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思想

汪晖:上升期的矛盾、体系性危机与变革方向——汪晖教授访谈

国外理论动态2011.12
作者简介: 汪晖
汪晖,1959年生。1988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1年至2000年间参与创办《学人》丛刊,为主编之一。先后担任哈佛大学(199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3)、北欧亚洲研究所(1995)、香港中文大学(1997)、华盛顿大学(1999)、柏林高等研究所(2000)、波洛尼亚大学(2004)等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2)、海德堡大学(2003)、东京大学(2005)的访问教授,以及Positions, The Trac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等刊物的编委。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2007年。主要著作包括中文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2004)、《死火重温》(2000)、《汪晖自选集》(1998)、《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等,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2006)、意大利文著作Il Nuovo Ordine Cinese(2006)、英文著作China’s New Order(2003 Ted Huters译)、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2003)及《死火重温》韩译本(2005)等。编有《发展的幻像》(与许宝强合编,2000)、《文化与公共性》(与陈燕谷合编,1998)等多种。

近期本刊[国外理论动态]记者根据与创刊20周年笔谈主题相关的论题,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先生,下面是访谈主要内容。

《国外理论动态》(下面简称"《动态》"):当前严重的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对中国与世界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您认为它将会给国际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关于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选择,有人认为中国制造业规模越来越大,继续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就可以很快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有人却认为由于国际和国内的矛盾,中国无论如何挤不进去,反而可能因此导致巨大危机,因此中国最好是继续秉承70年代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运动的基本精神,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您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国际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我们该综合什么样的新旧理论资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找到新的可能性和方向?

汪晖:你的问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中国内部不同区域、阶层及其相互关系为中心的。但两者并非没有关联。这样提问预设了中国形成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预设了对如何形成自主发展的追问。中国的金融体制、市场体制都已经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正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发展模式的问题。对发展模式的思考早已开始,却收效不大,原因并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利益错综纠葛,无法将已经提出的问题转化为公共政策。在思想层面,也存在着一个承不承认需要调整变革方向的问题。有人提出进一步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又有人提出民主社会主义。以我的看法,今天的关键问题是存不存在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朝向这个方向的可能性。如果存在这个方向问题,而不只是技术性调整的问题,那么,调动怎样的经验和实践以创造新的发展模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

但这也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例,很多人批评它没有具体方案,但这恰恰说明这场运动致力于方向性问题,而不是技术性问题。它意识到了今天的问题是体系性的,不是个别的技术调整可以解决的。它说我们现在是99%对1%的斗争,提出了敌我关系,提出了统一战线,也就勾画了它的政治战略。这并不是说运动可以迅速取得成果,原因在于:第一,如果一个社会创造的是99%对1%的体制,那么,改变这个体制意味着革命;第二,经历了20世纪后期的大转变,即便思考革命,其条件、方式、基础也全面地发生了变化。没有长期的积累和新的形势的出现,要想取得实质的成果非常困难。就19-20世纪的革命而言,我们已经处于后革命的时代,针对体系性危机的思考和行动应该采用怎样的形式?这是困扰许多人的真实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规模上提出问题。即便运动是幼稚的、初步的,也值得我们思考。

现在有关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提法是升级换代,产业转移。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许多人出于不同的愿望,预言甚至鼓动中国出现类似的局面,但让他们失望的是中国尚未出现他们期待的"革命",而街头革命已经遍布欧美。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中国不存在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国的发展模式没有问题,而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区域广阔,发展不平衡,这些负面的条件在危机条件下,反而成为缓冲金融危机的条件,如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等等,恰恰成为中国内部的调整空间;二是过去10年中国实际上始终处于调整过程之中,这种调整是内部博弈、社会斗争、公共讨论、政策改变和地方实验等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实践的结果。中国社会的社会实验和模式辩论仍然在持续,这表明自主变革的可能性尚存,但由于变化过于急速,如果不能迅速行动,可能性瞬间即逝。但那种试图由外而内地引发颜色革命的方式似乎只能引发社会动荡,而难以产生积极的成果。

果断行动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更清晰的政治社会目标,宏观调整往什么方向转化,就会成为一个日益尖锐的问题。围绕"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争论超出了各自的具体实践,也超出了技术性层面,甚至有关技术性调整的辩论也被上升到政治层面,辩论中对各自模式的发挥并非为了有意夸大其实践的状态,而是由于人们迫切地需要重新确认变革的社会目标。不同的社会目标会产生出围绕发展战略而展开的社会斗争。如果要分析中国未来的选择的话,就需要分析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以及这些矛盾在国际语境中、国内语境中的差异、转化和变异的动力及可能性等等。

中国的区域关系、城乡关系和贫富差别意味着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仍有很大的空间,城市化道路和工业化道路还会持续相当长久的过程。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制造业产能出现过剩,由于国际市场萎缩,正在转向内部拉动,但总体来说,我认为工业化过程不会停止。而且我认为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不但到目前为止,而且在未来20年当中,中国仍然处在上升的阶段。危机、挫折、社会矛盾的加剧并没有改变这个国家在世界体系内上升的轨迹,恰恰相反,它们正是这个上升过程的伴生物或者说直接的产物。因此,不同于中国崩溃论,我认为中国仍然处于上升过程;但也不同于发展主义的论调,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化解社会矛盾,我认为正是这个上升过程本身会带动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尽管出现了各种有关发展模式的讨论和实验,也出现了局部的改变,但这个上升过程的基本模式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城市化、制造业的发展带动大规模的社会转型,由此产生的冲突矛盾--尤其是区域关系、城乡关系的变动--不会减弱。总之,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地位会继续上升,但经济上升并不意味着矛盾的自动消失,社会分化的格局会长期存在。由于工业化过程的持续和大规模城市扩张,对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需求将会持续,这也会导致国际矛盾的尖锐化。其实,资本主义的常态是经济上升期与社会矛盾的累积的共生关系,19和20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的上升期正是欧洲阶级斗争最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其国际冲突最为严重的时代。我们要研究的是上升中的社会冲突与下降中的社会冲突的各自特征,研究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与欧美国家的变迁轨迹之间的差异。中国的社会矛盾有可能激化,原因不是因为它要垮掉,而恰好是因为它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在上升期,社会矛盾的激化正是其后果。

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十几年前有人发表中国崩溃论时我就这么表述过。因为它处在上升期,尽管处于局部调整之中,但基本的发展模式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剧也不可避免。要想改变这一格局,就需要讨论改变发展模式的问题,而这个改变离开了方向性的调整是无法完成的。在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人说我的看法比较乐观;在讨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也有人说我的看法比较悲观。其实,用悲观和乐观来表述是没有意义的,所谓"乐观"很可能就是"悲观",反之亦然。资本的力量很大,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即便你指出了基本模式的危机,在新的形势出现之前,结构性变革仍然很遥远。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特点就是发展不平衡,这也使得一些地区的增长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中国、印度、巴西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发展修改了国际格局的霸权关系,使得欧美的霸权地位有所降低。迄今为止,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总体来说对中国的新角色持相对欢迎的态度,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原来稳定的霸权构造。同样的逻辑,国内边缘区域的经济成长有助于区域和城乡间的平等。现在的挑战是:边缘区域的发展与产业转移的大格局关系密切,而后者在改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同时,并不包含改变发展模式的必然性。

毛泽东总结过20世纪帝国主义的时代特点,即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际劳动分工使得原有的阶级概念在国际领域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国际劳动分工,中国国内的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化日益严重,但这个分化同时也是国际劳动分工的产物,是体系性矛盾的一部分。国际发展的不平衡和国内发展的不平衡都需要我们仔细分析主要矛盾及其转化。不久前,为了讨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变迁,我重读了毛泽东1926年论农民问题的文章和1936年以后讲抗战的文章,发现其中存在着重要变化。19世纪20年代,主流观点认为国际间的战争是有意义的,国内战争即阶级斗争是无意义的,我们现在也有人持这一观点,这是民族主义的调子。毛泽东表示反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所有的国际间的霸权斗争是没有意义的,国内的阶级战争才有意义,十月革命就是国内阶级战争解决了国际问题的最佳例证。因此,他在1926年搞农民运动的时候非常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30年代由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侵华战争迫在眉睫,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上升到危险的阶段,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即认为主要矛盾从国内阶级斗争转化为民族矛盾,不能只讲国内阶级斗争,还要讲统一战线,在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成了统战的对象,在国际上,资本主义的反法西斯国家也成了统战对象。他并没有放弃阶级分析,而是认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敌我关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不是这个战略分析本身,而是它所体现的方法对于解释中国经济的崛起仍有重要的启发性。中国知识界,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没有成功地回答这一问题。你提到按原来的路子是不是可以很快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俱乐部,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首先,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是一个经济俱乐部,也是一个政治俱乐部,要想进入这个俱乐部有一个"政治审查"问题。俄罗斯政治上已经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了,但按照西方标准,尚未达标,进入不了这一俱乐部。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不同,又是亚洲国家,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真的认为中国会成为其俱乐部成员。其次,能否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不仅要看中国的状态,还要看国际格局。前一段时间我在日内瓦参加"南北论坛",印度一个经济学家讲,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规模比发达国家弱很多,但现在西方已经把金砖国家变成一个大话题,目的是推卸西方国家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全球化改变了原先的世界格局,三个世界的理论不能简单照搬了,但在气候问题、能源问题及有关其他国际责任的谈判中,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博弈,或者说南北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主要矛盾。当然,与过去不同,这个主要矛盾是围绕着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改变发展模式这一宏观目标展开的。当代世界的平等危机的根源在于南北关系及其衍生结构的不平等。中国将在未来二、三十年中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没有太大的疑问,但其含义到底是什么,是要认真考虑的。今天国际劳动分工和国际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说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但它是债务国,中国是一个穷国,但它是债权国;即便是第一大经济体,上述经济结构的转变未必对中国是最有利的。

今年在日内瓦联合国会议中心举行的"南北论坛"以金砖国家为主题,第一天讲中国,第二天讲巴西,第三天讲印度,后面讲俄罗斯和南非。因为有其他安排,我只出席了前面三天的讨论。按照这个顺序,每个国家也对应着一个主题,中国那一场的主题是"世界工厂",巴西的主题是"世界的面包房",印度那一场叫作"世界的办公室"。这些主题描述了一个国际劳动分工的新趋势,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也在这个国际劳动分工的新格局里面。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由于未曾经历全面的殖民、具有漫长的农业传统,在二战后又有自主发展的历史经验,其经济构成上的多样性比很多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即便在独立后,也仍然是单一经济,如咖啡经济、蔗糖经济或者石油经济。有些国家原来有工业、农业和其他多种经济形态,但是越来越往专门化方向发展,其转变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过去的殖民时期,比如巴西、阿根廷等在极短的时期内成为主要的农业出口国。它们的农业被少数垄断的种子公司控制,并成为国际劳动分工的一环,受控于国际市场。中国的经济多样性比较高,相对而言稳定性就多一点,不会由于国际市场的萎缩而一下子跨掉,但所谓"世界工厂"的名号,也蕴含了一种对中国未必有利的趋势。工业化是必要的,但如果这一工业化与一种新型的国际劳动分工相联系,就意味着中国工业化将承载比传统的工业化更大的能源消耗、廉价劳动、生态压力和其他劳动保障方面的代价。

在西方语境中,许多人往往将中国的能源问题、生态问题、移民问题、廉价劳动力问题与人权及其他国际规范放在一起讨论,却从不追究国际性的产业转移与这些问题的关系。中国的世界工厂化与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的关系本来是一目了然的,气候变暖、能源问题、廉价劳动、甚至国家的压制机制,都是这一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一部分。产业转移也是社会矛盾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产业的国际转移与阶级关系的国际转移对于解释中国的社会冲突也是重要的。与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不同,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高度金融化、资本化的时代,全球化使得资本与劳动在地理上的分离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晰。过去的阶级斗争集中在国家内的劳资关系,但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高度灵活,国家变成跨国资本的维持会和代理人。资本的流动性和生产




Xoops 苏ICP备10024138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