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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从中国革命风暴而来--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

邱士杰:从中国革命风暴而来--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

《美国统治下的台湾》封面-陈映真

人文与社会;作者赐稿--陳映真創作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论文
「社会性质」问题是一个有浓厚马克思主义色彩、并透过共产国际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而产生的理论传统。陈映真于90年代放下小说创作之后,在大陆、韩国,以及台湾不同世代所提出的「社会性质」论(或论争)的基础上,形成他自己的「社会性质」论。陈映真在80年代即面对的分离主义问题(分离主义的论述以及分离主义的成因),是考察陈映真转入「社会性质」研究的重要媒介;而本文所研究的陈映真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以「社会性质」论为媒介的马克思主义观。
标题

引言

1980年代中期「台湾结/中国结」论战以来,陈映真即试图从「冷战、内战」之「双战结构」下的台湾资本主义发展来解释台湾社会内部各种问题(比方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败坏或分离主义运动)的因由。但80年代的陈映真并没有全面解决他所意识到的问题。六四事件、《人间杂志》停刊,以及陈映真访大陆之后,陈映真的思想进入了更深层的阶段。这个阶段同时也是他暂时放下写小说的笔,专攻政治经济学批判(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上,陈映真从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等三次论战以来所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出发,将台湾社会史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作为研究重心。1992年起,陈映真集中编译出数卷台湾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他试图综合这些作品而提出了自己的(台湾)社会性质论。90年代末期,陈映真开始发行《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并继续发展他的「社会性质」论。到了2000年,陈映真(乃至以「人间」为主要出版阵地的各作者)的「社会性质」论透过以陈芳明论述为对象的批判而得到全面表述。

虽然陈映真所重视的「社会性质」论并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马、恩、列)所直接发明,却是一九二零至四零年代的共产国际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下的学术传统。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影响下,不同时代的台湾社会主义者(比方台湾共产党)也发展出许多有「社会性质」之实的论述。台湾旅日左翼学者刘进庆(1931-2006)是战后台湾第一个完整发展「社会性质」论的学者,其著作堪称台湾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的里程碑。陈映真绍述了这些先行者的成果并加以规范化,从而形成他自己的、以「社会性质」来划分的历史分期。本论文将试图揭示陈映真「社会性质」论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可能的启示;而本文所研究的陈映真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以「社会性质」论为媒介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社会性质」问题的来由

(一)、争论不休的问题:革命「一步到位」或者「分几步走」的选择

对于诞生于西欧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运动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历来是基本目标。就革命任务而言,社会主义革命要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配的私有制社会,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社会;就革命动力而言,社会主义革命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人阶级所推动;就革命性质而言,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则被视为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关键指标。[2]

但当运动延伸到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生产方式之间存在某种消长趋势,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不取得支配性地位的地区时,社会主义革命有没有必要、有无可能、如何可能,就成为显而易见的问题。

由于私有制下的每个生产方式内部都有阶级对立存在,因此,在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条件下,特定区域之内可能交错着各种阶级对立。比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阶级对立是「资产阶级/工人(无产)阶级」,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则有「地主/农民」、「奴隶主/奴隶」之类的阶级对立。

社会主义运动也许可以不考虑这些对立而直接进行以工人阶级为革命动力的革命。但从历史上来看,运动在多数情况下还是愿意考虑联合可能联合的阶级。[3]比方联合农民去进攻。以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来说,当时的民粹派主张俄国可以依靠农村公社而跨越资本主义社会。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俄国开始发展,因此村社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阶级对立。所以,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无产阶级化的贫苦农民可以成为同盟者,资产阶级化的富裕农民则是敌人。当然,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番见解并不只是为了说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而更是藉由批判民粹派的论点而打击民粹派。[4]

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未征服全中国,致使工人阶级的数量少;加上中共在1921年建党之后所推动的工人运动在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转入第一次低潮,因此工人阶级能否与其他阶级合作、与哪个阶级合作、[5]如何合作,成为中共必须面对的问题。又由于合作总是要找寻各阶级都能接受的步调才能进行,就产生了革命应该「一步到位」还是「分几步走」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选择革命性质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前述俄国革命中早已出现的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立说明中共决定「分几步走」。然而当时的中共没有将「阶级」分析紧密联系于「分几步走」的决定。因为「阶级」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之后才得到关心的问题。如瞿秋白(1926)所云:「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然而「阶级」分析与「分几步走」的决定也没有在「五卅」之后产生紧密联系。因此周恩来(1983:158-160)曾评论云:「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后来才知道: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

直到1927年国共分裂激化了共产国际内部的路线斗争,才使联共(布)党内长期存在的革命性质论争--即「分几步走」或「一步到位」的选择--藉由中国的场合而再次得到讨论:

1.        以斯大林(И. В. Сталин,1879-1953)、布哈林(Н. И. Бухарин,1888-1938)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主流派主张中国革命必须「分几步走」,每一步有每一步该完成的革命任务以及完成该任务的政权。第一步是实现多阶级共享的政权(比方工人阶级与农民共治的「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政权把推翻前资本主义社会当成革命任务,而这一步的革命通常被称为「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则是工人阶级所独掌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权把推翻或阻止第一步所可能实现(或已经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支配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当成革命任务,而第二步的革命通常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6]

2.        托洛茨基(Л. Д. Троцкий,1879-1940)反对派主张「一步到位」。他们认为:所谓的第一步的政权「工农民主专政」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完成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被主流派摆在第一步去完成的革命任务,恰恰只能直接透过第二步的政权才能完成。至于第二步的政权能不能进而完成第二步本身的革命任务,取决于各种条件,特别是世界革命的进程。[7]

(二)、1930年代的三次论战

历史地看来,中国的社会科学有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传统,那就是科学地、怀有高度主体意识地、不断提高了对中国社会和历史本质的认识,善于结合中国的具体条件,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为中国的救亡、改造、建设和发展,做出大量重要的贡献。一九三○年代初,接受新的社会科学只不过十来年的中国年轻的社会科学家、思想家、革命者和爱国的知识份子,在北伐革命失败的余痛中,展开了范围广阔,卓有理论深度和知识开创性的「中国社会史论争」。这个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学术论争,讨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讨论了相互的变革运动的本质、运动的力量分析和改造中国的前途等等,影响十分深远。一直到一九八○年代,南朝鲜社会科学界和社会运动界展开「韩国社会构成体论争」时,中国三○年代「社会史论争」所留下的业绩,仍为南朝鲜社会科学界所征引。(陈映真,1997d)

主流派与反对派间的争论从苏联延烧回中国,引起中共党内的分裂以及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三次论战。论战参与者有主流派、反对派,以及国民党左派;但主要是前两者。论战的焦点是所谓的「社会性质」问题。由于「社会性质」是一个在论战中逐渐丰富自身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概念,难说有什么确切定义。但当时所谓的「社会性质」基本上还是围绕着马克思的某些定义被理解与运用,特别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这两个框架。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1962:8-9)

「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框架下的社会性质,相当于「社会形态」范畴;「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框架的社会性质,则相当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因此社会性质同时具有「经济基础」与「社会形态」的意涵,并成为联系起「上层建筑」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媒介。

社会性质之所以成为论证「一步到位」或「分几步走」的论据,与主流派、「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框架有密切关系。对于主流派来说,存在于中国范围内的各种生产方式各有相应的阶级对立,[8]因此分析各种生产方式本身及其之间的关系,能够探知中国各阶级的力量对比与经济利害。以此为基础,便能决定工人阶级应该同谁合作、以谁为敌,进而决定革命是否「分几步走」。就反对派而言,其实未必需要以「社会性质」作为「一步到位」的论据,因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支配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可能更有利于论证「一步到位」。但因为主流派积极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才引起反对派的积极参与。总之,如德里克(Arif Dirlik,1940-)所言:主流派与反对派双方「得出了共同的结论:中国的分析并非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而是在社会内部--在存在着敌对利益的社会各阶级之间。」(Dirlik,2005:68)

虽然「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框架与「一步到位」或「分几步走」的争议有密切关系。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框架并未因此而被忽视,甚至可能更重要。虽然该框架的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因百年来的中国国际地位的低落,上层建筑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势力影响中国经济基础的媒介。国民党左派特别重视这个框架。因为他们强调中国的经济基础没有主流派或反对派所说的那些问题,问题出在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上层建筑,因此需要来一场推翻上层建筑的政治革命。(Dirlik,2005:68)

虽然这三次论战使「社会性质」的两种分析框架基本成形,但全面从两种框架说明「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的论述,还要更晚才出现。此即1940年代初形成的「新民主主义论」。

(三)、1940年代出现的「新民主主义论」

三○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理论的探索和开发,结晶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论这样一个结论。从这个结论出发,一九三九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规定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而提出了相应的中国改造论:即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样一个重要结论。以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为基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指导了一场推翻百年来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压迫、消灭数千年残酷的封建统治的伟大革命,并取得了胜利。这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钜大成就与贡献。(陈映真,1997d)

「中国社会性质」等三次论战与中共所逐渐取得的实践经验与独立地位,为共产国际战略的中国化创造了条件。194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中国化的具体成果。「新民主主义论」的纲领性文献以毛泽东所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毛泽东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1971a:111-112)[9]

「新民主主义论」有钜观与微观两个层次的架构。其钜观架构主要是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说明中国本身的历史发展与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微观架构则是从阶级的角度说明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说明谁是工人阶级的敌人、谁是工人阶级的朋友。

先来谈钜观架构。

前述三次论战确立了一种规范认识,论争中的各派都承认中国存在着一个「封建」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时代,问题只在于上下限。[10]以这种规范认识为基础,「新民主主义论」分别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两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1.        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社会性质」)」来看:中国「社会性质」在鸦片战争之后仍以「封建」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虽然外国的侵略开始瓦解这种支配地位,但并不能完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而代之。因此中国「社会性质」便陷于封建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彼此僵持(乃至前者占优势)的「半封建」状态中。

2.        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社会性质」)」来看:

甲、首先,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文化与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1971b:149)[11]

乙、其次,如果中国在外国侵略中完全失去自己的上层建筑,就成为「殖民地」;但中国毕竟维持着自己的上层建筑,因此被称为「半殖民地」。「新民主主义论」藉由「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来说明中国「社会性质」的「半封建」化并非中国本身自然所致,而是外力介入后的结果。

为了凸显中国「社会性质」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条件下走向「半封建」,「新民主主义论」做出如下规定:(1)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被规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仅仅是「半封建社会」。(2)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成为「殖民地」,因此包含东北在内的中国「社会性质」就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不仅仅是「半封建社会」。(毛泽东,1971a:103-110;1971b:150)

由于「新民主主义论」强调「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因此该论所谓的「半封建」不能理解为「半资本主义」的另外一半,而必须理解为一种畸形存在的「封建」。[12]按「新民主主义论」的逻辑,「半资本主义」理应由民族资本所构成;外国资本不被承认为「半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但由于外国资本极大打压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就导致了「半资本主义」不存在,从而也不可能成为「半封建」的另一半。总之,「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半封建」不等于「半资本主义」。

再来看微观架构。

如何认识「封建」生产方式内部的阶级对立,是「新民主主义论」微观架构得以成立的前提。在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1901-1969)首先按时间先后把三次论战中成为共识的「封建」时代再细分为「封建领主制」与「封建地主制」的两个时期,并且把「地主/佃农」关系视第二个时期内的主要阶级对立。[13]

「新民主主义论」对于封建生产方式的理解也是「地佃关系」,并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始终存在封建生产方式。因此「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如下的阶级分析:地主阶级是应当打倒的敌人,农民阶级则是应该团结的朋友。又虽然中国也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打压了企图发展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也不应全部视为敌人,而应该争取这部份试图发展民族经济的资产阶级,也就是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农民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必须透过私有制来维护其利益,但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可以争取的盟友,因此工人阶级必须把以消灭私有制为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做为革命的第二步,而第一步必须采用足以促使各阶级步调一致的要求,即民主主义革命。又由于资产阶级孱弱,因此不可能期待资产阶级来领导曾经在西欧实现的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毛泽东所命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二、陈映真「社会性质」论的背景与主要内容

(一)、投身台湾「社会性质」研究的动机

陈映真对于「社会性质」问题的关注,可能与他惯于从「阶级」思考问题有关。除了他自己的小说之外,陈映真的许多评论都显著地体现了陈映真--或者,作为「许南村」的陈映真--试图透过「阶级」分析去说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作家如何产生这样那样的创作。[14]然而陈映真对于作家及其作品的「阶级」分析,并没有成为他通向「社会性质」论的媒介。80年代及其之前的陈映真至多针对特定时代的「社会性质」提出说明(比方清代台湾[15]或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但这方面的说明通常不是主题本身,而是某种背景。

到了90年代,陈映真开始把台湾史的历史分期纳入他对「社会性质」的探讨,并使「社会性质」的历史分期成为他发展论述的主题或骨架。「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有什么关系?若以饱受批判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五阶段论」来比喻,则所谓「社会性质」历史分期就是判定「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时代断限。虽然台湾社会史的「社会性质」历史分期有时与台湾主权归属的不同时期有部分重合,然而以「社会性质」为标准而产生的历史分期,正是为了在主权的保持(或更迭)之外,说明台湾「社会性质」的变化(或不变)。而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主要是包括历史分期在内的「社会性质」论。

为什么陈映真选择在90年代发展他的「社会性质」论,而不是更早?一种可能是90年代逐渐宽松的政治气氛所致。如陈映真(1991b)所言:「目前的环境和条件,是比较有利于科学的、理性的论述。」与90年代相比,80年代的陈映真论述多多少少有点顾忌。比方他经常提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词,就被他从「革命」改成「变革」,或者整词改成「革新、民主主义革命」(陈映真,1987b:66)之类的用语。这种暧昧使得研究者不容易推想陈映真各种论述--比方迎战分离主义时产生的论述--背后的理论架构、不容易推想陈映真的思想所到达的高度。相较于此,依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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