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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德:谈文言文衰落

上海书评访谈
胡志德
在上海社科院最近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文化论坛”上,笔者见到了《钱锺书》的作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胡志德(Theodore D. Huters)先生。胡先生爱和中国学者侃大山,爱抨击美国学术界,爱喝白酒,爱看《上海书评》。在一头扎进晚清和近代文本的研究后,他发现其中的线索越来越多,很多问题的复杂纠结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现在一提到“五四”时期的语言问题,总是采用一种文言和白话的斗争叙事,而且好像白话的呼声特别响,文言却没有太多声音。这种叙事是从什么时候开端的?

  胡志德:其实从晚清到民国,有很多种不同的文言,报纸、杂志、公文里出现的文言各不相同,章太炎和梁启超的文言也不同,当然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白话,这里面的线索其实非常多,情况非常复杂。然而为什么会出现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把局面简单化了,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大家一般认为白话简单,文言复杂,但其实鲁迅的白话文也是很复杂的,他的《狂人日记》的序是很标准的文言文,《日记》正文虽然是白话,但文字本身却异常复杂,里面有很多东西很难懂。

  如果一直往前追溯,会发现一些新线索。我最近去英国,看到一些传教士的档案,我发现他们有些人说到这个问题时的口气和“五四”的白话文改革派是一样的。1892年一个在天津的传教士Jonathan Lees说,以后白话文前途无量,而文言是很腐朽的东西,是一些卖弄学问的人在用。而且他的这篇文章总结的是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我们现在通常讲近代文白之争,总是拿1897年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当开场白,可那个传教士比他早五年,而且是总结前三十年的经验。当然传教士的动机是要传基督教,所以改造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及负载思想的语言是他们的需要。更早的还有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他和当时的洋务派比如郑观应等人都有来往,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顾问。他用德文写过一篇论文,提到要瓦解中国的文化和语言,给基督教腾出空间进来,后来英国人看到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就翻译了发表在1869年12月一份英国人的内部档案上。这些传教士的观点和语气与“五四”学者很相近,而且比他们早了五十年。我们很难说“五四”人是受了传教士的某些影响,因为影响很难证明,而且就算受了影响他们也不一定会承认,所以比较稳妥的说法是他们不谋而合。

  1920年教育部下令将国文改为语体文,一般认为这是白话文正式进入教育体制的标志。那么是不是当时大部分报刊杂志、学校考试都响应号召,改用白话文了呢?

  胡志德:1920年教育部规定先是在小学一二年级普及白话,然后才慢慢发展起来,当然不是全国一下子就全部改白话了。但是1920年左右的确是白话文崛起的时代,比如从1900年左右严复和章太炎的一些文章看,我觉得他们已经十分感受到白话文的压力了。他们在谈文言和白话的问题时好像用的是一种辩护的口气,他们想用文言说服人,可似乎文言本身又没有这个说服力。章太炎还说过白话文比文言文难写,这个说法现在人都觉得很荒唐。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觉得如果要表达、写作,必须完全掌握所有的语言资源,充分了解历史脉络,用一个词要知道它历史上的涵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复杂丰富的内容。虽然章太炎、严复也都承认改革是有必要的,但他们同时还是坚持应该保留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思想背景,不然的话就会迷路。

  到了“五四”,文言逐渐变成一个只在文学领域用的东西。“五四”前期严复、杜亚泉都说保留文言是因为文学上的作用,可二十年前,他们不讲文学,他们要讲论述,要表达思想。好像“五四”运动和甲午以后的文言维护者是不同的立场,过去是要用文言表达思想,到了“五四”已经没人这么讲,他们觉得这个斗争好像已经失败了。现在通常说保留文言是因为它的美,不是因为它能清晰地表达思想。可1900年左右严复和章太炎不讲文学,他们讲思想的表达力,这个很有意思。他们的意思很清楚,我们要保留中国历史里的东西,新学里面如果没有中国的地方是会有问题的,完全西方化他们觉得是不行的。所以说文言的功能从1900年到1920年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从思想领域退守到了文学领域。最早发扬文学观念的是王国维,他认为文学是无用之用,当时已经是1906年,他把文字和思想分开了。“五四”时期关于文白的辩论多半是在文学领域展开的,因为思想领域好像已经让给别人了。

  当时中国还面临一种情境,就是教育普及问题很迫切。提倡白话的人说白话文比较容易教。他们的动机是不能怀疑的,他们有危机感,面对着发达、有工业化、教育普及的强大西方,他们由此联想到教育普及和语言之间的简单关系。早在 1900年前,马建忠说中国孩子不好表达是因为他们没有语法。文言文比较复杂,没有语法,难以教授和学习。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到了二十年代白话文变得那么欧化,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语言需要一个比较好教的语法,好教就好普及。

  我看过王国维从日文译到中文的一些西洋哲学史著作,都是用文言翻的,而且概念也比较清楚。可见文言表达思想并没有问题。“五四”时期流行的很多逻辑都站不住脚,但是站不住脚的逻辑最后却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胡志德:对,“五四”很多东西都是非常奇怪的。你看《东方杂志》用的是比较浅显的文言,道理讲得很好,可很多人比如钱基博就怪他们没有再进一步,用更清楚的白话。钱基博自己的文章还是用文言写的,真是太奇怪了。我看《东方杂志》和陈独秀的辩论,觉得道理都在《东方杂志》那边,但最后结果却不是有道理的一方得到认可。我认识杜亚泉的外孙,他说他退休以后专门去上海图书馆查外公的言论,想搞清楚外公是不是一般人说的那么反动,结果看了杜亚泉的文章后,觉得没有什么啊,讲得很有道理啊。最后他再托许纪霖找到王元化先生,给杜亚泉正名,开始平反昭雪上世纪二十年代留下的罪名。历史上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悖论,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其中的曲折。我开始做这个时代的研究时,进去以后发现很多东西我们还不了解,线索太多,为什么会造成后来的局面我们还是不清楚。我们可以归纳出很多原因,但要勾勒整个图景、提供最后的答案还是很难。

  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以东南大学为中心出现了一股反对白话的浪潮,以《甲寅》、《学衡》等刊物为代表,今天它被描述为文言最后的反击,然后很快便失败了。

  胡志德:他们的主要讨论还是限于文学、文化领域,而且没有得到一般的认可。当时科学的势力越来越大,文言的空间便随之越来越小。文言受攻击最厉害的就是这个问题,说偏重印象等内容的古文不能科学化,没有科学的成分。当时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一说你不科学你就完蛋了,到今天还是这样。文学不量化,总是有不科学的嫌疑。

  民国时期白话呼声虽高,文言还是相当普及的。那么文言是到了什么时候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是不是解放后通行简体字,剥离了文言的载体,给了文言文最后一击?

  胡志德:我觉得跟简体字倒没有一定的关系,文言衰落也很难说有哪个具体的点。《中国新文学大系》里面1932、1933年的部分完全是白话文学,可见历史慢慢就变成了白话文的脉络,文言文越来越边缘化。我们回头看民国时候的报纸、社论等很多材料,用文言是很普遍的,而且文言文能够表达思想,比如梁漱溟,而今天他是被边缘化的。

  有人说是建国后使用简体字导致文言文彻底衰落,而且建国后的大众媒体上比如报纸社论、杂志都是用白话文。如果我们看台湾的情况,台湾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用文言文,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台湾还是用文言文写信的。虽然台湾现在还在用繁体字,而到了我这个年纪的人,文言文书写在台湾好像也已经消失了,所以文言的衰落跟字体没有特别的关系。而且台湾对文白之争的说法跟大陆也差不多,他们也是按照“五四”划分。因为中国总的趋势如此。

  现在不论是台湾还是大陆,文言文似乎完全退到私人领域去了,你可以写古诗,但完全是个人的东西,给自己和朋友看,不用来公开发表的。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罗志田先生在一篇文章的注中写道:“白话在今日已通行,但通行不一定决定优劣,特定时代之人择劣而弃优之事为历史上所常见;且至少从唐代古文运动以来千余年间,文言是得到推崇的,而白话之通行尚不及百年,又何足论定优与劣。”您同意吗?

  胡志德:当然他的说法没错,同意与否是个人化的问题。现代中国的情况会让人觉得其实我们和自身的历史隔膜太大了,从这方面来讲,完全唾弃文言文,等于是让自己的历史更难结合到现在的语境里。从这个角度讲,我同意他的说法。可是因为现代社会有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重压力,也可能是没有选择,这是必然的功利化的趋势,总有一天会这样。这其中有西方历史的影响(比如西方在十七、十八世纪脱离了拉丁文,胡适等人就看到这个方面),还有科学、普及教育等因素的总和,造成了这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1919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里说,他们西方科学的东西可以用他们的应用文,可文学还是比较丰富、复杂、多元的东西,应保留文言文,他的意思也是把文言保留在文学领域。现在很多人会同意他的说法,可当时不但没有人同意,听都没人听。这篇文章就在他下台前几天发表,以后他在《东方杂志》再也没有过署名文章。所以说,“五四”人对文言文决绝的态度对于了解、掌握中国历史是不太好,这一点章太炎、严复之前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五四”人不关心,因为他们的危机感太强了,这是客观现象。我不是要说对错,只是要描述一下当时的过程,再看看付出了什么代价。

  所以说当时整个氛围还是救亡压倒启蒙,革命的速效药总是比慢慢改良来得令人激动。白话文能够跟西方科学、革命、先进的话语“接轨”,文言文就被套上了腐朽堕落的帽子,被挤出了主流语境。

  胡志德:说老实话,我觉得救亡和启蒙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两面。启蒙就是救亡,救亡就是启蒙,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启蒙是不是要把传统文化丢掉?后来很多人都忏悔当时的想法,但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中国经济好了,各方面都有发展,许多学者都说要回顾历史,注意自己的传统中特别的声音和想法,因为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里中国特色没法表达,西方那套东西里没有中国特色的地方。

  宇文所安先生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在一篇讲“五四”时期文学史的文章中说,文言和白话在古代各自分属不同领域,写墓志铭一定用文言,写日记一定用白话。而“五四”时期的文学史家构建了一种斗争叙事,说历史上文言不断衰落,白话不断上升,这样他们就把自己放在了文学史的最顶端。

  胡志德:这里需要注意一个概念的变化过程。文学这个概念是清末出现的一个新的词汇和范畴,和过去的辞章、小说不同。过去的文学只有不同的文体之分,各有不同功能,所以互不侵犯。而近代的这个文学概念,小说、白话文都可以容纳进去。这完全是一个新的范畴,所以可以随便定义,你可以说文学本来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子,是白话文等等;而且还有很多论战,讨论文学到底应该做什么。比如王国维说文学应该是美学,还有人说文学应该是救亡的,这就等于说是需要白话文。改写或者说错写文学在那时很流行,文学是一个新东西,你可以随便乱写。强调文学的美学和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是文学定义的两个极端,后来似乎是强调文学社会功能的定义在“五四”以后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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