华大学旁边五道口的交通为例,那个地方十几年来是北京市最堵的一个道口。那么我们清华大学也好,北大也好,所在的社区也好,有若干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有若干县市级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按照正规的常态,我作为该选区的选民,应该有权力也有义务给其中的一位代表或者委员打电话,说请你联系城管,联系市政,联系公安,看能不能把我们的交通改善一下。但是我发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教书匠好像是求人无门,电话打给谁也不行,而且好像他们也没有这个义务接这个电话,那即便就是说他们接了这个电话,他去找人,人家理睬他吗?你这个花瓶,摆设,还真敢来管事了?不把他骂了才怪呢。

  (主持人:我们书屋最近正碰到这样的障碍,我们大门前在施工,我联系所有的有关部门,不要说给我答复,我就问问接电话的您贵姓,作为一个公务员接待群众来电,起码我可以了解你贵姓,你的姓名没有保密权。没有一个答复我,回答的是你不要问我姓什么,我没必要告诉你。)

  这只能说什么呢?牛,两个字,真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我们作为选民、作为纳税人,与我们所服务的、所养活的公共权力之间失去了联系的管道。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你可以向报社投稿啊,可以给党政部门写信啊,可是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一去不复返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最近几年来出现了重大的事态,即将私人利益,得不到保护的正当的,或者不一定正当的私人利益问题化。诸位,问题化,就是说把它变成一个问题,一个越大越好的问题,就变成越大越容易解决,所以很多所谓的群体事件,其实是基于这样一个思路出现的。所以如何对有效的统治和统治集团,有我们、有公民,有千千万万普通人,通过自身或者他们的代表实现有效的控制,实现权力的授予者和权力的当政者之间真正有效的互动。这是今天中国正要完成,尚未完成,但是必须迫使它完成的一个过程。一日不完成,这个社会没有安全感,一日不完全,政权合法性危机一日不解决,它就天天提防着你,然后大家都过不好日子。

  如果要使得我上面所讲的这两条能够兑现的话,我觉得随之底下提出来的两条可能会有点针对性。一个是技术性的,一个是带有价值性的。技术性的一面,根据组织社会学和政治发展理论。大家知道,政治要从政治行为变成政治活动,从政治活动变成政治运动,然后再变成政治制度,它有一个系列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过程,我们把它叫做政治的制度化。诸位可能会说,今天中国有很多制度啊,可是我们知道,制度本身并不等于说制订了规范,然后发布就叫制度。真正的制度可能常常是不仅有它的规范系统,还有它的操作系统,尤其是在规范系统和操作系统之外要有一个监督系统,而这个监督系统甚至有权力撤销这样一个规范和规范系统,甚至于有权力使得这样一个操作系统服务于、服从于监督系统。

  在中国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政治制度的匮乏,或者说政治的制度化的匮乏,使得规范系统、操作系统和监督系统都没有能够很好的实现自身,尤其是监督系统缺位。我们知道,如果要对一个东西监督的话,一定是这个东西外部的力量才能实现有效的监督,就好比说两只球队比赛,对它监督的首先是裁判,然后是巡边员,然后是周围的观众。就好比我们要对李先生、刘先生这个书店的物价实行监督,除了有物价部门、税务工商部门以外,可能我们买书的购买者也是监督者。我们不可能指望李先生监督刘先生,刘先生监督李先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挥监督系统的作用,首先就要明确监督系统一定是操作系统外边的东西、外面的力量。换言之,我们今天看到的纪检、检察部门,这都叫做自家人监督自家人。一定要有外人,外人是谁?独立媒体。外人是谁?没有权力,可是时时刻刻都想夺取权力的那个公民团结联合组成的组织,叫在野党;一定要有外人,这外人是谁?是千千万万拿了工资以后扣下来一部分(这部分叫税),换言之叫保护费,交了保护费的人他们要看,你是不是给我保护好了;那么独立媒体也好,纳税人也好,都是分散力量,不一定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谁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组织起来的,有统一的行动系统的,为了一个目标,达到步调一致的,这样一种高度行动力的团体,它叫在野党,它叫反对党。所以英国政治给世界晚近政治的一个最大启示,用他们的话语来表达,就是说“一定要存在一个国王的合法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既在野的政治力量,它对于此刻的政权天天惦记着,天天向往着,恨不得天天找你的漏洞,然后把你推翻,他上来,这才是最有力量的监督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的制度化在今天,千头万绪、千门万户从哪一条路走起?有人可能说强化党内监督力量;有人可能说将检察制度和什么什么制度结合起来;也有人可能会说发挥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作用。我觉得这些都是皮毛,都是障眼,不着边际。最大的是使政治体制制度化,将政治和政治秩序建立起来唯一的,或者说最有效的不二法门是外人来监督你。而外人来监督你的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一条道路,就是允许合法的反对者存在。他们真是为你好,他们真是爱护你,要相信这样的力量存在,才能使得政治制度化,这是从技术层面来讲的。

  从带有一点价值层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要强调一个概念,即政治的开放性。今天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在校的大学生,或者最近这几年毕业的大学生,诸位在求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到中央机关、国家机关求职,你必须是中共党员。如果你不是党员的话你是没有求职资格的。

  诸位,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我们习而不察但却是触目惊心的事情。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所有的大学生是我们养育的子孙,是我们的未来,他们不管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团员,只要他是这个国家的建设者,这个制度的拥护者,一个满腔热忱的青年,他都有资格来申请这一份工作。至于他适不适合这项工作,最后会不会获得这个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首先我们说他有这个资格。就好比说普天之下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有资格成为父亲和母亲一样,你不能一开始就宣布你不能做父亲你不能做母亲,因为你不是什么什么员。这个是不合适的。

  这说明什么?本来成功的国家,当一党专治的时候,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它要把这个门开一点,这叫行政吸纳政治。比方说,港英政府在统治香港的时候,香港没有民主,因为这种殖民当局从来没有给过香港人以民主,那么香港人有这么多本地精英,他们有参政的愿望,希望管理香港,可他又无法通过民主渠道参与到体制里边来,怎么办?港英当局让本地受过教育的精英们进入了管理层,进入了公务员队伍,然后以行政立法的办法来消解他们对于政治要求的冲动。大家知道这叫行政吸纳政治。在中国的今天我们不敢奢望出现反对党,正像我们不奢望明天早晨起来中国就是世界头号强国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两三代人的奋斗。但是为了这个社会稳定,为了全体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人看到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先把行政的大门打开?让年轻人不论是什么样一种政治身份,都有权力申请公务员这一份工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是将行政的大门关闭,从而将政治的大门关闭。换言之,从另外一个方面说,你是把这些本来愿意进入到你的体制来,为你打拼、为你效力、为你流汗、做牛做马的这一批热血青年排斥在外,从而培养了对你心存怨恨的人。对于一个聪明的政权来说不应当这样。

  所以政治开放性的最低的限度,我们用宪法上的一个常用的表达就是说,任何的人――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与公民,不分肤色、种族、性别、年龄、民族以及政治面目都有获得相同的权力,这才叫真正开放的政治,政治的开放性。政治的开放性意味着政权及谁来掌握政权、运作政权,它是向全社会开放的。换言之,如果有人不服,说“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我们几个人搞一个团体,也要来管这个国家,而且我确信我管的一定比你好”。OK,你让他们试一试,让他们也来有一个机会。这是政治开放的较高层次。

  大家知道,除了我刚才所讲的进入政权这两种开放办法以外,还有些技术层面要考虑。比方说,全世界各国有个通例,议会开会或者辩论,电视直播,公民有权旁听。如果今天我们在这开会,那边设立几个旁听席,大家拿出身份证安安静静的走过去旁听,这是在接受教育,也是在行使监督权力。我们既不想让你伤筋动骨,也不会希望立马出现戏剧性变更,但是可不可以把你们开会讨论问题的过程,以允许公民旁听、允许电视直播的方式来开放一下?这也是政治开放的技术要素。可是我们知道现在不行,国家机密啊。人大开会是没有机密的,政府是有机密的。你不能说政府研究我们发展不发展航空母舰而你要去听,那是不可能的。可我们知道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冲动是什么?一定要把秘密讲出去才感到有快感,所以你如果要想把这事情找谁讲出去,你叮嘱他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但他一转身告诉别人。

  政府是有秘密的,一定有。但议会,在中国,政协和人大,我们说是没有秘密可言的。为什么?讨论预案和决算,讨论五年发展规划、一年发展规划,讨论各种法案,这些东西是什么?是你我共同过日子的家常,是普天之下的中国人安排生计,是普天之下的中国公民的油盐柴米,这有什么秘密呢?大政方针全不过在于安顿家常,政协人大这些衮衮诸公原不过是安排家常的打工仔,一定有这种观念。这种情况下大家知道,没有秘密可言,应当开放,这也是技术层面的制度开放。

  那么由此带来的思想意义层面的开放,大家也一定都会想到,我们这样的国家应该根据什么样的一种思想来治理?中国人不管是官员,还是我们普通的百姓,我选择何种信仰,我们基于什么样的政治理念来生活?这些同样是属于应当开放的细节。换言之,你练这个功,他练那个功,都是你的自由(只要你不到天安门广场杀人放火,你不强迫别人去练),你尽管去练。如果你练了以后走火入魔,打鸡血,那是你个人的事情,我们可以叫112来帮助你就是了。这是意义层面上的政治的开放。

  那么又由此,我们产生了又两点派生的意义。什么派生的意义呢?大家知道当今的中国出现了一个现象,叫群体性事件。上个月湖北石首,数万人在石首市集会不散,然后动用了几万警力才把他们驱散。再往前,大家知道贵州瓮安有数万人包围县政府,把玻璃都给砸了。去年一年,中国这样的事件差不多十万件,有的是因为征地拆迁,有的是因为上访,有的是因为对公安处理案件不公表达愤慨,总之几十个人,几百人,甚至数万人聚集起来表达诉求,通常情况下是和平的表达诉求,在中国的今天把它叫做群体性事件。

  现在官方的对策基本上是这样几个方案,一个是叫做把矛盾消灭于萌芽状态。可是诸位,既然已经成为事件,说明萌芽已经长出来了,它就不再叫萌芽,这个时候无萌芽可消灭。第二种对策叫做什么?“一小撮坏人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那么这个做法现在越来越少,我估计很快不敢再用了,因为它只会激起民愤。第三种与第二种相关,在这种指导思想上,武力弹压。但是我们知道,在今天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这种思路也逐步被抛弃,除非你打砸抢。第四种花钱买平安。你不是说拆迁补偿不够吗?我们花钱买平安。户口办的不对?我们给你办,花钱买平安。凡此种种,我把它归结叫做现代社会基于政治参与的冲动,公民基于权力意识诉求,不测定多数人基于共同的利益,要求政府公共权力给予说法的这样一种良心的政治活动,都没有被当成政治和政治行为,而被当成了社会治安事件。换言之我们把它叫做:以治安来对付政治。

  可是我们知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政治就是政治,政治不是治安,就好比政治不是刑事犯罪,这就相当于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整天苦闷,茶饭不思,日渐消瘦。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他人生的目的灰暗,人生观不够正确,于是带他读什么《三毛流浪记》,读阿城啊,读用下半身写作的东西啊,不管用。或者带他去学毛选,树立科学发展观,更不管用。他因为什么?他是青春期的性苦闷,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让他做什么?哎呀,你去找个女朋友吧。或者说你进入到正常的花季年月,交男朋友女朋友,这是你的权力。这时候他才会眉头舒展、心情舒畅,感觉到伟大的祖国呀――你是人间的乐园,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的幸福。这就好比说农民工,你要求他说你们必须讲五讲四美三热爱,不要随地吐痰。可是诸位,工地上不随地吐痰到哪里吐痰?这叫没有对症下药。所以在中国的今天这么多的群体性事件,多数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政治参与的愿望与热情,是民间社会要求进入政治进程的冲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依然把它作为一个治安事件,希望花钱买平安,或者希望通过警力解决问题,或者希望通过党政干部亲临现场沟通来平息事态,而不去追究事情的根本原因,这只能救水火于一时,而不能长治久安。所以将治安与政治分疏,使政治变的有开放性,这是建立政治秩序从而建设良善生活的前提。

  在这个意义上,我要用一个词来批评今天中国关于政治问题的一种现象,我把它叫做“当今中国把政治色情化”,这是一个比喻。由于政治不开放,它成为宫闱密室,使得人们越发想去探求,欲罢还休,从而营造神秘气氛;由于政治不开放,使得参与的热情受阻,心情压抑,转化为其他的冲突,甚至于犯罪,这也是一种典型的用来对付色情的办法;由于政治不开放,一部分人得以垄断,而大部分人无法进入,这也是对于色情的垄断的家常便饭,传统手法。所以凡此种种,关于政治的封闭、非开放性,这些现象、表现、做法,我们一言以蔽之,用一个反讽的,形象的,比喻的说法叫做什么?当今中国政治的色情化。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由此,我又想到这样两个问题:如果将政治秩序与良善生活的关系建立起来的话,除了我刚才讲的政治参与、制度化、开放性、对于统治本身的有效控制等等以外,还有这样两个指标不能够缺少,一个指标是我们要让政治本身或者说政治活动本身致力于公共福祉,第二个指标是要让政治,或政治活动,承载或兑现道德承诺。前者是从功能上来讲的,一国的政府行政运作,换言之政府行为,政府活动,它是政治活动的行政表达,以致力于公共福祉为实现政治秩序的桥梁,进而实现良善生活的杠杆。这里边有两个核心,一个核心是财政支出的大部分要向民生倾斜。诸位知道我们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是用来政府开支,中国人均养活的公务员的数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具体数字大家可以上网查)。要让民生开支占政府收入的首要地位,这才叫做使政治与政治活动致力于公共福祉。那么由此而来的判断,它是否致力于公共福祉的第二个标准,或者说第二个举措,就是要使对于社会弱势集团,包括残疾,低收入者,单亲家庭,边远地区,农民兄弟,在城市里的农民工等等,包括城市的低保户,这样一个阶层分配更多的倾斜。至于如何实现向他们的倾斜,我们以城市的水价为例来做个比较。现在有种说法,实际上在中国的十几个城市里边已经成为现实。那就是水正在涨价,而且已经涨了。为什么要涨?第一,水是宝贵的资源,涨价可以有效的防止浪费;第二,因为高收入人群跟低收入人群的水价是一样的,他们每天用十吨水,意味着他享受了更多的便宜。而一个穷人一个礼拜只用一吨水,意味着他并没有享受到低水价的好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涨价。可是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年收入50万以上的人来说,你一吨水涨五毛钱一块钱并不能降低他的消费欲望,还是九牛一毛。但是对一个月收入1000块钱的北京市民来说,一吨水涨五毛钱可不是个小事。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是高收入者在享受低水价的福利,而低收入者并没有享到提价以后带来的实惠。为什么不能够根据收入的水准来分别收取水价?比方说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对于洗浴城收取的水价高于普通居民,对于工业用水和餐饮业的用水的水价高于普通市民家庭,那么对于一般的市民家庭我们可不可以采取比方说低保户,月收入在多少以下的这些人群,他的收入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他享受一个水价,那么工资收入达到另一个程度以后又实施另外一个水价,可不可以这样?这样才真正体现了让公共福祉成为公共权力所服务的对象的目标。有的人可能会说麻烦。诸位,现代社会的管理就是麻烦。如果你这个政权,你这个国家机关觉得麻烦,并因此放弃你的应当的作为,便属于渎职,失职,不作为。这就好比说我们长期以来对于城市小贩采取的办法第一是赶,第二是禁,第三是把他的工具没收,我们可不可以向西方国家学习,包括像巴黎这样的大都会学习,在一些的城市街道里边,利用双休日,比方说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可不可以规定星期六的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可以自由摆摊?可不可以让我们美院的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给大家画像?一张像一块钱,让我们享受到中国顶级美术学院的学生的服务,但是只需要一块钱。可不可以请一些耍杂耍的人,双休日到天安门广场给大家玩玩魔术、弹弹胡琴、唱唱歌?我们可不可以允许,比方说,有的人家里主妇能做一手好菜,甚至会制作特制的蛋糕,我们可不可以允许她星期六的早晨,提着一篮子蛋糕,上面盖一块红布,然后打扮梳洗一番,推着小车到天安门广场,一块钱、二块钱的卖给大家,路人在品尝之余,感到生活之美好,蛋糕之香甜,人生是充满romantic,这不是和谐社会吗?比方说北京很多街道,可不可以在星期六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变成菜市场?进来卖菜的人只需要交点管理费,四点以后不许再卖。然后市容、街道赶快来打扫,第二天又恢复通行。这不是全世界共同的做法吗?凡此种种都牵涉到一个政治和政治行为以公共福祉为致力对象的这样一个政治开放、政治秩序的问题。

  由此还带来了刚才我讲的一个问题,承载道德,或者说兑现道德承诺。黄仁宇先生过去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现代社会是一个按照数字管理的社会”。换言之,我们要使这个社会管理的有序,不仅要做到统计上清楚,而且要做到职责分明,按照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官僚化的这种垂直的,或者横向的体制对社会进行管理。它所造成的一个现状或者说结果就是,在现代西方以经营管理式的方法来管理公共生活成为现实。当年梁漱溟先生在30年代就说,中国是一个以人文代宗教,以家族代社会的国家,而不像西方社会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公司化的组织,因此有条理,有组织,有战斗力。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一天实现了,以后它所带来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盛行,对制度本身,尤其是法律政策与公共权力本身的正当性的追问常常也会随之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统治行为常常通过行政命令或者国家立法来实现,而立法本身的正当性,行政命令本身的合法性常常被人们所遗忘。因为经过了一系列程序,程序代表合法。可是我们知道,仅仅有程序并不一定代表合法,就好比说我们的个体消费,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是经过合法的程序制订出来的。但是消费税的起点,消费税征收过程中间对于多子家庭、贫困家庭、高收入家庭、正在学习的家庭和正在享受人生后半生的家庭等等等等不加区分,因此农民工一个月拿1600块钱要交税,和一个年收入百万以上的人要交的税,对他们的负担并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所得税法的程序本身完美无缺,但是所得税的这种规定本身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对于它的这种正当性的追问应当成为中国刻下方方面面要拷问的一个对象。我讲了这么多想说的是什么呢?虽然将来我们进入到所谓的数字管理,把公共生活作经营管理式的打理的阶段,但对于它的道义性的追问不能放松,尤其是这个政权、这个政府它有没有给这个民族和人民提供道德理想,要成为我们监督的对象。比方说小康这样一个纯粹物质性的指标,不能代表美好的人间。小康之外,田园情怀,美妙梦想,邻里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充满了相互互助的指标不容或缺。仅仅讲井井有条、调度有序、GDP保八不是理想社会,其他的人性化的因素一样要考虑,而这些人性化的因素就是我现在所讲的道德承诺,或者说道德指标,而政府必须要兑现这样的道德指标、道德承诺,否则我们认为,这个政府它不是在真正致力于政治秩序的建设,从而致力于良善生活的建设。

  我们今天讲这些话,时空的环境是在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里边有三个关键词:一个中华,一个人民,一个共和国。我想如果我们今天要追求政治秩序的建设以及通过政治秩序来建设良善生活的话,需要对这三个词(七个字)进行全新的,或者说更加丰富的解释。中华,不仅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意味着多民族的成员在政治参与,社会成果分享,文化个性表达各个方面要进行全新的构造。否则,新疆的事情还会再度发生,这是中华所面临的问题。人民,这个词如果不把它具体化,它是个抹桌布,可以用来擦擦东西。诸位知道人民这个词是很空洞的,过去我们文革的时候,你到饭店吃饭,服务员对你态度不好,你说你不写着为人民服务吗?你怎么态度这么差?他说我为人民服务又不是为你服务啊。所以人民这个词在我们法学、政治学看来要把它具体化,什么具体化呢?人民要表达为公民,要成为国民,要成为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个社民。而关键是不管是社区的成员,国家的国民,政治共同体的公民,我一定要成为一个选民才管用。你说我国民,享受有什么权利义务,不就是生产、结婚、工作的权利吗?那可能还有当兵打仗的义务。你说我公民有很多的权利,那么这种权利的兑现要靠什么?要靠选民这个身份。换言之,我有权力每隔三年四年五年表达我同意还是不同意。诸位想一想我们平常有什么权力?平常的权力就是活着嘛。干活,吃饭,回家睡觉。那我要表达为什么?表达为选民。我对你不满,我现在对你一点办法没有。但是四年之后(我说句粗话)老子不投你票,这才管用,否则的话公民和国民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人民的概念要落实为国民,反映为公民,坐实为社区的社民,而尤其要把他变成选民,这才叫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尤其是我们讲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共和国,一定要使得多种政体、多种因素包括多种民族的折中和谐成为可能,它才成为共和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联邦制是可以考虑的,它可能有助于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等等等等。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提问1:老师我想问一下印度的非暴力运动和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对我们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和改革有什么启示?

  许章润:我对这两个运动都没有深入研究,也仅是作为一个观察者谈谈我的看法。我觉得当年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首先是基于民族关系而产生的,是基于一个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以殖民地对宗主国要求主权独立民族自觉而产生的。那么它和黑人的民权运动有区别。黑人的民权运动不仅有种族之间的摩擦所造成的种种关系在内,而且黑人的民权运动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受压迫阶层对于占统治地位的另外一个种族集团提出的一种平等诉求。所以可能我觉得黑人民权运动和中国的今天有更多的相似相关之处。比方说,他们都共同表现为一种和平的,非暴力的性质。而中国的今天我刚才讲的第一点也谈到,要实现国家政治秩序,意味着要对这个国家和社会实现有效的统治。有效的统治排除了暴力的因素。我们并不认为在中国的今天革命是个非常好的选择,相反我们可能都诚心的感觉到改革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有人说中国的今天改革在与革命赛跑,你不改革就有可能爆发革命。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民权运动所提倡的非暴力主张,对建设理性社会恰恰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点我觉得,民权运动里讲到的一条就是黑人作为被压迫的社会阶层,向统治者WASSP(就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背景的统治集团)要求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受教育权的平等,等等等等。这个与今天中国很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在城乡二元分化这一点上是一种准种姓制度。户口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管理方式的改革,还意味着要将宪政主义的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而每一个公民都有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追求同等的对待与尊严,这样一个权利落实到实处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一个平等的问题,是每一个人将自己国民的身份兑现为真正的公民的问题。还有一些类似的启示,我觉得在中国的今天这种一盘散沙式的,遍地开花式的,甚至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比方说瓮安、石首这种一定程度的打砸这种行为,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理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如何宽宏大度,政府宽宏大度,通过让百姓行使民主权力,而获得民主能力,应当提上议事日程。所以当政者不能指责说,他们拥堵马路,他们拥堵政府,他们烧了轮胎了。相反,应该检讨自身,他们为什么会占据马路、阻塞交通?还不是因为缺少对话机制,使得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传,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缺乏良性互动。民权运动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就是,作为相对被剥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如何通过自己的权力诉求的表达,而锻炼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利益团体?这恐怕是一个相当长的道路,等待着大家去探索。

  那么我觉得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些东西也是可以借鉴的。比方说,当年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美国的黑人人权民主运动,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了人类的普世价值,而不仅仅说是我一个人的利益,也不仅仅说是一个阶级或者说一个种族的利益。什么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呢?平等是普世价值,关爱是普世价值,人活的像个人样,物质的基本满足,人身自由的不受限制,它所反应的尊严,生命的自我实现的尊严,这是一种普世价值。正像两极分化过度所造成的结果是,财富与财富的占有者本身得不到安全,正像一个大男子主义的社会,压迫到头以后最后吃亏的往往是男人本身一样。如果统治集团,公共权力的掌有者,他在巧取豪夺之际,使得被剥夺者失去尊严,最后我相信,要么玉石俱焚,要么他会被取代。

如何运用普世价值来表达利益诉求,共建分享着的价值系统,我觉得是今天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因为今天中国社会出现了价值分裂,比如说,房地产商任志强,公然就讲他修房子是给富人修的,你没钱活该。这样一种精英的寡头化到全世界找不到。西方成熟国家的资本家,他巧取豪夺的同时他装怂,说我们都是为纳税人服务的,我自己很可怜的,我虽然拿这么多钱我没有时间享受我,我有什么意思呢?我生活没有意义的。如果你们能做我真不想做这份工。所以资本家常常说我就打工的。中国这帮富人精英寡头化到这个地步意味着什么?民众会以民粹主义来反击他,意味着这个社会会分裂,碎片化。而一个社会如果出现严重的阶层乃至于阶级对立,你可以想象,那不是人间地狱吗?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者弱势者首先用普世价值来表达利益诉求,从而共建分享的价值系统,价值世界,恐怕是中国当下的重要任务。可能你会反驳我说,中国现在有价值系统啊,有价值世界啊,三个代表啊,科学发展观啊,这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系统吗?但是问题在于这是官方倡导的政治上的价值,与我们民间千千万万普通人能够分享的认可的是两回事。所以让社会的意义世界自主成长,让每一个中国受过教育的头脑自由的思考,让所有中国的灵魂在痛苦的煎熬与思索过程中间揭开思想的花朵,而形成价值分享的共识,这才是中国走向和谐的不二法门。如果你允许我用外行的话,来表达你刚才讲的这个非暴力运动、民权运动对当代中国的意义的话,我就想讲这么几点。

  提问2:我觉得中国社会历来以言治罪的情况尤其严重。解放后尤其文化革命最为严重,危害极大,而且毒害也极深。在今天恐怕还是……我想问问为什么?另外怎么解决?

  许章润:以言获罪的现象不是中国特有的,应该说是前现代社会全世界共有的,比如说英国在过去英王统治的时候,或者路易十四、十六的时候,言论是个被严加控制的领域。为什么?因为过去的政权,包括斯大林政权也好,希特勒政权也好,中国历代王朝政权也好,它作为一切人类成果的垄断者,是不允许别人来分享的。什么垄断者?首先是财富的垄断者,其次是权力的垄断者,第三是真理的垄断者。

  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有左翼和右翼两种独裁政权。在苏东地区,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这叫左派独裁政权。它的特点就是不仅政权是我一家垄断的(这叫专政),不允许你旁人染指,而且公民个人的私生活也要管制起来。所以跳舞也好,跑马也好,喝咖啡也好,这是不允许的。您可能也经历过这个时代,男女关系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好像在中国的今天,男女关系不算事。为什么?因为私生活被它垄断了。那么除了公共权力和私生活以外,它还要垄断一样东西――真理,本来真理没有人能够垄断,教会都没有办法垄断。真理是什么?真理自从新教改革以后,也包括中国的儒家传统讲的,我通过我的人身实践可以通达道德的至高境界,我通过我个人对于良知良仁的践履可以探索到真理。真理你掌握不了,我心中也有,我每个人分享着。但是这种左派极端专制政权,它垄断真理,你只能信这个不能信那个,这是唯一正确的。所以那个时候您知道,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死罪。

  二十世纪还有一种右翼的独裁政权,比如说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希腊的帕潘德里欧政权,还有前几年刚刚去世的智利的皮诺切克政权,这些政权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宗教、私生活我都不管,你跳舞也好,跑马也好,喝咖啡也好,或者你男女之间的事情也好,穿什么衣服也好,我一概不管。就一条,政权归我,你谁也别想染指,所以他不搞民主。那么相对而言我到觉得左翼的独裁政权比右翼还恨。右翼管政权,真理不敢过问,所以那些国家教会很厉害。您刚才说的不是一个中国的传统问题,它实际上是前现代社会的共同特征。我们有进步,比方说我们今天在这讨论这个问题。要在30年前你我马上就会被抓起来,明天咱俩就在小号里见。但是今天您看看,这就说明确实还是有进步的。

  所以说要达到良善生活必须建立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必须以政治的开放为前提,这个开放包括:进入权力的开放,言论的开放,思想的自由。

  提问3:我觉得我们国家正在进入一个更好的时代,而您说1903年到1927年那个时代您认为是更好,体制等等各方面变化更大,政治可能性更大。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时代更好一些,至少跟我们说的良善生活要比过去良善多了,起码稳定。那么我想美国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或者说它一直在努力,那我们中国也在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我认为跟美国梦是不一样的。美国梦强调的是个人奋斗,中国梦强调的是集体奋斗。现在我们的当权者在领导中国进行一场集体奋斗,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我们应该还能够忍受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应该忍下自己的一些政治上面的谋求,牺牲一代人的民主的诉求,我们一起来奋斗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应该是,我们作为当代的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精英阶层基本上都是既得利益者),我觉得应该是更多的朝这方面想,我不知道徐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许章润:我对你的看法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地方。比方说,你刚才说我说1903年到1927年是一个更好的时代。我的意思不是说是个更好的时代,我是说,从1840年到今天169年这是一个转型时代,如果说什么时候转型最困难,转型最彻底,从历史长河里来看意义最重大,那是1903年到1927年。为什么?那是2000年帝制结束,而迎来一个全新的共和国时代。所以那个时代转型更困难,更需要魄力、胆识和政治谋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转型的政治角度来看,那是个更加伟大的时代。但是诸位知道,伟大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好的社会,为什么?战乱频繁,生活没有今天这样富足,等等等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个更为伟大的时代,而从个人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来看,它未必是个非常好的时代。我为什么说今天的转型同样波澜壮阔,但是没有那个转型更加伟大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转型不是重新开张,而是把1949年到1978年(30年)这一段被截断的历史抛开,然后接续到1949年,接续到1911年,乃至于接续到1903年,回到常识,回到中华民族发展的主流意志。这个意志是什么?民族自强,社会进步,政治开放,民主自由人权。所以中间的共产主义制度那一套,我们可以说30年的实践搞的是国穷民不聊生,家破人亡,搞的1959-1961年3700万人非正常死亡,30年里边平均每天非正常死亡4500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未出现的现象,理论说这是个好的时代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今天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回到常识,回到那样一个历史的起点上。而那个起点怎么来的,是那个时代的人,以力挽狂澜的气魄,把2000年的历史一下转向朝现代社会发展,所以它更是个伟大的时代。

  那么由此说到刚才这位先生说的一件事情,我很同意。中国民族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包括亿万的普通劳动者,其实在过去30年里边,或者说过去60年里,大家已经在奋斗。在往后的四五十年间的半个世纪里还将有奋斗。这个奋斗不仅包括继续增加财富,不仅包括使我们的社会更加进步、开放。同时我想也包括政治的开放,民主制度的建立,自由社会的建立,法制的达成。如果没有这一套,那么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意志交出来,在党的领导下一厢情愿地说,只要我们熬30年,中国社会就会更加的强大、繁荣,那个时候我们再去搞民主,再去搞自由。

  这个时候我就要问,你如何来解决眼下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要求民主的这种政治热情?如果你还是压制的话,或者你说,你们放弃这个吧,30年以后再要求吧。他会问你,你凭什么让我放弃,凭什么我就不能要求。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是如何能够保证,30年以后社会发展了,经济进步了,民主自然就会到来。因为我们每个人不能说牺牲我们这一代或者下一代,为了那个完全没有把握的未来。恰恰相反,眼前的这一代人应当担负起责任,以这一代的煎熬、探索、奋斗,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迎来更美好的社会,要做出牺牲。这个牺牲不是说我现在放弃民主诉求,仅仅发展经济,而是包括什么?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找出实现民主、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这样一种契机、条件和制度,然后让下一代人能够平稳的进入这样一个社会。否则,我们等于是把这个任务继续留给下一代人。那下一代人如果玩不好的话,再留给下一代人。如此再拖个六十年、七十年,我想你拖不下去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如果说有一个中国的梦想的话,我有一个梦,30年以后的中国不仅是富强繁荣的国家,而且是民主宪政的国家;我有一个梦,30年后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而且是人权,民主,自由,博爱的国家;我有一个梦……(热烈掌声)

  主持人:我补充一下。刚才说我们再忍受几十年,放弃一些政治权利,给执政党或者政权发展的机会,其实我们给了,已经做了这样的实践。我们从1949年开始,那个时候给的比今天还彻底,无条件的信服,全心全意的拥挤,全身心的投入,但是30年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你今天再我们要给30年吗?(热烈掌声)

  提问4:从严复开始到现在,中国追求宪政民主有100多年了。但是现在,在世界大国中,中国在这个方面应该是最落后的。这里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许章润:我觉得您所提的这个问题是到现在为之最有深度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天中国大家都在苦恼的问题,包括知识界,一般的民众都在苦恼的问题。

  中国这100多年,是一个多重主题的、变奏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首先,这是一个中国在西方的列强打上门来的情况下,才引发的一个历史转型。所以这个历史转型的第一主题与过去(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救亡这个任务不可回避。因为的的确确帝国主义打上门来,救亡是不可回避的。所以必须要建立民族国家,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与此同时,最近这100多年恰恰是世界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换言之,这种市场的全球化伴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掠夺,使得中国在小自耕农为主的这样一个社会,在这样一种条件下被迫起来迎战,要迎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挑战,开始与救亡相伴随的经济建设(每一个人都被穷怕了)。为了使得救亡有效,也为了改善生活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个挑战有效,中国才想到了制度的建设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刚才这位先生所说的先放弃个人自由,用共产制度、急行军来实现我们的富强、救亡的目的,和中国的自由民主派人士过去实行的通过建立民主体制、市场经济来实现是一种进步。这两种进步各有其长,但就我个人的观察来说,在应对救亡和经济建设问题上,在中国发展的早期,后一种进步的战斗力不如前一种。因为民主的代价比较高,而且客观地说,是需要一定的发展阶段的。由此我觉得这些因素纠结在一起,导致中国百年来宪政民主到现在没有最后完成。当然这里边还有些因素,比方说,中国在1949年以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叫红色共产政权,那么这个时候恰恰又是冷战爆发的时候,这使得中国处于一种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压力之下,而且它实际造成了一个后果,恰恰使得共产主义政权找到了存在的根据。你就好比说在这个村子里边,联防队员存在,要以这个村子经常被偷被抢为前提。如果这个村子几十年来太平无事,连随地吐痰都没有,要联防队员干什么?他就没价值。恰恰昨天他们家被偷了,前天他们家猪被人杀了,这个时候才发现,联防队员真的很重要。所以恰恰是世界性的冷战这样一种严峻形势,反而使得1949年以后的政体获得了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就好比说1936-1937年,日本鬼子打到中国,救了国共内战中快要被打败的那个政治力量的王。传说周总理还是毛主席见了田中角荣说,谢谢你们。(笑声)有这样一个故事,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是很乐观。为什么呢?当今世界我们用蓝色文明来说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用黄色文明来讲儒教文明和佛教文明(像泰国缅甸和中国),用绿色来讲伊斯兰阿拉伯世界。蓝色文明基本上全部实现了民主化,这个没有例外,包括后发的东欧国家,南欧国家也大部分进入民主化进程。像阿尔巴尼亚这些小国家都已经民主化。绿色文明大部分还没有进入民主化,但是也有成功进入民主化的,比方说印度尼西亚,虽然这个国家的组织化程度不如中国,经济发展不如中国,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不如中国,但是这个国家作为伊斯兰教国家正式进入了民主化时代。说明伊斯兰教和民主并不冲突。在黄色文明国家,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台湾作为儒教文明的地区,从1987年以后正式进入民主化奋斗的阶段,到1996年李登辉通过选举上台实现了民主的初次演练。到2000年民进党上台,尤其到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我们说它真正是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边,在儒教文化相对比大陆还要浓郁的这样一个地区实现了民主转型。泰国,虽然经常有政变,但是我们说它是一个不成熟的民主,但它依然也是民主。它不是最好的民主,但它依然是个民主。说明儒教文化跟民主没有冲突。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今天处在临门一脚的状态:第一,国内民意沸腾,现在谁也不敢得罪。第二,经济全球化。谁也不能把经济搞糟了,经济发展就是合法性。你要想经济发展,就要跟西方国家搞好关系。你要跟西方国家搞好关系,你就要必须接受世界共同规则。所有已经发达起来的这些国家,他们对中国所形成的压力(我们作为老百姓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我相信在居庙堂之高者,一定感受的比我们强烈。第三,谁说中国没有反对党?中国不仅存在反对党,中国还存在一个半叫反对党,半叫小妾党的党。反对党是什么?台湾,台湾就是中国的反对党。它以自己的民主实践每天通过新闻传媒向十三万万同胞讲述一个故事叫作做民主。在自己这种成功的民主转型,每天用台湾生活中间的事无巨细,包括贪腐的肃清,包括政党斗争以及政党斗争的报道,向十三万万同胞讲述着一个伟大的中国文明的转型故事。它所造成的样板效应比反对党造成的压力还要大。只要你说中国文明不适合搞民主,马上有人会说,台湾呢?台湾不是中国吗?如果你说经济发展条件太差不行,台湾呢?台湾还不如香港。如果你说人太多不行,台湾呢?台湾那屁大地方2300万人口。所以这是最大的反对党。那么一个半反对半不反对党就是香港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很有信心。唐德钢先生说中国历史转型为时200年,换言之1840年到2040年基本上就可以完成,我谈不出更多的根据,只是直觉,我觉得唐先生这个讲法很对。换言之,顶多再过两代人。过去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今天对这句话我感觉到,哎呀!千古之明理,万世不可不以此教训。(热烈掌声)

  提问5: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中国要实现民主,必须先走党内民主化的道路,您支持这种说法吗?您觉得中国有没有可能走新加坡“开明绅士”的道路?

  许章润:中国关于对民主(进入)的思考,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今天在讨论。大家知道,从清末开始,知识分子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孙中山先生提出:“军政、训政与宪政”分三步走。据我个人观察,台湾的民主化基本上是按这三步走来实现的,比方说,肖公权先生,钱端生先生,他们都曾讲过,首先发展经济,然后社会进步,最后导致政治民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进步。

  讲到党内的民主,逐步造成中国政治的民主,这也是一种设想,但是我觉得这种设想比较善良而缺乏现实意义。所有的政党包括现在的民主政党,通常是不太注重讲民主的。民主是政党与政党之间,为了夺取政权,不得已而使用的一种制度;当他们夺取政权以后,政权为了和民众之间达成良性互动而不得已使用的制度,这二者合一才叫民主。真正在一个政党之内,就包括现在美国的这些政党很多地方并不完全符合我们所想像的民主的教育。恰恰相反,党内的大佬,党内这种自发形成权威的政治生活,擅自裁断有时候就受到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东方式的政党(例如:日本的自民党)与西方的政党就不完全一样。刚才提到的新加坡式家父管制型的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模式,可不可以成为中国人效仿的对象。我觉得这个思路也有很多人提出过,过去有人说邓小平所走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也有人在80年代中期以后,鼓吹“新权威主义”,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学习新加坡式权威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我觉得这些道路都可以探索,都是通向中国最终民主进步的不同入口。但是我个人比较现实主义的考察就是,指望党内民主来推动社会民主,就好比刚才我说的,指望书屋的刘先生和李先生相互间监督(笑声)。家庭生活和党内生活有想像之处,而民主讲的是公共生活,公共生活才需要民主。我相信,中国未来的发展:(一)中国公民社会的自我成长;(二)党内受过教育的,没有“打江山政治合法性”的新一代领导人,从上往下推动。融入到世界一体化的中国,所受到世界规则包括西方国家规则(指正当的,而不是不正当的)的约束,以及作为中国反对党而存在的台湾榜样的示范,大陆和台湾的政治互动,所造成的样板效用(橇板块效用),都可以成为将来中国民主政治的不同入口。至于将来中国所实现的民主,是东南亚式的民主,还是美国式的民主,是英国式的民主,还是北欧式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民主等等等等,那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民主这一关绝对绕不过去的,在今天民主是合法性本身,就包括最不喜欢民主的人,他不也是天天说我们要实行民主吗?今天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文字整理:陈源

许章润,男,1962年10月出生于安徽庐江县盛桥镇。曾就读于盛桥小学和盛桥中学初中部,1979年毕业于盛桥中学高中部。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西方法哲学、宪政理论、儒家人文主义与法学。

  1979年至1983年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获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同年,留校任教。1994年至2000年就读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今在清华大学任教。兼任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律问题研究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清华法学》主编等。

  曾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清华大学优秀教学奖,2002年获清华大学最高学术奖“学术新人奖”。200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座右铭:“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宽其程限,紧着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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