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思想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

开放时代2007.2
中国正在经历或已经经历了一场巨变。在经济领域,这个巨变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的创制;在社会领域,这个巨变主要表现为社会阶层和地区关系的结构性重组;在文化领域,这个巨变主要表现为市场机制在文化领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篇论文将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论述这些巨变中的一个巨变,即"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形成。
作者简介: 汪晖
汪晖,1959年生。1988年至2002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1年至2000年间参与创办《学人》丛刊,为主编之一。先后担任哈佛大学(199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3)、北欧亚洲研究所(1995)、香港中文大学(1997)、华盛顿大学(1999)、柏林高等研究所(2000)、波洛尼亚大学(2004)等学术机构的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2)、海德堡大学(2003)、东京大学(2005)的访问教授,以及Positions, The Trac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Post-Colonial Studies等刊物的编委。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2007年。主要著作包括中文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2004)、《死火重温》(2000)、《汪晖自选集》(1998)、《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等,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2006)、意大利文著作Il Nuovo Ordine Cinese(2006)、英文著作China’s New Order(2003 Ted Huters译)、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2003)及《死火重温》韩译本(2005)等。编有《发展的幻像》(与许宝强合编,2000)、《文化与公共性》(与陈燕谷合编,1998)等多种。

一,      中国与六十年代的终结

 

2005年8月初,国立新加坡大学为庆祝百年校庆举行了一系列学术讨论会,其中一场的主题是"亚洲的六十年代"。尽管中国的六十年代在讨论中被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美国等国家的学者反复提及,但除了我本人应邀担任这场讨论的评议人之外,没有中国学者在这个场合发表论文。在我的经验中,这不是偶然的。1998年,当全世界--欧洲、亚洲、美洲等等--都在纪念1968年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三十周年之际,中国这个与六十年代关系极为密切的地方就对此保持了沉默。

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这一沉默的意义。我观察到的第一个现象是:这个沉默不仅是对六十年代的激进思想、政治实践的拒绝,即不仅是对作为中国之"六十年代"的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的拒绝,而且也是对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否定。我在这里所说的"二十世纪中国"指的是从辛亥革命(1911)前后至1976年前后的"短二十世纪",亦即中国革命的世纪。这个世纪的序幕大致可以说是1898年戊戌改革失败(尤其是1905年前后)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时期,而它的尾声则是七十年代后期至1989年的所谓"八十年代"。[1]中国革命的内容包罗万象,但并非不存在核心内容,概括言之有三点:第一,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建构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进而为现代中国政治奠定基础;第二,以革命建国为方略,通过对传统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将中国建立为一个主权的共和国家,进而为乡土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第三,阶级政治的形成和革命建国的目标既召唤着现代政党的产生,又以现代政党政治的成熟为前提。在这个时代里,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曾经先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楷模,而对这两场革命的不同取向也清楚地表达了中国革命之政治分歧:"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热情地赞颂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价值,而第一代共产党人以俄国革命为楷模,对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进行批判。在"八十年代",伴随社会主义危机和改革的出现,俄国革命的光环渐趋消失,法国革命的意义重新凸现,但随着这个革命世纪的终结,法国革命也与俄国革命一道作为"激进主义"的滥觞成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对于六十年代的拒绝和遗忘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和全面的"去革命"过程的有机部分-如果我对"短二十世纪"所做的上述三点概括基本成立的话,"去革命过程"就必然表现为工农阶级主体性的取消、国家及其主权形态的转变和政党政治的衰落等等。

六十年代的亚洲,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殖民主义时代正在终结;在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地区,大规模社会运动相继爆发,冷战和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六十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反战运动和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批判风起云涌,战后资本主义及其政治体制遭遇强烈质疑。但为什么六十年代问题更像是一个西方的话题,而不是亚洲的话题?在给出更为深入的回答之前,也许下述两点值得提及:第一,西方的六十年代与亚洲的六十年代相互关联,但也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在:欧洲和美国的反战运动、反殖民运动基本上是西方社会内部的批判运动,它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是针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批判;与此相对照,在东南亚(特报是印度支那)和其他的地区,六十年代的斗争具有深刻的针对西方殖民统治和国内社会压迫的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性质;如果说西方的六十年代针对战后党-国体制(party-state or parties-state)及其内外政策提出了激烈的批判,那么亚洲的六十年代(日本是一个例外,它的社会运动与欧洲的情况有着更多的相似性)则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武装斗争在霸权性的国际关系中重建独立自主的国家,即建立新型的党-国体制(party-state or parties-state),谋求自身社会的改造和经济发展。在当代语境中,亚洲六十年代的武装革命、军事斗争已经从人们对这一时代的记忆和思考中消失了-当跨国主义成为支配西方知识分子想象力的主导价值之时,六十年代亚洲的独立运动和党-国建设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即使在亚洲左翼对于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的缅怀中,这一问题也难以构成重新思考六十年代的中心主题。

第二是中国六十年代的独特性质以及中国对自身的六十年代的自我否定。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始终支持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和不结盟运动,并在朝鲜半岛和越南与世界上最大的强权美国相抗衡;当六十年代的欧洲激进分子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实践之时,他们发现中国在更早时期已经与苏联正统路线进行了持久的理论的和政治的斗争。中苏关系的变化直接起源于苏联的霸权诉求和中国对于国家主权的捍卫,但这一冲突不能一般地放置在国家间关系的范畴内进行解释,因为冲突本身突显了两国共产党之间的政治对立和理论分歧。几乎在新型的社会主义党-国体制确立之始,革命政治即面临"去政治化"的侵蚀,在国内方面,它主要表现为党-国体制的官僚化和以权力问题为中心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不但取消了党内的自由讨论和参与者的政治主体性,而且也以自上而下的权力体制压制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其他社会阶层内部的批判性思考和社会运动;在国际关系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霸权构造最终形成和确立,不但阻碍各国社会主义者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也损坏了自主和平等的国际关系原则。中苏论战以一种理论斗争的形式展开,显示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对于政党与国家及社会主义方向的不同理解。

中国的六十年代与中苏论战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自身的演变的担忧密切相关。[2] "文革"中提出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试图通过大众参与突破党-国官僚体制的框架,但由于这些斗争本身与群众运动内部的派性斗争和党-国体制内的权力倾轧纠缠在一起,导致了大规模群众暴力和政治迫害,早在1976年之前,六十年代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已经黯然失色。在七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毛泽东的逝世和失去权力的领导者重新登上权力舞台,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对于"文化大革命"给予了彻底的否定。1980年,在对"文革"时代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清理之后,全国人大做了专门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所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3]三十年来,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社会的模式,已经从一个"世界革命"的中心转化为最为活跃的资本活动的中心,已经从对抗帝国主义霸权的第三世界国家转化成为它们的"战略伙伴"和对手,已经从一个阶级趋于消失的社会转化为"重新阶级化"的(在很多人看来"更为自然的"或"正常的")社会......从历史的角度看,对六十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失望、怀疑和根本性的否定构成了七十年代至今的上述历史进程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当批判的知识分子试图对当代社会危机--三农危机、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的扩大、体制性腐败,等等--做出分析之时,针对他们的最为有力的武器就是:你们是要回到"文革"吗?这一"彻底否定"的姿态取消了任何对当代历史进程进行真正的政治分析的可能性。

我把六十年代的消逝视为一种独特的"去政治化"的过程。六十年代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它的最为重要的特征是打破战后国际体系的两极化和冲击战后两种不同类型的党-国体制,即陷于危机之中的以多党政治为特征的西方民主和同样陷于危机之中的以一党政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党-国体制。我们可以将这个时代的"政治化过程"放置在三个相互关联的进程中加以理解: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得原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基本解体,世界权力格局进入了以美国和苏联两大集团相互对抗的冷战时代。从五十年代的万隆会议到六十年代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和武装斗争在这个两极化的世界格局内部打开了缺口,这是打破冷战的两极构造(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国际关系的"去政治化的权力架构")的"政治化过程"。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就是对于这一新的历史形势和政治斗争的回应。第二,如果说民族解放运动打破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那么以中苏论战为开端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内部分裂则在东方集团内部提供了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未来和世界性的霸权构造的空间,这是通过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而展开的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日益僵化的(亦即"去政治化的")权力格局的挑战,从而也可以视为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政治化过程"。第三,社会主义的内部分裂直接地导致了一种新型政治尝试的出现,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动"文化革命",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遏制党-国体制的"异化"(或"去政治化")-离开对于社会主义党-国体制的深刻怀疑和激烈破坏,我们是无法理解中国的六十年代的;离开对于这个体制的重构和再确立,我们也无法理解中国的六十年代的终结。

正如我在上文简略谈到的派性斗争、政治迫害,以及党-国权力体制的重新巩固所表明的,六十年代内部包含着自我否定的趋势,即"去政治化的趋势"。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错综纠葛的局势及其对"后文革"时代的影响?

 

二,      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党-国体制的危机

 

去政治化与政党政治的转变

关于六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有无数的学者进行了探讨。我在这里主要从"去政治化"这一命题出发,讨论中国的党-国体制及其转化问题。意大利社会学家亚历山地罗·鲁索(Alessandro Russo)对中国的"文革"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在一篇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How to Translate Cultural Revolution?")中,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