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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反全球化该召唤出什么样的知识与政治──「慢社会学」的一个初步勾勒

一种没格调的匆忙如今笼罩八方...

                                                                                一种没格调的匆忙如今笼罩八方... ──尼采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下,市场与消费成为了日常生活世界中不自省的最高价值,从而公共、民主与平等这些价值,以及进行探索求知、独立进行审美与道德判断、在公共领域沟通辩论的这些能力,都被严重威胁。立基于反思与沟通前提的传统公民身份在求快求新的市场逻辑霸权中面临被掏空的命运。在这个情境下,公民的真实意涵只剥落到自由市场的消费者这一层。这个后现代经济用影像、奇观(spectacle)、设计、「风格」与「实存时间」1摧毁「字的文化」(culture of the word),2使明辨反思沟通越来越困难,使人们在视觉与其它感官的晕眩中,钝化了批判意愿与能力,乐于停留在世界的表皮层,享受失去否定的能力。这个庸俗化(亦即,以市场选择定义民主)的后现代「主体」是查拉图司特拉的拙劣模仿秀。如果尼采讪笑那些不得不否定现状的辩证客是活在理性主义的虚无中,那么他也一样会讪笑这些不得不肯定现状的后现代民众是活在感官主义的放纵中。当今纵横于市场与与传媒的新自由主义者与「新经济」大亨们将「自由」定义为市场机制所提供的选择,但对尼采而言,这个「自由」其实是真正个体的消解:「你为今天而活,你活的非常快──你活的毫无责任可言...」。3这样的一种「主体」已经失去了精气神灵,因为他「无法不对刺激做出立即反应」,因为他无法「学习延迟判断,对个案的各个方面进行调查与理解」。4同样的,激进实用主义传统的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也提出延迟反应(delayed reaction)作为现代人的激进自我教育的不二法门。米德和尼采虽然对现代性有不同的评估立场,但都是在一个大问题意识下思考:如何挽救批判性的智能,使人们避免立即的、爽就好的归因与报复。

其实当代的布迪厄与巴柏也都是在这个广义的问题意识下操作。在面对这个全球化情境时,他们其实都在提出一种我所谓的「慢社会学」(sociology of slowing down)──例如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或巴柏的「深思熟辩的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意在用民主的延迟反应抵抗贯穿市场与网络的「实存时间」、让公共讨论指导效率机器、以慢打拆解快攻。如果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倡议的核心转变之一在于,如哈维所言的,「以时间[速度]歼灭空间」,5那么反抗全球化,促使我们思考另类的时空策略。

跟着感觉走、立即要找出代罪羔羊的情绪性立即反射,是一种妒恨的认同政治(以善的我们与恶的他们的道德主义二分架构为底)的展现。妒恨的群体心理机制是能带来快餐性的炙热情感与冒进行动,不可不说是政治冷感年代中的一股行动力泉源。但这种「民气」有它的局限,经常不是气短,就是为人所用,几乎历史上所有的民粹式抗争都有这样的问题。归根究底,这是因为所有的民粹主义都缺少(因为它反对)智能(intellect)的介入,拒绝对苦难或不合理现状作结构性与历史性的根源分析,否定理论与概念活动的价值,甚至拒绝将它的信念或是感觉和「逆耳的事实」(inconvenient facts)对诘。因此,很难想象以这样的民粹主义的政治观及知识观作为基础的运动,如何能抵抗全球化的市场暴政。市场机制的暴力和国家政策的暴力往往不是直接的、具象的、或经由具体社会群体执行的,因此这些暴力,作为反对的对象,并不经常具有直观的自明性格,往往必须先做到研究与反思的功课才有可能成为社会行动的标的。

因此,反全球化需要超越善恶二元对立的心理结构,要培养一种不以反全球化为善,全球化为恶的末世论心态。如果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并非立基于一种末世论,而是要从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潜力找出超越它自身的可能,那么讨论讨论以作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被理解的全球化,也必须持此辩证态度。如果全球资本主义是魔鬼,反全球化则还必须要向魔鬼学习,才能聪明过它。哈维以「造反的建筑师」为意象,企图打造出抵抗全球化的主体,而这个主体却又必须吊诡地以资本家为师,因为如果说作为隐喻的建筑师,一方面不免得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下行事,另一方面却又必须让想象力与创造力自由发挥,且创造的果实也不是他或她预先所能完全控制的,那么资本家就是时时刻刻在进行建筑师的工作──这中间不可能没有冒险和投机的成分。资本家在全球的行动本来就是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中冒险游移,开创新的空间尺度,创造新的地理差异,而这些从来都没有终极保证。6同样的,哈维认为反全球化的实践也应该是造反的建筑师在行动,在既存的现实中寻找矛盾的缝隙,培养在多种空间尺度上游走的能力。追求正义、公道与解放的希望空间在资本主义之中,而非之外。7

因为缺乏智能的介入,以及根本上否定了一种素朴的人本主义,民粹式的反抗经常在「浪漫地」指出代罪羔羊时,犯了「归罪于受害者」这种受害者常犯的错误。这种将自身的困顿情绪性地归罪于他者的作法在民粹主义以及各式极右倾向的团体中是很明显的,但在「胜者通吃」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有一种较不明显但更普遍的「归罪于受害者」的作法,即是归罪于自己──社会的弱势者把困顿的来源指向自身。人们对于他或她的社会存在的「解释」经常是一个历史的与社会的建构;在一个社会权利传统强韧的社会中,「集体」是要负一定责任的,但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社会,负全责的是个人,而非社会或是国家。如果社会不复存在,一切事物的原因与结果都在个人,那么这种个人主义事实上是在打击所有的社会性,从福利国家、集体责任的理念,到社会思想传统。8社会思想的传统不就是一直在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帮助人们思考个人困扰的结构性和历史性的原因吗?9任何宣称社会终结、社会思想终结的花俏宣说必须仔细反思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思想或理论被颠覆之后,我们如何解释贫穷、不平等的现象,除了说这是个人努力或是遗传问题,或是(贫穷)文化的问题?我们又如何能要求和平、健康、就业安全、环保...这些攸关所有人的价值,有一种合理的集体解决方式?

但这不是一个保卫社会思想,更不是保卫社会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知识分子是否对现今的新自由主义霸权能够有所反应(responsible)(或曰「责任」)的问题。为了要抗衡那些宣扬粗糙个人主义及其各种配套术语(例如「自助」、「企业家创发力」的「新知识分子」,与微调民意、制造问卷,目的却是为了歌颂现状的「意见智者」(doxasophers),10布迪厄呼吁批判知识分子的出场。如果说「意见智者」是把现状藉流行口号(例如,「全球化」、「数字时代」、「知识经济」、「后工业社会」、「第三波」、「网络社会」、「麦当劳化的社会」)加以简化与扭曲,那么批判知识分子的反应(或责任)则不是提出另一套迷思或口号来对抗,而恰恰是「回到事实」、「回到证据」。11像什么样的事实呢?当然是那些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新自由主义下社会实存情境的事实。事实的选取与强调当然和我们的价值立场有关,例如,如果我们相信社会国体制的重要,如果我们相信阻止世界各国竞相拋弃文明与社会遗产的重要,那么,好比对布迪厄而言,一桩事实就很重要: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中有超过百分之七十是与其它欧洲国家进行的。以这个现实条件作基础,社会欧洲的保护运动与论述,就不像新自由主义者所宣传的那么的不可能与不合理了。又、在新自由主义宣传中产阶级为自由市场的最大受益者的时候,事实就更重要了,布迪厄指出法国今天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全感,中产阶级并没有免疫权,对于新自由主义宣称的工作机会的增加,必须要掌握住一个事实,那就是新增加的工作中有四分之三是属于暂时性的。12资本主义中,作为最重要的生产力量的劳动力,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弹性化」、「零库存」、「实时管理」之下,当然也只有落得「弹性」买卖(没有正式劳动契约,工时零碎)的下场。

事实的发掘和价值立场有关,但事实不同于民粹口号或商品宣传,就在于它的民主潜力。如果我们对民主社会有真正的期望,而非仅仅把「民主」当作一种斗争的修辞术,那么我们必须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依赖的一道常识信念──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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