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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纪蕙:与赵刚商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理念

本文原载于6月24日破土网,回应赵刚教授《风雨台湾的未来》
回应赵刚教授《风雨台湾的未来:对太阳花运动的观察与反思》一文

要充分理解赵刚2015年6月4日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台派"乌托邦"》,需要联系他去年6月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发表的文章《风雨台湾的未来:对太阳花运动的观察与反思》(转载于《文化纵横》2014.6),甚至要参考汪晖在《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谈起》(《文化纵横》2015.1)中所讨论的统派式微与"独台"主流化。

显然赵刚的意图并不仅仅在于指出台派青年乌托邦式的热情,或是《岛屿天光》与《黑暗骑士》流露出的"现代自恋",他更在意于批判台湾以反服贸诉求所展开的占领运动,实际上受到了"中国因素"这个"最大兴奋点"的刺激,而陷入了恐中鄙中的论述。当台湾以反中的立场朝向激进台独靠近时,却无视于"谁是敌人",不分析"美国因素"对于台湾的政治经济制约,而不自觉地更为靠近亲美路线。

为了分析当前蓝绿两党独台与台独的"大和解",以及关于社运团体所提出的公民、人权、台湾、家园、文化等话语结构的内在悖论,赵刚也拉长了"一百年历史视野",分析反中反华的历史源头,以便拆解这些丛结,试图重新思考"中国作为一个理念"而根本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赵刚指出,两岸知识分子的责任,必须回应"当下之要求",思考"中国"如何可能真正作为具有召唤力的价值与实践的理念,以便能够提供"人类新的安身立命以及与万物相处共荣"的道路,以及"区域人民的正义、和平与尊严"。

关于赵刚文中谁是真正的敌人以及中国作为一个理念的提法,我希望展开一些我的想法。

 

我们都知道太阳花运动起因虽然是抵制立法院中强行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个占领运动所集结的声音却是复杂的。几个台面上的团体,例如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台湾农村阵线、台湾劳工阵线、台湾人权促进会、人民民主阵线、PLURS电音反核阵线、公民1985行动联盟等等,已经呈现了不同的立场。虽然这些台面上的团体的确有较高的共同诉求,大家的确目睹了这场占领运动中反中言论的突出,以及赵刚所分析的"中国因素警告"的各种威胁论述。而且,这些言论不仅出现于运动现场的各种标语中,也出自于在公开讲堂的大学教授以及民间人士口中。就这个问题而言,赵刚的分析是十分犀利而准确的。但是,这个现象虽然普遍,或是浮出于表面,却仍旧不能够简单地盘整化约为单一的反中反华心态,更不能够以此现象定位这次占领运动的整体面貌。

占领运动进入立法机构,抗议政党政治之下立法运作的弊端,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行动。占领运动的公开诉求,除了要求服贸协议退回行政院,建立监督机制以便审查服贸之外,也强调公民要能够参与、信息要公开、人权有保障、政府负义务、国会要监督,召开公民宪政会议,以及提出政党不应该控制立委的建议,提醒立委应该倾听民意。这些要求反映出人们对于台湾政党政治代议制度的不满。过去台湾的政党体制豢养了纵容政商勾结的民意代表,长时间暴露出了资本与权力透过体制而集中,官僚贪腐以及黑金勾结。不仅人民选出的民意代表被党团化,政策议案更被朝野政党的意志绑架。无论是杯葛、关说或是密室协商,都显示出民意代表早已无法代表民意。

这个象征性的占领运动,虽然背后有几个运动团体各自过去历史上累积的脉络,却真实地反向刺激了民间广泛的反省。除了台面上的言论之外,还有自主集结的医疗团体、食物供给线与艺术团体的参与,从不同的面向提供支援或是纪录活动。此外,虽然主要的运动聚集在立法院内外,但是各种讲堂也开始扩及全省,在台湾南北各大学课堂或是民间进行。这个事件的扩散效应,以及台湾社会内部酝酿由下而上的底层民主思维与社会介入的力量,需要长时间的观察与分析。

无论是赵刚所描述的素朴而具有"自赎意义"的台湾学生运动,包括"乐生"、"三莺"、"溪洲",还是2008年以后的各种社会运动,甚至是太阳花运动,都有复杂而重大的社会意义,其运动扩散的层面也都并不仅止于抗争场所或是抗争行动的时间点,而有其社会面横向与时间轴纵向的延展与深化。2008年以后的社会运动延续台湾社会运动的历史脉络,全面而深入社会不同议题,例如反对农地强行征收、要求小农经济、永续农业与粮食主权的农民运动,维护劳工基本工资、福利、工伤、工作环境以及移工的劳工运动,抗议国内或是跨国企业造成环境污染、公害、土地贱售而发起的环境运动,发动全民参与揭露政府包庇黑心商人的食品安全运动,义务役军人洪仲丘服役期间遭受欺凌虐待暴毙而引发的向台湾军方抗议并且要求改革管理制度与重视军中人权的白衫军运动,以及持续对于两岸农运、工运、偏远地区教育或是爱滋村问题保持关注与协助的团体与个人等等。这些面对不同脉络而自发组成的各种社会运动,绝对不能够简单地如同赵刚以极为犬儒的口吻所说,"2008年之后,'阶级'语言退开路障位置,使社运与台独合一"。

虽然有些时候这些社会运动的前期有组织动员过程,后续部分成果也会被政党"收割",但是这些运动的发生以及其诉求,却真实地反映也代表了台湾不同阶层与不同角落的老百姓声音。国家可以藉由开发之名与资本主义挂钩,也可以轻易地诉诸民族主义而集结选举人口,跨国资本更可以顺理成章地结合本地企业,透过政府的支持,而造成更为全面的资本与权力的集中,拉开贫富的差距,在本地形成各种形式被剥削的人口。在此现状之下,无论是民进党执政或是国民党执政,都呈现了"资本─国家─民族"扣连的结构。如果代表人民的民意代表已经在此结构之内,受到资本与国家或是政党意志的主导,那么人民的生活权利要如何被代表呢?地方上的老百姓要如何发声呢?

社会运动便是透过各种管道,从社会出发,使老百姓能够与身旁受到剥夺的人一起发声,或是彼此代为发声,以便让声音能够被听到,进而促使政府纳入考量,改变法规与制度。多数的社会运动更进而直接介入并且参与灾区村舍重建,创造社区艺文空间,协助偏远地区成立老人食堂,亲身进入农村或是部落,合作改善农地、水利与农产品直销,而重新构造社会空间、活化社区功能、加强民众参与,以便克服政党政治内耗之下官僚系统的惰性。这种回归在地社会并且经营家园的运动,是持续进行的运动,其实也正是社会主义中国曾经经验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共有经验,而不必被任何抽象概念所代表。

以社会运动的整体意义而言,质问服贸协议的未经审议而通过,质问核能发电厂的合理性,质问死刑的正当性,为何必然是反国民党或是反中呢?当台湾东岸海岸线大量被购买,地价大幅炒作而抬高,当整个大台北地区都在台湾核能二厂的撤离范围,而核二厂周围三十公里内却又超过五百四十万的人口,远远超出于福岛核灾撤离二十到三十公里范围的十四万人口,当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已经废除死刑,而死刑的争议必须持续讨论时,以不同的位置进行公共辩论,要求国家重新考虑并且调整其行政法令或是制度,为何不是老百姓应有的人民主权呢?如果这么多的社会运动,以及太阳花运动所牵动的这么多人的思想与情感,以及反覆涉入对于运动的反省,都被犬儒主义式地嘲弄而否定,并且简化为台独,那么,台独或是独台的意义就已经被这些社会运动所重新定义了。

 

在国家结合资本的结构之下,加上不同政党以不同模式所操纵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看清楚谁是"真正的敌人"?什么外来的力量会剥夺人民使用生活空间与生活资源的自主性?当资本与土地在权力结构之下大量地被集中,而使得人们无法取得生活资源,甚至可能会无立锥之地,社会运动所对抗的对象是谁?人们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到底在何处?

眼前我们所看到的,是当前透过国家机制以及在地政府渗透而快速发展的新自由主义与跨国资本帝国。无论是美国重返亚洲并且结合冷战盟友,进行东亚经济金融区域整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服务贸易协定 (TISA)等计划,或是中国"一路一带"的经济区域规划,包括了上海合作组织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Asia, CICA),金砖国家BRICS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South America),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Investment Bank):这些跨国区域经济霸权的合纵连横,显然是当前后冷战时期的新冷战结构,一种以跨国金融体系以及新自由主义逻辑所建立的区域经济霸权。主要的矛盾,就横亘于这个超越于老百姓而由政府所支持的资本金融主导结构,以及被摆置牵动而无自主空间甚至无法出场的的无产者与无分者之间。

跨国区域经济霸权的扩张,以及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发展主义,是一个自行运转的庞大机器,如同巨型多脚章鱼,身躯隐形于云端,而其腕足以及无数吸盘则灵活地探入各个社会,吸附当地资本与机构。如果不透过各别在地社会的内部介入以及抵制,这些资本结构必然会横扫各个社会,透过发展主义而使得跨国都市同质化,而各地的贫富差距与阶级分化则会随之恶化,却无法制衡。

所谓"真正的敌人",便不是简单的"美国因素",自然也不是"中国因素"或是"日本因素"。将中国或是美国与日本视为敌人,则是时代性的误识,而无法看清背后真正的敌人是结合新自由主义而自动运行的扩张式区域经济与跨国资本主义逻辑,以及欢迎这些凌驾于本地经济自主的强势结构的在地政府。面对这个基本矛盾,真正要采取的立场,并不是要阻断所有贸易关系或是选择单边依附区域经济霸权。社会的本质,便是人们的生计、交往与贸易。台湾处于几个经济圈的重叠处,自然不能也不必自外于这些经济网络。台湾应该采取的立场,应该是在地政府以及人民持续地介入与制衡,争取平等贸易与自主空间,协助在地企业的提升,并且在长远的目标上让本地企业以及经济模式脱离发展主义、市场自由竞争、以及资本累积扩张与私有化的恶性发展,以便能够建立更有多面向活泼交往而不被意识形态或是资本权力垄断的公共社会。

 

赵刚在《风雨台湾》一文中强调民进党在陈水扁政府后期主张的"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现实上已经独立",或是马英九所提出的"不统、不独、不武"等论点,正是独台主张,与台独趋同。以此前提出发,回溯独台立场的历史源头,赵刚指出陈水扁的务实政治或是马英九的弹性外交,早已在老蒋时期形成。蒋介石政权的"复兴中华文化"无法面对"中华文化"的真实面貌,才是台独反中的"不知情奠基者"。赵刚以陈映真的"左眼",批评Kano将日本因素结合台湾人而营造的历史意象,正如郝伯村在台北市长选举期间指出当时市长竞选人柯文哲是"皇民后裔"一般,对于历史过程充满了选择性的拒斥。这种否认共居此地的大多数台湾人曾经经历的历史过程以及生命经验的心态,与台独基本教义派否认外省人的生命经验以及曾经经历的历史过程,或是以"公民论述"进行纳入性的排除,似乎并没有差别。

这种对于历史的选择性否认与拒斥,也同样地反映出了赵刚对于持续变化与多重决定而不断生成之历史本质的无感。"一百年历史视野"并不是内在决定的演进过程,也不是回到某一个时间点便可以抹除任何阶段由无数内外因素构成而歧出并且累积沉淀的历史经验。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1949年或是1966年的中国,不是1927年黄埔军校国共内斗的共产党员集团,不是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与南北政府对峙,更不是剧烈变迁而异族杂处的历代不同帝国。历史中的中国经过漫长的大迁徙与异族文化融合,在长时期的佛教化,儒释道杂糅,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于希腊神秘哲学、基督教、巴比伦宗教与中亚文化的痕迹,加上蒙元时代以及大清帝国不同形式的疆域与思想的扩展,事实上混同而生成了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与不同社会。历代疆界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变动,被南北不同族群以战争侵入,或是以战争扩张,每一个朝代更有高度发展的严刑峻法,凌迟、腰斩、车裂、剥皮,动辄上千人的诛九族,也都曾经因为土地集中以及苛税暴政,而发生了数百次的人民起义。这是同一个中国或是同一个帝国吗?

同样的,台湾承受了中国历史的汉语文化思想传承,经历了不同的殖民经验以及多种文化冲击,更累积而生成了丰富而充满内在张力的不同文化与社会。这些不同的文化思想,都内在于台湾人民的文化经验之中。今日的台湾早就不是1895前的清朝社会,或是日本殖民时期、国民政府戒严时期的社会,甚至不是1987解严前后的社会。如果无法面对与承认眼前共处的人们的历史经验,无法接受台湾已经不是历史中的台湾,也不是历史中的中国,而是当前持续发展而共同经营的社会,那么无论是依靠以美国为主的区域经济霸权,或是依靠以中国为主的区域经济霸权,都无法解决台湾的问题。

 

"亚际思想共同体"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出路呢?除非能够清楚界定"亚际"以及"共同体"的意义,并且克服"亚际"各国竞逐的发展主义与军事防御,否则根本难以脱离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之下核心与边缘的不平等关系的复制。亚际之间,充满了相互重叠、相互伤害却又相互构成的历史过程,造成了各自更为强化的民族主义,也造成了无数共有的文化经验。除非我们能够历史性地分析这些相互构成的历史经验及其脉络,思考其中曾经发生的压迫结构,以及共同抵制的思想创造,并且超越现代主权国家的防卫性边界思维,否则我们便无法思考可以和平共处的共同体。

那么,换一个角度,赵刚所提出的"中国作为一个理念",在什么层次上可能会有其意义?看来赵刚应该不是简单地指向当前的中共政体,因为在没有充分条件之下,这个提议很难被台湾接受。赵刚应该也不是简单地指向历史中的中国,因为历史中的中国并不是同一个中国,也并不是同一个理想帝国。

赵刚以更为复杂的说法,提出了"作为一个理念"的中国。那么,这是什么理念?什么样的"中国"作为理念,不会是另外一个区域霸权以及新殖民主义的开启?什么样的"中国"理念,不会让台湾与大陆的社会因为当前两个政府所支持的跨国资本企业推动的发展主义,快速地往前奔驰,而陷入更为严重的阶级分化与被剥夺的状态?什么样的理念,不会让两岸的社会成为国家军事发展与武力部署之下的牺牲?什么样的理念,不会让两岸的人民回到传统层级化封建社会的沉默服从,而无法当家作主?

我们的确期待能够构想一个不仅是两岸而更是更大区域与全球的和平共处模式。但是,我们更关心这个促成和平共处的理念要如何实践?如何操作?汪晖曾经提出,台湾的新社会运动面对的政治抉择,是在冷战格局以及区域霸权中成为一个附庸,还是要重新思考"中国",探讨台湾社会的自主与平等如何与大陆探寻新社会道路的努力中发生重叠。这个"中国",是什么意义的中国?如果"中国"可以被视为解消霸权的场域,正如汪晖或许试图展开的模式,那么这个"理念"便不是简单的传统帝国框架或是现代中国主导的政治经济区域霸权,而是持续争取内部平等的解放动力,或是不断由下而上争取在地性自主空间的制衡力量,是所有自由人的联盟。

如果目前"中国"的概念框架无法提供这个内部争取平等以及抵制霸权的动力,那么,是否可以放弃这个框架,而重新思考一个可以促成此解放动力的共同理念,以便达到和平共处并且多向交流的自由人联盟或是小社会联邦?

 

(这篇短论的讨论,已经在我这学期所开设的课程《共产主义理念》中与同学反复讨论过,也和我的几个指导学生交换过意见。我要谢谢这些同学对我的挑战以及思想上的刺激。)

 

本文原载于6月24日破土网,回应赵刚教授《风雨台湾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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