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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思考角度

在我们日常的语言使用中,"知识分子"正在成为一个歧义日渐增多的概念。当芭芭拉·埃伦赖希继续坚持着要将知识分子和职业管理阶级区别开来,并将其定义为"一个无阶级的阶级--脱离肉体的思想"的时候(1),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却不无调侃地说:"我从未遇到过知识分子,我只碰到过写小说的人和治病的人,我只碰到过从事经济研究和为电子音乐作曲的人,我只碰到过教书的人和绘画的人,以及我不知道其在从事什么工作的人。但我从未碰到过知识分子"(2)。 
1986年,我在写作《知识分子和文学》一文时(3),所依据的,正是知识分子这一"脱离肉体的思想"特征,或者说把它定义为类似于古德纳所说的"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的代表"(4)。但是,将近二十年后,在我重新回到这一命题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或者说一个新阶层已然形成,似乎在无意中,回答着我当年的某些疑惑:"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开始分享权力和财富。当知识可以同权力和财富进行等价或半等价的交换时,它还能保持自己'现状反对者'或'社会良心'的形象吗"(5)?而这一新阶层的兴起,也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中国现实,包括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因此,在这样的当下语境中,我更愿意从知识分子的职业-阶级属性着手,来重新讨论知识分子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而在讨论中,我将引入古德纳等人有关"新阶级"的论述--当然,我会尽量谨慎并且保守地使用"阶层"这个概念。但是最后,我仍将回到芭芭拉"一个无阶级的阶级"立场,也就是说回到"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的代表"这一知识分子的传统理念中,探寻在当代文学中,有无可能重建知识分子"批判的文化"。 

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如何获得了它的"普遍意义" 

在对中国当代史的考察中,任何人都会直观地感觉到,1949年以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充斥着对知识分子的怀疑、排斥乃至一种根本上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显然来自于国家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定位:"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6)尽管毛泽东在1941年仍然慷慨地将知识分子纳入"人民大众"的范畴,但还是隐含了知识分子日后的危险命运。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的思想谱系中,阶级出身将决定一切意识形态的归宿,而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中,"人民"经常被处理成一个历史的概念。比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中就谈到:"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7)因此,随着"人民"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的概念变化,知识分子终将难以摆脱作为"大众"的异己的他者形象。南帆在对上述的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关系的考察中,正确地指出:1949年以后,大众和知识分子实际上构成的,正是一种隐性的二元结构,而这种"隐性的二元结构将知识分子设定为尴尬的甚至是危险的角色"(8)。因此,作为革命的"他者"的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实际上也就很难摆脱其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身体上被反复清洗的命运。 
这样,我们或许就不难理解,1976年以后,在对革命话语的清理过程中,知识分子为什么首先做的,是将自己匆忙地定义为"受难者"甚或"殉难者"的角色。这决不仅仅只是为了赢取整个社会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在对苦难的控诉中,摆脱自己的"他者"身份,而重新获得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而当这种"受难者"甚或"殉难者"的角色正式进入文学书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当年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苦难"的反复书写乃至不断的复制过程中,个人经历被有效地转换为一种"集体记忆"。而在更多的时候,这种"集体记忆"常常超越了知识分子的特定的阶层范围,在书写乃至接受过程中,常常会获得一种类似于"民族志"的叙述效果。正是在这种类似于"民族志"的书写方式中,知识分子的个人苦难被转喻为整个的民族苦难,并暗合了当时的时代需要,包括国家政治的需要。根据何言宏的研究,在1977-1980年间,"文化领导权系统对于'伤痕'、'反思'小说话语激励的力度较为强劲",1978、1979、1980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这类题材的小说所占比例分别为72%、72%和63%,第一届的茅盾文学奖中为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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