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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王炎:重新叩访被遮蔽的历史--国际恐怖主义影片之喻(下)

载《中华读书报》2013/11/20国际文化版第361期;chx
讨论主要的诉求是借助这些影片去重新叩访冷战的历史,而不是进一步封闭和遮蔽那段历史。

主持:赵雅茹

嘉宾: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雅茹:2010年的影片《豺狼卡洛斯》展现了国际恐怖组织或左翼激进组织在世界各地串联与合作的历史。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阿拉伯国家激进组织与欧亚非各国的激进组织有何渊源与异同?

 

   王炎:《豺狼卡洛斯》和《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既含类型片元素,有不少谍报片常用的场景跨国穿越的镜头,又似纪录片风格,据真人真事演绎故事,而两片特殊之处是涉及不曾为人关注的历史细节。大家一般以为,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暴力事件,有的是西方社会内部矛盾,有的频发于中东地区,彼此不相关联。但影片告诉我们,分布在欧、亚、美、非各地的激进组织曾联手运作,策划了大量跨区域、跨国界的恐怖活动。比如《慕尼黑》与《慕尼黑21小时》两片都涉及这样的情节:"黑色九月"绑架以色列运动员时,要求以色列、西德当局释放234名政治犯,里面不仅有阿拉伯人,也有德国赤军和意大利红色旅成员。电影只一带而过,不做解释。而《卡洛斯》、《巴德尔》、《浅间山庄之路》等交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欧洲学生如何到叙利亚、约旦接受军事训练,如何参与巴勒斯坦、拉美等激进组织的行动,所以他们彼此视为同道。"豺狼"卡洛斯是委内瑞拉人,穿梭于东、西欧、阿拉伯、拉美之间,在武器装备、资金流转、行动策划上,与各地左翼极端组织协调,还背靠东欧政府和阿拉伯政权的暗中支持。让人意外的是,《卡洛斯》片中出现日本赤军的画面,他们在特拉维夫、法国、朝鲜、韩国各地行动,曾轰动一时。这些组织有共同的目标:反资本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侵略战争。

影片营造的"世界革命"氛围,与我们当下的世界图景那么不同,恐怖并非中东的特产,也不仅是民间组织,"冷战"博弈中的各国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六、七十年代的民意也与今天不同,如今西方社会谈恐怖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当年的欧洲民意却同情极端主义。《巴德尔》有一场法庭辩论的戏,巴德尔与迈因霍夫在法兰克福法庭上慷慨陈词:我们是针对外国入侵与占领的抗争,是对帝国主义的声讨,也是对美国粗暴干涉各国事务的反抗。场上一片喝彩声,主审法官狼狈不堪,连反对儿女参与学运的父母也理解了他们的事业。民调显示,60年代西德左翼运动的呼声很高。在意大利,大多数人也同情红色旅。直至1978年总理阿尔多·莫罗被红色旅绑架并杀害,意大利公众才转向保守。

总之,阿拉伯与欧洲、拉美、非洲左翼运动相似:都信奉经典马克思主义,反殖民、反帝国主义,为政治意识形态而战。如果说阿拉伯激进组织有何特殊之处,就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更显反殖民主义色彩,矛头直指以色列占领与美国的中东政策,不像欧洲或日本左翼那么理想主义或理论追求,也肯定不是"后冷战"的宗教极端主义。"冷战"的大氛围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宗教情绪被压抑在政治热情之下。所以今天回溯六、七十年代的阿拉伯革命,应该复原当时的历史语境。

 

戴锦华:我们今天讨论恐怖主义电影,或者关于著名的恐怖分子的传记片的时候,我以为,主要的诉求是借助这些影片去重新叩访冷战的历史,而不是进一步封闭和遮蔽那段历史。作为"极端的年代",20世纪可以有很多种描述方法,我喜欢的描述方法之一是:20世纪是全球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实践内在矛盾的自我引爆,它使得全球化成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必去感觉的事实。60年代发生在亚非拉,即第三世界的反殖斗争和独立建国--包括和平途径和暴力革命--是一个全球性的、高度紧密连接、直接互动的过程。我喜欢说,资本主义自其启动的时刻便是全球性的,或全球化的。但令其充分显影并外化的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极端形式: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尤其二战令资本主义携带、酿造的暴力达到了极致:不仅是战争暴行而且是纳粹暴行。我很欣赏二战巨人之一丘吉尔的一句话--二战处于胶着之时,他回答记者的提问:我们到底能否战胜法西斯?丘吉尔答案意味深长: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法西斯,我担心的只是在我们战胜法西斯的时候已然变成了法西斯。这一表述,注释了二战的残酷与现代世界的悖论处境:为了战胜法西斯却最终变成了法西斯;或只有变为法西斯,方能战胜法西斯。二战终结,继发为冷战。冷战数十年间,局部战争的死亡人数事实上超过了二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二战和冷战的、公开的社会暴力,衍生出战后社会抗争的两大脉络:暴力革命的与和平抗争的。触目惊心的是,和平主义的伟大斗士最后都倒在右翼种族主义者的枪口之下: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甚至列侬,所谓"摇滚--和平游击队")都死于刺杀;而倡导暴力革命的马尔科姆·X、切·格瓦拉都是在CIA的直接介入下被杀害。这不仅是七十年代极端国际行动的历史背景,也是其历史成因。

我们也只能在二战彰显的、全球化的意义上来讨论冷战与第三世界,讨论七十年代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国际位置和象征意义。一边是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曝光之后,全球左翼力量再度反思"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或曰列宁主义问题;一边则是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崛起。我们可以将战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视为一场解殖运动与解殖困境:驱逐殖民主、宗主国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如何真正确立、捍卫自己的政治主权与经济独立?如果不能改变殖民经济结构,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建国就是一纸空谈。因此,六、七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议题再度提出。类似实践固然不能自外于社会主义阵营,但却事实上游离于苏联的势力范围,成为欧洲左翼激进行动者与第三世界战场间的直接连动。这既是我们讨论这批传记片的参数,也是这些影片试图达成的意识形态去魅效果。那个时代,左翼激进组织的行动,不是我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但在七十年代,他们尚不是被今天的反恐意识形态所勾勒的变态杀人狂或恐怖分子。他们不是为任何民族国家、政治实体的利益而行动,他们梦想追随切·格瓦拉的足迹,推进全面的国际行动,其选择的依据是寻找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打击帝国主义的势力,寻找或创造世界革命的爆发点。《豺狼卡洛斯》的前段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特征:他生为委内瑞拉人,在苏联接受教育,定居欧洲,却成了一个著名的"巴解组织"的成员。他的诉求和认同何在?显然,其认同并非"文明冲突论"所描述的宗教认同,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种族身份的认同。他的认同是,在一个为强国们共谋制造的灾难区域,也是一个国际力量交错冲突的区域,直击帝国主义全球体系的薄弱点。

然而,战后世界一个突出的悖论式情境便是,二战、冷战成就了整个世界紧密互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化现实,另一边,也是二战的过程和结果: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令民族国家成为普遍事实,而不再是欧美国家的专利特权。于是,民族国家的单位、利益与分割阻断着国际联合和国际行动的空间与可能。作为应对,曾出现泛非主义、泛拉丁美洲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第三世界尝试通过区域化抗争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帝国主义的力量。由此,第三世界一度成了某种价值客体,为两大阵营的争夺对象。著名万隆会议倡导"不结盟运动",强调民族自决,却实则一次亚非拉国际的大结盟;所有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的激进行动,却必须纳入某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的议程中。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切·格瓦拉的启示。还是回到1967年。当切·格瓦拉被杀在玻利维亚的丛林深处,英国作家格林曾写道:这是物质主义对奇迹的死刑宣判。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理想的力量所创造的古巴革命的奇迹不再,20世纪的骑士精神随格瓦拉而死亡。但在我看来,更深刻的悲剧在于,当切·格瓦拉彻底逸出了民族国家的框架和依托,投身刚果革命、试图在玻利维亚发动游击战,尝试以一己之身撬动世界革命的杠杆之时,他便事实上为各个维护自身利益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实体所抛弃,为冷战时代两大阵营所恐惧和诛杀。但是出乎各种利益集团的预料,切之死,却实现他对自己生命的构想,成就了一个"呼唤前赴后继的榜样"。然而,许多追随者却在坚持中为国际困境推向了自己信念的反面。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在《豺狼卡洛斯》里,看到他最终的蜕变和堕落,看到他一步一步地从世界革命者蜕变为国际雇佣军,最后的确蜕变为一名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所勾勒的恐怖分子;也可以在其他影片中看到欧洲左翼激进行动派的如何在腹背受敌、自我背叛中崩解和毁灭。我以为,这批影片的呈现与纪录的意义正在于此。

但延伸这一脉络,比如回到《豺狼卡洛斯》一片的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的影片序列中去,我们会看到,继卡洛斯之后,他于2012年推出的新作是《五月之后》。相对于《豺狼卡洛斯》,两部影片一外部,一内在,一冷峻,一诗情,但它们却在我们讨论的命题中成为姊妹篇。这部带有导演自传色彩的影片,将我们再度带回"五月风暴"和六十年代欧洲学运,带回到暗潮汹涌的七十年代初年。我们"五月风暴"退潮后,一代不甘失败的年轻人的多项选择和坚持:他们前往工厂、农村,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三M"之一马尔库塞的理论)转向经典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或毛泽东);或流散向广大的第三世界,投身世界革命的现实与想象,或寻找精神的原乡;或投入革命性的艺术实践:制作、揭示帝国主义第三世界暴行及人民反抗的纪录片,或坚持和梦想对新语言/新世界的创造。影片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大不同于亚当·布鲁克斯(Adam Brooks)《心狂线索》(The Invisible Circus,1999)和贝特鲁奇《戏梦巴黎》(The Dreamers,2003)的"五月"画卷,而且与昔日克利斯·马克(Chris Marker)《红在革命蔓延时》(Le fond de l'air est rouge,1977)和大岛渚《青春残酷物语》形成了紧密的互文提示。对于我们的命题,影片不仅给我们补充了一个源头处的背景,而且举重若轻地让我们看到权力机构的极度暴力,看到了行动派"以暴易暴"的"原版"暴力。我也因此经常推荐一部德国小说《杀心萌动的那一年》。有趣的是《五月之后》的结局,在经历激进行动、暴力冲突、流亡、劳燕分飞之后,影片结束在主流片厂、一部类型电影的奇观场景的制作中--不仅是有着明确现实诉求的先锋艺术运动最终败给了好莱坞(或好莱坞式)电影,也是七八十年代之交,新自由主义以洋洋得意的公开暴力粉碎了几乎所有变革实践。在此前后,国际激进抗争开始向恐怖袭击蜕变。

 

 

赵雅茹:前面提到的两部影片,还有比如讲述日本赤军的《通向浅间山庄之路》等许多展现恐怖主义的电影,都以冷战结束、世界发生根本性转变作为故事的结局。冷战结束后,国际左翼恐怖组织的命运如何?如何审视后"9·11"时代的恐怖主义叙事?

 

王炎:80年代末是左翼恐怖的历史转折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激进组织--日本赤军、德国红军、意大利红色旅等,一起悄然消失。

 

戴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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