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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瑜:社会“主体”的想象与“体制化”规训——以几则电视栏目报道为例

2009年11月21日(周六)中央二套经济频道王牌栏目"经济半小时"播出了"一个女人的燃烧瓶和政府铲车的拆迁大战"的深度报道。这则"新"闻是2008年夏季上海市闵行区政府为了虹桥机场交通枢纽(属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重大工程之一)的建设而实行动迁工程,有一个自建房房主潘蓉因不满拆迁补偿款而不愿拆迁,于是在地方政府下达强制拆迁令,潘女士以没有法院判决为由拒绝搬迁。电视画面中呈现了潘女士与拆迁公司的对峙,拒绝搬迁的潘女士夫妇显得势单力薄,而铲车的轰鸣和拆迁人员的声音布满画面。面对挥舞着铲斗的铲车,站在三楼的潘女士喝酒壮胆后用自制燃烧瓶试图阻止强制拆迁。最终潘蓉在孩子惊吓的啼哭中退让,房子也被推平,对抗以潘女士夫妇失败告终。

这期栏目把这种冲突归结为保障私有财产的《物权法》与"拆迁法规"之间的冲突,并请参与《物权法》起草的法学专家指出,这种法律与政策的冲突因与地方政府存在巨大的利益关联而迟迟没有获得修订,进而导致颁布两年的《物权法》成了"一个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弹"。此事件虽然是一年多以前的"旧"闻(发生在2008年9月12日),央视也并非首次报道强制拆迁的事件(2007年在网上有最牛钉子户),但是这种只能在国外新闻或极端暴力事件中才会看到的投掷燃烧瓶的画面甚为罕见,尤其是在央视的主要栏目中播放这种个人与政府的对抗依然具有某种"震惊"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深度报道的角度,选择站在个人/潘蓉的角度来呈现《物权法》成为空头支票的事实,而不再是钉子户式的泼妇刁民以身抗法,对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拆迁、土地出让中的巨额利益而损害被拆迁者利益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随后媒体"大胆"报道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为抵制强制拆迁而自焚死亡(11月30日)、贵阳暴力拆迁引发群众堵路(12月1日)等典型事件。接着北大法学院五名法律学者通过特快专递的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认为此条例涉嫌违宪(12月7日)。与此同时,"国务院拟修改拆迁管理条例,已组织各部门调研"(12月8日)。不过,最近媒体又爆出"国务院法制办: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效"的新闻(12月11日),但国务院法制办已经通报《现行拆迁条例将废除,有望先补偿后拆迁》(12月16日)的好消息[1]。但从这些密集性的新闻报道中,人们似乎已然感受到中央政府要改变拆迁政策的"信号",就如同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因收容致死而最终导致政府废除城市收容制度一样,这次政府也应该响应"民间"的呼声",尽管央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与这种经过媒体(央视)率先曝光、专家请愿及民间呼声(舆情)再到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人大常委)干预的过程不同,11月22日(与潘蓉事件隔一天)晚上央视新闻频道"面对面"栏目播出了知名女记者柴静采访郝劲松的节目"我一直在飞"。柴静是近几年来在《新闻调查》栏目以提问大胆、不留情面著称的记者,尤其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件或面对地方官员时。如果说柴静以央视记者的身份总带有某种"特权"色彩,那么郝劲松则是单枪匹马以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向权力机关提出诉讼的维护公民权益的"专业户"。据悉郝劲松近年来先后向铁道部、地铁公司、发改委等国有部门垄断企业、国家职能部门申诉公民权利,并通过法律程序"迫使"这些占有行政资源的企业、机关"低头认罪"[2]。最近的一次事件,就是郝劲松为上海钓鱼事件受害人做律师代理。节目中,郝劲松认为自己是唤醒公民意识的启蒙者,用自己的行动来推动中国法制进程。而这期栏目也把这种向强力机构讨还公民权利的以卵击石的悲壮,作为一种公民意识觉醒的榜样,背景音乐使用的是励志摇滚歌曲汪峰的《我要飞得更高》。

就在同一天,央视还有其他两档节目。与捍卫公民权力的故事不同,中央十二台法治频道在"大家看法:我建议"栏目讨论的是如何让农民工讨薪不再艰难的话题。这个话题来自于一个杭州服饰厂女工讨薪被殴打和羞辱的新闻事件,主持人邀请律师、演员、法学家、劳动学会顾问来出谋划策,席间也请出被打的杭州女工和两个被欠薪的农民工"现身说法",他们坦言:面对资方老板,打工者处在绝对弱势的一方。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让讨薪不再艰难"的话题转换为是否应该在《刑法》中"增设恶意欠薪罪"的问题(由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佟丽华提出)。一方认为法律应该向处在弱势的农民工倾向,让"欠薪罪"来约束强势的老板,而另一方则从法律普遍性的角度认为不应该滥用法律,以此反对为讨薪专门立法。有趣的是,欠薪农民工根本无法参与到这种讨论之中(显然,他们不是主要嘉宾,只是一个讨论对象),无论能否立法,对立双方对于帮助农民工讨薪是没有异议的。也就是说,临近春节,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到了需要社会救助和关怀的特殊时刻。

无独有偶,就在"大家看法"播出的同时,中央二台经济频道的另一个王牌栏目"对话"正在做"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节目,参与对话的嘉宾是刚刚获得第三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称号的百位"老总们",他们都是国内知名的民营企业家,有吉利汽车的创始人李书福、最大民营燃气公司新奥公司董事长王玉锁、地产大亨万达的老总王健民以及捐出四十亿元的玻璃大王曹德旺等。这些企业家是社会中最富裕的阶层,也是改革开放以来被称为的"先富起来"的人。有趣的是,在栏目最后,主持人让他们说出最喜欢被称作什么的时候,"建设者"这一也可以形容"建筑工人"的挪用之词并没有获得他们的青睐,这些民营老总们反而选择的是"企业家"这一相对中性的身份。

这样四个涉及拆迁、维权、讨薪、新富阶层的节目在不同栏目中几乎同时播出,恐怕不是有意为之,却某种程度上成为对当下中国社会形态的一种略显生硬的图解。既有面对受到政府支持的拆迁公司挺身捍卫自己"物权"的女业主,又有敢于质问发政府、国有垄断公司的"中国公民",也有为农民工出谋划策的各位"好心人"(演员、专家及法律顾问),还有这些具有创新、探索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们。如果说一种具有公民意识的个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么如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则是需要被救助的群体,而经济精英们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代表及人生典范。尽管这些表述并非都是新话题,但关于这些群体的再现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社会修辞或共识,比如关于农民工的故事一般都是以等待被救助的"弱势"面目出现,而民营企业家则是锐意进取的表率(当然,在大众文化的想象中这些高端人士还往往具有罪恶奸诈的面孔)。从关于这样群体的表述方式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体是如何被建构的,一种主流共识或意识形态霸权又是如何运作的。

 

2、社会的"主体"与"客体"


从这样几则报道中,可以清晰地指认出三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一个是先富起来的群体,一个是法律意义上公民(即受到《物权法》保障的拥有私有财产和合法权益的公民),还有就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这些中国当下各阶层的分布非常吻合于把社会区分为上层、中间阶层和底层的论述,也符合关于对正常社会的"正常"想象(既然无法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有差异也是"正常的")。在每一个相对"自足"的故事里不同的阶层可以找到各自的位置,尽管在每一个故事中得以出场的角色似乎都是固定,但这种固定的主体也具有某种包容性或普遍性,比如在维权事件中出场的是这些具有法律意识和行动能力的主体,而农民工也可以从这个故事中看出自己作为公民与个体的身份,尽管这个故事恰好建立在对后者的遮蔽之上。也就是说,这些叙述不仅仅可以询唤理想的主体,而且也使那些不属于这个阶层的人们也从这个社会之镜中照见自己的幻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栏目在把一些人塑造或询唤为社会主体的同时,也把另一些放置在社会客体的位置上,从而使得各个群体"心安理得"地认同于社会机制所规定的主体位置。

在"经济半小时"所播放的潘蓉与拆迁队对峙画面,是其朋友用家庭摄影机拍摄的,尽管拍摄工具带来了摄取影像的"民主化",但显然放映空间要比获得拍摄的权力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网络论坛、个人博客、播客有时候会成为某种自发舆情的呈现)。在央视播放时,却无意中呈现了一幅有趣的画面。在这段站在潘蓉角度来维护个人房产权益的视频中,孤独的潘蓉独自大战铲车和拆迁队,摄影机的机位并非站在潘蓉一边,这显然不是潘蓉的视角,反而是处在执法大队的后侧远方(当然,也是出于拍摄的安全)。这幅藏在那些拆迁执法队员背后的目光,与其说是一个偷窥的目光,不如说是一个更具权威和审视的目光,尤其是这种目光被央视所借用之时。在这种目光中,弱小的潘蓉"一个人"面对巨大的推土机,从而在观看效果中达到对更为弱小的潘蓉的认同。对于另一个公布的由拆迁人员所拍摄的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在强制拆迁现场自焚的视频,其拍摄角度与潘蓉事件完全一样,提供给观众的视点也是相同的。不过,在这段被作为拆迁队文明执法出示给法庭的证据在央视播放中成为一种对暴力拆迁的谴责。也就是说潘蓉、唐福珍被一个更大的权力放置在一种被伤害和被剥夺的位置上,有趣的是,这样两个业主都是女性,女性被充当着悲情及苦情的性别修辞。从而这些个人挺身抵抗地方政府权威的故事改写为一种对更高权力的臣服和维系。

和潘女士一样,郝劲松面对如"铁老大"、以及被称为"小国务院"的发改委等"政府铲车"而不退缩,是拿着宪法捍卫公民权利的"斗士",也是锲而不舍"讨个说法的秋菊"。这些与体制对抗的个人,反而获得了体制的认可和"褒扬"。这究竟是个人/公民的胜利,还是体制的招安和收编呢呢?有趣的是,被认为与政府、体制作对的郝劲松早在几年前就获得了"2004年构建经济和谐十大受尊崇人物"、"2005年度十大法制人物"等荣誉称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被包容的批评者却具有典型的中产阶级的身份,潘蓉是获得新西兰国籍的海归,唐福珍是女企业家,而郝劲松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研究生,而且也是某法律公司公益部主任。这也恰好这些挺身抗暴的公民故事中所试图询唤和建构的主体形态,这种主体身份的建构密切联系着市场经济体制下关于个人、经济人的想象。

与这种中产阶级的主体不同的是,这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企业家们呈现了另外一种面孔。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关于这个群体的描述也是从"勤劳致富"、"老板"、"万元户"、"暴发户"变成了企业家、知本家和建设者。与此前经常使用"民族企业"的话语来自我确认不同,这次被作为"建设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命名也来自于十六大报告)的企业家们,其自我叙述是在80年代的蛮荒之地摸索出一条现代化的有秩序的新路的开拓者和探险家,是从草创时期的野蛮走向文明、法治的表率。在主持人与嘉宾的交谈中,他们不仅是当代坚持技术创新、追求绿色新能源、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而且也是有社会责任心、探索精神、抓住机遇的创业者。他们既是科学发展观和创新精神的"浮士德",又是企业员工的衣食父母,更是全心全意做公益和慷慨解囊的慈善家。可以说,他们是当下中国崛起的中坚和主体。

这样两类具有法制意识的个体和民营企业家占据社会主体位置的同时,另外一些如农民工等底层群并没有被遮蔽和遗忘,而是以被救助者、弱势群体的身份出现。具体来说,在潘蓉、郝劲松以及民营企业家的栏目中,主体位置和主体身份都是明确,就是"我一直在飞"、"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既是一种身份的询唤,也是一种确认。在帮助农民工讨薪的栏目"大家看法:我建议"中,"我"的身份似乎也是很确定的,但这里的"我"显然不是那些讨薪的农民工,而是被邀请参与讨论的嘉宾们(专家、律师、演员以及临时从观众席中请下来的善辩的大学生)。正如这期栏目叫"让讨薪不再艰难"是一个省略了"主语"和"宾语"的祈使句,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我们让他们讨薪不再艰难",农民工被先在地放置在客体的位置上,既不是"建设者",也不是"维护公民权"的"斗士",而是等待着被救助的客体。在这里,农民工与其说是缺席的在场,不如说是在场的缺席。他们出现在电视机的舞台上,但他们只充当着一个功能就是社会救助、慈善、捐款的对象,是被动的主体。因此,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台上的嘉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被锁定和认同的主体位置依然是那种中产阶级式、具有法律意识的个体(或许也正因为农民工缺乏法律意识,所以讨薪也很难),而不是那些讨薪的主体。

这种作为社会客体的位置,也如农民工被称为"弱势群体"一样,一方面承认他们是社会"弱势",与残疾人、智障者等因身体"自然"原因而弱势的群体分享同一个能指,从而掩饰了他们之所以弱势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又因他们是弱势所以需要得到救助,这就把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的问题被有效地转移为如何帮助弱势的议题,从而不用追问他们为什么会处在底层或弱势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弱势群体"这个社会学的命名在彰显他们的社会处境的同时又把这种处境合理化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志愿者、爱心大使、慈善事业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有效地和谐之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被作为中国公民及民间社会的双重功能,一方面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到强力部门的侵害(如潘蓉、郝劲松等),另一方面就是救助社会弱势,如栏目中出谋划策的中产阶级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慈善家们。这种社会主体及客体的分布图使得阶层区分不仅是清晰的,也是合理的。

如果说从潘蓉和郝劲松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一种"公民"的"胜利",一种对公民权力的认可和维系,那么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故事中,可以看到探险、创新、"开荒铺路"的勇者精神。而对于农民工的故事,却只能是被救助的故事,伸出援手的是这些充满了爱心的主体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双重主体的流动和转化过程,一种是从体制之外中产阶级、富裕阶层上升为社会主体的过程中,一种是农民工、下岗工人由工农兵的人民主体被放逐到社会边缘、弱势、客体位置的过程。这样两个过程恰好是同一种历史动力的产物,而实现这种主体位置转换的机制与一种关于反体制的想象密切相关。

 

3"反"体制的想象与体制的重建


在潘蓉面对政府的铲车和郝劲松起诉政府机关及国有垄断集团背后是个体与政府或个体与体制的对抗,而这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民营企业家显然也具有这种体制之外的身份(非国有经济)。这种二元对立建立在体制=政府=官方=国家=共产党政体=计划经济=单位制大锅饭等一系列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修辞之上。也就是说,在这种关于体制的本质化想象中,体制特指一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其以国家机关、单位为基础的制度安排。而80年代以来对这种体制的脱离就成为一种反体制的指认。在80年代的语境中,体制被认为是守旧、保守、懒惰、低效率、束缚、封闭、压抑的空间,而反体制或对体制的逃离则是一种自由、开放、锐意、进取、解放、进步、创新的选择。逃离体制,或者说体制之外,就变成了一种脱缰的野马,一种自由飞翔的天空,是时代的弄潮儿和勇者(也是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前身),而"铁饭碗"则是慵懒、愚昧和无能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体制连同社会主义保障制度就成为一只死老虎和负面的想象。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老旧的官方说法,那么后者则是反官方的官方说法,这种反体制恰好是改革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反体制的位置与其说是对体制的对抗,不如说是在体制的默许或碎裂之下出现的。

这种反体制的位置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因为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等一系列政策调整正是对那种一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和修正。也就是说,一种反体制的动力受到另一种体制的支持。可以说,在8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中,成功而有效地建构一种反体制的想象。正如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文化上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开始它们受到了批评,被认为是"缺德"文学,但很快这种对文革及左翼的伤痕书写被吸纳到对左翼政治实践的批判之上,反体制反而成为一种主流及正统文学的组成部分。在这种体制(=保守的左翼政治实践)和反体制(=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实践)的修辞之下,反体制恰好成为一种体制重建的有效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正是建立在反体制的基础之上。这种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体制与反体制的修辞法延续至今,呈现一种既悖论又和谐的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市场中的个体(潘蓉及郝劲松)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者们虽然都处在体制之外,是非体制的产物,也是反体制的代表,但他们恰好以反体制的身份成为体制重建的一部分。这一方面呈现了作为体制象征的政府、官方自80年代以来就呈现一种自我分裂和悖论状态,另一方面也成为改革时代的执政党不断自我更新和调整政策的动力,以避免陷入自我否定和矛盾的境地。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政府、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在不断地吸纳这些非体制的力量,或者说在确立国有经济主体中不断地承认非国有经济的地位,与此同时也在法治和市场经济内部保障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是某种官方意识形态收编、命名了这些在共产党国家不被信任的"非国有经济"的群体,不如说他们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取代了国家承担其在市场化改革中被甩出去的社会包袱,既保障员工的衣食住行,又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是"建设者",也是社会结构的组织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的完成,一种是国家与体制外的个人的弥合,一种是国家与资本的融合。这种主流叙述内在分裂的现象也呈现为一种合流的状态,或者说新的官方说法与市场经济的隐形书写达成了某种共识。

然而,这种反体制的体制化想象,却充当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当市场经济中自由择业的公民和自主经营的非国有经济,都因其反体制的位置而受到褒奖之时,那么被迫离开"铁饭碗"即下岗工人的故事也就变成了一种反体制及离开体制的勇士之举,离开压抑的工厂体制走向"社会"的"自由"空间就获得了一种合理化的解释。从历史上看,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急速推进的市场化,与那些"主动"选择自主创业、自谋出路(其中的少数成了现在的民营企业家)相比,越来越多的人们从体制内被放逐到体制之外。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转型、改制中产生了巨大的"多余的人",这些被作为企业包袱的工人被迫"下岗"或经历"再就业"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曾经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重新从一种生老病死有依靠的"束缚"状态中,变成了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人。与之相似而不同的是,在90年代中后期大量工人大岗的同时,是80年代末期另外一群脱离土地、家族等"束缚"的农民进城打工,变成了"半自由"的劳动力(因为他们还被"强制"保有一块无法买卖的土地)。可以说,工人下岗与农民工进城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过程,一边是中小国有企业破产带来的工人失业,另一边则是逐年增加的农民工涌入东南沿海等"世界工厂"。这样两个互逆的过程看似毫不相干,在社会表述中彼此"擦肩而过"(分属于工人议题和三农议题),却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抛弃多余的包袱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益,而吸引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同样也是为了生产利润。而有趣的是,他们相遇在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弱势群体"的论述中。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乾坤大挪移"中,反体制、离开体制成为一种自由解放的神话,有效地遮蔽了曾经作为社会主体或准主体的工人与农民重新变成被资本垦殖的廉价劳动力的过程。这也就是在"我一直在飞"、"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自由梦想及主体想象中,被隐去了主体的"他们"所经历的异常艰难地"讨薪之路"的过程。

换一个角度来看,在民营企业家变成了"建设者",农民工变成"弱势群体"的时候。这种社会命名机制的出现还联系着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规训,这就是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及冷战终结而降临中国的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在战后欧洲及美国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时刻,也是大量的制造业、加工业被转移到前殖民地及东亚的时刻;在消费主义成为全球化大都市景观的场景之时,也是生产者及生产的空间如工厂、车间从都市景观中消失的时刻。在消费者取代了生产者成为社会、都市景观的主体的时候,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工、下岗工人就从这些都市空间中被放逐了。在这出消费主义的大舞台中,正如潘蓉的登场是以业主、户主以及房子的消费者、拥有者的身份出场的,而作为建设者、劳动者的农民工则从这种空间中隐匿。如果参考农民工无法讨薪的事实,那么就连"平等交换"农民工劳动的等价物也被剥夺的时候,恐怕连劳动力再生产的循环都难为继了,所以在这种替农民工讨薪的"社会正义"中,所换回的不过是维系其劳动再生产的成本,而不是农民工所失去的历史主体的位置。在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成为社会救助和关系的焦点的时刻,他们作为生产者、作为"建设者"的身份也被有效地抹去了。这种消费与生产倒置的秘密在于,生产者与生产产品之间的关系被完全剥离,产品的产权不来自于生产者,而是消费者和购买者,因此,消费者或者说拥有消费能力的主体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体,生产者被其所生产的商品抛弃了,也就是说,商品只有在交换流通中才能找到其物主。在这个意义上,消费主义所开启的后工业社会完全改变了以生产为中心的现代及工业秩序,"消费者确实是上帝",生产者只能隐身于上帝的背面。

 

4、主持人/中间人的角色与法律的功能


这种反体制与体制重建的想象也可以应用到对媒体自身的讨论中。90年代以来伴随着媒体市场化,一种脱离国家体制的能够发出批评声音的媒体空间被作为政治自由的重要标识,充当着反体制的角色。而有趣的是,90年代最为耳熟能详的赋予这种角色的媒体事件,就是1993年中央电视台改版,引入体制外人员制作"东方时空"栏目,最终这种反体制的栏目及其所创立的《焦点访谈》、纪实栏目、谈话栏目等节目形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力军(与其同时,这些体制外的人员如白岩松、水均益、王志、朱军等不仅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名嘴,而且也被作为个人奋斗为成功者的典范)。第二是依附于官方喉舌创立了一批市场化的都市报,如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南方报业集团,成为90年代中期以来批评政府(尤其是非广州的其他地方政府)的反体制声音,而这些声音恰好成为助推改革开放事业以及推进市场经济的诸多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喉舌。从这里可以到,一种体制内部的反体制如何成为体制重建的一部分的过程。

回到上面提到的几个电视栏目。自今年伴随着央视新台长的上台,央视栏目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引人注目的就是新闻栏目的主持人已经从简单的新闻播报变成了一种新闻评论人的角色。从上面提到的几个电视栏目也可以看到一种关于媒体、体制和官方的新想象。这几个栏目基本上都采用一种对话、讨论的节目形式。如《经济半小时》并非现场报道和新闻简报,而是一种如《新闻调查》式的深度评论;《面对面》则是两人对谈的深度访谈;《大家看法:我建议》是现场多人分两组像辩论赛式的讨论;而《对话》则是介于访谈和讨论的节目。尽管这些节目形式各异,但有一点是重要的,就是主持人的角色显得格外突出(这种主持人制片人化或制片人主持人的方式也是当下节目生产的基本方式)。主持人不仅是现场的组织者,也是话题的引导者。主持人以中性的身份不介入讨论,但却试图协调对立双方的立场和观点。正如在拆迁问题成为社会话题之后,央视新闻栏目中报道了美国开发商与钉子户"和谐"相处的趣闻,开发商不仅没有强制拆除钉子户,反而为此修改了设计方案,并与钉子户成为好朋友,而北京电视台也报道北京地区某老字号商店响应地方政府建设,"主动"放弃索要高额拆迁费的故事。在这种"中性"的媒体舞台上,上演的不是"大战",而是一种化干戈为玉帛的团圆故事。这也恰好是当下政府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的一种隐喻,政府/主持人是社会阶层、冲突的调节者和仲裁者。

这样一个得以搭建不同利益主体剑靶弩张的舞台基础还来自于一种对法律或法治的信念。从最近几次关于拆迁的报道以及最终要使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这种拆迁问题可以看出,利益冲突双方背后是《物权法》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矛盾。对于郝劲松来说,法律、宪法成为个体面对拥有庞大行政能力的政府或其他利益集团时自我保护的工具。而农民工"恶意欠薪"的问题也被转化为一种法律问题的讨论。在这里,法律充当着双重功能,一个是捍卫个人权力,另一个是维系社会秩序,从而使一种激进的挑衅变成了对规范性的社会秩序的维护,反抗的声音被规训为一种法律秩序内部的协商和调整(正如一部反映农民工讨薪的电视电影名为《不许抢劫》)。这种对法治、法律化秩序作为理想之邦的想象也是80年代所确立一种制度崇拜的结果,当然也是取代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应对社会阶层冲突的和谐剂。

 

这些不同的群体或阶层在央视这个舞台上可谓"尽收眼底",不在于这些节目是否真实地呈现了各个阶层的故事,而在于这种呈现本身具有一种询唤和训戒功能,他们以不同的面孔恰当地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高度吻合于他们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在这种社会阶层的描述中,预留出来的社会主体是这些捍卫公民权益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们,而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则处在等待社会救助的位置上。央视等媒体舞台试图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在呈现阶层区分的过程中,也为这种分化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及规范化的制度。让不同的主体从这面意识形态的"幻境"中不仅能够照见"真容"(如同那面"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的魔镜),而且也心安理得地接受所处的社会位置。

 

2009年12月



[1] http://news.163.com/09/1216/21/5QMDPCPL000120GU.html

[2] 正如媒体报道对郝劲松的评价是"挥舞'法律斧头'的公民","他先后7次提出公益性质的诉讼,把北京地铁总公司、国家税务总局、铁道部、国家发改委等诸多国家部委和垄断企业告上法庭。他终结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并促成铁道部宣布停止春运涨价",见2009年11月9日《南方人物周刊》以郝劲松作为封面人物(《郝劲松不服从的公民》、《郝劲松 以公民的身份作战》、《郝劲松 对付周老虎的六套方案》)以及2010年1月4日《南方人物周刊》的"年度人物 推动者"(一个个公民微力的聚合推动,中国的崛起才有了最为扎实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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