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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民族主义--反讽和关怀

在雷蒙德·威廉斯的小说《第三代》(伦敦,1964年)中,有一个非洲人物这样说:“因此民族主义就像阶级。拥有它,感觉它,是结束它的惟一办法。如果你不要求得到它,或者过早地放弃它,你只能受其他阶级和其他民族的欺负。”
在雷蒙德·威廉斯的小说《第三代》(伦敦,1964年)中,有一个非洲人物这样说:“因此民族主义就像阶级。拥有它,感觉它,是结束它的惟一办法。如果你不要求得到它,或者过早地放弃它,你只能受其他阶级和其他民族的欺负。”因此就像阶级一样,民族主义似乎也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反讽。至少在卡尔·马克思看来,人们有时忘记了社会阶级本身就是一种异化形式,它把个体生活的特殊性删削为一种集体无名状态。在这类问题上,马克思与自由主义者的平庸之见不同,他相信如果要消除这种异化,就不能绕过阶级,只能彻底穿越它,从它的另一头出来。一厢情愿地摆脱阶级或民族,或者像某些当代后结构主义理论那样,全力救活不可还原的“此时”的差异,只能对压迫者有利。哲学家朱利亚·克里斯蒂娃也曾提出,性别概念完全是“形而上的”,它把性别身份的不确定性和歧义性粗暴地稳定在某种虚假的自我同一性之上。因此女权运动的政治目标并不是对“女性特征”的肯定,而是对所有诸如此类禁锢妇女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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