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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那是一个奇异的时代(访谈)

女作家王安忆是五十年代生人,在八十年代即已成名。1983年,王安忆和母亲茹志鹃应邀赴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这次访美对她冲击很大,回来之后,她的小说风格和审美趣味发生了重大改变,开始写出《小鲍庄》等小说,我们来看看她对这段奇异的充满变数的历史是怎么说的。

编者按:女作家王安忆是五十年代生人,在八十年代即已成名。1983年,王安忆和母亲茹志鹃应邀赴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这次访美对她冲击很大,回来之后,她的小说风格和审美趣味发生了重大改变,开始写出《小鲍庄》等小说,我们来看看她对这段奇异的充满变数的历史是怎么说的。

谭:现在社会上读者的口味改变了。他们似乎对通俗的文学或非文学更有兴趣。外界其它的东西也分散了他们对文学注意力,文学成了大众文学的时候,对作家有什么影响?

王:这个时代是一个我不太喜欢的时代。它的特征是外部的东西太多了。物质东西太多,人都缺乏内心生活。我甚至很怀念文化大革命我们青春的时代。那时物质真是非常匮乏,什么都没有。但那个时候我们的内心都非常丰富。我想我们都是在那种内心要求里开始学习文学。在今天的社会里,我觉得年轻人都非常性急,性急地想从阅读里得到快感、性急得没有一点耐性说我静下来好好地去想一想、慢慢读、慢慢地去得到这种乐趣。他们要快速地得到乐趣。在这种状况下,读小说变成一种奢侈的东西了,成了一种奢侈的娱乐。读小说要有一种准备。你要慢慢地进入小说里面。因为要从一个现实的世界进入到一个虚构的世界里,这种准备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做。他们愿意一下就切入到一个使他们惊奇、吃惊、震惊的世界里去,然后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愉悦与刺激。这种情况下,读小说的确变成一件很艰苦的事情。我个人比较幸运。我在八十年代已经成名。成名起码使别人对我的小说带有一份信任。读者拿着我的小说不会像对其他年轻作家,有一种试试看的心情。他们还信任你,耐心地读你的小说,相信读这小说不会白费时间。现在一些年轻没有成名的人写小说是要花很大的决心去选择的。他们的确很困难,必须说出一些很古怪的话,做出一些很古怪的姿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读者才会有耐心去读它。所以说这个世界变得非常即兴。看起来好象很满,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单调。我觉得这个时代做小说家,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我对自己的小说比较有自信,别人还信任我的小说,我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下去。但是我对整个文学的前进与状况是非常悲观的。

我比较幸运,生长的时代是比较匮乏的时代。我们好象得到一种训练,一种精神生活的训练。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这种训练。我看到今天周遭的孩子,他们的娱乐消遣,全都是和消费有关的:去唱歌、去吃饭、去旅行,都要花大笔大笔的钱,好象没有一样事情是我什么都不要借助,我一个人就可以使自己快乐的。所有的孩子都没有这种训练,所以他们不会。你跟他说,你可以看书、思考、找一个地方一个人坐在那儿、不要跟别人聊天,他们不会。这种训练往往是在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得到的。这真是个奇怪的时代。

谭:你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写作,会不会感到寂寞?

王:今天的危机是这样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缺乏,什么都缺,那时候真是觉得我缺的东西太多了。我第一次到爱荷华来好兴奋,美国真富裕。但就是这种匮乏训练了我们一种精神的能力。我现在特别担心大陆上的年轻人。他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很危险,他们自己并不意识到这种危险。他们都那么样的时尚、潮流。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在爱荷华,陈映真先生讨论到我们大陆上思想没有自由、思想太意识形态化。然后他就说:「你以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有自由了吗?事实上所有你的行为都是在一种强的暗示下:广告、媒体、流行。」他
当时说这话我觉得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他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跟我的是很不一样的。但是经过这十多年,我再看到陈映真的时候我对他说:「你以前说过的话一一在兑现。」大陆上这几年来变化得太厉害,这种变化很可怕。我昨天在看,爱荷华也在变,但它的基本格局是定了的。它再怎么变,还是和谐的、没有破坏性的,而大陆上的变,破坏性很大。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可怜。他生活在强烈的暗示底下,他们以为他们有选择,其实他们没什么好选择的。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非常无聊,完全没有内心的一个人的生活。我碰到许多年轻人。他们写小说,喜欢文学,但完全不看名著。你会很奇怪,他们凭什么喜欢文学呢?既然不看托尔斯泰,不看红楼梦,凭什么喜欢文学呢?喜欢文学的什么呢?他们有时候说得很坦然:「我要成功。」还有的很好,他们说:「我要把自己的话说出来。」但是当你听他们说的话,他们互相都很相像,很少有独特的东西。所以我为这些年轻人感到紧张,他们自己不觉得。而且大陆这种发展太快速了,不像美国的发展,它有一种积累,慢慢慢慢的,所以它还是非常合理地进行。大陆的发展是破坏性很大的,代价很大。这种发展底下成长的年轻人,他们缺的课太多太多了。而且他们是一种从根本上的缺,要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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