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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烨:《文化之战:媒体与英国左派》--两代间的拉锯战

主要是介绍内容

书名:Culture Wars: The Media and the British Left

作者:James Curran, Ivor Gaber & Julian Petley

出版日期:2005年

出 版 社: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讲到新闻道德与新闻价值,很多人都会把英国当成正面教材,相信媒体必须为民喉舌,帮助一般大众监督政府,负起「第四权(The Fourth Estate)」的职责。然而拜读三位传播学大师──James Curran、Ivor Gaber、Julian Petley所合着的《文化之战》(Culture Wars: The Media and the British Left)一书后,我们却将发现新闻操作复杂无比,是非对错绝非如外人所想象的那么单纯!

本书旨在探讨自1980年代迄今,英国媒体在政治运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书中采用的个案分析主要是1980年代期间,所谓的城市左派(Urban Left)地方型年轻政客,与中央政府的右派老政客之间所爆发的激烈冲突。三位作者指出,一般认为此一冲突是政治右派与左派之争,亦即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杠上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但实际上,此一纷争更应该被看成是两代之争,是一种代沟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差距──也就是说,一端是成长于1940年代的社会中坚,经历了大英帝国的辉煌时期,因此他们的教育背景、信仰和价值观,深深受到旧时代思维的影响,如1980年代中期的撒切尔内阁,便都是这样出身的一批政客;与他们相对的另一端,则是成长于1960年代的新秀,他们受到了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追求解放、改革,更亲身经历了劳工阶层的崛起,因此他们所熟悉的英国,早已不是帝国的面目,从而扬弃了各种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包袱。换句话说,这种两代之间的抗争,所争者乃在于价值观,影响所及不只在于文化面,也在政治面与经济面。举例来说,当社会暴动发生时,撒切尔政府习于将暴动群众视为歹徒,因为对保守党内阁而言,这纯粹是一个社会治安的问题;但是当时的左派人士却将此议题视为更加复杂的制度问题,追究社会不安的起因──包括警方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社会福利的不健全、乃至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等──期能追求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大幅改革。

无可讳言,许多1960年代新秀的价值观,例如反种族歧视、打破社会阶级、争取性别平等、支持弱势族群(包括同性恋)、追求公义社会等观念,都已成为今天普同的思潮,因此在21世纪的英国,无论是法律或大众对待性别、种族、性倾向等的态度,都已显得更加自由、开放,与二、三十年前保守、猜疑的基调大相径庭。不过在1980年代中期,当年轻的左派政客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入主大伦敦地区的几个区政府(town hall)后,他们的观念和作风却招致了支持保守党政府的英国小报一致反对,从而发起了长期的恶意报导运动,将工党的左派份子(Labour Left)贬抑成「疯狂左派(Loony Left)」,抨击他们对少数族群和边缘议题有着非理性的狂热,全力在子虚乌有的种族与性别问题上钻营。

《文化之战》书中首先对撒切尔时期以来的英国政治做了概括性的说明,描述在右派政治大行其道的国内及国际氛围中,一股对权威不信任、不在乎的文化,却开始在英国民间透过对政治嘻笑怒骂的电视喜剧节目逐渐蔓延开来,为剑拔弩张的政治对话架起了社会舞台。三位作者对这段时期的媒体报导做了详尽的分析,突显出大伦敦委员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简称GLC)如何被一窝蜂的小报塑造成马克思信徒、毫不民主及政治动荡的形象,并以丰富的实例举证GLC如何被抹黑、如何被视为工党的笑柄,为保守党政府有意解散GLC的考虑制造口实。

书中以相当长的篇幅追述英国小报如何在种族歧视和同性恋等议题上扭曲左派政治理念,令人惊讶的至少有两点:第一、英国报纸介入政治的程度之深,简直教人叹为观止;第二、当初媒体多数的负面报导竟然都是建立在虚构或刻意夸大的事实之上!举例来说,当时的小报曾有一则迅速传开的消息与评论,指出某一左派伦敦区政府下令,不准该府人员使用黑色的垃圾袋,因为「黑色」代表种族歧视;又有另一则掀起了滔天巨浪的报导说,基于反种族歧视,左派的伦敦区政府决定禁止幼儿园的小朋友学唱一首叫做[小黑羊](baa, baa, black sheep)的传统儿歌!这类报导层出不穷,旨在将左派的年轻政客塑造成毫无理性、颠倒是非的小丑,而他们的政策也仅能以「唯恐天下不乱」来形容。

Curran、Gaber、和Petley除 了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来阐明这些报导的谬误之外,也尽其所能地寻找、访问当初撰写这些报导的记者,结果许多受访的记者坦承,他们当时的新闻来源经常只是道听 涂说,有时候则来自彼此抄袭,不过因为报社一心一意想要丑化左派政客,对于各种不利对方的谣言,基本上全部采取宁可信其有的态度,于是所有关于左派政治的 负面报导,无论有无证据,都很容易越做越大。在另一方面,年轻的左派政客显然也有经验不足的困扰,举例来说,当新闻记者拿「禁用黑色垃圾袋」以及「禁唱 《小黑羊》儿歌」等新闻故事来寻求他们的反应时,这些年轻的区政府官员经常不敢正面驳斥空穴来风,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被视为全力支持黑色垃圾袋及《小黑羊》 儿歌的话,或许将被选民误解为有种族歧视之嫌──这种瞻前顾后的心态,反其道而行地使他们在媒体上的谈话更扩大了恶意报导的宣传效果!

此外,作者们也强调媒体报导本身的不一致,例如电视新闻有「平衡报导」的规约,所以全国性电视新闻的播报会比较持平,至于在电视地方新闻中,以及地方性的报纸上,GLC的各种活动和政策其实经常出现正面的报导与评价,也因此作者们指出了当时一个吊诡的现象:因为小报是对全国发行,他们对GLC的报导确实往往教伦敦之外的英国民众对大伦敦委员会不敢恭维;可是大伦敦地区的居民对GLC的观感却正面得多,因此当保守党提出了解散GLC的方案后,GLC却有能力展开一连串的反击活动,争取当地居民的支持与认同,最后反而导致GLC的扩大权能,改组为大伦敦主管机构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亦即今天的伦敦市政府。

当工党在1987年的大选再度落败后,媒体做出了各种与左派政治相关的诠释,促使工党内部决心自我改革,以求走上主政之路。工党领导人开始在各种场合亮出「新工党 (New Labour)」的招牌,并试图和所谓的「疯狂左派」划清界线,东尼•布莱尔 (Tony Blair) 更努力宣扬新工党已经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政党,而「疯狂左派」人士对改革的反对呼声越高,新工党不同于旧工党的讯息自然也就更加突显。正因如此,「疯狂左派」的代表人物肯•利文斯顿 (Ken Livingston) 在1990年代当选伦敦市长,才会被视为具有极高的争议性,彷佛当众打了布莱尔一个耳光!但即使如此,做为一个「疯狂左派」的政治人物终究必须付出代价,利文斯顿在2003年 为了解决伦敦市区的交通问题制定了新政策,要求进入伦敦市区的车辆必须缴费,受到媒体的一致挞伐,无论广播媒体或平面媒体,同声谴责此一措施的愚昧,认为 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孰料事实证明此一方案极为成功,大幅缓和了困扰伦敦市民的交通阻塞,促使英国其他城市纷纷考虑跟进,可见媒体对工党左派的偏见之深, 竟一再制造了不堪一击的媒体「神话」。

本书作者们在探讨媒体的政治影响力时,强调正如各种新闻学研究所达成的结论一样,媒体对大众的态度及行为并无决定性的影响,但一般大众却都相信媒体的力量无远弗届。他们指出,其实我们不应夸大媒体的影响力,却也不应忽略其影响力,因为媒体影响力的大小决定于受众既存的态度,以及媒体所操作的大环境本身。三位作者表示,他们的研究所达成最使其意外的发现,在于媒体对政治阶层,以及对各政党的政治,显然具有远比对一般大众更强的影响力。

那么换个角度来看,媒体又受到那些因素的影响呢?简言之,拥有权、新闻来源,以及文化影响力。右派媒体之所以会对左派政治做出具有强烈敌意的报导,乃是出于右派媒体集中化的保守管理与控制,以及当时的新闻来源和文化价值观都对都会区的激进主义极度排斥所致。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以丰富的实证数据和浅显易懂的文字,生动描绘出了政治和媒体之间复杂的互动,对于媒体学来说,本书勾勒出媒体如何呈现又如何影响社会的改变;对文化研究而言,本书点出了社会文化如何成为世代之间或左右意见拉锯的战场;对于社会学来说,本书纪录了女性、移民、同志解放和对环境关怀的兴起,如何受到媒体的中介,从而成为辩论的话题、政治的冲突,以及政府的政策规章;至于对一般读者来说,本书则使我们了解1960年代的价值观如何一步步成为今天英国的主流政治,而世代间的文化战争,又是如何不间断地争斗着,影响新时代的思维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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