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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惠:放在序言位置的书评——《橙红的早星》序

吕正惠:放在序言位置的书评——《橙红的早星》序

橙红的早星

当代文化研究
在《求索》之后,赵刚即将出版他的第二本论陈映真的专着《橙红的早星》。将这两本书合读,就可以看出赵刚对陈映真研究的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以后任何人想研究陈映真,都必需以这两本书为基础
作者简介: 吕正惠
吕正惠,一九四八年生,台湾嘉义人。先后任台湾清华大学与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治唐诗与台湾现代文学。

在《求索》之后,赵刚即将出版他的第二本论陈映真的专着《橙红的早星》。将这两本书合读,就可以看出赵刚对陈映真研究的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以后任何人想研究陈映真,都必需以这两本书为基础,没有细读过这两本书,就不要想进一步探讨陈映真。这是肺腑之言,不是为自己的朋友乱喝采。

在为《求索》写序时,我是以随感的方式简略的谈谈赵刚细读陈映真所得到的某些「洞见」,以及他阅读陈映真的极为少见的热情。现在再加上这本书,我认为就可以谈论赵刚陈映真研究的具体贡献,以及可能存在的不足,以便将来的进一步研究作为参考。

首先要提出的一点是,赵刚对陈映真每一篇小说的细读工夫远远超出以前的任何一个陈映真评论者。我自认为是台湾读陈映真比较认真的人,前后也写过三篇专论,但比起赵刚来,我的细读程度就远远不如他。很多细节,经他一指出,并稍作分析,我才恍然大悟。以下举三个例子。赵刚在评论〈苹果树〉时,特别提到三个穿海军大衣的人,坦白说,这篇小说我读了至少三遍以上,完全没有留意到这个细节。接着,他分析了穿海军大衣的人在当时的阶级成分,以及这三个人在小说中所可能蕴含的作用(见本书43─46页),这是任何评论者都不可能料想得到的。另外,他谈到〈一绿色之候鸟〉里的赵公,说他中风以后,别人发现他房间的墙壁上贴了许多裸体画,中间还混杂着「几张极好的字画」。墙上的裸体画这个细节我记得极清楚,但我一直看漏了「几张极好的字画」这一句,而这一句对分析赵公的人格却是极为关键的(见本书125─6页)。

第三个例子涉及到陈映真早期极少人注意的一篇小说〈死者〉。〈死者〉我一直读不懂,不知道陈映真为什么要写这一篇,而且小说读起来颇为枯躁。我们看赵刚如何指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细节:小说的主角林钟雄看到右边墙壁上二舅的照片是「穿着日本国防服」,旁边炭画所画的阿公却穿着儒服,而且手里还握着一本《史记》,而左边的墙壁上则挂着一帧抗战期间的委员长的画像,下面却是一张笑着的日本影星若尾文子的日历(见《求索》280─1页)。这个细节实在太有趣了,它也许未必是解开这篇小说之秘密的钥匙,至少可以看到陈映真对光复初期的台湾社会所感觉到的历史的荒谬感。

以上只提到我印象最深的三个例子,如果要全部罗列,还可以举出很多。我觉得,现在如果要进行陈映真研究,最好能够先把陈映真的每一篇小说至少细读两、三遍,再来看赵刚的解读,以及他在解读过程中所提出的、而你却没有注意到的细节,这对解读陈映真、以及理解赵刚的陈映真诠释,恐怕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

赵刚细读陈映真的第二项贡献,是企图全面的指出陈映真小说中的政治影射。由于五O年代恐怖、肃杀的气氛,政治上早熟的陈映真不能直接说出他真正的看法,只好以极隐晦的方式来隐藏他的真意。譬如,在〈将军族〉一篇中,他以外省籍老兵和本省籍下层女子的落难、相濡以沫、最后一起自杀来暗示两边的被凌辱与被损害的无产者先天上的感情连系。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鸽子们停在相对峙的三个屋顶上,恁那个养鸽的怎么样摇撼着红旗,都不起飞了。」这是老兵在多年后与台湾少女重逢,远远望着她时,所看到的空中景象。大约在八O年代末或九O年代初,大陆有个评论家指出了这篇小说的阶级色彩,并特别点出「红旗」这个意象。这篇小说台湾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但是从未有人注意到文中的「红旗」。经大陆评论者指出后,远景版的小说集《将军族》(1975)就被台湾禁掉了。应该说,没有人想到陈映真会以这种「夹带」的方式来满足他对另一种政治理想的向往。而且,在大陆评论者之后,台湾也没有人按此方式继续追寻下去。

就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赵刚是唯一系统寻找陈映真小说中的政治暗示的人。他第一次尝试分析陈映真的小说时就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他在陈映真的第一篇小说〈面摊〉中就看到了几次出现的「橙红的早星」,也就是说,从第一篇小说开始,陈映真就一直想要在他的作品中「塞进」一些政治内涵。赵刚在诠释〈祖父和伞〉时,说这篇小说的「两个春天过去了,尤加里树林开始有砍伐的人。我们,全村的人,都彼此知道自己有些难过」这几句,是暗示了五O年代国民党对台湾左翼分子的大肃清(见《求索》78─9页),我非常赞叹,认为是天才的发现,但似乎有人不以为然(贺照田好像就如此),但我觉得不会错,赵刚的敏感是不会有问题的。

关于〈永恒的大地〉,赵刚认为里面的父子两人是影射蒋介石和蒋经国,我完全赞成,因为在赵刚之前我就是这样阅读这篇小说的,不过赵刚的诠释明显比我想的还要周到而详尽(我的设想还不及赵刚的一半)。还有,〈一绿色之候鸟〉里的候鸟,「这种只产于北地冰寒的候鸟,是绝不惯于像此地这样的气候的,它之将萎枯以至于死,是定然罢。」他认为这是影射六O年代台湾知识分子所向往的美国的自由主义(见本书142页以下),这个我虽然完全没想过,但经他一指出,也觉得很有道理。我认为,凡是赵刚认为陈映真小说中有政治影射的部分,都不能随便否定,都值得我们仔细想一想。

以上所提的这两点,当然都跟赵刚所关怀的大主题密切相关,即陈映真在饱受政治压抑下的战后台湾社会经历了怎么样复杂的思想历程;这一历程涉及到日本的殖民,光复后国民党的接收,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后一大批外省人流亡到台湾,美国势力强力介入台湾,两岸隔绝,美国文化主导台湾,越战及越战所涉及的第三世界问题,当然接着就是七O年代以后台湾社会的巨变(国民党威权体制解体、台独势力兴起、两岸恢复交流等等)。因为陈映真长期以来都必需隐藏他的思想倾向,在小说中只能以极扭曲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赵刚这种极为细致的、有时甚至有点「想得太多、太深」的阅读方式完全是必需的。也许有人并不完全同意,但在衡量赵刚的解读是否有效时,一定要考虑到赵刚所勾勒出来的陈映真思想经历的那一条大线索,要把这些不同寻常的解读放在这个大线索下仔细检视,才能加以判断,不能只看每一篇小说、或每一个局部,就马上认为赵刚走得太偏了。

当然,整体的看,我们可以对赵刚所勾勒出来的陈映真的思想轨迹加以评论,指出他的贡献,同时也可以批评他的不足或过度诠释。但是,首先我们必需承认,赵刚是充分考虑到陈映真思想的多面性的。关于这方面,我觉得至少有必要提出两点,即陈映真小说中的两性关系问题,及外省人在台湾的处境问题;赵刚对这两个问题的重视,远远超出以往的陈映真评论,绝对值得肯定。

像我们这一代在六O年代后半的大学时代就开始读陈映真的人,凭直觉都感受到小说中到处弥漫着青春期的异性问题,而且陈映真的处理方式似乎特别迷人。但是,大家在公开讨论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总是轻轻略过。其实,不论在陈映真的思想中,还是在他的艺术中,女性,特别是女性的肉体及其诱惑力,都是关键,不处理是不行的。赵刚《求索》的第一篇长文的副标题是〈左翼青年陈映真对理想主义与性/两性问题的反思〉,就鲜明的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并且认为,这是陈映真的「左翼男性主体」的核心部分。我们或许不同意他的解读,但他把问题提到这个高度上,绝对是正确的。

陈映真对流落在台湾的外省人的重视,以他的台籍身份,在六O年代的台湾文坛可谓异数。我以前曾经提过,陈映真是「大陆人在台湾」这一题材的开拓者,并且还怀疑白先勇有没有可能受到陈映真影响(见《小说与社会》60页,联经,1988),但这只是简单的几句话。赵刚却始终把陈映真这种题材的作品置放于核心地位,并且从这个角度来谈论陈映真的思想深度。我甚到怀疑,陈映真对外省人问题的深刻理解,是他特别吸引赵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反过来,赵刚就能明确的指出陈映真这个面向的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肯定陈映真的思想,这也是赵刚的重大贡献。

赵刚对陈映真思想中的另一个比较受到重视的问题,也有他独特的看法。首先,一般比较注意陈映真为什么早在六O年代中期就开始批判台湾文坛流行的现代主义。对于这个问题,赵刚的视野更为广阔,因为他发现了陈映真在很早的时候就对美式文明对台湾的影响采取一种反省与批判的态度,本书中论〈一绿色之候鸟〉的最后一节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另外,在《求索》一书中的第二篇论〈六月里的玫瑰花〉又更集中的加以论述。如果我们结合〈唐倩的喜剧〉以及陈映真入狱前所写的几篇杂文,就能够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

分析〈六月里的玫瑰花〉的那一篇文章所以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看到陈映真对美式文明的警惕终于发展为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批判,与对第三世界问题的关心。这证明陈映真在入狱以前已因为越战而清楚的认识了这个问题。因此,陈映真在出狱后接着就写出了〈贺大哥〉及《华盛顿大楼》那一系列小说。赵刚这篇文章清楚的分析了入狱前和出狱后陈映真思想的承续性以及随后的发展。这篇文章和紧接着的论〈云〉的那一篇,对了解陈映真的思想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我就用三个问题来表明赵刚一方面注意到陈映真思想的多面性,但另一方面又始终掌握住陈映真从台湾出发所发展出来的政治关怀,并随时把这些多面性和政治关怀的主线密切连系在一起。看了赵刚这些评论,我们就会觉得以前我们把陈映真看得太简单了,至少我个人就没有很留意的把陈映真的各个面向努力结合在一起,而往往只看成是他个人某种个性上的矛盾的产物(我论陈映真往往比较强调他的矛盾及艺术上的不足之处)。

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要不然,在赵刚之后,似乎就可以不用在陈映真身上花任何工夫,只要好好研读他的文章就可以了。当然不是这样,我所以综合谈论赵刚的一些重要看法,实际上是想说一说,在赵刚之后,如何循着赵刚所开拓的路子,把一些问题探讨得更彻底。

首先,赵刚的陈映真研究是一篇一篇写成的,他的原始的出发点是想要逐篇分析陈映真的小说,但在过程中,自然要把许多思想上的问题比较集中的在某几篇小说的分析中加以论述,这就形成了《求索》那一本书,而似乎比较单纯的逐篇分析就构成了目前的这本书。但实际上,很多问题是纵贯两本书的。读完了赵刚这两本书,我们也许会觉得,可以循着陈映真的写作阶段和思想发展阶段把一些问题更集中的讨论。当然,这就是写另外一本或几本专论了,这种工作赵刚应该不会再考虑的,这是后来者的事。

如果要继续做这个工作,也许可以消除赵刚这两本书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适切的把陈映真的思想发展加以定位。我个人觉得,赵刚可能把陈映真的思想状况想像得过于完美了。譬如,在论述〈一绿色之候鸟〉时,他说,绿色候鸟可能影射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这一点我是同意的。接着在谈到当时陈映真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时,他又说:

因为陈映真在「自由派」一心要在他乡生活,要成为他者的「希望」中,看到了绝望。反而,吊诡地,他有时反而在有文化本源的人们的身上,看到了任何未来的希望所不可或缺的基底:对主体历史构成的自尊自重,以及一种强野之气。(本书143─4页)

当时陈映真对中国传统的态度是否如此,我是有一点怀疑。我觉得陈映真虽然明显反对当时知识界的全盘西化,但对传统应该如何,他恐怕还没有认真加以考虑,与其说他已经考虑到文化本源的问题(当时他已经想得这么深了吗?)不如说他从现实社会上清楚体会到美式文明在台湾的无根性。当然我的感觉不一定正确,但赵刚在作这些判断时,「准头」是否恰到好处,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

全书中关于每一个阶段陈映真思想状况的理解,我常常想跟赵刚好好讨论,主要就是很难拿捏那个「准头」。我也知道这是很艰难的工作,因为我们所能面对的陈映真的客观资料并不很丰富,而我们又没有跟陈映真同时生活在同一个圈子,很难体会当时知识界的气氛。这也不是赵刚独有的问题,现在许多论述六O年代的书,在我看来,常常是讲过头了,至少我曾生活在六O年代后期的大学知识圈,我的感觉就常常不是那个样子。因此,如果我们能把赵刚的工作做得更完美、更精细,而且有更多的资料可以佐证,那么,也许我们就可以为战后台湾社会的知识分子心态史奠定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

还有,我觉得在涉及陈映真小说中的异性问题时,赵刚可能把陈映真在小说中的描写诠释得过于理想了。这是否能完全称之为「左翼男性主体」的自我反省呢?这个问题赵刚在《求索》的第一篇中有极详尽的发挥,但我总是不能十分首肯。如果要说明我们两人看法的异同,恐怕不得不进行详尽的分析。我这里只想指出,在这个地方,赵刚也许有一点说过头了。

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赵刚重视陈映真思想线索的解读,透过小说中的很多细节去揣测陈映真当时难以宣之于口的思想秘密,这些我大部分都很惊叹;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作品中的许多独特的影射和类似寓言的情节架构,就其最后表现出来的形态来讲,在艺术上是否成功或失败,成功到什么程度、失败在什么地方,赵刚是不太加以考虑的。不过陈映真终究是个小说家,完整的陈映真研究是应该包括这一部分的。像〈面摊〉和〈我的弟弟康雄〉这些小说,不论如可表现出陈映真的思想状态,我总觉得不是成功的小说,即使赵刚敏锐的指出了〈面摊〉中的「橙红的早星」,但仍然不能改变我从艺术上对这篇小说的判断。

在那个禁忌重重的年代,像陈映真这样思想上处在绝对不安全的情况下,「如何写小说」对他来讲是非常重大的艺术问题,同时也是生活问题,因为不能在艺术上真诚,生活不可能不出问题。陈映真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困难处境,其实是戒严时代台湾社会的重大问题的极端表现,因为这可以看出,这个充满敌意的社会如何严重的扼杀了艺术的发展,如何让真诚的艺术家比在夹缝中生存还困难,就像小草挣扎着要从乱石堆中生长出来一样。透过这个问题的彻底分析,我们才能真正清楚的看到战后台湾社会的严重问题。赵刚不太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有他的工作目标,但我仍然觉得,这个工作也很重要,应该有人藉着赵刚开拓的基础好好做下去。

我写过一些书评和序言,总要把好处讲多一点,也要把批评的意见尽量减少,并且尽量委婉。我这篇序不论赞美还是提意见,都毫无虚词,我想以此来表达我对赵刚的敬意。

20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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