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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学术座谈会

网络流传稿,来源不清,非定稿。

时间:2010年7月17日上午
地点:北大博雅会议中心大学堂三号厅
主席:戴锦华
戴锦华:首先代表我个人欢迎大家,很久没有出席过这样规模和这样级别的大的学术会议了。我很荣幸被大家推举为大会的主席,我也很少有机会做这样的会议的主席,所以很荣幸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大家从世界各地、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参加这个"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学术座谈会,面对大家可能班门弄斧了,但还是要说两句。

大家可能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已经过去的20年和未来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段。不久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我见到了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朋友,发现他们共同在关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变得格外突出,这个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从美国主流社会的商界大型机构的领导人到大学校长,他们都认为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问题对于世界、对于美国已变得非常重要。这不是简单的"中国崛起论",对此我也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显然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后冷战的格局对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当代人,对每一个关注当代世界、当代生活的人们,都在提出全新的问题和挑战。

再说一个我非常个人、非常过分的观点,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理论的年代,而今天,从某种意义上冷战年代构成的理论已死,但是如果真正存在一个after theory,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post theory?我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我们其实只是在呼唤新的理论,呼唤着新的应答。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因为汪晖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世界,他被命名为一种示范,被命名为一种例证,今天我们选择汪晖,汪晖作为一个将被我们解剖的麻雀,是因为我们和汪晖面临共同的挑战,共同的问题,我们选择他只是把他作为一个例证,更重要的为了通过今天会议的议题,进一步的提出我们的问题。

有一个说法,先在已变得非常恶俗,这个说法就是问题意识,但是这个恶俗的说法在今天变得格外真切,我们到底应该提出怎样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径路,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成为非常急迫的问题。

大家在这么酷热的时候,来到这么酷热的北京,是因为我们大家分享着同样的紧迫感,这是因为我们大家对整个学术生产和学术格局的抱有的这样一种责任感和这样一种焦虑的结果。

这样大的同仁学术会议很多年没有开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这样的会议很多,这些年来,我们更学科化、专业化了,这样既宽泛又跨学科的大型会议,我们希望能更为有效地处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同时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来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这个学术环境是有利于我们的学术生产的,有利于思想的交锋的,有利于我们对真理的追求的。
我就说这几句非常多余的话,接下来我交给第一场的主席。


第一场: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

主持人:胡志德(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教授)


主持人:这个世界上我怕的东西不多,其中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跟戴锦华教授讲话。我们今天第一场的议题是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第一发言人是台湾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于治中先生。


于治中: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同仁举办这样的会议让我来参加,实际上我个人来讲,去年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汪晖先生的一个思想的世界,这篇文章在台湾发表,我只是把我这篇文章主要的一个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摘要。

我个人认为,自从1949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个剧变,这个剧变实际上从49年就开始了,不仅是30年的改革开放,这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如此。对中国的认识,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认识,无论是作为认识的对象或者是自我的反思,这种认识往往也折射出这个时代的一些特色。

从近现代以来,面对着千年没有的变局,中国虽然一直不断的发展与转变,可是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压力之下,所谓的中国,好象令人遗撼的一直是一个被认识的对象跟客体,这种主体性的沦丧与话语权的失落,不仅肇因于双方力量的对比,更起源于我们对世界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自从移植了西方的教育体制之后,我们认识世界的领域、理解自己的方式也在模仿过程中被颠倒,造成主客易位,所以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与价值似乎只能在对方的框架中得到自我表述,原本只是外在性的西方,事实上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我们内在组织的一个部分。认识自我与认识他人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事物的两面,我们无法跳脱世界历史的语境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因为长久以来,西方理解他者,并且同时建构他自身的方式,如果我们无法察觉以及接受这个前提的话,实际上对我个人而言,所有的形式的反思只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与肯定既有的认识框架。如果当代中国问题的框架事实上已经变成现代性文化自身内部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避免陷入自身特殊性这个陷阱当中,勇于去面对这个已经内在于我们自身的现代性。

我个人认为,汪晖先生的著作从早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他的四大卷书的出现,我认为基本上或隐或显的在回应这样一个东西。在汪晖的著作里面,他很少从纯理论方式阐释这个命题,而是设法去挖掘思想跟社会两者之间互动的过程,从具体的历史分析里面去论述思想如何成为一种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也就是去讨论所谓的历史动力的问题。所以说他讨论的方式,不仅与超脱外在现实,专注讨论思想内部的作品不同,也与把思想仅仅作为社会关系产物的看法相异。我们说,前者是以内因说为代表,将思想孤立的称为一种自在的存在,后者是以外援论为依归,将思想还原为他维的存在,这是黑格尔式的讲法,这两者理论各异,我们看起来是相反的,实际上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也就是对思想构成性力量的遮蔽,也就是对他动力的一个遮蔽。

汪晖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他并不是简单的将概念放置在一种时间性的序列之中,而是在问题形成过程之中去展开,他反对任何不证自明的概念和假设,他以问题的架构为主导提出他的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虽然将社会纳入他的视野,却与所谓社会史的研究方向大异其趣。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社会史只是将所探讨的领域扩大,纵然强调思想上的语境化,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纳入,可是在认识论上不仅没有反思上述各个领域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存在于这些领域之中既有概念的合理性、有效性,而且经常也并没有跳出线性因果论和单纯因果论的假设。

汪晖的这种提问方式,跟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学科接近,就是所谓的历史社会学,我们知道,二战之后,历史社会学在英语世界兴起,改变了以往社会学家缺乏历史意识与历史学家缺乏社会学理论的通病,以长时段的范围与跨学科的思路研究过去,虽然它强调探讨社会如何运作变迁,可是作为社会学一支的历史社会学,虽然强调理论上这样的问题,可是在认识论的层次上,似乎跟社会史创造的困境几乎相当的类似。所谓在历史学里面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往往只是留在本位主义的立场,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或者抽离具体的语境,任意玩弄理论,缺少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充分认知所使用概念的有效性,从而有时不自觉陷入普世性的概念,化约人类存在的多样性,产生过度全称性的一种抽象化的东西,做出超越不同具体历史经验范围的一些概发性的推论。

汪晖的作品,我个人认为,他起初最早是以所谓的矛盾性作为理解鲁迅作品的一把钥匙,以个人一致性作为起点,去思考这种复杂的悖论性之后,又促使了他对中国现代史中"五.四"启蒙运动的再思考,面对这样的思想纷然层陈与互相矛盾的五四运动,他又提出了一个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作为分析悖论性历史运动的框架。我们看汪晖从讨论鲁迅的个人一致性到所谓的讨论五.四运动的历史同一性来讲,所改变的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他所关切的焦点我个人认为也有些不同,我认为他早期讨论所谓鲁迅的个人一致性,依然停留在一种各类思想本身的含义,换言之,也只是属于一种一般性问题的内容的层次上来讨论,可是他后来研究五四运动的东西,以一种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我个人认为,他更深入地将问题的核心,将早期的个人一致性的概念更进一步的深化,更深入的将问题的核心指向这些不同思想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与其合法性的过程。

他从历史同一性的问题架构出发,总结了五四启蒙运动所呈现的、采取的态度同一性的特质,之后他又提出所谓文化同一性的范畴,更进一步将这个方法扩展至中国现代思想的整个领域,作为讨论产生现代性悖论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意义的框架。

这是我认为的他的一种方式。

以同一性的问题架构,我们看他反思各种悖论性之所以产生的可能性条件,从鲁迅研究开始,一直到他后来作品的主题,从《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也就是目前比较有争议的这本书来看,这本书新版序言里面,汪晖以事后回顾的角度说:鲁迅研究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研究的起点,这点对我至今很重要,因为我觉得鲁迅始终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现代思想变化的特殊的坐标。他倒不是说鲁迅的思想如何高超,而是他思想的复杂性能够为我们从不同方向观察现代提供了一些不同的线索。

汪晖讲的同一性的概念,我个人认为,他的重点不是放在什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而是说,是先于是,是如何是可能的,换言之,不是什么是悖论性,而是悖论性如何是可能,在这个问题架构中,重点不是放在矛盾的内容,而是矛盾的前提,不是讨论矛盾的解决或者扬弃,而是矛盾是建立在各种可能性条件之上,这是我个人认为从比较认识论的角度看汪晖,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特点。

汪晖从中国思想上社会变化的过程展开,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的方式,不是一种简单的抽空的历史事实,任意套用西方社会科学中既有的分析概念,也不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去寻求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因为这种特殊性相对于西方普遍主义的特殊性,所呈现的无非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普通与特殊的二元对立,这种结果只是将自身再次的东方化而已,不可避免成为西方普遍性话语内部一种另类的复制,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特殊性的内容,而是在于我们如何进入这种特殊性方式的本身,在拒绝接受任何概念先验的同时,汪晖也拒绝了这些先验性之中可能暗含的各类的假设。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汪晖对思想进行历史性分析的时候,他并不是简单的将概念放置在一种时间性的序列之中,寻求某个决策的起源或者不断延续的实体,而是要面对历史不同的一些所重复性的历史碎片,从反复呈现的历史要素之中,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去重新提出问题、重新再组织这些东西,在断裂性的前提之下思考所谓的连续性,最终在问题架构形成的内在过程中,也是我个人强调的所谓的内在视野,通过具体的例子分析,去展示思想如何成为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也就是构成所谓历史的主动力。

围绕着汪晖的作品来讲,最后我个人认为,他所提出的东西,不仅使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从对象的位置之中获得解放,同时也挑战了西方从19世纪以降人文以社会科学领域中既有学科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各领域既存概念的有效性,从而将对中国的认识得以突破,像我们所讲的传统的汉学、支那学、中国学、东洋史、东方学、区域研究等等,在所谓的域外知识体系之内,一直处于一种边缘性学科的位置,最终成为所谓的中国或者中国研究括弧里面的中国,使它最终成为真正是世界学术核心领域中平等对话的一员。

换言之,汪晖的作品对我个人而言,他不仅仅是使西方的普遍主义、现代性去自然化与去神秘化,将它还原为各种特殊主义中的一支,同时也使所谓中国的独特性得以进入历史范畴之中,获得真正的一个主体性的发言位置,与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各个历史主体同等的共享与共创的一个开放性与普遍性的论述场域。

大概是这样。谢谢。

主持人:下一位发言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姚洋教授。

姚洋:我自己是搞经济理论的,在座的大多是搞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所以也算少数派了。我个人和汪晖接触算比较多,但也只是对他的跟我研究领域相关的东西,有一些了解,所以总体上不如各位了解多。

我只是以一个外行说点自己的感受,刚才锦华一开始说到了自己去美国的感受,我自己是做经济学研究的,跟国外的同行接触比较多,而且我也在组织一个中美经济对话,我感觉是,中国想再像以前那样只关注国内的问题,关注自己的问题,不把自己放在世界范围内考虑,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在过去,国外研究中国,多多少少只是一个了解,是国外了解中国,现在,我们的需求应该是完全改变的,我们需要互动,因为在过去,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很少,我们虽然说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在现在来说,不管怎样,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大了,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占世界经济增长的40%,对与很多国家,中国是它们第一大贸易伙伴,世界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参与世界的这些事务,当然我们的主要的国家的定位还是韬光养晦,当然现在又加了几个字,叫有所作为,但是世界不满足你有所作为,而是你一定要有所作为,一定要参与,这一点我的感受非常强烈,你到欧洲、美国开会,他们认为中国不能像以前那样捞经济利益,一定要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然后要遵守世界的规则。对我们学者,提出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只是被动的,人家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只是提供一些材料给他们看,包括经济学,并不是其他的人文学科,经济学也是一样,人到这儿来,只是采集一点数据,拿回去做点研究。刚才台湾同仁说了,我们只是特殊性的一部分,国外认为,我有一个普遍的理论,到中国检验一下而已,现在我觉得世界变了。这跟中国崛起有关系,虽然中国崛起论怎么定义还是个问题。但是这是个事实,中国的经济体量如此之大,我自己计算,最早中国是在2022年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现在已经是第二了,这个躲不过去。

但是在国内,我觉得我们学术界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意识到整个世界变了,有一部分人装作不知道,我在中国做自己的事情,我关注中国的事情就可以了,没有想到如何把中国呈现给世界,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已变得极其重要了。

另外一部分人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非常强调中国的独特性,说中国什么都是独特的,跟世界没有什么相关的东西,我觉得汪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是参与到和世界的互动里头去了,并不是把中国完全作为一个个案、一个特例在这里研究,而是把中国作为一种能找到普遍性东西的这么一个场所来进行研究,这个是难能可贵的,在这点上,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汪晖在海外的名气比在国内的名气大?但是很多人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国内做学问的人好好想一想,当然有人说,可能汪晖做的东西外国人喜欢,我觉得恐怕不是,可能是因为他说出了中国的普遍性的东西,我虽然有汪晖的四卷本,但是说实在没有时间看,但是我感觉,汪晖是做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贡献。

我自己说两方面,跟我自己的研究相关。

第一,对中国革命的论述,我不一定全部同意他对共和国前30年的论述,至少汪晖对整个二十世纪革命的论述我个人觉得比我们国内很多人站的高度高得多得多。对革命的看法,因为我们离得太近了,我们还有很多亲人死在不停的革命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跳出来来思考20世纪的革命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听了汪晖几次演讲和看了他的一些文章,我认为他的高度超过很多过国内的人。

第二方面,对现行体制的研究,汪晖虽然是做思想史的,但是对当代问题也非常关注,比如说他对从党国到国党的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概括,以前我们说我们的体制是党国体制,党领导国家,但汪晖通过研究说,现在我们已经变成国党体制了,就是说党内和国家结合在一起了,就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样,我也跟他讨论过这种国党体制对我们国家宪法架构或者对未来的发展的不良影响,我感觉他在这方面,有很深刻的一些思想。

总之言之,我自己是一个门外汉,我只是想说,我们做中国学说的时候,应该有汪晖的眼光,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我自己也把汪晖作为一个榜样,希望自己做的研究,也像他那样,把中国文化不仅作为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作为世界问题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


主持人:在美国,经济学家来参与这样的会,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非常感谢姚洋教授的发言。下面是美国塔福斯大学教授钟雪萍发言。


钟雪萍:我有一个很大的同感,我本来想说,从我所经历的过程里面,我是怎么接触到汪晖的学术和他的思想的,就是刚刚台湾的于教授讲的中国研究下的中国问题。我在西方学的尽管不是中国研究,但是后来教的是中国文化。90年代的时候,开始注意到汪晖的书和文章,对他的问题意识,在我所处的环境当中,其实有一种很强烈的认同感,就是他的高度和他提出的挑战,这些挑战在所谓中国问题或者中国研究里面有很多可以对话,可以挑战甚至于超越,所以我想,为什么在西方或者我们讲美国有那么多对汪晖思想和学术的反应,我想是来自于对他提出的问题的认识,不管是同意不同意,但是意识到他的重要性。所以对尝试一种所谓西方的中国观,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的视野。这个时候,我讲的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就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样的视野和角度,我觉得是很有高度和挑战的,甚至于这个挑战不是挑衅性的挑战,而是希望把问题提到另外一个层面上进行对话的挑战。

我这次回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看到一些报刊,我看到,中华读书报去年9月份汪晖一篇《让中国说话》的文章,其实是一本书的前言,我到北京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天涯》杂志上贺桂梅和沈卫荣教授的文章,看到国内学者对汪晖阐释,这不是他个人的东西,是国内学者做的,这不是汪晖个人的思想,是大家认识到里面重要的东西,是中国学者之间的对话。我觉得很重要,把中国问题带出一种中国观,我比较熟悉的的一个观点,不断可以重复的潜意识和意识当中,都是西方一种重复的东西里面进行不断的对话。互动这个词,我觉得很重要。

汪晖思想里面很多重要的东西,置入了全球与中国,他对中国历史一定是世界历史一部分的视野当中,然后怎么来理解和梳理。我在我的教学经历当中,我只是想,教学比较直观、比较容易讲,学术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层面,有多少人能够通过汪晖的书写,在中国研究的视野或者说目前的范畴里面,认识到本身的一些问题。

我说说个人的一些经历,我接触汪晖的东西以后,我非常希望有一些东西能够变成英语的,然后让我的学生去接触,其实对学生是非常有挑战的,我很高兴胡志德教授和其他的美国西方的学者,把汪晖的东西翻译成英语,为我的教学提供了材料,我用了这些材料,在我开的一个非常政治部正确的讨论课《中国与西方》中,我用了这些文章,在用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汪晖的思想、汪晖的很多观点,在进入美国大学课堂的时候,他真的是跟什么东西在互动,在各种层面的东西上面互动,其实很复杂,因为要把他的东西的背景和历史和当下的语境解释清楚,本身很难,再加上他的观点有强烈的挑战性,比如说"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么一个观点,因为他指的不仅是中国,而是一个所谓全球化大视野的观点,它就让我的学生意识到美国这个国家或者说它的辐射在全世界的很多文化、很多逻辑里面的一种去政治化,但是要讲清楚什么叫做去政治化的政治,就很难,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政治是最优秀的一种政治,尽管有很多问题。什么叫做去政治化,这个要转变一种思维的角度或者逻辑,确确实实是一件难事,在大学里我不觉得我用这个文章很成功,但是给我提供了很重要的认识,这个互动真的非常重要,但是也是很难的,在学术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立场,但是一般在西方,中国问题,大家都觉得必须关注,但是这个视野很少有挑战,如果用汪晖的一些文章来进行介入的话,可能会打开一些思路,但是我发现还是很难。

我的感觉,他的挑战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时,面对的阻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个阻力不止来自于我学生代表背后的很多东西,同时还有现有世界的中国观的问题还有很多历史积累的问题,包括冷战的元素在里面,包括中国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对中国的问题的看法,有一种很矛盾的,在西方既看到崛起,又不知道怎么来理解它,它还是置于冷战习惯的框架里面。

我只是从基本从西方主流层面说挑战,我觉得汪晖的东西有了英文以后,给我们带来一个对话、互动,在西方的视野下直接互动的可能性,他不止是简单传统学术领域里的东西,而是跨各个学科,在思想层面的挑战,在这点上,让我想起去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开会时一位经济学家发表的一篇文章,他讲到,世界面临的金融危机里面,非西方国家应该怎么样走出这次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可能只是稍微的改变一下,但是没有改变整个世界格局,他用了一句斯瓦西里人的谚语,就是:当狮子有了自己的角度,捕猎的历史才会被重写,他的意思当然不是指中国,而是指全世界其他非西方国家怎么走出这么一个世界的结构,汪晖在当下中国作为一个贡献的话,可能在这个层面上。

谢谢。


主持人:下一位发言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汉族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落所长沈卫荣。


沈卫荣:不好意思晚到了,因为有推脱不开的急事。

我们前两天在开会,讨论中西背景下的西藏问题,这跟汪晖两年前的文章很有关系。我跟汪晖不熟,我注意到汪晖的研究也很偶然,有一次我去同济大学,做一个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告,在发出海报后,下面就有人说,还有人比汪晖讲得更好吗?当时我就很纳闷,我说汪晖不是研究西藏的,怎么讲不过汪晖呢?我就去看汪晖的文章,就找到了《天涯》08年发表的汪晖的一篇文章,当时我一读觉得非常好,非常佩服,然后把这个文章介绍给很多研究西藏问题的朋友看,他谈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圈内,其实我们早已注意到了,就是谈东方主义问题和西藏问题,西方是把批判东方主义几乎是当做一个学术的游戏,研究西藏的都受东方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们对西藏妖魔化的形象,或者神话化的形象,把西藏变得那么热。但是没有把西方的东方主义影响下的对西藏的热潮和对当前的西藏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批判西方的藏学研究,从90年代初就开始了,一直没有把这个问题拿来和当前我们国家所面临的西藏问题到底有什么关系做对比,这个汪晖是第一个。很多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比如我们政府对西藏问题经常束手无策,不知道西方为什么对西藏那么有兴趣,给我们找那么多麻烦,他说如果不打破西方在东方主义影响下创造的香格里拉神话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对话,我们当时非常有同感,觉得汪晖非常了不起,完全从一个外行,就是因为对国家有一种责任感,所以他来研究这个,而且他的东西,一方面从我们专业来讲,他真的是非专业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他是一个非常原创的东西,因为批判东方主义,我早认识他的话,我会告诉他人家已经写了什么书,他根本不需要做那么多研究,人家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他不知道。他写这个文章的起因是因为看了瑞士2000年办的一个展览,讲西方人妖魔化达赖喇嘛,又神话化,他看了展览,受了启发,自己找著作看、研究西方哲学家以前怎么看西藏问题,怎么看藏传佛教。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4万字,一个瑞士人,研究得很好了,但是汪晖就是自己在那里一个一个的研究,研究西方经典作家关于西藏和达赖喇嘛,关于藏传佛教的论述,他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这个在我们专业里面,几乎没有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原创的。

另外,他对西藏问题的一个到我们现在可能没想到或者视而不见的问题,就是2008年3.14事件之后,我们政府和大众媒体都把西藏问题推到达赖喇嘛和海外势力的影响上面,说都是达赖喇嘛分裂势力在那儿操纵,有很多海外的势力的操纵,说德国纽曼基金会在后面操作了很多事情,把责任推到达赖喇嘛和西方人身上,但是没有人真正花力气去研究到底西藏有没有什么问题。

到了新疆问题也是一样,说是因为热比娅,她哪有那么大的能耐?一下子把那么多人发动起来,发动这么大规模的事件。就没有人认真地去研究西藏和新疆到底有什么问题。汪晖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好的研究,当然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包括去海外寻找资料,去藏区做调查。西藏本身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没有达赖喇嘛,没有海外势力的操纵,可能也会出现问题的,一方面是社会日益世俗化,另外一方面是宗教的扩张。对这些问题,我们做专业的都没有做调查,汪晖从一个外行做了很多研究,关于当代西藏问题的调查,可以说他是在王力雄以后,是做得最好的。

他的书里,显示出他对国家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第二个,作为一个学者,他关心哪怕是自己不是很熟悉的领域,他都非常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非常原创的思想。

我们两天一直在讨论,他的文章里提到的问题,海外、国内、藏族对他的很多观点非常赞赏,汪晖作为一个学者,他的intellectual level 是大大的above of us,所以尽管我对他不熟,对他很多研究根本不懂,他研究的鲁迅等等,但就从他对西藏问题的研究看,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与现实的关系上,都非常有贡献的,我作为一个西藏研究的学者,我很敬重他。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是的演讲者是哈佛大学讲座教授、藏学研究专家范德康教授。


范德康:对不起,我的汉语不够好,所以我只能讲一点点。

我在美国和汪晖见过几次,和他讨论过几次西藏问题,我觉得他的看法比较开放,他的观点比较深刻,论述到角度很有意思。我同事沈卫荣教授说的话大部分我是很同意的,所以我就不多说,谢谢你们。


主持人:其实我在5月底刚刚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了英文,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因为去年6月已经有一个定稿,但他后来又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意见,重新下了半年的功夫,对这个文章进行修改,增加了将近一半的内容,而且增加的内容对于翻译来说都是非常难的。

下面请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严海蓉发言!


严海蓉:非常感谢会议的组织者,也感谢我们会议的主席和这场的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见面,借着讨论汪晖,也可以使我们关于中国当下的问题和历史的问题有一些讨论。

我自己的训练是人类学的训练,从学科来说,也是少数派,我们最近在香港理工大学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我们梳理从三四十年代、土改、大跃进、文革到现在,我们选了一些材料阅读和讨论,讨论里头,使我对汪晖学术的意义,对我自己的启发有了一点认识。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三四十年代,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论战,这个论战,有中国历史的论战,有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论战,中国总的性质的论战,这样的论战在今天是见不到的,当时论战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关于农村定位的问题,比如梁漱溟,他当初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他之所以投身于乡建运动,本身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判断,他判断既然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先进国家通过农业的积累达到了工业化的过程,那么这条道路对中国来说也是可能的,况且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我们要进行工业化、现代化的积累,必须从农业和农村开始,尽管他有文化重建、道德秩序重建的想象,但是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现代主义者。

因为他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有这样一个假设和想象,使得他投身于乡建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