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斯·克里尼克斯（Alex Callinicos）是英国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领导成员，伦敦国王学院从事欧洲研究的教授，他的最新著作包括《美国权力的新官僚》（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批判的资源》（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本文译者周宏芬
序言
自从1998年以来，作为英国大学和学院工会（UCU）联合秘书长以及全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教师协会（NATFHE）前秘书长，我多次谈到过高等教育中的大学生和协会会员们的一些体验。阿列克斯·克里尼克斯则帮助我们将我们在高等教育中的经历和实践加以理论化。
当前，我们正目睹着一个卑鄙的景象：许多前学生激进分子组成的内阁，在他们做学生的时候从来不用付学费，还可以领取助学金，但他们对当前的年轻一代学生过河拆桥。当杰克·斯特劳作为全国学生联合会（NUS）主席领导我们为增加助学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愤怒地指责政府逼着大学生们不得不在一本书和一餐饭之间进行取舍。在如今的21世纪，大学生们则不得不在完成作业和在超市多当一个班之间作出抉择。
全国学生联合会和高校教师联盟在抵制高校增收学费上面达成了一致，他们指出高额学费将把某些社会群体挡在大学门外。学费的增加使高校扩招出现倒退趋势，今年（2006年）的大学入学申请几乎减少了4%。我们曾经告诫说：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将会导致学生选择最便宜而不是最适合他们的课程。我们认为，学生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应该基于他们的学习能力，而不是支付能力。
这就是英国大学和学院工会，以及全国学生联合会一起抵制学费不断上涨的原因。全国学生联合会也支持英国高校联合会为教师争取合理收入的斗争。但如果我们要向前看的话，我们就需要再次重申从根本上反对高校收费这个问题。在19世纪，扩展了免费基础教育；在20世纪，扩展了免费中学教育；那么，在21世纪就应该扩展免费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接受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应该成为一种人权而不是一种特权。
虽然部长们一直声称由于缺乏资源（如果没有学生学费的话）而无法扩展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但是学生和老师们--事实上大部分普通人都能看出来，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其实这仅仅是一个优先次序问题。政府完全可以削减战争预算。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可以省下来一大笔钱。在工党政府第二任期开始之前，我们曾听说戈登·布朗有一笔用于高等教育的专项资金。或许我们太天真了，但无论是我们还是部长们都想不到他会将其浪费在一场非法且没希望获胜的战争上。
和19世纪一样，政府、企业和商界领导人对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持有一种矛盾心理。在当时，他们需要一批接受过更多教育的劳动力去操作新机器，但是他们又不想在这方面投资。许多人坚持认为，由于工人和农民不够聪明而无法学会读、写与计算。而且，相当一部分人担心如果他们为此投资，其结果可能非常危险--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
直到20世纪60年代，工人阶级只能接受到技能教育。大学里面主要开设一些传统专业（医药、法律、政治和宗教），并且会让一部分精英拥有管理大英帝国的优越感。从传统上来看，教育理论家通常将专业培训与大众教育区别对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1世纪，资本主义将两者合而为一，因为大众教育为所谓的知识经济提供其所需要的解决问题型的劳动力，不过它是通过一种廉价的方式达到的。
作为第一批必须交纳大学学费的这一代学生，恰恰就是他们对伊拉克战争深表不满，就是他们参与了各种社会运动，比如欧洲社会论坛；就是他们参加了反法西斯组织的纠察队，这可真是历史的嘲讽啊。可是我依然坚信，正如他们赢得了关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的辩论那样，他们这一代也会寻找到组织抵抗的新方式。就像阿列克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一代年轻人在法国和希腊的兄弟姐妹们已经向他们展示了这种抵抗方式，同时，阿列克斯的这本小册子也提供了一些背景知识，以便对应该如何达成目标进行讨论。
在我写这一篇序言的时候，我怀着一个希望，那就是我们英国大学和学院工会的12万名成员能选出新的领导层，使他们能够与学生们一起，为争取免费的全方位中学后教育并肩战斗。虽然创造历史并非是简单的意愿之事，但是只要人们组织起来，就能改变世界。请把这个观点传扬下去，这是具有颠覆性的观点。组织起来：在一起，我们就能改变世界。
保罗·麦克内
2006年11月
全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协会秘书长 1997-2005
英国高校联合会联合秘书长 06/2005-06/2006
导论
英国的大学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其中最为明显的标志是高校的扩招。在2004-2005学年度，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已达2287540。[1]在英格兰，如今有30%左右的18到19岁的年轻人接受大学教育，而相比之下，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大约只有7%。
大学教育已经不再是少数群体的特权--尽管对于来自体力劳动阶级背景的人来说，进入大学仍然相对比较困难。[2]
一些秉承精英主义理念的人拒绝高校扩招，他们重复着剧作家约翰·奥斯本的一句口号，那就是"多则滥"。因此，右翼专栏作家彼得·希金斯谴责前保守党首相约翰·梅杰发起了当前的高校扩招，他认为此举措是"对教育质量的又一致命打击"。[3]相反，新工党政府则宣称高校扩招关乎社会正义："应该让所有那些有可能从高等教育中获益的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是构建公正社会核心范畴的基本原则，因为教育是使人们脱离贫困、改变弱势的最佳且最可靠的途径。"[4](p.68)
毋庸置疑，扩展高等教育是一个崇高的目标。精英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只要能提供合适的资源，那就没有理由不实现政府提出的目标，即让50%--或者事实上更多--18到30岁之间的人接受大学教育，并从其学习经历中获益。但是，高等教育的现实与官方所宣称的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相去甚远。
事实上，英国的大学目前被一些大公司需求的优先次序所驾驭。为了给英国及国外的大公司提供其需要的学术成果和技术人员以确保这些公司盈利，英国的高校正进行重组。同时，高校也正由学术机构转变为盈利机构，为英国经济挣得了很多外汇。
为达到这一目的，英国高校以廉价的方式完成扩招，具体表现为每个学生可用的资源被大幅削减，大学、院系和学者之间被鼓动着互相展开竞争。助学金变成了学生贷款，高校开始收费，这迫使很多学生必须长时间在外打工以支持他们的大学生活，为日后成为雇佣劳动者作好准备。因而，那些来自于较为贫困家庭的学生被阻隔在大学门槛之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校的这种转变绝不是单一现象。全世界的高校现在都被迫进行类似的转变。高等教育的调整是更为广泛的（事实上可以说是全球性的）经济政治进程中的一部分，这一进程被美誉为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力求使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遵循市场逻辑，并要求把所有东西都转化为商品，从而可以做到私有化并进行买卖。新自由主义由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倡导，并几乎被世界上每个政府及商业媒体精英所接受。
根据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的观点："事实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浪潮是与经济精英们权力的重构和重建相关联的。"[5](p.15)这种"阶层权力重建"导致了大量财富与收入的再分配，进而流入这些社会精英手中。
在美国，前1%的美国家庭收入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份额比，在1917-1940年期间，平均为16.9%。到1973年，这一份额降到了8.4%，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这一份额又一路猛增，在2001年达到了19.6%。对于处于底层的90%美国家庭来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02年，他们的家庭收入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份额减少了12%。[6](pp.iii,1119)在撒切尔政府时期，英国收入不平等急剧扩大，并在新工党执政期间停留在历史最高点。[7](p.24)
财富与权力的转移引起了不同社会领域的大规模调整，其中就包括了高等教育。这种调整的后果是很可怕的。学者和其他大学员工越来越难为知识本身而探求知识，越来越难以满足学生的教育及其他方面的需要。他们还发现，相比于其他行业，他们的收入降低了。尽管官方宣称学生是高等教育神圣的"消费者"，但由于大学要依从市场需求的优先次序，学生事实上也是受害者。
幸运的是，新自由主义在高等教育中越来越受到抵制。2006年春天，在大学老师和其他员工的帮助下，法国和希腊的学生们成功地抵制了政府亲市场化的"改革"。虽然英国没有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为了抗议低薪，英国大学的老师们也进行了一场为期三个月的联合抵制运动。这些抗争展现了这场始于西雅图和热那亚的全球性抵制新自由主义的运动景象。
但是，要挫败新自由主义并代之以一种不同的观念，还需要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本小册子则可以帮助这些运动认清对手的本性，并帮其指出斗争方式。这本小册子不仅仅是基于其中引用的事实和数字，它同时也是基于我个人的亲身体验。我在英国的大学任教已经超过25年，因而亲身体验到了我们这里所论述的这些转变。
但我抨击这些转变并不是出于对理想主义昔日的怀旧之情。我并不想要退回到若干年前的那种少数化、特权化的大学体制。对高等教育新自由主义的抗争应该成为追求公平社会斗争中的一部分，从而真正给予每个人平等的机会去实现自我。因此，我的理论框架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分析之上。从根本上来说，新自由主义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特别抽象的资本逻辑。因此，为了建立更好的大学所进行的抗争不能与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分离开来。
新自由主义和"知识经济"
英国大学当下的变革始于1979-1997年的保守党执政期间。不过新工党更加死心塌地地接受了对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化重组这一使命。这部分反映了托尼·布莱尔个人执政方针的普遍要旨（现在戈登·布朗也赞同这一要旨），即强制通过相关政策对某些公共部门进行私有化和商业化的改革，这些甚至连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没敢去尝试。当然，这也与教育在工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中起着核心作用密不可分。
以上做法的核心理念来自于"知识经济"。布莱尔政府最早的政策文件之一就是工业贸易部的白皮书，题为《我们的竞争性未来：建构知识驱动型经济（1998）》，这是由彼得·曼德尔森在其短暂且不怎么光彩的英国工贸部工作期间颁布的。查尔斯·里德比特（托尼·布莱尔的前顾问）认为支配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是：
"知识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动力，它推动产生新观念，并将这些新观念转化为消费者想要的商业产品和服务。新知识从创造、传播到开发，这一过程在背后推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它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把我们看做这个过程的消费者和工作者。如果我们要背弃经济全球化，也就同时抛弃了知识经济的巨大创造力。[8](p.10)
事实上，知识经济理念已经有点儿像目前全球政治和商业精英们的陈词滥调。总体来讲，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在知识经济中，正在发生着从实物生产到非物质化服务生产的转变。
·在一定程度上，其结果就是生产变得更加"知识密集型"--换句话说，产品的售出归功于日益精湛的制造技术，归功于产品所体现的理念，以及产品推销的理念，这些都依赖于高素质工作者所做的研究。
·因此，公司和国民经济的成功不再依赖于他们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所添置的厂房设备，而是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的"人力资本"--也就是说，依赖于他们人力资源的技能、知识和想象力。成功地运用这些技术来满足世界市场的需要，个人才能成功，公司和整个国家才能繁荣。
这些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那个所谓的"互联网繁荣"时代尤为流行。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股票行情的飞扬令人产生一种欣喜的信念，即这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能将全球性资本主义推向无限繁荣的未来。尽管在21世纪初美国遭受了经济危机，但是对知识经济的信念没有动摇。比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出版了一本广受赞誉的著作--《世界是平的》，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可以将2000年作为全球化"全新时代"的标志。在这个新时代中，"软件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新应用程序，全球性的光纤网络使得户户为邻，从而使个人可以参与到全球性的合作与竞争当中--这成为这个时代的推力"。[9](p.8)
我并不想通过这本小册子来批判那些理论家（比如里德比特和弗里德曼）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美好图景，因为我已在其他地方做过了相关的批判论述。[10]然而，关于知识经济，我认为有几点值得一提：首先，有关从实物生产到非物质化服务生产转变的观点需要谨慎对待。毕竟，近来一些市场成功的神话，比如手机和mp3播放器，都与新的实物产品有关。
其次，经济要取得成功，仍然需要致力于生产和出口制造业产品。最近，《金融时报》的一则有关德国的报道指出："没有其他任何工业国家能像德国这样，成功地抓住了彼此互相关联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机遇。这个拥有8000万人口的中型经济体，虽然常常被描绘成一种满怀抵触、规避风险并循规蹈矩的形象，但自从2003年以来，它取代美国并一直保持着全球最大的产品输出国地位。"[11]德国之所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产品出口国，是因为它一直在为全球性生产网络提供关键部件，而中国则是通过为这种全球化生产网络完成最后的产品组装，进而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然而，产品出口的成功未必就能带来工作保障或繁荣。德国长期遭受着失业问题的困扰，目前的失业率达到10%。或许更令人惊奇的是，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统计，亚洲也面临着失业增加的危险。《金融时报》报道引述了亚洲发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艾弗兹·阿里的观点：
在这个拥有17亿劳动力的区域，由于就业机会增长速度缓慢，甚至连那些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国家也无法满足其劳动力的就业需求，从而导致了5亿人失业或只能半就业。而在未来10年中，还会有另外2.45亿劳动力将加入劳动力大军......
虽然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这些新兴工业经济体成功地带来了许多要求高技术同时提供高工资的"好工作"，但是其他国家，尤其是南亚地区国家，却并没有取得成功。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统计，在过去的20年中，尽管亚洲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然有几乎19亿的亚洲人口处于每天不足2美元的生活水平线下，这些人要么是没法找到工作，要么是即使工作也收入甚少。
银行指出，由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带来了"全球性劳动力大量过剩"，再加上各公司带着"出于意识形态的热诚"追求其竞争力，就引发了所谓的"竞次战略"。
阿里先生警告说："大量失业或者半就业工人组成了'后备大军'，他们为了生计而寻求就业，因此往往会接受低于标准的薪酬待遇，这就会给经济造成很大压力，从而导致亚洲的经济成功早晚会黯然失色。"
在中国，要创造就业机会日渐艰难。在20世纪80年代，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估算，要达成就业率1%的增长，所需要的经济增长率为3%，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要达成同样的就业率1%的增长，所需要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12]
在一些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率的增长尤其令人失望。这些部门往往属于资本密集型，而且其员工合同也规定了要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稳妥的工作保障。
因此，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竞争力和收益率（资本主义成功的衡量标准）与员工及穷人的福祉之间也没有任何必然联系。新自由资本主义确实需要一批高技术工人，但它同时也要求在北方富裕国家和南方国家中都存在大量的低薪劳工。这些劳工只有很少的工作保障，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工作保障，还有一部分是非法移民。
然而，"知识经济"理论家们还忽视了一些更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公司乃至整个行业的成功和失败也许至多只是部分地与他们自身的行为相关。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末，新经济的繁荣引发了对信息技术和通信行业的投资。这些投资数量十分巨大，根本不能指望通过这些投资获得良好回报。比如，美国铺设的光纤光缆达到3900万英里，这些光缆足以绕地球1566圈。[13]
就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那样，这种过度投资必然会导致行业的不景气。如今，许多信息技术和通信公司仍然由于其行业不景气而步履维艰，而往往是那些"传统经济"公司正欣欣向荣--尤其是对于类似石油、天然气、钢材和采矿等行业来说，随着全球对原材料的需求日益增长，相关产品的价格也随之增长，从而使这些行业从中获益。确切来说，这些公司并不太符合知识经济的理论。但是在10年前，情形则截然相反，并进而引发了知识经济理论的创立。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确实是由竞争驱动的。竞争是一个盲目的过程，竞争的结果既无法控制，也无法（在任何细节上）预测。
竞争的另一个特点不但被知识经济的拥护者们所忽视，同时也被大学校长们所忽视。这些大学校长们称他们的学校为"世界卓越中心"，或者其他各种称号。但有竞争就会有赢家和输家。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成为"世界卓越中心"，那如果失败了会怎么样呢？就经济竞争而言，失败了或许会被别人兼并，或许彻底破产出局，而工人们则有可能失去他们的工作。就大学而言，竞争失败（起码就目前来说）或许还不意味着要关门大吉，但它确实会使学校能得到的资源份额减少，进而会使提供给员工和学生们的条件变差。
虽然知识经济理念只是为现实描绘了一幅非常片面的美好图景，但是它确实包含了一丝真理。当前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时代。每个公司都面临着提高员工生产率以降低成本的压力。由于每天只有24小时，那么生产率的提高就依赖于公司对先进技术的投资。因此，公司有必要加大先进技术的研发的投资，增强对高技术工人的培训以使其能够设计和运用新技术。
各个国家的整体经济也体现着这一竞争逻辑。他们经常把自身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与其他竞争对手进行比较。大老板们和员工们一直在追求效率增益，现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东方新兴的巨大低成本经济体，摆在了他们面前。而高等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则意味着竞争逻辑已经深入内化到大学的运作方式之中了。我们将会看到，竞争逻辑使大学尽量廉价地让更多学生接受教育，并尽可能廉价地进行日益重要的研究工作。
利用知识获利
虽然工党政府的执政方针透着虚伪，但在表述对高等教育的意图时，其率真与坦诚令人称许。在戈登·布朗所在财政部的一份重要政策文件中指出：
在英国，以创新为推动力是提升未来财富创造前景的关键。在未来10年中，要想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增加就业来推动英国经济增长，那么，与过去相比，英国需要大幅增加对知识领域的投资，并要更有效地将知识转化为商业和公共服务创新。英国政府，包括其私有的非赢利性部门，都有着一个远大的目标，那就是要使英国在全球经济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中心。英国不仅要成为重大科技发现的先行者，还要做知识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领头人。[14](p.5)
财政部特别强调其对公共部门中的研究投资的经济效益。但它同时强调，这些研究并不能仅仅是为了追求知识本身，因此就要求"研究领域有更多的经济回报"。
要使研究领域与日新月异的经济需求更好地融合，就应该支持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这就需要鼓励跨国企业对英国本土的中型公司进行投资，提升他们的研发力度，使其与行业先行者看齐；同时要通过新兴企业的创立和快速发展，孕育创立基于新技术的新部门。[14](pp.10-11)
因为大学是"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它们要更加紧密地依从于"日新月异的经济需求"。2003年，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查尔斯·克拉克就明确地指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