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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中:北大外院讲演综述(共三讲)

北大外院
“谭中先生指出,已故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对西方许多大学产生了影响。费正清抓住“中国”这两个字大做文章,认为从中国的“中”字可以看出,中国人自高自大,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中心,而别的地方是边缘。谭中先生说他2004年参加在台北举办的第十八届亚洲历史会上,就有三位北美学者再一次提起“中国中心论”,后经过谭中先生的提醒,这些学者才知道原来“中国”一词是译名。” 谭中先生祖籍湖南,1929年生于马来亚柔佛邦,1931年至1954年在中国长大。1955年至印度,并在印度获得了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印度尼赫鲁大学汉语系主任、教授,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顾问。

谭中先生在北大讲座的综述

谭中先生祖籍湖南,1929年生于马来亚柔佛邦,1931年至1954年在中国长大。1955年至印度,并在印度获得了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印度尼赫鲁大学汉语系主任、教授,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顾问。谭先生的研究方向包括东亚近代史、敦煌研究以及中印交流研究等。主要著作有《中国与勇敢的新世界》、《海神与龙》、《跨越喜马拉雅鸿沟》、《踏着玄奘的脚印》、《印度与中国》等等。

参加本年度北京论坛之后,谭先生应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之邀,在北大作了三次讲座:开展中印学研究正当其时(Time to Develop Sino-Indian/Chindian Studies)、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Chindian-----Idealism and Realization)和中印发展比较(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Indian Development)。本文汇编有关谭先生在北大讲座的三篇报道,以飨读者。

 

谭中先生在北大的讲座之一:

“开展中印学研究正当其时”

(Time to Develop Sino-Indian/Chindian Studies)

 

11月1日谭中教授在英杰交流中心三层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以“开展中印学研究正当其时”(Time to Develop Sino-Indian/Chindian Studies)为主题,陈述了中印关系的渊源,并发表了自己对中印关系现状等问题的看法。

抱着实现中印大同——Chindian的理想,谭中先生以泰戈尔先生与其父谭云山先生的交往为开场语开始了讲座。谭先生认为,当年建立中印学会是泰戈尔先生还是谭云山先生最早提议现已无法考证了,但中印学会的成立在他们彼此的生命中留下了共同的印痕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无论是中国方面的中印学会、印度方面的中印学会,还是谭云山先生应泰戈尔之邀前往印度国际大学成立的中国学院,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联系中印感情,构筑一个中印和谐发展的美好前景,成为他们共同的理想与奋斗的目标。经由上一辈之手,谭中先生继承其父之志,在印度推广中国文化,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不能说中印学已经建立起来。先生戏言自己是沟通中印文化的“两栖动物”。

谭先生认为,中印两个伟大的民族有必要搞好交流。1913年泰戈尔作为第一个非白种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欧洲国家受到了普遍的欢迎。鲁迅对此曾经表示:中国没有声音,印度也没有声音,只有泰戈尔有声音。这件事对不少中国青年的刺激很大,可以说他们在泰戈尔身上看见了黄种人寻求世界话语权的一抹希望之光。泰戈尔在获奖后也致力于弘扬东方文化,譬如他一手创建的国际大学。在泰戈尔心目中,在一片荒地上开垦出来现已享誉全球的“国际大学”就是他的“和平乡”。中国对此校名的翻译不太好,其实圣蒂尼克坦应取“和平乡”之意,翻译中的“国际”二字的实际意义应该是指“宇宙”。泰戈尔是想把圣蒂尼克坦变成一个“小小的宇宙”,一个“世界的鸟巢”。泰戈尔1937年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成立开幕式上的讲演,很明显地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他说到:中国人喜欢物质,却不是物质主义者。“他们直觉地掌握世界的秘密……是一种表现之秘,一种神力。”在杭州之行中泰戈尔也表示过:中印交流的道路上长满了荆棘,他访问中国的目的是希望把这条路重新开辟出来。

作为中印学会第一批会员中的最后一人——季羡林先生,也曾说过如下观点:中国与印度是世界文明的一半。谭中先生从人类起源和神话传说两方面来看中印半个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喜马拉雅山麓的南面发现的拉玛古猿被认为是中印人种的起源。很多植物动物也是从喜马拉雅地区逐渐向外扩展的。中国神话中有关羌人大禹治水、伏羲、女娲等等传说,古老神话中鸟与蛇的形象,都与印度神话有类似之处,这可以说明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印度是蛇的故乡,又有著名的金翅鸟神话。历史上,这两大文明的亲缘关系数也数不清。佛教的大乘宗,“乘”即是车舆,代表着把印度文化载入中国。玄奘上书唐太宗时把在印度搜收的大量佛像、经文带回中国,丰富了中国文明。印度佛教不搞颠覆,而是在中国寻求融通,求得平和发展。比如观音到中国来以后的性别变化、功能变化(送子)。

历史在不断发展,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要推动中印学,就要深入研究地理、生态、宗教、历史、政治等各方面的学科。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工程,可以进一步加深中印对彼此文化的理解,破除旧观念的桎梏。这将有助于全世界的发展和诸多问题的解决。谭中先生认为学者普遍认为东亚是一个中国化的文化,其实更应该是中印化的文化。

讲座之后与会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老师提及自己的印度之行,对中印作为近邻,然而彼此间的了解反而不及对欧美的了解表示出担忧。认为目前两国的隔膜还很深,两种文化更多的不是相融而是撞击,我们应当更为理智地去看待中印的现状与未来。针对这个问题,与会学者们纷纷结合亲身体验,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认识。77高龄的谭中先生也不顾刚结束一个多小时的讲座,热情地加入讨论。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与会者展开热烈且高潮迭起的争论。谭中先生第一天的讲座画上圆满的句号。

(报道:刘潋)

谭中先生在北大的讲座之二:

 “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

(Chindian-----Idealism and Realization)

2006年11月2日,谭中先生在北京大学理教作了题为“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Chindian—Idealism and Realization)的演讲。北京大学历史系林承节教授、印度德里大学黄绮淑教授、北大东语系印度语言文学专业的师生、印度留学生多人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大等高校的一百多名年轻学子一起,兴致盎然地听取了谭中先生的演讲。谭中先生虽已年愈古稀,但长达两小时的讲座中始终精神抖擞,时常妙语连珠,先生的谦和博学深深折服了在场的听众。讲座结束后先生认真回答听众的提问,不时走下讲台,与年轻学子频频交流,体现出他平易近人的学者风度。

谭中先生在此次演讲中提出了四个观点:第一,印度就是中国;第二,中国就是印度;第三,没有印度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第四,没有中国就没有今天的印度。这四个观点宏大而新颖。谭中先生俯瞰世界,尤其从中印两国的历史、文化、地理、经济等各方面出发,对他的观点加以论证,为大家深入了解中印关系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

 

印度就是中国

谭中先生首先问大家是否知道印度这个名字是谁取的,然后说到印度在古时候曾称之为“身毒”、“天竺”,后来唐代僧人玄奘认为“天竺”这个名字不好,在《大唐西域记》中改为“印度”。玄奘指出,“印度者,唐言月”,并把佛教比作“朗月之明”,照耀“群生轮回不息”。整个世界的人如同在黑夜里找不到方向,而佛教象月亮一样,指导着人的方向。

谭中先生谈起李白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在这首诗的20个字里面,李白、月亮、故乡“三合一”,三者融为一体。有些外国评论家认为,在中国的诗中,没有说出来的思想感情比说出来的要多得多。中国的诗里包含了很多意思需要去体会。李白自称“青莲居士”,他在《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这首诗中写道: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

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谭中先生指出,在这首诗中,李白称自己是“金粟如来”,认为自己是佛的化身。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李白如果不信佛,如果对印度没有感情,就写不出这样的诗。

然后,谭中先生问大家什么是文化,他说全世界各个学者对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但他认为,文化应具有象征符号。比如他和大家说话,就是一种象征符号。一群牛、羊、鸡在街上走,没有文化;一群人在街上走,就有自己的象征符号。北大几千个学生,有几万个象征符号,中国十几亿人,便构成了一个象征符号体系。从象征符号的角度来说,印度实际上已经变成李白了,印度就是中国。

中国就是印度

谭中先生指出,已故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对西方许多大学产生了影响。费正清抓住“中国”这两个字大做文章,认为从中国的“中”字可以看出,中国人自高自大,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中心,而别的地方是边缘。谭中先生说他2004年参加在台北举办的第十八届亚洲历史会上,就有三位北美学者再一次提起“中国中心论”,后经过谭中先生的提醒,这些学者才知道原来“中国”一词是译名。

谭中先生说,从中国的古书可以看出,法显、道宣眼中的中国就是印度。道宣在《释迦方志》中提到“雪山以南名为中国”,这里的雪山是喜马拉雅山,而喜马拉雅山以南应是印度。另外很多佛教典籍里都把印度说成是“中国”,意即中部的国家,而中国被称之为“中土”。

没有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印度

谭中先生认为,“China”(中国)这个词,实质上是印度发明的。印度孔雀王朝开国宰相考底耶(Kautiliya)有一本书叫Arthasastra,季羡林先生翻译成《治国安邦术》,这本书中有一句:

Kauseyam cinapattasca cinabhumijah.

“Kauseyam”,就是中国的蚕茧。据梵文古籍记载,印度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Siva)非常喜欢穿黄色蚕茧的丝织品。“cinapattasca”是指“成捆的(中国)丝”,“cinabhumijah”是指“产生在中国”,上面这句话中有两个“cina”,它是英文“China”(中国)的古字。上面这一句话也说明,印度对中国的了解是很早的,很可能在公元前4世纪之前就和中国有接触了。

谭中先生还说,印度两大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中的世界大战,就提到有中国的军队参加。印度密宗(Tantrism)有一个神叫度母女神(Mahacina-Tara),“Maha”的意思是“大”,“cina”的意思是“中国”,度母女神脚下踩着印度三大主神大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因此,从象征符号看,印度与中国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其次,古代印度是中国丝绸的转运者。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看见四川的竹杖和细布,后张骞听说这是阿富汗的商人从印度转卖过来的。

据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统计,1700年,世界经济力量按购买力水平计算,全世界的财富大致是这样分配的:中国占23.1%,印度占22.6%,欧洲占23.3%,日本占4.8%。这也就是说,在1700年以前的一千七百年或两千年中,中印经济占世界的一半或更多。谭中先生认为,中国是印度的邻国,两个国家相辅相成,中国的发展对印度的发展是有利的。

没有印度,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谭中先生指出,季羡林先生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一书中就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提出了四点:第一,印度、中国文明占世界古文明的一半;第二,印中两国天造地设;第三,印度、中国文明一定要交往;第四,如果没有印度与中国文明的交往,就没有现在的中国。

谭中先生说,世界上的十大河流,长江排第三,黄河排第六,世界的这十大河流只有长江、黄河没有出国界。中国在汉朝后期,秦汉帝国制度在衰退;隋唐宋又是另一个帝国体制,佛教给带来很多新的东西;到元明清时期,虽是一头一尾都是少数民族统治,基本上仍按照隋唐宋的体制,而隋唐宋时期的中国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因此,没有印度,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谭中先生以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为例,进一步加以佐证。他援引向达在《唐代刊书考》(1928)的一句话:“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谭中先生说,中国的印刷术首先是印刷佛像、经文、佛经,佛教僧侣对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是有贡献的。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就是《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印度有一个理想——“cakravartin”,其字义是“转轮”,汉译为“转轮王”,形容一个王的征服的轮子能象太阳一样遍布全世界。太阳照到哪里,哪里就受王的统治,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我们生活中常说的“一轮红日”、“一轮明月”就源于印度。谭中先生指出,古代中国有两个“转轮王”,一个是唐太宗,另一个是武则天。武则天曾自封为“越古金轮神圣皇帝”,又自加尊号“慈氏越古金轮神圣皇帝”。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China)和印度(India)是分不开的,“China”加“India”等于“Chindia”。他说,“Chindia”的意思是“中印大同”,中国和印度就好象是双生子一样是连在一起的。谭中先生说道他这次所讲的题目是《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实质应是《中印大同——理想可以实现》。

谭中先生演讲之后,有一位在座听众问他“中印大同”这一理想在当今时代有何现实意义。他回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现在影响很大,亨廷顿认为文明必然产生“文明的我们”和“文明外的他们”两大阵营。谭中先生认为,美国的“9·11”事件一方面证明了伊斯兰是美国的敌人,另一方面驳倒了儒家是美国的敌人这一论断。有人说,美国的导弹炸死了多少人,就有多少人是恐怖分子。不同的文明可以结合起来,印度有11亿人,中国有14亿人,这25亿人结合起来,世界上近百分之四十的人就结合了。《圣经》、《古兰经》有两个很相似的特点:其一,不允许异教;其二,报复思想较重。而不提倡报复的,只有印度和中国的文明。谭中先生最后说道,中印大同这一构想不仅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应该快一点提倡。

                                                   (报道:谭利辉)

谭中先生在北大的讲座之三:

中印发展比较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Indian Development)

2006年11月3日上午,“谭中先生系列学术讲座”之三“中印发展比较”,在英杰交流中心三层印度研究中心举行。

谭中先生在全球化的话题中展开了此次讲座。谭先生认为,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英语(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接着谭先生问道,印度发展究竟有没有可能超过中国,如果有的话,可能性在哪里?中印两国在发展自己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相互合作的契机?

谭先生首先举出了一个可以作为促进印度经济发展动力的现象,即印度所谓的“贱民阶层”的觉醒,这些曾经的边缘人开始自觉在社会发展中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成为促进印度发展的一股新力量。比如在七十年代,出身印度贱民阶层的印度总理对印度政坛产生的特别影响。印度是联合政府执政,农民直接参加选举,这有利于印度民众民主权利的维护,但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和选举制度在印度的作用也值得研究。谭先生指出并分析了印度民主选举中存在的一些值得深思的现象,比如印度政坛存在的地方势力操纵选举的现象,选举中小党控制大党的现象等。

谭先生认为,中印两国都受到了苏联的深刻影响,但印度近现代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即印度近现代的发展是在两个巨头的相互激荡中行进的。这两个巨头便是甘地和尼赫鲁。两人在对印度发展的构思存在分歧:甘地倾向保守,主张自力更生,发展手工业,强调民众就业,主张政府积极发展乡村手纺织业;(这不同于中国的乡镇企业,印度政府在发展乡村手纺织业时只负责提供原料和收购产品,其他事宜由纺织者自己安排;)而尼赫鲁则不同,他激烈主张现代化、工业化,积极向西方学习。比如模仿美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建立印度的IIT(印度科学研究院),并直接从国外聘请教授对学生进行训练,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批人员对世界的科学技术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接着谭先生列举了一些中印政坛上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印度各邦竞选的时候,民众最为关注并不是本邦候选人能否当选上财政部部长,而是关心他能否当选为铁道部部长。一旦一个州邦的候选人当选上铁道部部长之后,其家乡的铁路便得到急剧的发展,当地铁轨向各处延伸,有利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则不同,由于中国政府官员的发展和其政绩有直接关系,所以一旦某人被提升为某地长官之后,此官员便极力发展当地经济,而不是偏袒自己的家乡。印度的这种状况使印度官员有搞地方主义的危险,而中国没有,中国是一盘棋。但中国这种状况却往往容易导致政策朝令夕改,发展难以持久。

对中国的城镇化运动,谭先生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谭先生认为,中国推进城镇化要慎重。如果十年后中国的一半人口都变成城镇居民的话,那么中国将进入一个高消费时期,其对消费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人均消费后产生的废弃物将十分惊人。谭先生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令外国经济学家都极为担忧。

关于民主和发展的关系,谭先生认为,民主不一定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到直接的积极作用。比如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有自己的特点,但中国的经济发展却在近二十年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而印度虽是联合政府形式,但在经济发展上却落后于中国,所以,在政权的组织形式上,两国是有相互学习的地方的。毛泽东提出的民主上的集中和集中下的民主应该是最理想的国家政权组织方式。但从长远来看,民主政策是一种优点。

对中国政府在经济战略方面提出的飞跃式发展模式,谭先生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肯定。谭先生说:中国人喜欢飞越,喜欢高数字的增长率,但增长率并不一定就代表什么,而飞越式发展不应该在所有的领域贯彻,如文化传统方面。在印度传统文化保存就比较完整,至今很多印度妇女都仍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纱丽,而中国在传统文化的保存上就存在不尽人意的缺憾。在说明数字并不总是实际反映现实的时候,谭先生举了一个例子,说:比如跑步,我们假设跑步的目标是12圈,那么跑完第一圈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总任务的1/12,但是跑完第二圈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总任务的1/6,从12到6,好像一下子飞越了很多,但其实都只是完成了一圈的任务。所以有时候对数字上的骄傲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夸大,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谭先生也就中印两国存在的合作契机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他认为中印两国都是农业大国,有自己悠久丰富的农业传统,中印两国的保健养生传统也源远流长。而现在国际上越来越推崇绿色农产品和绿色保健品,日本和韩国每年都从这两方面获得巨大利润。那中印两国是否可以在这些方面展开合作呢?

发言过程中,与会人员就谭乡生的某些观点及时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激烈的争辩,使问题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如有与会者认为学界多以西方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术语来考察民主和集权在中印两国的状况,而忽视中印两国自身的历史文化特点。印度的民主和中国的集权都有着自己长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印度的民主并不是在西方强权的干预之后才出现的,其联合政府的政权组织形式在印度历史上早有萌芽;而中国的父母官式的领导风格也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与会者一致赞同谭先生所说的观点:民主不一定直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西方的民主形式和政权组织形式不一定对中印两国的全面发展直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每一个民族都有适合自身和富于民族特色的发展模式。我们应该做的是探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而谨防照搬西方。

(报道:代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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