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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勒佩尼斯:何谓欧洲知识分子

勒佩尼斯把欧洲知识分子划分为具有坚定信念的和多愁善感的两种,前者是洋洋得意的智者,后者是备受煎熬的智者。

"知识分子就是在乌托邦里为自己留出一条出路的忧郁症患者。"

洋洋得意的智者与备受煎熬的智者

1992年,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勒佩尼斯在法兰西学院发表欧洲讲坛教授就职演讲《何谓欧洲知识分子》,在演讲的开头,他引用了两段关于海难的文本。第一篇出自具有文学艺术修养的德国工程师维尔纳·西门子笔下,他在回忆录中说,1859年6月12日,他乘船从阿拉伯半岛去欧洲,船只途中在红海撞到了一块珊瑚礁上,开始下沉。"没过一会儿,船就完全倾向了一侧,船上的乘客处于生死关头,于是我搭了一个小观察台,从那儿我能根据一个亮得出奇的星星的位置判定船的倾斜程度,把每时每刻观察到的结果告诉大家。终于,船似乎稳住了,被极度的恐惧吓得浑身发软的人们开始投入到有效的救援行动中。"

第二个文本的作者是自认为对数学、技术和自然科学十分了解的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1932年,保罗·瓦莱里写道:"几年前,我随舰队出海旅行,一天中午时分,海上突然起雾,我们的船队搁浅在桑岛布满礁石的一片危险的海域......这些由科学家、有胆识之士和专家设计并装配的神奇的大船,拥有现代化技术所能提供的威力无穷的装备,突然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仅仅因为海面上升起的一点点蒸汽而被迫焦急地等待着,这种感觉太让人震惊了。"

勒佩尼斯说:"这两篇叙述海难的文本绝妙地提供了欧洲精神史上最重要的隐喻,借助于此隐喻可以勾勒出近代欧洲对待科学技术的方式所发生的根本变化。灾难的语义学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勒佩尼斯认为,西门子的表现说明,即便是遇上灭顶之灾,对于保持计算能力的人来说,始终存在着有利的因素。西门子的世界观"还带着物理神学的痕迹,物理神学是一种乐观主义理论,认为使世界保持均衡状态的根本因素是智慧和神意。神圣生态学认为,所有灾难都显示一个深刻的含义,即确保大自然处于均衡状态"。所以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发生40年后说,这场灾难过后,里斯本的人口还跟地震前一样密集,甚至更多,灾难没有起到均衡作用。火山爆发、地震、饥饿、流行病和大洪水,这些灾难都失去了平衡力,而平衡力是人类得以延续不可或缺的东西。人类开始主动施展行动策略,确保自己不在地球上消亡。

勒佩尼斯认为,西门子等人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受理性的控制,整个19世纪,相对于物理神学的乐观主义,对科学技术的进步表示怀疑的思想家都处于社会的边缘。19世纪的乐观和自信源自17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发展,但从那时起,科学家承诺把政治、宗教问题排除出科学活动领域之外,公开放弃用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知识。"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意味着不再探讨规范问题,这是现代科学的特点。"新自然科学远离政治和宗教纷争,却被人随意用来为意识形态服务,于是纯科学变成了实现邪念的最佳工具。由于道德与科学行为分离,研究者无须对其科学研究的后果承担责任,于是他成了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这种傲睨神明的态度最终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欧洲人坚信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此观点如今已寿终正寝。"科学技术在近代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制造出种种麻烦,我这么说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打扮成反对科学技术的人。西方的专家们应该认识到,如果是目的性乌托邦已经消亡,那么他们自己的乌托邦--财力乌托邦的效力也已经达到了极限。"

勒佩尼斯把欧洲知识分子划分为具有坚定信念的和多愁善感的两种,前者是洋洋得意的智者,后者是备受煎熬的智者。二者的区别是,科学是一个远离忧郁症和乌托邦的精神活动领域。科学家对世界不感到绝望,而是尽力去解释它,科学家不空想,而是进行预测。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的目标不是征服世界、提供预测,他不是科学家或技术人员,他患有忧郁症,这个世界令他痛苦,他想表达自己的痛苦,最终却变成了自我折磨,因为他只会思考而无法付诸行动。他们思索和怀疑,最后从这个世界回撤,寻找更好的世界,体验他的无能为力。这类知识分子的历史起始于20世纪初,勒佩尼斯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在乌托邦里为自己留出一条出路的忧郁症患者,知识分子对世界不满,深感痛苦,由此滋生出乌托邦思想。乌托邦思想可以为他们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同时还具有驱散忧郁的功能。忧郁症和乌托邦是两个极端,欧洲知识分子的伟大和不幸就在于他们处于这两者之间。"

19世纪,在政治和道德、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的情况下,一些知识分子呼吁构建一个新的知识阶层来反对社会生活向专业化、道德败坏的方向发展。英国的卡莱尔说,由于作家的作用日益突显,他们有朝一日会团结一致,建立作家行会,这种期待已不远。该行会的目的不在于通过薪水与奖金来保证作家的收入,卡莱尔甚至认为有必要让一部分作家生活在贫困中,成为某个乞丐公会的会员,物质上的贫乏还会提高他在精神上的影响力。

博物史与文学

法国作家都德说19世纪是一个愚蠢的世纪,人们对科学的力量盲目乐观。18世纪则是各门学科刚刚开始创立的世纪,那时科学与文学之间尚未拉开距离。布丰《博物史》前三卷于1749年出版,6个星期内便被抢购一空。勒佩尼斯说,在19世纪众多的学科中,都能看到博物史的痕迹。1842年,在《人间喜剧》的序言中,巴尔扎克说到将动物世界和人类社会进行比较是他这部宏伟巨著的出发点。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类社会与布丰笔下的动物世界毫无差别,法国外省作为社会动物学的研究对象一点都不逊色于巴黎。巴尔扎克并没有简单地复制《博物史》,他描写了一个充满偶然性的社会现状,这是自然界所不具有的特征。他对社会各阶级都做了描述,范围之广是动物的几倍,因为在人类风俗史中,性别的差异是不可忽视的。布丰描写狼时,只需几句话就可以概括母狼的特性,而描写一对夫妻只言片语肯定是不行的。其实,有时商人的妻子并不比王妃逊色,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君主的妻子还比不上工人的妻子。社会变迁,人世沉浮,市井草民可以一夜间飞黄腾达,成为王宫显贵,贵族的地位也可能随时一落千丈,成为平民。而在动物界,生物的这种流动性是罕见的。自然科学研究者使出浑身解数逐一介绍各类动物的习性,然而一旦与人类风俗做直接对比,动物世界就立马变得无趣。人类风俗因不同境遇、不同文明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动物的习性在我们看来并无太大差别。

勒佩尼斯认为,巴尔扎克是风俗考古学家,他将博物史中多变的部分动物学作为模型,而普鲁斯特是人道的植物标本采集者,有道德的植物学家,他研究人类植物志的各种衍变,比如日趋衰老的夏吕斯男爵和粗鲁的絮比安。"博物史对社会学和哲学起着模型的作用,植物学对它们来说则是主要学科。"普鲁斯特本人如同他笔下的斯万,是植物学爱好者,他关注的是有趣的社会学经验,这些经验旨在将异质的元素集中起来,把从各处弄来的人聚集在一起,像是在做一束束社会之花。《人间喜剧》囊括了最重要的哺乳动物,而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低等动物如昆虫、鱼类和鸟类。"就只一次,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长着鸟喙鼻子的女人,而是一只真正的鸟:盖尔芒特夫人的衣裙,乃至她的无边软毛都是毛皮做成的。她浑身包在毛皮中,不露出一丝面布的痕迹,自然就像一只秃鹫,覆盖着黄褐色的单调的羽毛,柔软而丰满,就像是兽类的毛皮。"

勒佩尼斯认为,普鲁斯特把他的观察和描述方法比做鸟类学家和鱼类学家的事业,这些人在让它们获得自由前,会在鸟和鱼的腹下绑上一张体貌特征卡,以此辨认它们的迁徙活动。巴尔扎克对静态的前达尔文生物进化活动以及物种间的过渡很感兴趣,普鲁斯特却将注意力投向生物的衰老和变异。如果说巴尔扎克是动物学家,《人间喜剧》是一个动物展览馆,那么《追忆似水年华》则与水族馆或昆虫培养馆更相似。正如昆虫培养馆也是一个植物标本室,普鲁斯特对那些介于动植物之间的物种特别感兴趣。小说中的主角渐渐失去人的特性,变回到猴子、昆虫,最后变成了植物。盖尔芒特的贴身老仆就像植物界的青苔、地衣及其他草木,并不因冬天将至而有什么变化。

◎薛巍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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