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访谈）

网络传媒同样是社会性的空间

许：您是否关注互联网？

汪：媒体在历史中持续地发生变化，促成这些变化的有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构造本身的变迁，网络的出现是当代媒体变化的重要标志。孙志刚的案子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社会问题，都是通过网络透露给公众的。这至少可以证明技术进步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权力关系的变化——之间是互动的。网路的好处是相对的自由，在控制比较严密的社会里，哪怕是一点点的新空间都得之不易。最近发生的由郎咸平引发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讨论尤其值得注意：这场讨论在网络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而形成了新的公共舆论，不但引发了其他媒体的跟进报道和讨论，而且也形成了一场有关中国改革道路和方向的政治性辩论。我说这场辩论是政治性的，理由有三点：第一，这场争论的核心是当代中国的最大的公共事务之一即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它涉及全社会的利益安排，也涉及政治与经济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问题；第二，参与争论的人拥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而这些观点和立场清晰地呈现了各自的阶级的和社会的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第三，这场辩论已经导致一些利益群体试图利用他们与权力的关系取消包括郎咸平本人的发言权的政治行动。这种对于舆论的垄断是政治性的。当然，这场讨论的政治性是不完整的，原因是：一，各种观点的代表性并没有以直接的政治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我们不能确保这场讨论的民意取向对于公共政策的实质影响；二，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精英同盟正在努力压制和取消争论本身。

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网络的确提供了新的讨论空间和新型的公共领域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是说网络媒体可以避免其他媒体的困境。概括地说，网络媒体有几个问题：

第一，那些中心性的网络媒体也会形成相对的主流，它同样会忽略掉相当多的问题或面对许多的禁区。网络是社会性的空间，不是价值中立的、完全自由的空间。因此，对网络舆论同样需要进行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关注哪些问题与不关注哪些问题往往是媒体自身没有意识到的。由于网络有自由的表象，从而对于网络的限度的自觉意识也就更为困难。

第二，在中国和在其他地区，对网络的监控是一个常态。“九一一”之后的美国，在反恐的名义下，网络成为监控的主要对象之一；中国的网络监控也是常态。从一定角度上说，网络正在将我们的所有私人领域转化为某种可供监控的领域，这是技术进步和我们对技术的依赖所造成的新的问题。由于存在监控体制，从而网络媒体也不可避免地在检查和自我检查之间徘徊，这与其他媒体形式差别不那么大。

第三，网络媒体并不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在网络时代，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不平衡可能加速社会的不平等，比如，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上网率完全不一样，而这个信息不对称又可能拉大原有的城乡差距。

第四，网络媒体的另一问题是责任意识的淡薄。在网络社会中，流传着许多没有根据的流言，这背后同样存在着操纵。在历史上，检查制度的严密化是和这类攻击性的或恶意流言的传播相反相成的，例如欧洲中世纪的检查制度就和隐私遭到恶意破坏有关系，它并不仅仅是教皇或某种世俗权力绝对意志的产物。这种情况在全世界是普遍的，不过中国在这方面好像更糟糕。据说有人做过统计，在几种语言中，网络中骂人现象出现最多的是中文，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因为它只能导致控制的合法化。现在有些报纸根据网络发表新闻，其可靠性变得更差了。

阶级话语的变调

许：的确如此，媒介不可能超出它的社会环境来做完全客观的报道。因此，媒体的角度和立场在新闻报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汪：在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环境的大背景中，媒体不是完全被动听命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人的因素。如果一些媒体和媒体的从业人员有非常高的自觉，有自己的价值观，它就有可能走出自己的道路。比如台湾有个报纸叫《破报》，我觉得还不错；美国的公共电视台也还可以；在中国大陆，重大的社会新闻还是能够不断地见诸报端，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的强烈诉求和一些媒体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不是说这些媒体已经是自由空间，而是这些媒体的某种更为独立的和批判性的取向值得发展和推广。但这些积极的发展面临许多的压力，政治的压力，商业的压力等等。在市场条件下，由于存在商业性和政治性的诱惑，很多貌似有社会责任感的行为背后隐藏着其他动机，这也需要加以辨别。

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某些东西既能哗众，又能迎合政治的需要，还迎合了大众的趣味，讨好了媒体本身的利益。历史上无数次出现假的报道，但因为顺应了“潮流”，“大家”都不愿意揭穿它的虚假——当然这个“大家”是谁总是一个疑问。远的不用去说了，在东欧剧变，南斯拉夫战争期间，触发重大变化的一些报道后来证明是虚假的、伪造的，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很少有人出来说明真相。这套媒体操作的结果为北约干预、美国入侵、内部突变提供了合法化的借口。在媒体时代，民意的不断流动与媒体权力有着极大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既是权势操纵的结果，也是权势利用的机会。

公共领域是一个博弈的领域。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媒体被一些学者奉为公共领域的楷模，但从历史的角度说，它不能够回避阶级性这个问题。在今天中国这个社会里，阶级范畴需要作更复杂的解释，法国理论家布迪厄对趣味和阶级的关系所作的重新的研究就很值得参考。代表某一种贵族气味的人未必是贵族，可是他在文化上的阶级性很可能是贵族阶级的。有些人是贵族，可是在趣味上，他对工人阶级有很高的同情。这跟当年很多参加红军的人出身地主家庭、富人家庭一样，他的阶级性是不能用他的财产门第来说明的。与此相反，统治意识形态对于底层社会有着极大的影响，从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个群体自身也会提出与自己的阶级利益完全相悖的口号和观念。在目前这个流动性很大的社会里边，阶级性与社会流动性的关系极大，固守一套僵化的阶级分析方法肯定是不行的。但这个判断不能引申出另一个判断，好像阶级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在媒体中，我们听不到农民的声音，听不到普通工人的声音，这个问题与阶级问题不能说无关吧？

这里举一个例子。《读书》曾经想要打破禁忌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有一次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在一个农民的子弟眼里的文革。中国的文革记忆里边是没有农民的，没有农民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记忆，作者丝毫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暴力和悲剧，但是他还是指出说你们所说的全部都是“走资派”的、高干的和知识分子的记忆。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关于文革的记忆不就是这些人的记忆吗？还有谁的记忆？不要说农民就连工人的记忆都没有。我们发表了这个文章后，有几位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大版文章围剿和指控《读书》杂志要给“文革”翻案，此后有了内部文件，以《读书》要给“文革”翻案为由禁止我们刊登任何这方面的文章。这些人不是就文章的观点进行分析和争论，而是将矛头指向发表文章的杂志，也就等于要扼杀掉一个思考的空间。从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合谋是怎么构造出来的。在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当然是附庸权力的，有些人未必是附庸权力的——至少没有自觉地去为权力服务的意思。这些知识分子将“文革”视为绝对的“恶”，谁要讲里面的复杂性就是为这些东西翻案，却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却不愿挑明——这种对历史的整体性的否定是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的产物，其结果是在否定“文革”的同时，取消对“文革”的多样性的研究。换句话说，只准有一种关于“文革”的叙述，任何关于“文革”的别的说法都是不允许的。用鲁索的话来说，“彻底否定”文革即“去政治化”。我们发表的并不是重头文章，而且同一期文章中也有不同立场和观点的文章，即使是官方也没有特别地注意，但通过影响广泛的大众传媒，那些知识分子与国家一道合谋将这个讨论空间和机会扼杀掉了。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空间的扼杀并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甚至知识界的反感，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果有一件事情做得很明显，导致官方来扼杀它，社会是会有反应的，为什么这种扼杀却没有引起反应呢？这就是“去政治化”的后果，或者“去政治化的”大众意识形态的作用。大众意识形态的塑造者并不仅仅是国家，也包括媒体和知识分子——它们常常把自己塑造成反对者。在这些媒体和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视野里是没有大众的，它们的大众只是他们通过媒体塑造出来的大众及其趣味，不是真正的广大群众，所以在中国今天的社会，强调媒体的阶级性问题并非没有必要——要想突破这个大众意识形态，就有必要对这个形态进行社会性的分析，而阶级性问题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许：你所说的媒体的阶级性的确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提法，当然我指的是在现在的语言环境中。

汪：在当代语境中，阶级或阶级性的概念不那么容易确定，在后现代理论的视野中，阶级和阶级性都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建构。但指出这些概念的建构性却不能取消阶级范畴在社会分析中的意义。媒体代表谁，对谁说，谁能够进入媒体，谁构成媒体的读者，都是值得分析的——传统的阶级概念很可能不够用了，但某种阶级性或者说社会性的视野，却是绝对需要的。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将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基础，这不就是他们的阶级概念吗？将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基础就是要以这些人作为客观的尺度，而这个阶级之外的别的人就是成不了这个尺度。取消阶级性的意识形态其实并没有真正取消阶级的概念，所谓中产阶级概念不就是建立在阶级概念的基础上的吗？因此，取消的不是阶级概念，而是特定的阶级概念。这个取消本身当然是政治性的，更准确地说是“反政治的政治性的”。

一般而言，权力、资本和阶级的关系是理解公共领域及其面临的威胁的主要问题。权力是最基本的，资本、阶级都会转化为权力——因此，权力是一个权力网络、一个不断流动的网络。也正由于此，谈论资本控制和阶级性不等同于说所有媒体都已经毫无自主性，资本不是整一的，存在着不同资本之间的竞争；阶级也不是整一的，同一个阶级存在着不同的政治观和社会理念。由于社会包含各种各样的成分和力量，事实上的合谋的权力关系也可能展现为某种对立的关系，而这种对立一方面构成了某种空间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经常成为一种合法性的力量——只有将自己塑造为还在批判或还在反抗的一方才有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反映了新的权力结构，它通过遮蔽一些权力关系、放大另一些权力关系来完成这个合法化过程。比如，有些力量以反对国家支配为幌子遮盖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的真实的利益关系和格局，似乎私有化过程本身不是最大的国家行为似的。通过这种姿态，工人的利益诉求被压抑了——他们对工厂的捍卫是为了支持国家支配吗？因此，真正批判性的思维和创造性的媒体实践既需要通过这些缝隙扩展空间，又不能假装成批判者或反抗者来加强新的权力结构。

在今天的大众传媒当中，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如果没有这个自觉的话，就会在不知不觉间过于轻易地认同一种新型的统治模式。例如，现在大家热衷于讨论私有产权，有关政治改革的讨论都集中到这个问题上了。然而，当社会的公共财富瓜分得差不多了，瓜分所得需要合法化的时候，用私有产权的正当论述来论证它，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吗？有些媒体把它描述成中国社会的进步，好像那些讨论者是反对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英雄一样，但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已经或正在被抛掉，现实存在的已经是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反抗的姿态和描述无非是新的权力关系的自我表达罢了。树立那样一个没有真正力量的敌对者，进而将自己的利益合法化——我对这个演化过程没有任何信任感。

今天维护权利的斗争要靠公共讨论、社会运动与制度创新的互动，没有公共辩论、社会运动和社会斗争，仅仅靠媒体和媒体知识分子不可能赢得大众民主的发展。许多媒体工作者正在努力创造一个另类空间，这个空间要扩大，一定要有社会力量支撑才可以做到。这个社会力量从哪里来？社会运动的支持，一定程度的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形成，社会运动、知识分子和媒体的有机互动，都是力量的根源。二十多年来，一种支配性的说法是将社会运动与“文革”或“大民主”等同起来，认为这将危及社会稳定和发展。从这种语言或舆论，我们可以知道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专制是怎么构成的：一方面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归纳到“大民主”、“文革”这样的范畴中去，另一方面又将这个历史当作“彻底否定”（从而也是不能触及的）的禁区。在全球化潮流里面，“冷战”、“后冷战”的意识形态起着支配作用，人们必须用一个虚幻的敌人将现实的不平等过程合法化、道德化和去政治化。

前些时，我去藏区访问，有一个年轻的藏民跑来找我。他说他们在作一些社会协作运动，因为没有资金，规模很小很小，只有三个村子加入他们的实验。他们的宗旨是什么呢？他说：第一是保护生态，第二是保护藏族文化，第三是保护集体所有制。保护生态、保护藏族文化没有人反对，NGO和国家都支持，知识分子也支持。但保护集体所有制就未必了——在私有化的大潮中，集体所有制不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的同义词吗？然而，为什么在讨论保护生态、保护藏族文化的问题时要提出所有制问题？这位藏民的回答是：集体所有并不等同于要回到公社制，现在这种强行私有化的方式瓦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抽象地谈保护藏族文化，他们就连基本的生存模式都没有了，还怎么保护文化？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关系当中，怎么保护生态啊，我们不去搞野蛮开发我干什么，就等着你们来开发吗？所以他对制度的思考源自普通的农民在其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体会。但是，你看到过媒体或知识界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思考吗？

反对政治与意识形态霸权的三重构成

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汪：在我们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统治着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有着某种合法性，但无论是政党还是国家都在另一个更强有力的关系之中，更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是市场化、全球化等等，国家不是与此对立的外在的存在，而是内在的存在。在这一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下，许多社会危机只能被解释为特定发展进程的“代价”，而不是特定政治关系的结果，国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退化为一种控制的手段——我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社会主义思想和价值在我们这个社会有着深厚的传统和根源，我这里所说的“蜕化为控制手段”的是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样一个双重的结构不但形成了最为有力的保障中国市场社会有效运转的机制，而且还塑造了中国的新型的合法化的意识形态。邓小平说的“两手硬”的内涵，大家原以为是对立的，其实是完全合拍、互相需要的。这个体制最终还会塑造一些“能够加强这个体制的反对者”，这也是另外一个特色——反对者最终也是社会控制机制的一部分，是加强这个社会体制的特殊力量，因为这些反对者从未真正提出过与当代世界和国家体制及其意识形态霸权能够区分开来的目标和价值。“九一一”之后，在伊拉克战争中，许多人欢呼这场毫无法理和事实根据的侵略战争，他们把自己想象成“反对者”，却自觉地和不自觉地成为这个世界的霸权结构的同谋。他们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否定姿态从根本上回避了当代世界的不平等的国家和区域关系，以及这个体制与他们欢呼的体制的相互匹配的方面。在今天，对任何权力的分析都必须置于一个权力网络的关系之中，从任何一个单一方向上将自己塑造成反对者都是可疑的。

为什么某些反对政治与现存秩序之间会产生这样的同构关系？这个问题需要在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多重关系中给予解释，也需要对不同的政治力量本身进行具体的分析。这里有三种不同的情况：其一，某些“反对政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于特定强权及其利益，它们虽然以独立性相标榜，但它本身的独立性十分可疑。这是一种比较常见、也比较易于分析的情况。其二，在“去政治化的”历史境遇中，一些“反对政治”完全受限于冷战和后冷战的意识形态，它们在指控中国政治的同时却陷于冷战/后冷战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控制。其三，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也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转化过程，但由于这个转轨时期的国际和国内的积累体制都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国家和它的反对者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明白什么取向符合“民族利益”，什么取向损害“民族利益”或有利于其他霸权。

如前所说，“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指国家生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的政治辩论和政治斗争。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是一个能动的主体的领域。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发展、增长、全面小康和民主等概念均可以看作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或“反政治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关键概念，正是这些概念的流行导致了我们没有能力对国际政治领域进行政治性的分析。当反对政治将上述范畴转化为评断中国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绝对尺度之时，国际政治及其条件却不能构成分析的对象。正由于此，在那些战争的欢呼者的心目中，侵略行为已经被放置在民主与专制、传统与现代的基本框架内，任何国际政治的思考都不可能进入讨论的中心地带，任何对于民主危机的讨论也不能进入政治分析的视野——如果不能对当代世界的普遍的民主危机作出分析，我们也不可能深入地讨论中国的民主问题。所谓“人权帝国主义”或“民主帝国主义”的概念正是产生于人权与民主概念的“去政治化”过程之中，它们成为霸权的附属品。因此，不是简单地否定人权和民主，而是将人权和民主从“去政治化的”霸权关系中解放出来，才能使之成为生动活泼的政治文化的有机部分。

按照我的分析，霸权至少具有三重构成，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历史关联。因此，我的分析方法不是像许多西方的学者那样将葛兰西式的霸权概念(hegemony)与中国政治中对国际霸权的批判区分为两个概念，而是力图在两者之间重建本来应该存在的理论的和历史的联系。

首先，霸权与主权国家的暴力控制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相关，葛兰西的霸权概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都清楚地揭示了国家与霸权之间的关系。这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针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合法性而产生的理论概念。葛兰西将这个霸权解释为两种运作方式，即“主宰权以及知识和道德领导权”，主宰权是强制的领域，而“霸权”则是指统治集团通过将引发激烈冲突的问题置于一个“共同”的层面而获得的额外权力。按照他的解释，“国家作为某一特殊集团的机构，注定要为后者最大限度的扩张创造有利的条件。但这个特殊集团的发展和扩张被看作是而且的确也表现为‘国家’全部能量的共同扩张和发展的原动力。”（《狱中札记》）阿尔都塞则通过对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再研究，提出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问题，在理论上深化了葛兰西所涉及的霸权问题。然而，西方左翼传统对霸权的分析建立在战后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民主体制有效运行的语境中，他们的霸权概念没有能力解释民主与政党政治发生深刻危机之时国家意识形态霸权的运行方式，从而也没有提出这一条件下批判政治的策略问题。当民主蜕变为一种“去政治化的程序政治”之时，民主本身也就陷入危机之中，因为它极易在国家框架下变成寡头或集团操控的工具。我在这里提到“去政治化的程序政治”并不是贬低程序的意义，而是要指出构成这一程序的实质内容的政治本身正在消解，程序变成了一套合法性的框架——如果政治性辩论、政党政治逐渐退却，而程序仍然居于中心，那么，这个程序不就成为一种操控的合法性手段了吗？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去政治化的程序民主”往往堕落为政治寡头、利益集团、跨国公司和国际霸权操控的武器，对于这一点人们缺乏应有的警觉。因此，尽管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仍然存在，但再也无法像五十、六十、七十甚至八十年代那样有效运转了。国家的意识形态霸权正在经历转变，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也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化。

其次，霸权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是和国家间的关系密切相关的。中国古代经典《春秋》、《左传》用“伯权”和“霸权”概念综合齐、晋、楚、秦等诸侯国家的暴力统治与礼仪支配的双重能力。毛泽东的霸权概念始终是在全球关系的范畴内运用的，他对美国和苏联作为“霸权”国家的描述被放置在三个世界的体系性关系之中，其政治性含义是以第三世界为主体，联合和分化第二世界，进而对抗这一两极霸权，形成新型的国际关系。毛泽东的分析始终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这与套用他的理论而展开的全球体系的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不同的。尽管中文世界的霸权概念主要指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配与操控，但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它们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不能说完全无关。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 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与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概念关联起来，从而将这一概念从国家意识形态霸权的领域重新引回到国际政治的关系之中，这为我重建两种不同类型的霸权概念的内在联系提供了另一个可能的路径。“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如果领导着主权国家体系朝着预想的方向迈进，它便行使着霸权职能，而且也在此过程中被认为是在追求共同利益。正是这种领导权才使得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具有霸权地位。”“一个国家可能成为世界霸权，因为它能令人信服地宣称它对于一些国家或者甚至其他所有国家而言的权力扩张是符合所有国家臣民的普遍利益的。”（《漫长的二十世纪》）在马基雅维里那里，权力是许可与强制的结合体，强制当然意味着使用武力或构成有效的武力威胁；许可则暗指道德领导权。正是通过这一霸权的力量，美国——作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楷模（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发展、民主等等的楷模）——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思想和道德的领导权。这就是西方政治学家所谈论的所谓软实力。美国霸权是在暴力垄断、经济垄断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多重基础上确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去政治化”的过程遍及国家与国际的双重方面。 

第三，霸权并不仅仅与国家或国际关系有关，而且也与超国家的和跨国的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条件下，除了需要在国家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中界定霸权，霸权还必须在一种既内在于国家、内在于国际关系又超越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市场关系中加以界定。现代市场关系是一种内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却不能以民族国家的边界和权力加以界定的力量。当以金融资本为主要形态的市场主义成为一种霸权的时候，许多人也会将现实的市场扩张和政治支配描述为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历史进步的历程，从而完全不能展开对于市场扩张与支配的政治含义的分析。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可以视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标准读本，它渗透在各种跨国机制的规章和运行法则之中，诸如原先的关贸总协定、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的以市场一体化的协调机构的形式成立的各跨国组织，均可以视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机器——当然，它们不仅是意识形态机器。我们可以说它们具有经济支配和道德支配的双重权力。市场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更为直接的表达者是媒体、广告、超级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商业机制——这些机制不仅是商业的，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它的最为有力之处在与诉诸感官和“常识”，即诉诸所谓日常性和感官需要将人转化为消费者，并使他们自愿地服从其逻辑。市场主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机器具有强烈的“去政治化”特征，在“去政治化”的社会过程中，它恰好构成了“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

在上述意义上，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葛兰西的霸权概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都需要扩展，即我们需要在国家的、国际性的（国家间的）和全球性的（超国家的和市场的）三重范畴及其互动关系内讨论霸权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当然，也需要在福柯所谓微观政治的层面上讨论霸权问题。上述多重霸权构成不是相互截然区分的范畴，而是相互渗透的、相互缠结的权力网络，它们内在于当代社会的各种机制和网络之中，内在于人们的行动和信仰之中。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状况是绝对必需的。当代意识形态霸权经常利用国家的内在矛盾施展其职能。例如，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方向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是基本重叠的，这一过程产生出了众多的经济危机、社会分裂和不平等条件。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并没有消解卷入这一过程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也没有解决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全部分界。在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全球性的力量与重商主义的力量（即国家力量主导下的国民经济）发生冲突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例如17世纪的荷兰既是巨额融资中心也是全球性商业的中心，面对它的挑战，英国和法国“倾向于以‘建立国民经济’的新形式来重申或重建地主阶级统治的自给自足的原则，并以那种原则来对抗荷兰人的国际中介的原则。”（《漫长的二十世纪》）而在今天，中国、俄罗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欧盟，在将自身的经济融入全球进程的同时，力图保持某种“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的变体的形态，以抗拒美国和全球性的资本力量的压力。这里提及的“国民经济的变体”是指欧盟、“上海六国”、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十加三”计划等等区域一体化构想。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中，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冲突以极为明确的形式展现出来，进而促成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重构“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的变体”的决心。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利益的冲突、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矛盾有时较之以往更为激烈。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霸权的全球力量往往会利用特定国家内部的势力挑战政治权威，而一旦政治权威意识到它与其他社会力量的交换关系面临外来干涉，也立刻会以民族利益或其他正当性诉求为由抑制这一内部挑战。

在七十至八十年代，伴随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在开放条件下的松动，社会思想和立场的合法性密切地联系着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挑战，这是当时界定独立性和自由的主要根据。然而，知识分子和社会批判立场的这一“去国家过程”包含了两重后果：第一，这一“去国家过程”产生在一种全球性的历史转变之中，即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威受到全球性力量的挑战的条件之下，从而这一以“去国家过程”为标志的独立性和自由的合法性叙述同时也是和国际性的意识形态霸权的确立相互关联的。美国的思想霸权在中国的确立就是这一过程的产物。第二，这一“去国家过程”同时也伴随着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去政治化”，它被自然地组织在现代化、全球化、发展和市场的新型意识形态霸权之中。事实上，所谓“去政治化”过程恰恰是两个国家集团、两种政治体制、两种意识形态进行激烈搏斗的结果，从而所谓“去国家过程”不过是对另一种国家形式的霸权进行认同的过程。因此，通过与国家的关系来界定的独立性和自由的努力与新型霸权关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多重霸权）的确立是同一个历史消长过程的产物，从而前一重摆脱（国家）关系与后一重进入（国家的、国际的和跨国的）关系之间至少有着历史性的重叠。这绝不是说对抗上述双重性的新型霸权必须重新回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宰制之中，而是说界定批判性立场的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那种仅仅依靠与国家的关系来界定自身立场的方式完全不能解释今天的霸权关系。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对三重霸权关系的构成及其在具体语境中的关系进行政治性分析，其核心问题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情境中，国家与意识形态霸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即国家的合法性取决于它与支配性的国际关系和掠夺性的市场关系的匹配程度，从而国家并不真正或完全地掌控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国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意识形态本身从一种控制—规训机制向规训—控制机制转变。

例如，当某些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力量挑战国家权威的时候，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能对这些社会力量进行压制，但这丝毫不妨碍国家的基本政策与新自由主义的方向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包括重叠和共谋关系。在这一博弈关系中，国家的镇压力量和挑战国家的力量占据了国内的或国际的媒体舞台的中心，但这两者都不构成对全球化进程和中国改革过程所导致的危机和社会分化的深入剖析。在今天的中国，三农问题、劳动权利问题、金融体制改革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生态与发展模式问题，以及国际关系问题，不但构成了中国社会危机的最为主要的方面，而且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及一些相应的国内政策所导致的“新秩序”的具体体现。然而，每当人们触及这些根本性问题的时候，上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某些“反对政治”之间的博弈就会吸引国际和国内的关注，进而剥夺批判思想的空间：一方面，国家以“稳定”为由——在全球化条件下，人们无法否定“稳定”的重要性——拒绝任何真正的政治讨论，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反对政治”利用国家的自相矛盾（即在经济政策上的新自由主义方面与意识形态上的国家主义方面）将针对这一思潮的批判性思想混同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在一种全球性的和国家内部的语境中消解批判性思想的合理性。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一特殊的对峙模式总是发生在社会危机尖锐化的时代，其实际的功能是将任何批判性的声音挤压到边缘地带。上述思想状况不但构成了我们重新理解当代意识形态霸权运行的复杂的历史条件，而且也提出了批判政治的政治策略问题——我认为这个批判政治的政治策略问题值得我们极大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