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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可能

《方法与个案》(热风思想论坛)孙晓忠编

作为文化研究的文本是永远不封闭的,那个文本永远开敞向更大的文本,而最后我是试图到达的是一个社会的视野,一个社会的领域,我至少想到达那个地方,揭开那 个帘幕,让人们能够或多或少地看到在这个尊严的、体面的世界上,到处存在着魍魉鬼魅,或者一个不学术化的学位,至少让这些得意洋洋的人们感到有点不安然, 至少能让他们明白他们还没有能够独占这个世界。而他们要独占这个世界,恐怕进行种族灭绝式的杀戮都不够。对我来说,这是我的最低要求,而这其实真的不是我 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能够鼓励我继续做下去的力量所在,鼓励我能做下去的力量所在是我绝不是一个能够完成这个工作的人。我甚至不是在任何意义上能够突破这 个工作的。但是我想参加到那些寻找另一个世界的人们当中,我最后要寻到一份安心,我说我试过了,当我意识到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做了一点什么我力所能及 的东西。——戴锦华


2003年4月4日 华东师范大学文科大楼演讲

 

王晓明: 今天是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系列演讲的第五次,借华东师大这个地方,今天我们请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戴锦华教授来给我们做演讲, 题目是《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可能》。在这里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关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一个状况。我们都知道由于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别是80年 代以来特别明显的风气,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流行什么,我们很快就来学什么。我们刚才在车上还在讲,文化研究这样的一个研究在中国实际上有两种人分别被看成 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一种人呢,是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来做一种类似于西方文化研究的这样的一种实际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人呢,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时髦的 东西,于是把它作为一种时髦。而现在的文化研究对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的确给人一种困惑,而这样的一种研究它的真正的意义在于那些做的。对于这方面,我觉 得戴锦华先生在中国认真地在做文化研究的人当中是第一个。因为她实际是在做,所以她对文化研究的状况,自己亲自做的人,所谓寸心甘苦,有着比较深的理解。 所以她今天来演讲的题目是《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可能》,她对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将来的可能性,都有着自己的思考。我们现在就欢迎戴先生来给我们做演讲。

 

 

    戴锦华: 我觉得有点紧张,不是一种虚话,是因为我昨天的课上到六点四十,本来晓明叫我昨天到,我就到不了。今天坐飞机,中午十二点才到上海。现在思路还没有完全理 顺,就坐在这儿,而且我一开始的时候不大负责任地给了一个特别大的题目叫《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可能》,所以整个讲座可能是有一点混乱,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点仓 促。可是今天我想给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并不仓促,至少它是我近三年来的颇为绝望的思考,而且这个颇为绝望的思考直到今天仍没有看到一线光明,所以现在 拿来真的是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在讲文化研究这个名目时所遭遇到的问题。

大 家知道,文化研究这个名目越来越只是一个名目,有的时候甚至成为我想放弃的名目。可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名目,所以只好继续沿用文化研究这个 名目。那么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有两个比较相近的困境,一个是文化研究这个名目及其它下面我想做的工作,其实也是周围的、身边的和上海的这些朋友大家共同想 做的那些事情。但是这个名目本身它有种种不贴切之处,当它在中国慢慢地变成一个今天人们很喜欢说的词叫“显学”,当它变成一个显学的时候,问题就越来越严 重了,那么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困境。其实类似的困境在这之前已经发生,那是另外一个名目,就是女性主义。我很想说我不要再做女性主义,我不要再做女性主 义者,因为它似乎非常清晰,其是它又语焉不详,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标签,只要贴上去,你整个人就完全看不到了,一切都看不到了。但同时它好像没有表明当你 选择这个名目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你想拿它来做什么。但是我到现在为止,仍然会在必有的时候,出来说我是女性主义者;如果必要的时候,我会说我是做文化研 究的,我是一个文化研究者,我是文化研究的工作者。对于女性主义,它的原因是在于当我说我是女性主义者的时候,会遭遇那么多异样的目光,会遭遇那么多敌 意、恶意,乃至疯狂,以至使我不能不想文化研究可能仍然会有跟这个名字一样的遭遇,尽管它对我来说基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当人们越来越多地来规范文化 研究,越来越多地来定义文化研究,越来越多地把文化研究列出一二三点和ABCD的时候,我觉得文化 研究和我曾选择的文化研究走得越来越远。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仍看到在这个名目下面,在这个旗帜下面,一些相近的人们在分享着相近的痛苦,分享着一些相 近的绝望,在进行着一些也许是力不胜任的,也许是注定失败的这种一种较劲的词叫“战斗”。所以我现在仍在继续做文化研究,而且甚至还想如果可能的话,把中 国的文化研究更广大一些,我有这样的一个动因。那么我在这样一种、我自己的一个极大的困惑中,今天没有任何虚伪地来与大家一起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我的 一些忧虑、困惑和绝望,所以我说我没有任何可以告诉你们的东西,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坦白的交代。

那 么我为什么开始做文化研究呢?其实当我开始做文化研究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文化研究,这是一个非常真切的事实。大家可能知道我原来是做中国电影研究 的,算是一个专业学者。电影到今天仍是我志趣之所在,生命之所系,对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如果说在学院体制非要确立自己专业的话,真正是我自己专业的是中 国电影史和中国电影现状研究。那么为什么在90年代初,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搁置了自己的电影研究呢?原因非常个人、又不那么个人,我和我的同代人一样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那么几个非常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大的变化是1987年的、我称之为中国商业化大潮的第一浪。80年代中国社会从充满了理想主义氛围,从充满了一种有趣的乌托邦氛围到商业化。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但我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思想命题和学术命题进行探究,就是我认为中国的80年代和欧洲的60年代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奇异的相像和错位。这是一种姑妄说之的想法,先把它搁置一边。我说80年代这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的社会氛围之中,中国社会突然似乎是史料不及地有一种潜流脱颖而出,这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潮流出现了,那么开始我们还在忙于反抗它,我记得非常有趣,1987年的时候,我和一些搞电影研究的青年朋友,那时我们都还非常年轻,我们发布了一些访谈,自诩为堂·吉诃德,要战商业化这只风车,当然没有那么悲壮,带着极大自嘲的口吻,大家可以大致想象当时我们的自我想象、自我定位和当时的社会情境。

当然不用我说,1989年, 对我的同代人来说,伤害和重创的程度可能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也许要后边的一代人来帮助我们认识清楚那个年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不知道是否也 有城市的差异,比如说在北京那个地方经历那么一个酷烈的时段,可能体验不一样,对此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有这么一个东西。那么89年以后,90、91和92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窒息而期待的年头,我们在期待着什么呢?我们似乎知道我们在期待着什么,其实事实证明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期待着什么。它除了一个政治上的、心理上的、精神上的、文化上的重创和某种体验上的断裂和破碎之外,实际上在90年代,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和我身边的朋友,即在80年 代共同分享某些东西的朋友,在经历着一种坐标系的失落。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定位中国发生过的事情和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思考这些事情,我们不知 道用封建主义的还是现代主义的胜利来描述那个年代,我们也不知道历史的拯救力和现实的拯救力将来自何处。但是当时我们以为自己在期待着什么,我们期待着一 场新的思想解放,一种新的社会民主进程的推进。

那么这个进程到来了,在1993年 的时候,突然那个窒息的氛围,那个密闭罩,那个无形的透明的魔罩被打破了,中国社会突然进入了一个格外的有诱惑力的年代。但是这个救赎者、这个变化、这个 拯救、这个断裂上面的浮桥完全不是我们期待的那座,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座,而且当这个救赎到来的时候,最先被甩出去的和被抛弃的是我们。1993年的时候我在北京,这里有一个插曲,说陈清侨先生在香港开始启动华语地区的文化研究,他请我去,我就拿了一篇论文发表了,然后见了香港,去体认了一下97临近时香港的社会气氛。我并没有明白他所要启动的文化研究跟我个人,跟我的工作,跟我面临的困境有任何联系,这是我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但是这时我自己面临着两个层面的压力:一个层面的压力是我在电影学院做电影研究的时候,我首先面临的是我在80年代汇集起来的我认为相当不错的一只队伍的全面溃散。我用“溃散”这个词非常准确,因为在80年代末重创之后,首先是去国的大潮,朋友们纷纷地悲壮作别,一去不复返,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地走掉了。我告诉大家当时我也做了同样的打算,同样的准备,但最后时刻,因儿女情肠而没有走,但是我庆幸我的选择,这是题外话。这时一批人走掉了。而到了93年 的时候,大量一批人被种种形态的“下海”所吸引,那么昔日所分享这些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抱负的朋友,现在变成了一种陌路人。那么同时精神的和 现实的压力在我的生活全都出现了:精神的压力是你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你怀疑自己的工作是否有价值。比如说我当年最要好的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朋友 对我说:“你还在‘毁人不倦’吗?”用的是毁灭的“毁”。这是一个朋友,这话说得带有悬念。那么此时呢,她已是带领着同学们去电视台制作节目,拍广告了, 已经开上了一辆今天看来很差的轿车,但是当时是开着一辆私家轿车行驶在北京的并不平坦的路上。那么另外一个朋友非常有趣,她仍然在学校里,仍然在做着学术 工作,但是她几乎每天来找我彻夜长谈,大段大段地引证着本雅明,来跟我论辩我们是否应坚持学院和学术。我到今天还记得她背诵着本雅明的原文是“文人来到市 场,表面上是他们在观望,实际上他们在寻找买主”。她问我:“你明不明白?”“我不明白!”我很明白的是她不是在说服我,她试图在说服自己。她和我一样, 在一个非常深的泥沼之中。这是精神上的压力。

那 么现实上的压力是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你受到欲望的诱惑,这是一方面。我要真的告诉大家的是我这个人不是一个很容易受欲望诱惑的人,或者说我的欲值不是那 么高。这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好像种种现实的威胁面临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日常生活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被点染上了辛酸。由于物质的原因,变得越来越辛酸, 而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当时我打出租车,走来走去,出租车司机就问我:“干什么的?”我说:“在大学里教书。”“挣多少钱?”“挣九百 块钱。”“噢,还不如北京捡破烂的。”这样的对话大概在我亲历了四五次,我说这样的东西所携带着对你自己总体价值的评判。我们没有那么坚强和了不起,它必 然要投射到自我当中,来影响到你整个的对生活的思考和判断。这当然是一些闲话。

那么当我自己紧紧感到能够面对这种精神的诱惑、压力和现实的辛酸的时候,一个旧的问题就出现了,我发现80年 代我们所借助的、所积累的思想资源和知识资源几乎近于无效,当时有一种说法我非常反感,但从某种意义上又非常认同,就是说中国知识界普遍陷于失语症。我当 时反感的原因是我认为中国知识界从来没有失语,从来都在滔滔不绝,如果是失语的话,不如说是接近于另外一种精神病的特征叫淡忘,就是在滔滔不绝地说着没有 意义的话语;那么我又认同它是当我普遍地发现我们原有的知识资源、思想资源和我们的话语结构,其实面对巨变当中的、生机勃勃的、危机四伏的、苦难遍地的、 奇迹遍地的中国现实来说,我们没有能力去指认它,没有能力去分析它,甚至没有能力去描述它。那么对我来说,非常具体的是我后来建立的那样一种文本分析的、 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社会批判的、电影分析的方法和研究方法已不足以解释中国电影的现实。比如说我们集体用这样一种方法如何能解释张艺谋现象,如何 能解释中国导演在1993年全部停止了拍城市题材而转向乡村,这难道是在文本内部或者说在文化逻辑 内部,在一个相对简化的社会批判立场上能得到解释的吗?所以我觉得这时另外一个更大的危机感是知识上的无效和无力。而我完全看不到在我视野里,在知识自 身,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解脱这种困境,能走出这个沼泽,我完全看不到。我偶然采取的一个非常可能的办法,应说我很幸运,我说试一试将我的研究对象作一点扩展 和转移。因为在我的观察和视野当中,我发现决定着一个电影文本的不再是一个所谓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机制。我注意到背后那样一种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工业和文化 生产的机制在运作,我注意到背后有一种生产目的,今天我们说全球化了的那样一种文化事实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窄门和小路渗透到中国的文化生产内部来。那么我 怎么能够解释它?而且我发现这些不再是单一的,不再是可以清晰地划分为比如艺术和商业的,精英和大众的。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在精英和大众之间,在官方和民 间之间,在妥协和反抗之间,似乎有那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把它们联系在一起。那么我当时想我能不能试一试去改变和扩大我的研究对象,然后来使这种文化现象和 这种文化现象中我试图把握的中国社会的变化有一种言说的可能,我只是希望这成为一种言说的可能。其实大概在94 年 前后我写了一些后来被认为是文化研究论文的文章,我分析诸如像毛泽东热和怀旧,我当时说的政治消费和怀旧消费的这样的一些文章,写了这些文章以后,同时我 作了一个选择,就是我离开了电影学院去了北大。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条上升之路,是一条一个学者当然会作出的攀升的选择。其实这个选择我从90 年做到93 年, 那么为什么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选择呢?因为我不想离开电影,因为我爱电影。而在当时中国的社会体制、学科体制和文化现实当中,你离开了电影的专门机构你就没 有可能去做电影研究,看不到影片,拿不到资料,没有人给你这样的平台和空间,所以我舍不得电影。于是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谢绝了当时岳黛云教授的邀请。那 么我到1993 年作出这个选择是一连串危机的结果。因为我当时去北大看望一些老师,看到他们是酒 盈杯、书满架、名利不牵挂,一种祥和景象。我说这地方好,北大的围墙厚,北大的围墙能挡住世声和噪音。这是我当时写在纸上的东西,然后我决定去北大。当手 续还没办完的时候,北大拆了南校墙,改为商城。当然我告诉大家去年北大拆了南校墙外的商城而又把其改为南校墙,这本身可作为文化研究的题目。当时我内心的 感受是百感交集,因为我是做了很多自我解释和安慰后才选择到北大去的,因为我想相对来说,可能给我一点时间和空间让我能够度过这个危机,让我能够明白我的 可能性在哪里。作为一个思想者,作为一个研究者,还有没有可能性?可能性又在哪里?

那 么到了北大以后,我再多说一句题外话,我发现世界非常势利。我在电影学院时,做了很多中国电影研究工作,但是似乎并没有得到世界上的重视和承认。当我成了 北大教授的时候,好像我的这些工作有了更高的价值,于是我就得到了很多所美国大学的邀请,从而有机会在在美国待了一年。在美国,我从东部到西部,走了很多 城市,走了很多大学,接触了很多学者,在很多学校做演讲。当时他们希望我用比较新的工作来做演讲,于是我就很自然地拿了我的政治消费和讨论怀旧的文章来作 为我演讲的题目和论文。然后这时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出现了,主持人在介绍演讲人时说这是中国的电影学者、中国的最好的文化研究者。于是我就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什么是“cultural study”?字我都认识,但是意思是什么?于是等到有老朋友, 比如像孟悦等人在场的时候,我就把她们拉进去,问:“什么是文化研究?”然后她们说:“你做的那个就是文化研究啊。”“我做的就是文化研究?”原来如此! 那么这是一个真正地被反身命名的过程。当然获得这个命名并不是因为一两篇论文,因为他们认为我的电影研究工作并不是在电影学,也并不能在电影学这样一个范 畴之内被界定的。我想当时陈清侨老师请我去香港也是因为他认为我的电影研究工作不是在单纯的电影学这样的专业领域之中的,已经开始有某种文化研究的色彩。 而在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我认为是错误想象的就是我们以为文化研究是电影研究的延伸。那么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其实有另外一种想象,说文化研究是电影研究 的延伸,其实有某种事实性,但又极端不准确。因为文化研究不是任何一个传统学科的延伸,不是任何一个既定学科的延伸。相反,它似乎要超越这些学科,异化这 些学科和改造这些学科,而它自身是一个拒绝成为学科的领域。这些我想王晓明老师已经讲过很多了,我就不在这儿多说了。那么这一个反身被命名的过程使得我对 文化研究产生了兴趣。我说居然我做的这东西叫文化研究,我得知道文化研究是什么。可是我发现进入美国大学的书店或任何一个学术书店,最引人注目的两个书架 是:一个叫cultural study;另一个叫gene study。然后我第一次知道我是如此的时髦,于是我开玩笑说:“对不起,时髦赶上了我,不是我赶上了时髦。”那么我发现在浩如烟海的著作当中,我很快就有一种迷失感,我发现在cultural study这个名字之下,无所不包,或者说它不可能指称什么,而当时这个情形在美国非常突出,现在已开始改观,文化研究在美国已经衰落,已经过久,但当时虽不能说是正当其时,也还是在热潮之中的。于是你碰到的大部分学者,如人文的、社会科学的学者,你问他是做什么研究的,他会说“cultural study”。 有一个英语系的教授接着说他做莎士比亚,于是我就发现原来莎士比亚研究也是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事实上莎士比亚研究是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但是他不过是一 个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但是他愿为自己贴上一个名头叫文化研究。如果提到显学,曾几何时,在美国,文化研究是真正的显学,但是也似乎正是在美国的脉络当 中,我们很难判明什么是文化研究。

这样到95年, 我在这疑惑当中还是慢慢地找到了文化研究,我以为我找到了文化研究。相对我来说,文化研究这个名字已有什么东西开始吸引了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在北大做 了一个研究室,开始和同学一起工作,做文化研究的课题,我们做到现在,想起来非常可怕,好像一场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我们走过了打一场抗日战争这样长的时 间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干那么久,到2000年时,对我来说一个极大的新的困惑已经出现,不仅仅是对文化研究的,而且在我自己的体认当中,这种自我危机意识的深重程度,其实不低于93年时所感到的危机状态。那么2000年以后,跟新世纪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也可能是偶然的,也是和中国社会的急剧的变化伴随着的知识危机在2000年发生。那么这以后,从2000年直到现在,大家如果关注我的工作,也可能注意到其实我基本上停下来,我基本上停顿我的工作。文化研究的论文一直在做,文化研究一直作为我最主要的学术工作。大概手里有七八篇论文从99年一直写到今天,仍然没有拿出来。因为我试图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我现在已经明白它们是我力不胜任的,可最终是要把它们完成,但是我曾经预期的目标并没有达到,那么2000年我主动停下来。去年我们去访问墨西哥的市民社会,这个我先说明,在特定的语境中,civil society和欧洲的语境中、中国的语境中的civil society非常不同。它的对应、它的所指和包括哈贝马斯提出这个东西、论证阐明这个东西和它传播到中国来的想象完全不同。因为我们的市民社会当然是相对于国家,相对于中产阶级,相对于社会的主体。我听说陈光兴老师在这演讲过,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civil society是 公民社会,它相对于国家政府的公民。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公民的资格,这个社会当中有些人叫人,叫公民,另外有一些人是 影子,还有另外一些人是鬼魅魍魉。影子或鬼魅魍魉大抵通常我们称之为底层,进而我们称之为看不见的底层,是那样的一些存在。那么我说在拉美不同的是它和市 民社会这样的名称对应的刚好是那样一些鬼魅魍魉和那些先有中产阶级公民身份的人,他们大声疾呼公民社会是为了给鬼魅魍魉揭开社会帷幕,让人们看到在墨西哥 这样的一个特定的、相对来说发达的、富庶的社会当中不可见的鬼魅魍魉,当时主要是为造访这样一些所谓不同层面的市民社会及其不同的政治抗衡实践。当时我们 想造访今天世界上唯一一个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游击区未果,未果的原因是那个游击区在那个时候他们“be silence”,他们在沉默之中。后来回国以后我就说:“好吧,那么我现在也be silence。”后来我就说我跟失语差不多,是一种滔滔不绝的be silence, 这也是一种虚伪。那么我说这个时候我陷入困顿后停下来,曾经一度和所有可能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人一样,再一次地希望能够去寻找真理。当我们渴望去寻找真 理的时候,当我们渴望去寻找新的人文资源的时候,我们自然首先把我们的眼睛转向欧美,当然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惯性,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权力格局, 这是一个知识文化资本的运作流向所决定了的因素。比如我所掌握的外语是英语,无论我怎么关注拉美的知识分子和人们,我只能通过英文的转译才能获得。而英文 的转译已经经过了英语世界的筛选和英语世界的先在改写。这些话也许不用说,那么待会儿我就说我的语言是英文这并不是一个客观事实,而是因为这已经是那些条 件先在决定了。比如我以前学的是俄文,我已有很高的俄文水平,我可以朗诵普希金的诗歌,但是我放掉俄文,现在几乎全部忘掉。然后来说英文,到今天为止,我 的英文没有达到我的俄文水平。我说这样的一些原因使我转回去阅读英文,通过英文去阅读最新的学术著作。当然我有了选择,我必须告诉大家我是选择了批判理论 脉络和左翼知识分子的脉络来阅读的。大概2000年中我的阅读量之大,是在我结束了求学生活后空前 的,阅读的结果使我感到很绝望。在一个极大的挫败和绝望之后,我慢慢地沉静下来。原因是什么呢?在这长时间的阅读当中,我阅读了可能是今天世界上在一定范 围和一定程度之内被接受为一流的思想家和学者的著作。当然我说以左翼为主脉络,并没有因此而废弃所谓的右翼思想家或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重要著作,如像自由主 义就是我追寻的主要脉络之一。那么在这样一个学术期后,我说我感到绝望而后又渐渐沉静下来,是因为我发现我这样的小人物和那些举世闻名的明星级学者或大师 级的思想家甚至面对的是同一个困境,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同一个似乎是路但是又走不通的这样的一种现实。不同的是大师们、思想家们他们以 他们自己的语汇,以他们的某种具有原创性的方式在描述着这个无路可走的现实。而我如果继续我的工作的话,无非也一样是以我的或许是不以那么原创的方式来描 述着这个没有出路的现实。我不想在这儿再重复,我想前面已有这么多我的朋友讲过文化研究的问题,讲过文化研究和今天世界相应的问题。我想大家能大概明白我 们这些人对于文化研究与全球化,文化研究与中国,今日的中国文化研究与今日中国也许是明天的中国的可能性之间的关联,那么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 问题,要用一个很旧的字,可是这个很旧的字一说出来可能带来很多我不想带来的东西,可是我只能用这个字,就是“苦难”。今天世界的苦难,今天世界的危机, 应该说“二战”结束后,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危险。刚才看到有的同学深深点头,但也许有的同学不以为然,认为说的有些危言耸听了。自“二战”以来从未 有过像今天这样的太平盛世,你看自由正义是在于以怎样的力量在全世界面前平静。而我觉得“二战”以来的世界从未像今天的世界这样危险,换一个想法,在我的 体验当中,“二战”以来的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世界这么黑暗。因为“二战”以来的世界,我第一次在我的经验、体验中和知识范围内看到了暴力和金钱可以泯灭 最后的良知,在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中国,哪怕说良知这个词已经变得非常可笑。那么我说这是我的绝望,我完全没有找到火,没有找到光,我发现我们徘徊在同样 的一个平面上。而且我进而发现,这之后我并没有停止阅读或寻找真理,我走了一条其实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走过的路,我以为是我发现的路。我说好,应该到时候 了,我应该明白在学院内部生产的、在思想史内部生产的、在批判的理论自身逻辑之中的这些东西大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新的东西了,大概我 不可能从这儿汲取到真正的思想资源了。那么我想到了一条路,我说也许资源在第三世界,也许资源在于跟我们有同样经验的、相近历史的、相近命运的、相近遭遇 的第三世界的斗争着的人们之中。其实视野转向第三世界对我个人来说,大概是从95年开始的。但是我 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斗争经验上升到知识的这种意义上。这时候我想我应该去关注这种知识的意义,于是我开始除了找到和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不是再一次跑到欧洲 和美国,而是跑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利用这种所有的可能。而我又是很幸运,我除了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去那里之外,同时还能通过英文去试图阅读那些并非思想家 的、并非学者的、并非主流的、并非教授们的、第三世界的思想者的著作。结论是一样的。表述不同,方式不同,语境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是我发现我们面临 的是同一个世界。最后我做了一个比喻,我们面临的是同一个瓶颈,我发现全世界在思想和实践的意义上,进入了同一个瓶颈,而我最后又做了一些很可笑的工作, 转回去读了一些有关思想和文化史的东西。那么我惊讶地发现,在感知和体认的方式上我个人所感到的挫败、绝望和没有出路,实际上很接近于法国大革命时欧洲的 知识分子,似乎很接近,其实又完全不相像。我只是说心态上、情感上似乎有某种相像性。那么我说这个用力不胜任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更悲观,我发现当人类思想进 入到了一个瓶颈状态的时候,不是一代人能走出去的。然后我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起点和命题上,我发现了这不是一个一代人的思想工作能否走出思想 瓶颈的问题,是在于社会现实变更有没有提供那样的现实契机。可能换句话说,这不是在思想知识内部、学院、知识分子、知识生产的内部所可能解决的。但是它最 后是必须以这样的途径来完成的,所以我说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一些问题开始出现了,一些其实使我进入到这个困惑中的问题再一次以另一种方式浮现出来,当时 我选择文化研究对我来说至少有两个点是基本的:一个点就是我有没有可能通过文化研究去触摸和把握今天中国的现实,我说至少寻找到一种言说的可能,对我来说 是第一个动机;而第二个动机就是我是不是能找到一个名目、一个旗帜、一块立锥之地,这就够了。片瓦和立锥之地让我能够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工作。因 为我到今天为止认为批判是知识分子的本份,当然后面我会说后来我发现最成问题的是知识分子,最成问题的是知识分子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知识分子,何 谓知识分子,你怎么就指认你自己就是知识分子,你怎么去期待和定义一个知识分子的工作。那么我说这两种促使我进入文化研究的东西在我的绝望的、无效的、一 个循环式的思考和学习之后它再次出现了。那么面临着这样的瓶颈,面临着这样的困境,面临着这样一个没有出路的现实,我们马上要问的问题是批判是否有可能, 这不是我的话,是赵刚老师和汪晖老师在一篇商榷性的文章中提出的,批判仍然是可能的,我当时读了赵刚和汪晖的文章都很受启示。那么我读完以后的结论也是批 判是可能的,原因是当你说批判是否可能时你需有一个假定性的情境就是我们人类进入一个后工业社会,我们面临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后现代主义的生存或后现代主 义的现实。那么且慢,在中国后现代主义是否是中国全部的现实,这是不用我来回答的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国,它的混乱、它的庞杂、它的多层面是 存在的。当然我自己感觉到至少从2000年以来一个巨大的暴力性的整和力量已经在出现。这种庞杂、 这种混乱、这种多层面正在重新被整和到一个巨大的、暴力的、剥夺性的力量之中,包括一种新的文化的整和力量已经启动,并且在有效地运行着。这么说也许太武 断了,太简单了,但是我没有时间展开这些话题,大家可简单地想几件事,就是中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青年艺 术剧院、中国艺术剧院合并为中国剧院。这里你看到的是这样更大的一种国家的文化行为和文化机制,而在这种文化行为和文化机制当中所包含的那个成功地书写一 个完整光滑的历史以指称今天现实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想说出来大家也许不同意,就是像《英雄》这样的影片和张艺谋从80年代到90年 代所扮演的文化角色以及今天他作为《英雄》的导演,《英雄》整个影片所表现出来的它的文本和文本之外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的现实。岔开一句,看到一个小的东西 是《英雄》剧组携片出席奥斯卡颁奖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剧组成员,不是张艺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应该庆幸伊拉克战争已经打响,因为伊拉克战争已经 打响后,我们期待《英雄》将会获奖,而《英雄》获奖将会给伊拉克战争和平解决提供一种精神的力量。我在愤怒之余是哭笑不得,片刻的愤怒之后有一种哭笑不得 之感。我想说,可能会给伊拉克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感,因为这也是我观看《英雄》文本时所感到的甚至不会愤怒的愤怒。然而居然以天下的名义,那么今天的 天下是谁家的天下?今天的世界是谁家的世界?好,这些题外话就不再说了。

我 说批判仍然是可能的,但是我接下来的问题是批判是否是足够的。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批判仅仅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存在,仅仅在什么意义上被生产、被接受?曾经 我们说批判知识分子和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思考仅仅是学院和体制化的学院生产的一部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体制化的学院内部批判知识分子将退向何方?这 是一个在世界范围之内共同存在的问题。因为在世界范围之内我们面临的是大学公司化。那么在中国范围之内我们面临的是学院的学院化;我们面临的是以学术规范 的名义,专业分工的名义;我们面临的是学科基地、重点学科、职称评定,博士生、硕士生的严格的招生制度和越来越严格的新科举制度;我们面临的是我们必须吃 掉吊在我们眼前的那棵胡萝卜,否则的话,我们将衣食有忧。显然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危机是双重的:一个是批判是否是足够的,进行一种学术性的文化生产,进行 一种学术性的文化批判,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今天的社会。我不想在这全面展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讨论,我想大家已经清楚。当伊拉克战争已经打响的时候, 当每天伊拉克的战事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时候,我想大家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作为一种理论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作为一种有阐释力、有生产力、有 说服力的思想实践而出现的,它从来仅仅是一种强权的政治实践,它从来都只是一种强权的政治实践。如果你想和新自由主义,哪怕和新自由主义者进行理论的论辩 的话,那你一定是说不清的,因为它在理论的论辩上是没有任何阐释力的,它对今天的现实,对今天的社会,对今天的苦难和对今天社会所面临的如此深重的危机没 有阐释力。但是当它仅仅是一个暴力的、政治实践的、铁血推进的逻辑的时候,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能不能真的和它形成一种抗争,这是一个侧面。而另一个侧面, 刚才我们说今天的世界面临“二战”以来最危险的最黑暗的年代,但其实说法也不这么悲哀,因为我们看到从西雅图的所谓暴乱和反全球化的示威开始以后到热那 亚,到全球性的示威。而反全球化的示威和这次反伊拉克战争的示威游行是60年代以后在欧美再未出现 过的巨大规模的示威活动,那么我们看到昔日世界银行的总裁和美国政府的顾问现在变成全球化的最主要的质疑者,我们看到全球化获益集团的内部巨大的分裂已经 出现,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沉迷在一个发展主义的梦想之中,我们意识到今天的世界是如此的危险,说越来越多的人为数比例仍然非常小,可是已 经够多。

2002年1月份我们到巴西参加social forum,即世界社会论坛,这是一个和世界经济似乎要对立的论坛。那么全球的可能反全球化的人们都集中到这里,有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有一种拉美的狂欢节式的反叛的形象。我在那里懂得了民粹主义的狂欢与流血是怎样地被具体地实践到政治实践当中去的。它当时一个非常诱人的口号叫做“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即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那么接下来的就是我们坐下来谈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另一个世界必须是可能的,否则的话已经被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表现了无数次的人 类末日已经近了。如果我们用一个非常侥幸的、当年苏联电影当中的一个科学家的角色的说法叫人类走出洞穴才几十万年,人类还年轻,人类要活下去。如果借用这 个说法的话,在人类要活下去的意义上,我们就必须有另一个世界,而且它必须是可能的。但是“where”、“how”? 这个问题就是前面我所描述过的问题的简单化的表述,这就是那个瓶颈,这就是那个没有出路。因为我们都绑在了全球化的战车上了,我们都进入到了现代化进程这 条不归路当中了。那么有什么办法,有什么样的可能,有什么样的选择?有一个字变得非常的滥,但是我们也别无选择,叫“altanative”, 在中文翻译成“另类”,变得更滥,因为中文翻译过来译成“另类”以后,它就用来指称主流。我自称为另类,我有另类文化,我有另类时尚,那其实就是另类的时 尚一定比不另类的时尚更昂贵一些。所以这个字在世界范围之内用的很滥,而在中国用的更滥,可是我说我们没有别的词,因为“altanative”是“另一种”之意,也就是“another world”, 即另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什么?它是相对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世界,是相对以美国为唯一一极的世界,而且相对于历史是所谓多极化的世界。而每一极仅仅是参 照着美国式的结构和美国式的霸权来分享世界利益和世界霸权,那么它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于是说到这儿,一个话题立刻就带了出来,我们前面刚才已经说了批判知 识分子,说了左倾,说了左派,说了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我已经暴露了我的某种程度的反美情绪,我不想掩饰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在今天世界范围之内和今天这个 现实之中,如果你没有几分反美情绪的话,你有病;但是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来说,你有反美情绪,你有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生病的绝不是我,生病的一定是 那些“一夜美国人”吧?今夜他们是美国人,可是为什么他们今夜不是阿富汗人?今夜他们不是伊拉克人?题外话就不说远了,我回来,可能在这里我不应该说今夜 我们是美国人的事吧?反正我这个人打架伤邻居的时候多得很,我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一个问题就必然要提出来了,当你说“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我们必须有另一个世界,而且另一个世界是相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相对于以美国为楷模的、所赞美的、以美国为唯一霸权和唯一的领导者的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大家不要忘记,曾经这个世界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另一种“altanative”, 即社会主义。好,我也被人骂做新左派,在中国新左派是很难听的一个名字,一个很大的恶名。对我来说,是不是无所谓,我并不因为它是个恶名而拒绝新左派这个 名字,而是在于我想知道在这个名字下面要说什么。我知道那些骂我为新左派的人想用这个词来联系着臭名卓著的老左派,联系着专制集权体制,联系着当权者,联 系着既得利益,或者用一个简单的词说是联系着当局,这是他们的目的。那么我怎么办?我怎么反身来定位女性主义?我怎么反身来定位文化研究?对于我来说,这 才是问题。那么左派、新左派这个词是法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已经出现了的,当然也以此地为基地,对革命的清算是从对法国大革命的清算开始的,那进行地比较彻底 了,比较到根了。那我就不去说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来清算革命这些事了吧,先把他们暂时搁置。那么对我来说,左派这个词是至少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明 确的所指的,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在我们所有的相关语境当中,左派这个词当然联系着冷战,联系着冷战的格局,联系着相对于资本主义的这“此一世界”的“彼一世界”。可是稍后这就到了我们文化研究的起点,我们注意到文化研究的起点在英国伯明翰,把伯明翰的文化研究称为“bominhan school ”,有点可笑,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刚好是反这些school,反这些college,反这些department的。 那么回到那里,回到伯明翰的起点之后,我会发现当年使文化研究成为了一种探索新的可能性的领域的那些人,同时是那个著名的新左派,那么为什么新左派要把自 己称为新左派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此一新左派不同于彼一老左派,彼一老左派是什么?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作为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选择的社会主义。所以文化研究到 现在,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走出多远,那么当年这些人站起来自称为新左派,并且开拓了一个叫文化研究的领域。他们想探索的 是什么?也许我们会说他们探索的是大众文化呀,流行文化呀,亚文化呀,工人阶级文化呀。是的,没有错。但这只是他们的一种借指而已,他们要走向哪里?他们 要寻找什么?他们要在冷战的结构外寻找一种绝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的“another world”。 这只是他们启动文化研究时候的初衷,所以如果我在学校讲文化研究理论时,我总是要特别溯本求源,先去讲伯明翰,并不是为了建立正宗和正统,也不是为了建立 学术传统和把自己再叙述到正宗家谱里去,也许那样比较体面,但是绝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是我在被人家反身命名为文化研究工作者,到我逐渐明白何为文化研 究,到我对文化研究产生了极大困惑的过程,其实使我走向了伯明翰学派,那我不在这儿打开这个话题了,我想陈清侨老师和王晓明老师可能都给大家一起讨论过类 似的问题了,但伯明翰当时所处的这种两肩于一的困境不仅在冷战的时间也在解构主义的批判,解构主义的解构和经验主义的建构,主流的欧洲思想问题和批判的后 解构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问题之间。那么它既是知识的,也是社会的,或说它首先是社会的。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在中国我们也拿起了文化研究,至少对我和我的朋 友们而言,我想我们所要寻找的是一个力不胜任的工作,我们想参与到,也想借助于文化研究参与到寻找另一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些人当中去。大家不要说我庸俗化, 我是在读墨西哥著名的游击领袖叫sub·commander·marcos, 他的著作中讲到一则故事,我非常喜欢。在这儿讲给大家听,非常短。他说有一批棕色马,在一个很穷的家里。农夫有一个很穷的妻子,他只有一个瘸腿的猪和一只 很瘦的鸡,他们饿得没饭吃。有一天这个农夫就对他妻子说:“我们太穷了,我们没得吃了,我们只好吃那只瘦鸡了。”于是他就把瘦鸡杀了,熬了一锅瘦汤。这是 我的翻译。然后他们喝了,有一会工夫不饿,过了一会又饿了。农夫说:“没办法,我们只能吃瘸腿的猪了。”然后他就杀了瘸腿的猪,做了瘸腿猪肉。然后就是又 一会不饿了,接下来又饿了。他说:“现在就轮到棕色马了,对吧?否则怎么办?”可是那匹棕色马不想等到故事的结束,它就跑了,跑到另外一个故事里去了。我 非常喜欢这个故事,那么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一个做社会运动的朋友听。他问了一个好笑的问题,但是我们笑话完之后,我们又开始觉得这个问题有趣。我们说棕色 马跑到另外一个故事里去了,他问:“那农夫和他的妻子呢?”我们都笑了,我们说:“你这种搞社会运动的人真是人本主义啊,关心人啊。”因为他想棕色马跑 了,农夫夫妇两人不就饿死了吗?其实后来我想刚好这是这个故事的意义所在。那么他为什么说棕色马跑 到另一个故事里去了呢?因为在这个故事逻辑内部,怎么推都可以,或者棕色马被杀死,或者农夫和他的妻子被饿死,或者揭竿而起。揭竿而起你要注定有另外一个 东西,就是还有一家有的是粮食,对吧?岔开去,我不打开这些话题。这些话题都太大了。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如果说他们家是财主,我就上他们家去吃去,我们不吃 棕色马,我们把他们家吃光,那不失为一种原始的解决方案。而今天的世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意识到,某些经济学家说今天世界的最大的危机, 今天世界最大的安全不在于美国人拿着战斧式导弹到处去扔。那不是真正最大的威胁,真正最大的威胁是全球的经济建立在美国的金融机构之上。那么美国的整个控 制全球经济的不到7%的是实物经济,其它的全部是金融泡沫。对我来说,这是我在读书过程中的一个巨 大的震惊体验,以前我不知道这个事实。我知道世界上今天的钱不是金本位的,不是银本位的,但我不知道今天的钱每一分都是美元本位的。我们的每一分钱,我们 的一切都要核算成美元才有意义。那么就是美国金融市场上的任何波动都可以使一个中等的高度发达的国家彻底破产。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是全球 的福利制度的彻底解体,我们不再有免费医疗,我们不再有免费住房,我们不再有免费教育。那么我们想要获得医疗、住房和教育怎么办?我们要钱,一切我们所有 的安全,人类生存最基本的东西最后都要折合成钱。因为你不可能囤积大米,囤积到够你一生享用的。那么大财主囤积了大米,埋两块金子在地里面,大概是至少到 孙子一代不会因冻饿而死,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办?我们存钱,我们觉得我们的钱不可靠,我们把它存成美金,那是我们最后可靠的方式,可是美金是什么,是纸,是 美国造币厂每天滚滚地印出来的纸。我们大量的出口,我们追求出口额,我们把大批的食物、丝绸等卖到美国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纸。这个纸是纸还是金子?是 由美国的财团来决定的,这个是我第一次明白的,真正的危险是什么,我们在怎样的一个脆弱累弱的世界上。那么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他父母辛苦了一生,后来到晚 年的时候天上掉下了大馅饼,他接受了一大笔遗产,一个海外的亲人留给他巨大的遗产,于是他接受了一个金融专家的咨询,把钱投资到了泰国,在金融风暴当中血 本无还。我身边也没有什么富人,这是我非常近的一个好朋友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开始存钱,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我们老了以后怎么办。比如我也 存钱,因为我想到我母亲七十多岁了,她生病了怎么办?我不能养老还要送终,尽中国人最起码的孝道,经常使我内心感到很不安。同时我也想到我老了怎么办?我 会想到很多东西,唯一的办法是我应该去挣钱,我应该去存钱。但是非常悲哀的是,我明白了钱是最不安全的东西。可是我们所有的安全只能用钱去换。话说远了。 那么我回来,我说今天的我们,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走出去,我们仍然在寻找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故事。那么我就对sub·commander·marcos的 故事很感兴趣,于是我把他的书都买来读,我就说他作为一个游击队长,他的思考其实和德里达、詹明信、斯皮瓦克是完全一样的。我和他们也是一样的,我就觉得 这太棒了,我就把他的书找来,它直接提出另一个故事,那么我想看看他怎么想象和描述另一个故事。因为他在用他的实践做着另一个故事,就是他领导的著名的游 击区。我没有机会去真的考察那个社会的实际体制,于是在他的著作里读到很多东西。他实际上和大家都知道的马尔克斯、萨拉马哥是私交甚笃的好朋友。他们两个 人都认为sub·commander·marcos是现当代西班牙语世界最优秀的作家,我只能通过英文读,仍然可以看到他文学的机智和优美,但是不能从西班牙语去读它,那么我就读到了一则故事,在不知所云之后读懂了,懂了以后我失望了。

这 个故事是这样的:他说从前有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那么这个活人就说:“啊,我好羡慕你多么安静啊!”死人说:“我好羡慕你多么有活力啊!”然 后他们俩就争吵不休,正在这时候,一匹棕色马疾驰而过,我看完了以后琢磨这是什么意思?其实他的故事不光讲这样的寓言,他是把这些东西写在他的政论文当中 的,这是他的非常后现代的极富活力的一个写作方式。然后他就说:“听故事的人问讲故事的人:‘故事是什么意思’?讲故事的人说:‘没什么意思呀。’”说这 个故事没有意思,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棕色马来了,前边不是说棕色马跑了吗?但是我知道这样的玩笑背后不会没有意思,因为这既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写作又是詹 明信所说的安德森式的写作,当然是一种寓言式的写作。所以我一定得读出寓言背后的微言大义来。我读出来了,我失望了,我绝望了。我明白拿着枪在战斗着的人 也和我们一样在同一个瓶颈上。我以为我读懂了,因为大家听过前面的老师讲要重新启动第三世界的思想资源。其实这是这个世界的绝望的批判知识分子们的一个共 同的努力。

那 么很多人重新发现非洲反殖斗争中的重要的思想家法农。法农的著作当中改写了黑格尔的农奴和主人的寓言,他说从前有一个奴隶,有一个主人,那么奴隶在主人的 身体和思想的控制下,有一天奴隶醒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奴隶和主人,只剩下了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我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它是中国的一个著名的自 由主义思想者写的,他引证这段话来控诉法农,来控诉整个六十年代的血腥和暴力。我们姑且把它在整个中国语法构建当中的情形搁置。我只是说在这背后奴隶奋起 反抗并杀死了那个主人,世界就不再有奴隶和主人,只有人的世界。那么我在互文关系的意义上解释这个世界有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活人和死人争吵不休,那个时 候棕色马就来了,换句话说那是另一个故事,那是另一个世界,或者说那不是另一个故事,也不是另一个世界。那是已经在20世 纪我们已经讲述过的故事。我们不仅以奴隶杀死主人,从此是奴隶的世界的方式讲述过,我们还以动物庄园、动物农场的方式讲述过,我们还以古拉哥群岛的方式讲 述过,而今天我们又如何讲述呢?所以我说必须有另一个故事,必须有另一个世界,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人们的自觉。那么在哪里呢?是什么呢?他的思想描述的现实 可能性在哪里?我再说我在思考和观察当中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我曾说过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叫《2001年约那森将满21岁》不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但是是一部曾经深深地打动了我的电影,是70年代拍摄的一部电影,那么在这部电影中说20世纪所有的寓言都是革命的寓言,20世纪所有的记忆都是革命失败的记忆,那么不仅仅是这样,我认为20世纪不仅仅是一个革命的寓言被实践的世纪,而革命的实践完全陷于失败,悲剧性的命运不仅仅在这儿,20世纪的悲剧性还在于我们几乎耗尽了此前几个世纪人类累积下来的创造下来的用想象力去开拓出来的乌托邦的想象空间。我觉得到20世纪终结的时候,到20世纪落幕的时候,革命的失败和新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拉下了一个很厚很厚的幕布,把这样的一个乌托邦想象的空间彻底封闭了。如果我站在一个不那么左翼不那么政治的立场上我可以说20世 纪失败了的革命实践几乎玷污了所有的乌托邦想象。所以今天当我们需要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可借助的想象力。那么当然我刚才想这同时 也是全球化的结果,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的观点,如果大家关注世界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世界当代电影和中国当代电影,这是我熟悉的两个领域,别的领 域我不是那么熟悉,我认为我们面临着全球性想象力的枯竭,这是我所做的一个悲观之后的描述。对我来说,这个思考的环从开始回到了开始,我没有找到缺口,我 没有找到走出去的可能性。但是我说我慢慢的沉静下来,我意识到如果把思考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的话,应该说完全无效,因为我发现我自作聪明的走过了很多 人已经走过的路。我以为我去寻找和开辟的新的资源和道路,其实早已是无数多的人都已走过的一条路。但是我说它对我仍然有意义,就是我打破了一些幻觉,我获 得了一种重新定位我自己的工作和我自己知识的参照系,而且我重新肯定了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它叫文化研究,或不叫文化研究,这其实并不重要,而到现 在为止,相对来说,就它的历史脉络和它的现实而言,文化研究这个名字仍然是和我们想做的这份工作最为贴切的。所以我说这是我要谈的一个大的面向。

我 接着要说的另外一个大的面向就是为什么我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困惑,为什么我甚至想放弃文化研究,那么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大家可能已经非常熟悉的说法开始,就是 政治经济学者对文化研究提出了很多批判。他们前两项批判是确实批判到了文化研究的根上。第一项是他们认为在文化研究的起点处即伯明翰学派那里最重要的起点 是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图示和描述的批判上的。简单的说,其实马克思主义甚至包括恩格斯 主义都不能简单的概括为经济决定论思想。但伯明翰学派是对经济决定论做了批判的,他们更强调文化自身参与社会建构的能量。当他们同时让葛兰西的霸权主义的 理论来加盟他们的时候,他们似乎更具有了强大的力量。但是政治经济的学者反身来批判的时候,当你颠覆了这样一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模式的时候,当你拒绝 讨论经济在社会生活当中的意义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脱离你曾经想关注的关于社会极其现实的命题。那我觉得对于今天面对着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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