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书评

杨念群:革命叙述与文化想象

杨念群:革命叙述与文化想象

《读书》2012.5
蔡翔曾希望文学研究更多地与政治史、思想史形成对话格局,此意甚佳。但也须认识到,“革命想象”与“革命历史”的自身演进过程之间仍充满着差异性,需仔细加以甄别。
作者简介: 杨念群
杨念群,1964年1 月生于北京。1981--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88-199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之比较研究》、《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论文精选集》(主编),《杨念群自选集》、《雪域求法记》等。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
杨念群是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杨度之曾孙。

风景的再发现与劳动的再定义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是蔡翔的一部新作,书中曾借用柄谷行人风景的发现这一概念,柄谷试图借助此概念观察现代日本文学的形成。他的意思是,所谓风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名胜古迹,而是以往人们忽略而不敢正视的东西。所谓风景的发现则是把曾经不存在的东西使之成为不证自明的,仿佛从前就有的东西这样一种颠倒,称为风景的发现(《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英文版序)。如果挪用于解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政治运动,我们会发现,传统静谧的田园风光被阶级民族主义的色彩重新涂抹后,变成了一幅有待发现的风景。此风景是通过文学形式被重新认知的,但其背后潜藏着国家建设、革命动员对地方秩序的干预与重构。比如孙犁的《荷花淀》虽以战争为背景,但呈现出的仍是一种悠闲的田园景色,革命氛围仿佛只是若即若离地处于飘渺般的介入状态。可到了《风云初记》和《红旗谱》的描写,纯然静态的乡村风景,则已被政治标签界分过的人群熙熙攘攘地占据着,自然风景被撕扯成了人为扰攘的碎片。在乡民眼中本不存在的对人群的分类习惯慢慢变得不证自明。不仅如此,生活在风景下的人群也要在民族主义的标签下被重新标识、划分和站队。在阶级标签的识别机制下,某类人似乎天然具有变成好人坏人的能力。在抗日的格局下,身份是地主的那群人似乎比常人更加天然地具备成为汉奸的可能性。当然不容否认,对风景中人群分类的重新发现,也不乏对平等社会理想的追求动机。 
风景的发现劳动被确立为核心意识形态有关。早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就已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有些人还有意间歇性地造访工厂与农村,摆出支持劳动者的姿态。当然,这个时期对劳动的倡导与真正的身体践履基本无关,劳动价值仍是知识领域内被讨论的对象。但是,建国以后,劳动作为中心话语几乎无所不在地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泛化为一种劳动中心主义。对劳动价值的认同发展到极端形式就是消弭精神体力之间的界线,否认形而上的精神活动作为一种劳动形式能够产生价值,甚至贬斥经由精神活动生产出的知识同样具有劳动的涵义。进而劳动概念被简化为肢体运动,或者说劳动价值被严重肢体化了。当然,从更复杂的分类角度看,传统人文知识被否定的程度要远远高于现代科技知识,这也是一个极其有趣的现代性现象,不可简单地归结为民粹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放区改造二流子运动转移到城市后,就会对知识分子拥有精神价值的正当性提出尖锐挑战,实际上昭示出劳动概念肢体化的无止境扩散。 
蔡翔认为,劳动概念成为核心论题是中国传统德性在现代中国的表现。不可否认的是,劳动概念的肢体化与某种区域性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曾多次提出,毛泽东对劳动的理解,特别是对与劳动相关的知识分类习惯受到湖湘文化的深远影响。湖湘文化中潜藏着鄙视形而上知识和精神价值的倾向。但从总体态势而言,劳动概念的肢体化仍然是对传统德性社会的一个反动,在传统社会中,虽然存在着等级分工的差异,但知识的获取和精神的修炼仍然被作为某种劳动形态加以认可,尽管比体力劳动的地位要高出许多。士绅承担的是知识劳动者的角色,社会主义革命把士绅视为不劳而获的阶层,成为农民阶级清算的对象,实际上就否认了传统知识体系的传授也是一种劳动形态,从而彻底消解了其在乡村的合法性身份。一旦这种劳动肢体化的舆论被推向极端,如上山下乡运动确立了劳动内涵只具备体力活动的单一正当性之后,就会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机。上世纪八十年代舆论界的拨乱反正就是要推翻劳动肢体化论述对文化界的不良影响,回复知识分子作为劳动者的地位。 
群众动员民主” 
除了阶级之外,群众也是个关键词。在有关革命的叙述中,群众不但是主体,是主人翁,同时也是动员的对象。因此,群众一词的使用时常处于悖论状态。一方面,群众意义的凸显与新社会的形成有关,群众是新社会的主体,这是以往历史所没有过的全新发现。即使在五四以后劳动价值重新被确认的语境下,群众人民仍然是知识分子启蒙的对象,或者是政治上被解放的对象。新中国建立后,倡导走群众路线群众的涵义彻底从知识分子的定义中脱离了出来,他们不是被解放的他者,而是政治参与的主体,可以广泛介入到政治动员的浪潮中表明自己的主人身份。 
群众的地位被重新安置后,对民主的认知也会发生改变。中国式的民主在革命整体目标的规定下,决定了其不可能采取简单的西式投票方式,而是大众主动介入政治、社会制度的各个层面参与谋划,提出自身意见,以主人翁的姿态议政参政。特别是作为劳动者的群众广泛参与科层制的管理体制,民主随即与科学的专门化管理构成了对立关系。专家靠边站,拥有政治觉悟却不懂技术的工人群众取代专家成为生产主角。这样的转变并非精英研究中的反智主义观点所能解释。反智主义往往只能说明思想史内部的一些变化,如理学如何向心学转变等等,却无法理解群众运动对科层体制的冲击。群众反专门主义不是单纯地反对科学技术,而是反对某个阶层对科学与知识的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群众式民主的一种表现。在乡村中,赤脚医生就昭显了反专门主义的有效性,赤脚医生杂糅中西医技术治疗疾病,在广大乡村形成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医疗格局,其扮演的角色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反西医问题,而是反对城市对医疗资源的垄断。 
然而,如果我们把群众式民主真正当做每个个人意志的完美选择则会犯过度乐观的错误。因为依靠政治运动形成的主人身份都不是自发性的,而是政治动员结构下的组成部分,动员的目的、组织形式和表达渠道都是中国式政党政治的设计结果,甚至多少表达了领袖的个人意志。比如人民公社时期是否入社的选择就变成了评判是否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甚至是划分先进与落后的一个界标。从最初仅有轻微道德压力感的自愿入社,到半强制地以此衡量阶级觉悟的高低,到最后成为区分自私公心的尺度,使得各类乡村人群在民主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拥有了截然不同的身份等级和差异感。那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新人”“青年个个单纯、阳光和无私,如梁生宝、萧长春。而旧人”“老人个个工于心计,损人利己,心理阴暗,如郭世富、孙水嘴和弯弯绕 
另一方面,干部群众的矛盾也是不断革命的另一个主题。在阶级被消灭之后,党内是否会产生新的官僚资产阶级一直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因为革命初期,党员干部有可能是革命利益的最大获得者,尽管他们可以暂时依靠信仰和道德约束自身的言行。可利益的驱使和道德的持守之间时刻存在着紧张,于是在文学作品中会出现一些像郭振山(《创业史》)、范登禹(《三里湾》)和马之悦(《艳阳天》)这样临近腐化边缘的干部,他们是党员中官僚化的典型,很快成为群众运动的冲击对象。 
尤可注意者,建国以后的群众运动并不是自发生成的现象,而具有被动员的性质,中国的政党政治与西方民主政体有所不同,选举政治中的个人选择在群众运动中是不允许存在的,个人意愿只能通过公众意志的集体决定表现出来,公众意志中的自发性因素也须通过规训的渠道才能确认自己的正当性。比如敌/我,先进/落后这样的分析框架往往决定着群众运动的分层与走向。干部在群众运动的结构中不是一般的科层管理人员,而是意识形态的灌输者和政治形象的示范者,这个群体和专门化管理者是有冲突的,文革期间白专道路变成了新型干部体制下对标准科层制管理的一种蔑称。但当专家靠边站后,谁来监控干部以防止腐败立刻就变成了问题。 

毛泽东对继续革命的思考是独特的,他一方面对现代科层体制内形成的专家制度以及干部的官僚化危险保持高度警惕,另一方面又号召民众组织起来,通过社会动员的手段纠正现代体制带来的弊端,在专家和干部队伍内部培养新的抗争性力量。这类思考由于强调了群众的核心作用,反对等级压迫,表面上和集权制度是不相容的,但同时,其以阶级成分划分革命阵营,以出身论为依据点燃阶级斗争怒火的方式,又生产出了另外一种阶级压迫的形式。在动员群众打破专业垄断的同时又在体制内部创造出了新的阶级区隔。而对出身论的反思与批判也恰好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起点。这一连串的变化并非表达实践的脱节这类描述所能解释,其中的曲折与复杂实在是一言难尽。因此,我虽然同意用去政治化的解释框架理解八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发展走向,却不同意借去政治化概念为当年狂热群众运动导致的表面民主化所造成的伤害做出辩护,因为群众作为运动主体的出现有时并非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尤其是在文革时期可能只具民主的躯壳,其参与政治的成败得失至少需要我们慎重加以反思。 
抗争性政治颠倒的想象” 
中国革命不仅是体制内部寻求调整的过程,对西方冲击所做出的民族主义回应也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抗争性政治。然而,社会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表达与发生于近代的诸多反抗外来势力的抗争方式颇多不同。李泽厚当年曾提出救亡启蒙的双重变奏这个命题,意思是民族主义的救亡任务压倒了寻求个性自由的需求,导致了启蒙进程的中断。这个观点已经遭到了不少批评,对此截然对立的二分法我不敢苟同,在此我不拟展开驳论。我所关注的是,救亡作为近代民族自立和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不仅与启蒙密不可分,也并不一定采取李泽厚所虚拟的那种仅限于唤醒个人自由的单一西式启蒙方式,而是具有独特的涵义。 
启蒙在近代以来似乎一直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启蒙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近代历史观变革的序幕,我称这场变动为对历史的颠倒的想象。以启蒙为动力的近代历史观其实颠倒了许多传统对历史的叙述逻辑。简言之就有从帝王转换到国民,从精英沉降到民众等几套叙事。不过我已说过,近代中国的启蒙路径均走的是精英路线,自以为有教化民众之责任,民众不过是民主宣传的受众而已。这与社会主义革命对启蒙的理解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启蒙的目标是想使人民成为参与政治的主体而非仅限于扮演被唤醒的角色。 
为了维护革命的正当性,革命对启蒙意义的阐释有别于近代启蒙话语的地方在于,必须不断在与各类敌人的对抗中唤起群众的参与热情,同时通过新的颠倒想象建立起民族尊严感。建国初期,国内外的真实敌人相互勾结希图颠覆新生政权的现象确实存在,可是在此之后的阶级斗争思维树立的则大多是假想敌人。我认为,抵抗真实敌人的逻辑如何转换成对假想敌的斗争哲学仍是理解群众动员机制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在确立革命正当性方面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朝鲜战争中,美帝国主义曾经被成功地进行了一次颠倒的想象,原来中国人背负东亚病夫的恶名,但自美国被指控发动细菌战后,经过复杂的宣传攻势,病夫产生的根源终于得以澄清,即并非出自内部而是外部干预的结果,其思路是美国输入细菌导致国人体质衰弱,而并非中国人的身体和文化基因自发产生的弊端,或者是国家体制不如敌方所造成的。由此一来,近代一直盘踞知识界的那种国人顽劣不堪而须彻底改造的国民性启蒙论调从此一度消歇,为抗争外敌带来的尊严感所取代。战争结束后,真实的美帝国主义形象暂时远离了群众生活,但却迅速演化为一种假想敌模式,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持续发生着作用,各种各样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都隐约由这些假想敌操控着。至今我还记得,儿时报纸中经常会出现控诉帝国主义迫害儿童的罪行之类的文章,其中所说育婴堂里美帝残害儿童的故事几不亚于惊悚片的情节。在此语境下,帝国主义的威胁是否具有真实性已不显重要,关键在于民族主义的抗争政治得以借此延续下来,变成一种动员群众的可靠资源。 
当然,我强调围绕战争所构造出的颠倒想象对西式国民性话语之反拨的意义,并非是有意忽略革命对传统曾经加以摧毁性打击这一面相。特别是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似乎违背了早期颠倒想象的构造路径,我之所以回避这个话题,是因为革命与传统文化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一直是困扰思想界的一个尴尬问题,它也是中国革命之谜最难以破解的部分。由此出发,应该反对过度依赖或随意宽泛地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因为对这个术语不加界定地频繁使用会导致模糊现代中国革命中国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或者遮蔽中国革命在西方冲击下所拥有的独特品格。 

最后我想简略谈一谈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蔡翔曾希望文学研究更多地与政治史、思想史形成对话格局,此意甚佳。但也须认识到,革命想象革命历史的自身演进过程之间仍充满着差异性,需仔细加以甄别。应该承认,文学文本历史文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尽管后现代史学已完全不承认两者之间应该保持距离和界限,或者干脆有意模糊之。但我仍以为,文学文本不能当做历史材料的主体加以分析,只能作为历史的辅助资料加以看待。事实也证明,有关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往往更多地与政治意识形态发生着复杂的纠葛支配关系,文学描写也常常代表作家相对单纯的政治立场,由此立场引申出的历史描写也会呈现出某种相对单一的特征,即使偶尔透露出所谓日常生活的焦虑,其丰富性也是相当有限的,不能借此窥见革命更为复杂的一面。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 文章地址: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4/3294
  • 引用通告: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trackback.php/3294

戴國輝:霧社起義與中國革命 胡起望:从日本的国会辩论看雾社起义
相关文章
杨念群:关于《再造“病人”》的访谈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访谈)
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杨念群:“社会”是一个关键词:“五四解释学”反思
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
杨念群:社会”是一个关键词:“五四解释学”反思
吴铭:社会保护运动与平等政治的前景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
蔡翔:事关未来的正义——“革命中国”及其相关的文学表述
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思考角度
蔡翔:当代小说中土匪形象的修辞变化
贺桂梅:作为方法与政治的整体观 ——解读汪晖的“中国问题”论
蔡翔:《地板》:政治辩论和法令的“情理”化--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之一)
蔡翔:《改造》以及改造的故事——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之二)
蔡翔:《创业史》和“劳动”概念的变化——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之三)
杨念群:清初士阶层与帝王之间呈现复杂博弈
裴宜理:中国革命中的知识精英与底层教育
赵刚:回归两宋以来本土学术的建设性批评传统
姚丹: 重构“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劳动、主人及文学叙述
杨念群:从“世界史”到“全球史”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结语
佩里·安德森:艾萨克·多伊彻的遗产
杨念群:再版序言:"儒学地域化"概念再诠释--兼谈儒学道德实践的若干形态
邢肃芝: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修订本)序言
贺雪峰: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
杨念群:何谓“东亚”?--近代以来中日韩对“亚洲”想象的差异及其后果
刘岩:价值生产与再造穷人--以工人阶级的身份变迁为线索
吕正惠:《神聖回憶:蔡翔選集》序──我們需要這樣的異質思考
邓鹏:革命的得与失
杨念群:“中层理论”应用之再检视:一个基于跨学科演变的分析
开放时代:70年代中国
朱永嘉:五一劳动节随感
邱士杰:从中国革命风暴而来--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
潘毅、陈敬慈:阶级话语的消逝
南水:"党史专家"的满腔质疑却变成对方的脚注--关于杨奎松《也谈"去政治化"问题 》的几点看法
叶维丽:官五代为何投身革命?
汪晖: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台共党人的悲歌》与台湾的历史记忆
邱士杰:21世纪的20世纪台湾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再统一──汪晖老师《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读后
API: 工具箱 焦点 短消息 Email PDF 书签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本站文章请提供原文链接,非常感谢。 © http://wen.org.cn
网友个人意见,不代表本站立场。对于发言内容,由发表者自负责任。



Xoops 苏ICP备10024138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