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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新右派」出现在台湾地平线上了--评吴叡人的《贱民宣言》

赵刚:「新右派」出现在台湾地平线上了--评吴叡人的《贱民宣言》

唐倩的喜剧-封面

人文与社会;作者赐稿
当代新右派耽溺于一种道德美学及其某种悲怆性,以「民族」为历史主体、歌颂没有内容的但又很英雄性的「自由」、欲望「危险地活着」、把死亡美学化道德化......。一言以蔽之,将政治大美学化,在美学中寻找一种从古代奥秘地流传下来的「道德意义」。凡此,都可以在「宣言」中看到魅影流动。但吴睿人的台湾新右毕竟又是台湾所特有的,更可说是一种庸俗化的波特莱尔,为何?因为他们的美学化了的道德意义,经过检验,竟然又只是菲利斯汀的现代性叙事重播,与古典中国的战国策谋略「远交近攻」的翻版。
作者简介: 赵刚
堪薩斯大學社會學博士 Ph.D., University of Kansas
現職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91迄今(教授2002)

这是一篇复杂而危险的文章,徘徊于「高贵」与「低贱」之间。文字之中,透露着一种自由的呼唤,但也埋伏着一种嗜血的残忍。

作者吴叡人何许人也?因为他是《想像的共同体》的译者,我知其名甚久,但未曾谋面,而因为我的孤陋寡闻,印象也一直仅止于这个译著者名,以及他好像是一个政治学者。前一阵子,有朋友传来他在一个反旺中[人文与社会注:指台湾旺中集团加入收购壹传媒时的社会运动]的学运集会中的群众发言影片,但我不会更新我的电脑的Flash之类的程式,一直没看到,直到前两星期我才看到了,两位东海的学生给我看的。这两个同学,还给了我两个论文连结,并希望我一定得帮忙看看,说这两篇对学运学生影响颇大,他们也读了,觉得里头的论述虽说很有吸引力,但总又模糊地觉得颇有问题,但又不知道出在哪儿,试着用「阶级」这个传统左翼视角来批判地整理,好像也不是很用得上力。他们希望我一定要读,好提供给他们一些批判的视角或启发的维度。

我于是趁期中考的这个空档,把这两篇以及其他两三篇吴叡人的文章给好好读了。读的过程中,感觉算是复杂,我虽然非常不同意他的整个认识架构与核心论点,但认为他是一个可敬的对话者--他读书、他思考、他有他的一套逻辑与价值、这里或那里他有他的观察敏感,以及,他也希望「介入」「现实」。尽管,在细读下,他也展现了很多的令人困惑的矛盾与不一致,有时甚至--原谅我--扯淡,但我也在想,这些也未必是他的问题,而是一种当代的台湾的主流的思维架构所必然会展现出来的问题罢。当然,这样说并不表示我的思维是没问题的。因此,以下这篇批判文字,也等待被批判。如果有时间,我也许会接着写我对学生所推荐的另一篇论文〈后殖民论纲〉的想法。

一、

〈贱民宣言:--或者,台湾悲剧的道德意义〉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我的整理如下(我的整理只能为我自己负责,不建议读者以我的阅读为阅读):

当代东北亚是蕴含着高度民族主义能量的地震带:日本是「实质上美国的附庸」还没有成为「正常国家」;中国还没有「完成兼并台湾的目标」--『中国民族主义强烈渴求修补受伤的尊严,恢复帝国时代的荣耀,并且完成民族解放的最后工程-「收复」台湾』;而韩国则尚未「建立统一的国家」。因此,区域中有些日韩的进步知识分子去搞所谓的「东亚论述」或「亚洲论述」,其实是在「重构各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型态基础,以为某种相对进步的区域主义或民族国家结盟形式铺路」。在此,吴叡人似乎暗示此间知识分子不可盲目跟风,原因是因为「这场进步游戏」其实还只是主权国家(知识分子)的游戏,台湾一日没有「主权国家的身分」,则台湾一日别想参与「任何形式的东亚共同体」。

在这个「主权民族国家体系」所垄断的世界中,台湾的位置是贱民阶级的一个成员,因为,它没有国家,或纵然有国家但又不被这个体系所承认,从而只能在「帝国的夹缝」中如贱民般苟存于世。

但贱民自己不可妄自菲薄。既因为,唯有身处卑贱,才能有一只眼看到体面民族国家俱乐部的伪善与嗜血,看到他们其实「并未挑战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对国家形成权的垄断,也无法超越权力平衡的现实主义原则」。但更重要的不在「思想」的可能,在地缘现实主义之中,吴叡人有一种他自己的现实主义--知识与思想最终而言是无效果的,因为「在东北亚的民族主义格局之下,小国没有逃离帝国强权掌控的选择」。而这么个判断,又是基于吴叡人对「东北亚的当代」的认定,对他而言,东北亚当代的「民族主义格局」有三要素:民族主义能量累积巨大(已如前述)、资本全球化所造成的不均衡发展及其引发的在地民族主义反抗,以及(和现在这个论点有关的)新世纪以来新兴的但不稳定的美中双极体系(吴叡人用的是「多极体系」,但以他的行文为准,只有美国与中国而已)。

因此,吴叡人根据他所见证的这个「经济与历史发展的结构性逻辑」,所下出来的核心政治判断是:「在没有逃离帝国的选择」下,作为「贱民」的发声者的台湾民族主义知识菁英就只剩下一个吊诡的「无路可出」的出路,那就是勇敢地但也同时是「不得不的」负担起「贱民」的历史角色,成为「结构性的怀疑主义者」,并「不得不重估一切高尚的价值」。因其困境与生存之欲望,贱民被迫成为了「道德的民族」。

或许是自觉到他的这个政治判断的非政治性与「道德-美学」性,吴叡人回到史特劳斯风(Straussian)的古典,期望台湾贱民在世界历史的不公、残酷与绝情中,「创造出一个公正的城邦」--,即「治理的技艺(statecraft)」,在绝望中一心向善,砥砺自身的精神气度,蓄势以待。等待什么呢?「帝国突然崩解,或者当帝国挥军东指」。而在等待中,贱民所做的一切,从未来往回看,也有了两种可能的意义:「为自由蓄势,或者为有尊严的死亡蓄势」。

二、

吴叡人的这篇「宣言」在哪些方面吸引了一些学运学生,我诚然不知,但我想,也希望,应该不是前引的那段贱民版的「不自由毋宁死」吧!

但这里头的某些讯息,对我而言,还是颇有进步潜能的。其一,历史尚未终结;吴叡人质疑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其二、「民族自决」的欺罔性;吴叡人清醒地指出了帝国强权所支配的国际秩序的现实主义原则。其三、台湾与世界史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吴叡人把讨论从台湾拉到东亚区域与世界史的层次。其四,吴叡人愿意去看到政治、道德与美学之间的复杂且深刻的关系。其五、吴叡人的「被迫向善说」间接批判了之前独派的妒恨 (ressentiment) 道德主义,指出台湾人并非必然占据了一种道德优位。以及,其六,吴叡人进行这类论述后头,有一种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非学院理解。

虽然这些对于一个「后殖民」学者而言,可能是必要的观点养成,但置放在一个非纯学术的视野中,他的这些观点似乎形成了对台独派的重大修正。但我之后要进行的批评恰恰是要指出,这些观点其实并没有超越独派既有的框架与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观点,在其外表的进步性之后,有其「反动的」理路构成,以及某种「结构性」的偏见与不见。

首先,令我最感觉讶异的是冲绳的消失

根据吴叡人在另一篇网路文章〈关于「进步本土主义」的谈话〉,他写这篇「宣言」的由来如下:

〈贱民宣言〉是去年[按,2008]九月应韩国延世大学历史学者白永瑞之邀而写的。当时他们那批韩国学者选择台湾、冲绳、越南三地,和在地的学者坐下来谈一整天关于「如何在帝国交错的地带逃离帝国」这个主题

越南或许可以不提,但冲绳不正应该是吴叡人以「东北亚」为分析对象的核心之一吗?虽然他和冲绳的代表「谈[了]一整天」,但却没有理解到--根据他自己所设定的判准--冲绳比台湾还更是「贱民」。在吴叡人的「宣言」里,他二眼所视唯有中、日、韩,以及美,而已。如果贱民眼里只有帝国或是已经成为民族国家俱乐部的成员,而看不到其他的「贱民」,那又是什么样的「奴隶的道德」呢?在历史中曾经有独立王国传统的冲绳,在美国与日本的联合宰制下,相对于台湾的实存的国家政权以及有限被承认的国家身份,落得连个国家机器都没有。

吴叡人避免谈论那被美军殖民直到1972年,之后才「被回归」日本的冲绳,是出于什么原因,是由于冲绳的存在对于他的论述构造而言是一「不方便的事实」(inconvinient fact)──因为谈冲绳就不能回避美军基地殖民时期、不能回避安保结构,而冲日、冲美问题是安保结构的结果,冲绳反美军基地运动基本上动摇了美国所架构的亚太区域「稳定」,而这恰是台派与独派的论述前提?还是因为嫉妒冲绳的「更贱」?果真如此,那么吴叡人并没有超越独派原先的一种妒恨道德主义。到底真正是什么原因,文本不足,我不好妄度。但我还是愿意建议吴叡人理解到,在冲绳人民对于美军基地的制度性暴力,以及身心处在战争热点的现实下,所进行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反抗,以及在这个反抗里所展现的昂然的乐观与不倒的幽默中,既没有展现出那种总是以己为悲、要人「疼惜」的姿势,更不曾展现出「为有尊严的死亡蓄势」。吴叡人的「后殖民」并没有超克台湾根深蒂固的悲情意识,反而在为它寻找新的道德和美学养分。道德、美学与政治可以有很多种连结的想像,吴叡人的是其中之一,而且对于惧血与乐生的人们而言,应无吸引力。

其次,〈贱民宣言〉在表面否定了「历史终结论」之后,又暗地庆祝「历史终结论」的再度凯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吴叡人在「宣言」中很暧昧地、闪烁其词地没有点破一个重要「政治判断」,那即是必须亲美,无可选择地必须亲美。吴叡人不明说,我善意地猜是因为他也不愿意亲美,他心痛于他自己的必须亲美。

当吴叡人说台湾「没有机会逃离帝国」时,他的意思再明确不过的是:在一个双极体系正在东亚较劲的时候,台湾没有选择,只有西瓜偎大边,而大边就是美国。但恰恰就在吴叡人如此论述时,他似乎已经完全遗忘了他之前的论述前提:当今的世界是由「主权民族国家体系」所垄断的世界!但让我们暂且忘掉他的遗忘吧,顺着他的「逻辑」前行,向他如此提问:那么,这样的现实主义的选择,除了苟活之外,有何道德基础呢?吴叡人必须面对这一(于他而言更是重要的)质疑。但他,由于某种自我禁制,并没有给出一个理路明确的答案。这个无法展开的论证似乎见证了吴叡人其实还是陷于「亲美仇中」的台独架构而无法超越。而这个架构的基础即是美国。它(至少部分地、不完整地、甚至有严重瑕疵地)代表了人类文明上溯「希腊-犹太」的某种正朔,而中国则是一亚流的东方主义的帝国。因此,吴叡人的「历史尚未终结」,无法引伸出一个吴叡人所想像的「重估一切高尚价值」的新的历史,而只是对新自由主义者以为已经到站的事实性错认的指正而已。

吴叡人的「贱民」和subaltern studies 不同,他的「贱民」是民族而非人民。从吴叡人的贱民观点出发,历史终站的到来必须有一个真正的民族自决为其必要条件,而新自由主义者夸夸其谈的「个人主体」其实是有严重限制的,至少是手段性的限制。但只论个人的新自由主义者与(在这篇「宣言」里)只论民族的吴叡人又有一个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否定(或是悬空)了阶级。试问,「台湾人」果真是那么悲哀的「贱民」么?那一百多万在大陆在东南亚当资本家与经理人员的「台商」及其家属如何定位呢?「台商」这个范畴似乎是台湾民族主义者的「心痛」,犹如「冲绳」是台湾后殖民主义者的「不便」。诚然如吴叡人所指出的,「民族自决」在历史中有其欺罔之面目,但台湾的「民族自决论」者,不也更应反求诸己,认识到自身「民族」在当代东亚与当代世界的多重身份吗?有这样吃香喝辣二奶小三、动辄雇用几十万上百万弱势「民工」的强势「贱民」吗?但这个问题,对吴叡人而言,是困难而难以解决的,于是他在理论上也只有遁回「台湾」「民族」这一主体。于他,历史主体,如果还有,只有可能是民族。而当多数民族皆已建成了他们的民族国家时,台湾的悲剧英雄角色就是完成此一并没有完成的历史。

以「民族」或「贱民」作为单一的历史主体,有非常不好的理论与政治衍申,那就是把「台湾人」视为「台湾人全体」。吴叡人在另一篇文章〈后殖民论纲〉中,对后一概念有一些讨论:

当代后殖民主义主张,只有经由社会主义中介之后的民族主义才具有正当性,因为第三世界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政治独立不足达成社会解放。「台湾人全体的解放」此一本土左翼传统视野,从「社会」(阶级/分配)而非「国家」角度,指出一个由下而上连结不同群体,以建构一个较平等、包容之「台湾人」概念的途径

在「台湾人全体」的直观悦耳性之后,吊诡地是阶级及其视角的取消;透过把你包容进来而把你取消,「全体台湾人」从而是「阶级的大熔炉」。这就是为什么更能代表台湾传统左翼的、比较能超越狭义阶级概念的限制,但又能保留阶级分析、阶级动能与民族解放的概念是「人民」(或「民众」),毕竟「人民」这个概念还能区别出「非人民」,而「台湾人全体」则不能。非人民是谁呢?与封建、资本与帝国势力结合的统治者、买办、资本家,与合法暴力的垄断者。

「台湾人全体」是一个高度问题性的「概念」。但在吴叡人那儿,则是一个相对明确好用的概念,因为它只有一个明确对象--中国。「台湾人全体」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范畴,甚至不是历史范畴,而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是一个在帝国风浪中必须要投靠美国航母继续前航的勇敢的「奥德修斯」。因此,「台湾民主」也还是不幸地只能以这样一种脱中入美的基底进行概念化。这是演说家吴叡人先生在「反旺中」的演讲中之所以能让众多现场青年学生为之激动的主要讯息或暗示。吴叡人的演讲具有魅力这一事实,反证的是一个世代的学运的堕落,是保钓世代的记忆的全然遗忘。

「台湾民主」因此可能是一个将民主内容抽空的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对吴叡人而言,「完整的民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追求自我决定的主权人民」。这里,再一次地,吴叡人并没有超越台独论述的五指山。在台独论述中,「民主」与「进步」是被他者所消极定义的。抽空历史、人民、民众,与阶级之后的「台湾民主」于是被空间化,而说到底,这是因为「台湾人」与「台湾」变成了完全可以互换的名词了,都变成了一种自怜与复仇的「隐喻」了,它是一种可怜而又神圣的「生命空间」。

三、

在这种「政治的-道德的-美学的」想像中,作为一个其实很是认真(认真翻译、认真写作)的学者吴叡人教授,竟然在「思想」与「反智」之间摇来摆去。一会儿,他说,台湾的未来要靠大家「读书、读书、还是读书」,另一会儿,也就是在此篇「宣言」中,他又无奈地掉进了反智主义里。但这个矛盾其实又是可理解的,当他「史特劳斯」时,他要读书,但当他不期然陷入在不能说是和当代新史特劳斯派无关的一种「新右派」(the New Right)的政治时,他表达了一种危险的反智倾向。因此,他说那「东亚论述」其实是没用的,不仅如此,其实对贱民而言,思想作为一种实践也将是没有后果的。于是他说,政治问题「终究必须回到政治领域中寻找答案」。

但问题已经如我们已揭示的:吴叡人的「政治」是高度的去政治化,而进入到大写的美学化与道德化,从而进入到一种宗教化。但吴叡人的状况又非他独自的状况,而是当代新右派的集体状况。他们混和了左右派的词库,集体勾勒出一种对「现实主义政治」的绝望姿态,并否定批判的知识实践的意义。因此,他们虽然借用了一些传统的左翼语言,但却是左翼的彻底取消者。左翼不管如何界定,总还是相信理论与思想(相对于血气与意志)做为物质力量的!

于是当代新右派耽溺于一种道德美学及其某种悲怆性,以「民族」为历史主体、歌颂没有内容的但又很英雄性的「自由」、欲望「危险地活着」、把死亡美学化道德化......。一言以蔽之,将政治大美学化,在美学中寻找一种从古代奥秘地流传下来的「道德意义」。凡此,都可以在「宣言」中看到魅影流动。但吴叡人的台湾新右毕竟又是台湾所特有的,更可说是一种庸俗化的波特莱尔,为何?因为他们的美学化了的道德意义,经过检验,竟然又只是菲利斯汀的现代性叙事重播,与古典中国的战国策谋略「远交近攻」的翻版。

因此,贱民的真正意义不是什么「城邦技艺」,而是:我们不能没有主人,只能在主人中选一个主人。

吴叡人对美国当主人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他真正的心灵故乡是芝加哥的史特劳斯魔山,而那是一个真正的、不掺水的、经典的西方--希腊与犹太/基督教传统。那是美国的源头圣城。的确,新自由主义太铜臭了,吴叡人因此要为当代世界开出一个出路--这是台湾思想的可能贡献,然而这个出路却又是一个「复古的」、「现实否定的」、意志论的、本尊西方的美学政治出路。因此,这个出路其实只是一个姿态,而真正的所指是又回到那现实的、无可逃避的美国及其「大美利坚秩序」(pax Americana)。

早在1966年,还不到30岁的陈映真就写出了对当时台湾的貌似进步的「读书界」的批判小说〈唐倩的喜剧〉,尖锐地指出了所谓「存在主义者」老莫,或是「逻辑实证论者」罗大头,其实都是某种表演者,他们真正的内里其实是「现代化意识型态」。也正因为如此,很讽刺地,当他们碰到了真正的现代化派体现者的出现时,他们都只有一败涂地。今天我们台湾的「读书界」是否仍然都是骨子里的「现代化派」,还需要具体地、个别地谈论,但整体而言,似乎历史并没有前进多少。

就先写到这里,还有些话,就留在别篇吧。

2013/4/16于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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