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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治德:巴迪乌,萨科齐与1968

巴迪乌最近著作《萨科齐的意义》(”The Meaning of Sarkozy”)主要探讨法国总统萨科齐上台的原因,以及对法国当今的政治生态所代表的意义,在法国甫出版即畅销。

英国《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 2008年第49期,选载了法国当代最具影响力及多产的著名左翼哲学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的一篇文章,题为〈共产主义的构想〉(“The Communist Hypothesis”)(下简称〈共〉文)。这篇文章出自Verso出版社最近出版他的英译新著《萨尔科齐的意义》(”The Meaning of Sarkozy”)。这书主要探讨萨尔科齐上台的原因,以及对法国当今的政治生态所代表的意义,这书在法国甫出版即成为畅销书。《新左评论》选取其中的这篇文章,有关巴迪乌探讨有关1968五月风暴的问题以及批判萨尔科齐的现象,还有对左翼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企盼。



巴迪乌简介



在讨论巴迪乌的这篇文章之先,或者先简单介绍巴迪乌的思想背景。正当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大师先后一一离世,较远的包括有福柯(Michel Foucault)、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利奥塔尔(Jean-Francois Lyotard)及德勒兹(Gilles Deleuze),至到较近的包括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鲍德里亚(Jean Baudillard)、利科(Paul Ricoeur)以及高兹(Andre Gorz)等。法国理论界似乎随之花果飘零,但幸好旋即有一个巴迪乌横空出世,近年非常多产以及同时推出相关英译著作,所以在英语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果将以上的理论大师以政治立场的光谱来定位,他应该算是属於最左边(即使相比阿尔都塞、布尔迪厄、高兹或晚期的德里达),而且近年更趋激进。



巴迪乌本身亦是来自专出重磅法国哲学家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青年时代已经积极投身政治运动。50年代末参加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1968年的「五月风暴」,他当时更是毛派组织成员。



巴迪乌早年思想深受萨特(Jean-Paul Satre)的影响,其后转向阿尔都塞及拉康(Jacques Lacan)。而他的知识层面比起上述哲学家为更广泛及全面,他除了对欧洲近代哲学思想的阐释娴熟自如外,他本身是读数学出身,还会创作剧本及小说。研究旨趣主要寻求将哲学及数学建立一种关联,而哲学在巴迪乌的思想脉络里某程度的使用等同政治(下文详述),也可以说是寻求在以数学的集合论(Set Theory)与政治之间建立一种关联,以解决当下政治实践上遇到的新问题(详见网站:www.16beavergroup.org在2006年11月内的一篇巴迪乌访问)。



萨尔科齐的现象



萨尔科齐上台前后,不断强调要终结「1968遗产」。这个在1968当年还只得13岁的小孩子,为什么会对「1968」这样心恶痛绝呢?在〈共〉文内,巴迪乌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探讨1968「五月风暴」的幽灵为何仍然缠绕当今的法国政治论述,以及它所具备的历史意义。



巴迪乌认为要了解仍然缠绕当今法国政治生态的1968问题(连带说明萨尔科齐现象),要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始,而其后的法国历史(至到今天)都处於革命与反动的斗争之中。巴迪乌举出两个反动的历史转捩时期,一个是在大革命后由1815年开始的复辟时期,另一个是在1940年代纳粹德军占领下而成立的傀儡政权时期---维希政府(Vichy)总理贝当(Philippe Pétain)。而当今的萨尔科齐则代表一种新贝当主义(neo-Pétainism)的反动时期。



相对反动时期,代表革命的象徵时期由法国大革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以及1968年。萨尔科齐口里不断提出所谓终结「1968遗产」,其实是惧怕在这背后一直缠绕统治阶级(包括现今)的「共产主义的幽灵」(spectre of communism),而1968则是它最后具体的历史展现形式。统治阶级宣示拒绝再受这股「共产主义幽灵」的缠绕,即使她在可见的一段时期内它已不具备现实的威胁,但这还不够,甚至连提也不能提,这就是萨尔科齐的潜台词。



巴迪乌以萨尔科齐比喻在二战时期由纳粹德国扶植的贝当傀儡政权,当时贝当以苏联及英国被战火严重破坏为例,恐吓国民宁愿不战而败好过被战争严重摧毁的歪论。同时,之前由社会党布鲁姆(Léon Blum)领导的执政联盟「人民阵线」时期,国内出现罢工及占领工厂浪潮,威胁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不少资产阶级害怕发生工人阶级的革命更甚於纳粹德国的统治。这种种因素令到贝当得以受到一些逃图安逸以及既得利益阶级支持的原因。



至於萨尔科齐上台前,法国经历不少的群众反新自由主义的运动,2003年反对政府改革退休金制度,2005年公投否决加速资本一体化的欧盟宪法,甚至2005年底巴黎近郊的少数族裔青年的暴动浪潮,直至2006年学生及工人反对首份雇佣合约(CPE)劳动恶法的运动等等,令到不少保守民众恐惧社会进一步动荡,开始渴望一位强势总统带领回到一个有序及传统价值的社会。



另外,萨尔科齐还用上反移民排外辞藻,不单与著名的极右排外「民族阵线」头子勒庞(Le Pen)分别不大外,甚至可以联想到当年与纳粹德国与虎谋皮屠杀犹太人的贝当。



「共产主义的构想」



那么,巴迪乌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是指什么?他认为其一般意义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阐述的一套「共产主义的构想」。简单而言,这是一个阶级的逻辑,认为由古代开始迄今,被统治阶级受统治阶级的劳动剥削或其他形式的剥削,不是命定的而是可以被推翻的。而且,被统治阶级只有透过集体力量是可以消除财富不均及劳动的分工,对财富的私人及世袭的占有亦会消失,国家最终会被认为是多余而走向消亡。



巴迪乌认为这个「共产主义的构想」不是乌托邦的构想。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一套的知识模式,在古代时期已有人们追求平等公义来反抗国家的压迫,这些可以算作「共产主义构想」诞生的元素,例如古代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以及德国在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闵采尔农民起义。但直至法国大革命才开启将「共产主义的构想」带进现代性的政治年代。



所谓「共产主义的构想」的现代性时期,可以分为二段时期。首阶段由法国大革命1792年雅各宾专政至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时期,就是群众(由工人阶级领导下)运动透过大大小小的起义而尝试实现这个「共产主义的构想」,但因受到统治阶级的镇压而以失败告终。而第二阶段时期,由1917年俄国革命至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包括1968)为止,就是群众经过上阶段的失败教训后,开始探讨如何去获取权力以及保卫新生政权防止统治阶级的进攻,因此发展出无产阶级的先锋党,以及无产阶级的专政。



巴迪乌认为在20世纪这段时期,各国共产党夺取权力及维持权力俨然成为「共产主义的构想」的核心原则。虽然这阶段可以避免19世纪阶段失败的命运,但是各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治似乎带来更大的问题。而文化大革命及1968年五月风暴就是尝试解决共产党或政党政治本身不足的问题。巴迪乌对中国文革的想像或迷恋,仍不脱其毛派的思想痕迹。



巴迪乌认为两个阶段已是过去式,柏林围墙的倒下,似乎宣告只有一个自由及民主的世界,过去被冷战分成的东、西方,转换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北方与贫困的南方。我们处於21世纪已经不同20世纪阶段,现时反而较为接近19世纪阶段,就是巴迪乌认为我们要探索将「共产主义的构想」(或这个幽灵)以不同於20世纪阶段的另一种模式带到现实世界,赋予它一种新型的政治经验。



说到此,巴迪乌认为1968是20世纪「共产主义构想」的幽灵最后的群众运动显现形式。令我想起另一位著名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他在晚年回归马克思主义,在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一书里,已用「幽灵」(复数形式)一词譬喻马克思主义。德里达主要是反击极右派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流在柏林围墙倒下后,急不及待露骨地宣称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而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世界已成为人类「历史终结」的谬论。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福山之前已不断被人们宣称了多次「死亡」,荒谬的是为何还可以被宣称「死亡」。但她确实仍然在缠绕著我们,并没有被逐出意识型态的场所,而且仍然引向我们到未来的讨论。德里达认为自己是研究一门「闹鬼学」(Hauntology)。



哲学与政治的问题



巴迪乌提出的「共产主义的构想」论述,反映他继续思考著哲学与激进政治的关系,当然这亦是当今欧洲左翼哲学家也不断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框架就是哲学如何可能介入及改变现存社会、政治及思想层面所设定的范畴或限制,甚至可以产生新的介入范畴及知识。



究竟我们左翼应如何看待巴迪乌的这个「共产主义的构想」的论述?这需要了解巴迪乌其背后深层的哲学理路。



巴迪乌在其著名的《存在与事件》(“Being and Event”)一书里(这本在1988年出版的著作,18年后的2005年才有英译本,可见英语哲学世界对他哲学的滞后反应),是从哲学本体论立场出发,重新建构及协调本体论与主体(存在)的关系。巴迪乌认为如果某些事物从旧的对照当中解释或「命名」为新的,其实以激进的意义而言它并不算是新的,它「已经是那里」,这样会牺牲本体性(Subjectivity),将主体从「存在」的本体论去掉。所以巴迪乌认为这种主体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是静态及保守的,不可避免对於现实政治产生静态及保守的理解,简单而言「存在便是合理」。



巴迪乌认为既然新事物不能从旧的存在当中寻求解释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来自「乌有之地」(Out of Space),仍处於未能分辨及命名的状况。要对「事件」(Event)带来的激进革新,要靠「虚空的边陲」(From the Edge of Void),巴迪乌用「虚空」(Void)意指存在或主体对事件的「介入解释」的关系,才能与现存的存在秩序作决裂,才能创造真正的变革。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柯林尼克斯(Alex Callinicos)在2006年出版的《批判的资源》(“The Resources of Critiqe”)一书,批评巴迪乌这种对世界的解释方式,简单而言纯粹追求「偶发」(Exception)事件而脱离历史脉络,等待「奇迹」(Miracles)的发生,近乎宗教学的概念。



徘徊於过去与未来



无可否认,巴迪乌此文章对於萨尔科齐现象的分析,从整个法国大革命后的历史脉络来看待此一右翼复辟的现象,以及批评现存左翼政党(包括社会党及共产党)的驯服及迷失在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令人信服。而且,巴迪乌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肆虐下,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像19世纪时期的残暴的原始积累形式,从而要求当今的左翼需要重新寻求将「共产主义的构想」实现的全新的政治形式。这种关怀值得左翼认真的思考。



另一方面,巴迪乌认为1968五月风暴是20世纪群众运动实现「共产主义的构想」最后的表现形式,以及对传统左翼政党政治形式不足的补充。换句话说,所以我们要摒弃以往20世纪旧的反资本主义的形式(他表示包括毛派及托派的斗争形式),这点根植於他的哲学理论,寻求在新的资本主义形势下一种不同以往的激进革新的政治介入。



如果这同样适用於巴迪乌本人的话(作为曾经是死忠的毛派份子),当然同样值得我们思考,因为毕竟现时左翼面临资本主义全球化下,过去在左翼内部的一些意识型态争论的历史语境已有所转换。关於这点,法国著名的托派组织「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LCR)已具备这个视野,所以在2007年总统选举过后决定自我解散,筹组一个包括各激进左翼(Radical Left)力量在内的「新反资本主义党」(Nouveau Parti Anticapiatliste),能够进一步连结各激进左翼力量,共同反抗萨尔科齐右翼的复辟势力,而其在群众影响力正与日俱增。所以,如果20世纪的「共产主义构想」是一个过去式幽灵的话,我们仍不能逃避它的缠绕(也包括统治阶级)。这里,反而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幽灵」更为直率承认这点,而且它是引向我们往未来的讨论。



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新自由主义自80年代的兴起,对於传统工人运动团结的抗争形式作出无情的镇压及摧残,工人阶级内部分工而出现重大变化。同时,新自由主义亦催生了不同於以80年代以前的工人运动形式(或传统的工会运动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形式运动)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反抗力量。面对这种处境,巴迪乌过去所发表的政治文章内,除了反对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及政党政治外,还有不再相信工人阶级可以作为一个被指称为受压迫的普遍群体,流露「后马克思主义」的身份政治倾向。而在〈共〉文内只是继续重申有关观点。

这点正如柯林尼克斯批评巴迪乌的批判理论薄弱的环节(即使在他毛派年代),就是他并没有重视或评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於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所作出的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这亦是马克思毕生研究事业的主轴。正如上文提及,哲学与政治介入的关系,如果欲以哲学理论来介入现实政治却又不研究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包括新自由主义),面对WTO、IMF及美国新帝国主义问题等等,不要说到要介入,连理解这些资本主义全球化底下产生的问题都成疑问。

至於工人阶级是否可以被称为「普遍群体」的问题,柯林尼克斯认为,无可否认现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於工业革命后至20世纪80年代前时期的工人阶级在劳动密集及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工作形式,而在新自由主义及资本重组的年代,大大改变过去工人阶级作为集体性的生产方式。不过,柯氏认为这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存在的普遍阶级,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将社会―经济范畴下的薪酬劳动(Wage-Labour)更推向普遍化,而不是将它消灭。

其次,柯氏认为工人阶级集中在另一个场域,他举例在中国沿海的珠三角地带,大型超市以及电话服务中心等等,甚至工人阶级部份已经不再生产实物的情况。但这只表示过去传统的北方的工会运动或社会民主主义形式的运动已不再能适应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形势。柯氏亦承认目前似乎还未有一种工人阶级新的团结形式出现,不过在跨国资本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亦提供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寻求另一种跨地域的团结形式。

在美国的9.11事件及入侵伊拉克后,美国帝国主义进入另一新的阶段。柯林尼克斯在《批判的资源》里,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对资本发展逻辑的分析及启示,不过这种研读的方法是不断需要以批判式的诘问(Critical Interrogation) 进行。柯氏举出这方面的优秀例子便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资本的限制》(“The Limit to Capital”) 一书,里面从对《资本论》的研究里发展出资本如何可以进行自我修复的一套理论,所谓「时空修补」(“Spatial Fix”)理论;以及「资本的逻辑」及「领土权力的逻辑」这对矛盾的关系,帮我们了解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向。顺带补充,哈维在2003年出版的《新帝国主义》(“The New Imperialism”)一书,对以上的概念有更为淋漓尽致的发挥。



结语

这篇文章,基本上已超出纯粹评论巴迪乌有关对萨尔科齐及1968的问题。但本文仍是探讨左翼理论(哲学)与反资本主义政治的关系。巴迪乌的「共产主义构想」,无疑正确指出我们这世纪更为接近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年代。不过,他的理论弱点(当然他本人不会承认),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对於我们左翼了解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没有帮助。而且,巴迪乌在〈共〉文里对於现时在法国蓬勃发展反新自由主义的「追求另一个世界」(Altermondialisme)运动似乎视若无睹,这个运动便是重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抵抗全球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才是萨尔科齐的心腹大患。

马克思在1845年的哲学手稿《有关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於改变世界。」这句著名的论断,除了说明实践的重要性外,我们亦不能忽略理解这个世界。但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解只能在当下的社会、经济及历史条件的脉络下来寻求出路。

完稿於2009年2月



参考书本及文章:



Alain Badiou 巴迪欧 

     “Being and Event” , Continuum Press , 2005.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 New Left Review, 2008 issue 49.



     “Interview “ in website: www.16beavergroup.org 2006 December.



Jacques Derrida德里达《马克思主义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 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Alex Callinicos, The Resources of Critique, Polity Press, 2006.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译本, 台北群学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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