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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他终于全都是革命」:记林书扬先生(上)

1991年摄的相片中,林サン与作家陈映真先生头绑布条、并肩而行。在长长的行列里,两人手里都擎着一面工运战旗。画面如此粗犷、肌理壮阔,而又富于战斗力,令人难以忘怀。此时的林桑约六十五岁;距他出狱的一九八四年,仅是第七个寒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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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上篇

下篇见:终章:在工农葬的行列中


能回去更好,
不能回去,也算了
共产主义者
到处都是家。
祝你健康。
苏新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1]

 

引言:在无花的蔷薇的路上

10月11日深夜,林书扬先生[2]逝世的消息从网路上传来。[3]

寥寥几字的消息,如此简单、无比悄然,却又令人不得不相信:就在深夜23时50分,就在最终接纳其病体的共和国首都,为了战胜病魔而被迫暂别乡里的林サン--多数人对林书扬先生的亲昵称呼--还是离开了我们。永远、永远地,告别了他所热爱的中国与世界。就在林サン逝世之後,無數通過追悼林サン而浮現在人群面前的、每個人心底所記憶著的林サン形象,乃至許多湮沒許久的珍貴歷史影像,竟也牵引出腦海裡關於林サン但又屬於自己的回憶。於是久違了的林サン又重新在心底具體了起來。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许就是这样罢。在一个感冒而极度疲乏的夜里,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到了林サン与无数的青年群众,梦到林サン向群众演说。在无数群众汇成的有方向的人潮中,林サン也如消融在大海中的水珠一般,和大家一起走着。有人喊起「向林书扬同志致敬!」只手握拳向天高举着。「向林书扬同志致敬!」只手也握拳向天高举着。此起彼落,一呼百应。

最后我还是醒了,醒前终于在拥挤的青年人群中挤到了林サン面前。穿着西装外套、背着公事包的林サン竟年轻了起来。多了那么点头发,脸上原本坚毅的、只有革命者才有的轮廓也柔和了许多。他有点不好意思却又谦虚、谨慎地说--「不需要这样、不需要这样了。」

梦醒之后,这样的长梦只像是瞬间的事。林サン生前,我曾听过这样长的演说吗?为何醒来之后令人如此悔恨,竟然记不起丝毫内容?无论如何,在林サン和广大群众在一起的梦中「记忆」里,我终于再次见到了林サン。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林サン,是二○一○年他前往北京治疗前几天。我与诗人施善继先生一同去万华的台大「北护」分院探望林サン。那次林サン对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4]没想到,尔今竟全都成为林サン对我的最后赠言。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林サン时,林サン对自己所说的话呢?我们还能真切地按照林サン的点滴鼓励继续前进并勇敢实践吗?梦到林サン的我,不禁羞愧了起来。

还记得聂绀弩这样的诗句吗?

 

我们是一条悠长而固执的行列--
饥饿的行列,
褴褛的行列,
奴隶的行列!
那走在一切人前的背影倒了!
我们是强健的,
然而受伤了;
我们是勇敢的,
然而受伤了!
我们是固执的,
然而受伤了!
在无花的蔷薇的路上,
在风雨连天的暗夜,
没有一点伤痕的,
不在我们底行列里。
那伤得最厉害的人倒了!
他是我们中间的第一个--
第一个争自由的波浪,
第一个有自己底思想的人民,
第一个冒着风吹雨打和暗夜底一切,
在无花的蔷薇的路上,
高唱着自己底歌的人民。
这第一个人民倒了![5]

 

一、革命自有后来人

因为林サン逝世而重新浮现出来的许多林サン遗影中,一帧照片抓住了我的目光。这张照片是由着名报告摄影家李文吉先生拍摄于一九九一年五一节的作品。相片里,林サン与作家陈映真先生头绑布条、并肩而行。在长长的行列里,两人手里都擎着一面工运战旗。画面如此粗犷、肌理壮阔,而又富于战斗力,令人难以忘怀。此时的林桑约六十五岁;距他出狱的一九八四年,仅是第七个寒暑。

1991年 林书扬与陈映真 李文吉摄

林サン与陈映真先生的这张合影,让我想起一九二八年左转后的台湾文化协会机关报《台湾大众时报》封面。

一九二八年左转后的台湾文化协会机关报《台湾大众时报》封面

左转后的文协俗称「新文协」,是岛内培养起来的左派领袖连温卿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夺取文协领导权之后改组而成的团体。一般而言,文协左转被视为台湾社会主义运动在岛内正式抬头的标志。新文协在一九二八年创办机关刊物《台湾大众时报》于东京,藉以规避岛内无法正常印行刊物的高压环境。该刊封面上,画着两名壮汉:一者代表台湾工人,打着赤膊的他高举着「一九二八」年的红旗;一者则代表着台湾农民,他顶着斗笠,发出吼声。--一九二八年新文协所期待的台湾工农,以及一九九一年五一街头上的林サン和陈映真,一样高举战旗、一样昂首阔步前进!构图如此相似的这两帧图,虽然只是一九二八年与一九九一年各自「定格」的某一瞬间,却让相隔长达六十三年的两个时间片段联系在一起。或者说:这正是一个长达六十三年的时代,从一九二八年走到一九九一年,从前一代人手中接过战旗往下传。而一九九一年之际的战旗,正犹然在紧握在以陈映真与林书扬为代表的台湾社会主义者手中,不屈地高举着!

实际上林サン与连温卿确实存在着某种「缘份」。林サン出狱之后的生活「初靠翻译赚稿费」。[6]其中,林サン曾于一九八六年翻译了戴国煇教授于一九七八年校定发表的连温卿一九三○年日记。该日记在《台湾风物》登出时题曰〈连温卿日记--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备忘录〉,林サン使用笔名「林劳归」。劳归,也许意味着历劫而归,或者劳动终日而赋归吧。这篇译文特别说明了译者来历。虽然说明仍是极度隐晦的:

林劳归,沈潜三十余年后,目前从事译述。[7]

林サン翻译连温卿这份日记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如何重新发掘台湾社会主义运动史以界定当前运动的位置与意义,是林サン直到不能动笔之际仍然关心的问题。

在我个人的经验中,第一次见到林サン时的话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时期的台湾社会运动史。当时我只是个高中生。走进当时还在大同区宁夏路的林サン办公室,我所受到的冲击全是不可思议的初体验。和煦的阳光通过百页窗撒落在林サン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摆设简朴的办公桌椅与书柜,就是高悬在墙上且逼视着任何一名入内者的马克思像、恩格斯像,与劳动党「黄星绿地满天红」的党旗。精心裱框起来的马恩像一看就知道是大陆印制的标准图,但画像底边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个名字,却是裱框前重新以毛笔精心书写过的(并顺便改成繁体字)。在台湾,什么样的人与事业,能像这样,在一个高悬马克思与恩格斯这两位「祖师爷」像的空间里推动呢?--对于此回的初见面,十四年后还能记得的,除了林サン的头发比较多之外,只剩林サン所说的这样一段话:「日据时代的左翼社运动员能力,有三十万人的基础。」相较于全台四百万人口,三十万人可说是非常高的数字。但这是真实的吗?林サン这段话成为我心中长久难解的谜。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林サン所说数据的关键不在于数字是否真实。此一完全无法通过任何现知史料而获得的数据,其实是只能通过隐蔽的口耳相传才能得到继承的资讯。林サン最初的口耳相传经验源于仍能感受到二○年代运动遗续的年少时期。除了族内曾经参与过运动的亲戚(比方曾经参与新文协活动的大表哥庄孟侯),隐蔽的口耳相传气氛也弥漫在社会上。林サン对于苏新(1907-1981)的回忆就是一个例子。苏新是他从未谋面的台南老同乡,是连温卿主持新文协期间《台湾大众时报》的编辑发行兼印刷人,更是台湾共产党创党党员。在光复之后的日子里,苏新加入中共、创立「台盟」。最终却因两岸的持续对峙而病逝北京,未能归乡。林サン回忆:

太平洋战争中的某一年,笔者还是一个中学生,有一天和几个朋友一起到市内一家书店去闲逛。无意之间看到一本书,书名是《家兔饲养法》(原著日文),[8]著者的名字是苏新。

我压低声音招呼同伴们。等他们围上来,我指那本书,还特地示意苏新两个字。他们先把书拿在手上翻了几下,却默不作声。

大家之所以不出声,是因为那位作者的名字有点不寻常。几个台湾孩子在一家日本人开的书店里不愿意念出声来。当时在军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大多数中学生可能没有听说过苏新的名字。但笔者是认识的。那一天在一起的同学们也认识。[9]

但林サン直面二○年代运动的契机,其实是因为牢狱之缘而得以直接或间接认识的二○年代老社会运动家,而三十万正是这些老运动家作为时代见证人而拼死留下的现地估计。无论这个数字如何值得检讨,都是现知任何史料难以替代的见证与记忆,并反映了运动者间的世代传承。林サン得以亲见的老运动家,举例来说,有台湾共产党的庄春火与庄守、民众党的陈其昌、赤色救援会的廖清缠、文协的周合源与王紫玉、农民组合的陈昆仑、被台共逐出农组的杨逵,以及年龄再轻一些的伍金地和许月里等前辈。正是通过这些老运动家对于二○年代运动的回顾与总结,才实现了二○年代社会运动者与林サン这样的四○年代运动者之间的接续。两世代社会运动者之间的历史记忆传承,对于运动者本身不但重要,在解严前后那段亟需重建历史记忆的时代里,二○年代的运动史与运动者回忆录,也成为左翼重要的启蒙工具。这点可从当时创办的《前方》、《海峡》、《远望》等刊物窥知一二。而林サン也根据这样的世代性格,首先将二○年代的运动规定为「人民左翼运动」第一期,将四○年代的规定为第二期,并将当前的运动规定为第三期。[10]

此外,为了全面重建历史并创造出有利于更多研究者介入此一领域的条件,林サン与王乃信先生等「老同学」--老政治犯们之间的互称--一道翻译了日据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运动史料:《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这套于一九三九年编纂完毕的史料,是台湾总督府编号列管的极机密资料。虽然光复初期便已外流(老台共萧友山是最早引用该书写作的人之一[11]),虽然六、七○年代海外反蒋运动也多次使用,甚至林サン本人就依据这套近乎一千四百面的史料在他主办的《前方》等刊物发表多篇历史论文,但这套史料始终只在理解日文的研究者中使用。由于林サン等老同学坚信这些史料的全面公开有利于积累于运动本身的发展,他们便组织了许多老同学参与翻译与校定,并委请许多大名甚至载于该书的二○年代的老同学作为顾问(比方前面提到的那些老运动家)。最终,该书在一九八九年实现了出版,五大册精装。[12]截至目前为止,仍是关于日据下台湾社会运动史的第一手材料和最佳译本。虽然新史料层出不穷、没翻译的旧史料也依旧存在,林サン等老同学翻译此书所立下的成就,却已然成为台湾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

进入大学读本科与研究生之后,我与许多关心「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朋友们多次在台北市马场町的「秋祭」参与文艺演出。马场町是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刑场,地处新店溪畔。当时,不知有多少优秀的两岸青年为了全中国的解放而牺牲在这个始终萧瑟的岸边。解严以后,在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的主导下,每年秋天都会在马场町纠集犹然在世的老同学及其二三代,在标志着他们仆倒的土堆前--这是国民党刽子手为了以砂土掩埋牺牲于该处的烈士鲜血而逐渐形成的土堆--举办「秋祭」。有这么一年的秋祭,由于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取得了白色恐怖期间牺牲烈士们的死前遗像,便通过电脑投影片的形式依次展示,表示悼念。之所以会有这些遗像,是为了使当权者(如蒋介石)确认当事人确实「伏法」而拍摄的。死前拍一张,死后再拍一张。无论死前多么挣扎或者不快,都得拍;无论死后如何鲜血淋漓惨不忍睹,也得拍。正是这样一个病态的法西斯政权,让烈士们的遗影用这种极其扭曲的方式保存了下来。就在照片的展示中,林サン突然把略为失神的我给叫住。

当时我坐在会场的中后方,作为运动领导人的林サン却也把自己隐蔽在会众中,静静地听着台前的演说,看着表演活动。他戴着经常使用的西式帽子,穿着经常穿着的风衣,就这样坐着。而我只是刚好就坐到了他的旁边。原来照片播放到曾经参与二○年代台湾共产党的林日高。二○年代的老「台共」大多因为反蒋反国民党与支持新中国政府而前往大陆,像林日高这样因为白色恐怖而牺牲的,诚属少见;而他牺牲是五○年代中期,已经是四九年前后那段屠杀高潮之后的事,算晚了。可是,照片中的林日高、距离死亡也许不到几分钟的林日高,竟仍浅浅地笑着。--此时的林サン看到这样的遗影,心底想到了什么?亲历了二○年代运动与四○年代运动的林日高,扎扎实实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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